新四军的不断发展壮大，不仅使日本侵略者胆战心惊，同时也令国民党顽固派坐卧不宁。1940年下半年，在日本诱降和英美拉拢的形势下，国民党顽固派又挑起了一次企图以武力消灭新四军的反共高潮。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致电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即何白皓电），诬蔑在敌后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不遵令”，“非法越轨”，限令于一个月内从长江南北撤到黄河以北。与此同时，蒋介石下令汤恩伯率9个师10万人向皖东北进攻，李品仙率4个师5万人向皖东进攻，顾祝同、韩德勤也准备进攻长江南北的新四军。

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中国共产党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于11月9日电复何、白（即佳电），列举了抗战以来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敌后抗日，打击日本侵略者，收复广大失地的大量事实，驳斥国民党顽固派对八路军、新四军的造谣诬蔑，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罪行，以及他们极力策动新的反共高潮的阴谋实质。但是，为了顾全大局，团结抗日，佳电中也表示作出一些让步，愿将皖南新四军部队撤往江北。

由于新四军军部局促皖南泾县云岭，目标很大，而这个地区地形狭窄，两侧都是国民党防区，后面则是国民党的大后方，驻有大量国民党军队，对新四军形成包围监视之势，使新四军发展受到限制。从革命力量的长期发展和实际利益出发，中共中央早已作出过将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主力向北转移的指示。电复何白的佳电发出后，中共中央又一再致电叶挺、项英，要他们迅速率部北移。叶挺衷心拥护党中央这些正确指示。他以叶挺、项英名义致电毛泽东、朱德，表示要将大批工作人员通过封锁线，并将部分资财经苏南至苏北以迷惑对方，再突然将部队由现地区渡过长江，转移到皖北。11月中旬，叶挺奉党中央指示，到上饶找顾祝同，就皖南部队北移路线及行军事项等问题进行交涉，并要求顾提前发给三个月经费，补发枪械弹药及粮食等物资。接着，他又到宣城县周王村与国民党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等人会谈。回来后，他立即组织了一个老弱病残和后勤人员的先遣队，先行撤离皖南抵达苏南。

但是，叶挺的工作却受到了项英的干扰和压制。项英到新四军工作以来，对叶挺不够尊重和信任；连党中央的一些有关重要指示，也不向叶挺传达，使叶挺的工作增加了很多困难。对此，周恩来曾经严厉批评过项英。更严重的是，项英对党中央关于新四军的发展方针及工作指示执行不力，相反却热衷执行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方针，对国民党顽固派抱有幻想，强调皖南的特殊性，不敢发展，不敢斗争，对党中央所作北移指示，一直拒不执行，因而一再耽误了部队北移的时机。

12月24日，中共中央又明确命令叶、项：“必须准备于12月底全部开动完毕；希夷率一部分须立即出发。”^[1] 但是项英仍然下不了北移的决心，相反却又向中央请示方针，借口拖延北移。为此，中央致电严厉批评项英说：“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来电请示方针，但中央远在一年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如果动摇犹豫，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顽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2]。

叶挺虽然身为新四军军长，但实权却在项英手里。他拥护党中央的指示，却无法付诸实施；他不满项英的拖延，却无法扭转这种局面，心里真是痛苦异常。他曾悲愤地将自己的心事对个别同志说：“中央又来电报了! 中央三令五申，要我军北上。我认为中央的分析是正确的。可是，项英就是不听!”他还说：“部队迟迟不动，中央是怎样看法呢? 会不会认为是我叶挺不愿走? 这种日子，我好像夹在两个轮子中间的一粒沙子，很不好过呵! 我的心是贴着党的，我为什么老是碰到这样的处境呢?”^[3] 叶挺难过得流下了热泪。

在中央一再督促下，1941年1月初，项英才正式决定部队北移。在部队北移路线方面，本来党中央早已明确提出过两个行动方案，即是：一，从军部驻地云岭向东，由苏南再辗转北渡；二，从驻地北面的铜陵、繁昌间直接渡江北上。新四军军部亦曾为北渡的两个方案，预先作了近两个月的准备，但因项英一再拖延北移，致使时机已失，现在只好改为向南绕道茂林，再东经榔桥、宁国附近，迂回天日山到苏南溧阳，待机北渡。而这时，顾祝同已调集了7个师的兵力，在新四军转移的道路上设下了重重埋伏，形成了大包围之势；国民党顽固派还故意泄露新四军北移路线，暗示日军对新四军进行截击。因此新四军此时北移，已经迟了！

1月4日晚，部队分成三路纵队出发。此时正是下雨天，天黑路滑，行动十分困难。部队行至青弋江边，原计划涉水而过，但因连日下雨，河水猛涨，只好临时架设浮桥。又因人多桥少，没有过去多少人，浮桥就被压断，大部队只好又涉水过河。经过这番折腾，队伍十分混乱，渡河之后，行进缓慢，直至翌日下午，才全部抵达茂林，由于过分疲劳，只好被迫就地休息一天，这就使部队的行动计划延迟了一天，而使敌人对我的合围又赢得了一天时间。

6日黄昏，部队分三路继续出发，向星潭、榔桥方向前进，途中遭顽军四十师、五十二师的拦击。叶挺对于国民党顽固派这一卑鄙行径无比愤怒，指挥部队英勇抗击顽军，并将其击溃。

1月7日，部队抵达丕岭。军部在丕岭山下设临时指挥部，军部领导人召开会议，讨论如何组织力量进行突围等问题。叶挺在会上提出：选择政治、军事素质较强的部队，组织三个主力团，不惜一切代价攻下星潭，突破敌人包围，向上官云相总部后方之旌德、宁图挺进，然后再转向江南，与陈毅、粟裕部队会合，待机渡江。但是，这一正确意见却遭到项英反对。项英认为这一举动过于冒险，强调部队从来不打硬仗，如果硬拼，就会引起重大伤亡。叶挺激动地说：“现在不是冒险不冒险的问题，更不是过去三年游击战争的时代，可以打不过敌人就走。现在是我们被顽军重重包围，你想走也走不掉了。只有坚决杀出一条血路冲出去，才能保住这支队伍。”^[1] 项英对叶挺的意见始终听不进去，会议一直持续了7个钟头，最后项英专断地决定部队从丕岭折回，向高岭方向突围，经太平转到黄山，伺机从铜陵北渡。项英还背着叶挺给各支队、各团党委指示：在必要时可以埋掉电台，准备上山打游击。项英的错误决定，大大挫伤了部队的士气，使得军心动摇，队伍混乱，从而丧失了冲破敌人包围的时机。

此时，国民党顽军采用前堵后追，两面夹击的方针，对新四军突围部队步步进逼。1月8日，军部向高岭进发途中，与顽军遭遇。叶挺亲自指挥作战，但无法突破敌人的堵截。不久，部队得到了一个紧急情报：上官云相调顽军于茂林堵住新四军后路，企图将新四军歼灭于山区。叶挺提出部队应立即集合出发，乘敌人立足未稳，向茂林方向突围，再由北向铜陵、繁昌之间渡江。但项英仍然犹豫不决，再一次坐失时机，致使敌人的包围圈越缩越紧。

在此异常困难的时刻，8日晚上，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人竟不辞而别，私自离开部队。叶挺知悉后，大无畏地挺身而出，力挽危局，挑起了指挥全军继续作战的重担。他召集团以上干部开会，悲愤地说：“我们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坚决杀出一条血路，冲出重围。我是执行中央指示的。我们要下定决心，不惜任何代价，为了党的事业，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了民族的生死存亡，坚决战斗到胜利!”^[1] 与此同时，他将情况打电报向中共中原局刘少奇报告说：“今（九）日晨北进，又受包围，现在集全力与敌激战，拟今晚分批突围北进。项英、国平，□□□□ [2] 于今晨率小部武装上呈^[3] 而去，行方不明。我为全体安全计，决维持到底。”^[4] 中原局复电叶挺说：“项、袁□□ [5] 不告而去，脱离部队，甚为不当……望你们极力支持，挽救危局，全力突围走苏南，并直令二支队接应。”^[6] 中原局随即将情况电告党中央。党中央电令“军中一切由希夷作主，小姚（饶漱石）辅之，全军应服从希夷命令。”^[7]

9日晨，顽军向新四军转移部队发动全线进攻。叶挺指挥部队奋力反击，双方展开激战。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新四军一些阵地相继失守。叶挺率军部直属部队、教导队、特务团等部撤至高坦。在高坦，叶挺召开会议，号召指战员们奋力打退敌人的进攻，然后从高坦翻过东山到石井坑，再向北突围。他向担任主要作战任务的教导队作了一次战斗动员说：“我们新四军是革命的部队，为了抗日，为了人民，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但是国民党蒋介石卑鄙无耻，比秦桧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们不打鬼子，反而阻止我们渡江杀敌。现在我们的处境危急。这是每个人献身于革命的重大关头! 让我们为革命，为无产阶级流尽最后一滴血吧!”最后，他庄严地宣布：“同志们，如果我叶挺临阵逃脱，你们可以随时将我枪毙!”^[8] 全体指战员听了叶挺的讲话，万分激动，一再振臂高呼：“团结在叶军长的周围!”“拥护叶军长的领导!”“打退敌人的进攻!”

会后，叶挺在高坦村以北高地上设置指挥所，刚毅沉着地指挥作战。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歼灭了大量敌人。当天晚上，部队离开高坦，沿东流山麓向东北方向转移。途中山路狭窄，崎岖难行。叶挺与战士们一道徒步行军。10日拂晓，部队穿过石井坑，快到大康王时，与敌一○八师遭遇，无法前进，只得退守石井坑。此时，部队已处于敌人缩紧了的重重包围之中，向外突围已无机会，叶挺决定暂时守石井坑。他指示部队占领石井坑周围的有利形势，以防敌人进攻；各单位就地收容冲散人员，整理组织；政治、后勤机关要动用所有经费，向当地群众尽可能多买粮食和牲畜，改善一下部队生活。他致电党中央的报告中说：“支持四日夜之自卫战斗，今已濒绝境，干部全部均已准备牺牲。”同日，他又向中央报告说：“我全军被围于泾县，茂林以南，准备固守，可支持一星期。请以党中央及恩来名义，速向蒋、顾交涉，以不惜全面破裂威胁，要顾撤围，或可抢救。上下一致，决打到最后一人一枪，我等不足惜。一周后如无转机，则将全部覆灭”^[1]。

当天下午，项英、袁国平等未能走出敌包围圈，又返回石井坑部队。叶挺严正批评了项英，指出他不服从中央命令，在政治上、军事上都犯了严重错误，给敌人以可乘之机；在战争紧要关头，未向中央请示，也未通知任何人，私自离队，脱离领导岗位，这个错误是十分严重的^[2]。这时，党中央已发来电报，决定撤销项英的职务，新四军政治上由饶漱石负责，军事上完全由叶挺负责；并望部队继续坚持数天，以待支援。

在叶挺率领下，部队在石井坑坚持战斗。11日，他致电党中央报告说：敌人各师“已于今日合围，预计明晨总攻，现已下生擒我等之命令。我们方针：缩短防线，加强工事，以少数钳制多数，控制一个团以上强力，选择弱点，俟机突击，给以大打击后，再做第二步，能突破当更好。现士气尚佳，惟粮弹不齐，不能久持”^[3]。12日，顽军发动总攻击，新四军部队伤亡惨重，东流山制高点亦为敌人占领，军部完全处于敌人火力控制之下，指挥部与各支队、团队之间的联系都已中断，全军指战员处于弹尽粮绝、精疲力竭的地步。在此异常危急的关头，叶挺毅然决定各部队根据实际情况，分散向四面八方突围，以尽可能争取保存更多的革命骨干和有生力量。军的领导人也分为两路突围。叶挺与饶漱石等为一路；项英、袁国平及周子昆等为一路。

13日拂晓前，叶挺等转移到大康王地方，但坑口已为顽军一○八师封锁，无法突围出去。下午，敌人向大康王发起进攻，新四军拼死反击，袁国平在战斗中牺牲。

当日，党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发出抗议皖南包围通电，严正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的阴谋，呼吁“立解皖南大军之包围，开放挺等北上之道路，撤退华中之剿共军，平毁西北之封锁线，停止全国之屠杀，制止黑暗之反动，以挽危局，以全国命。”^[1]

14日，新四军处境更为危急。饶漱石要叶挺下山与顾祝同谈判。叶挺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与他谈判根本没有条件。我是坚决不能去的。大革命失败后，我离开党已经十年，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我是深刻记取的!”饶漱石劝逼他说：“不是你自己要去的，是党派你去的。我自应向党中央报告……”叶挺只好说：“如果是党派我去，我就服从。”^[2] 叶挺带了叶育青、叶钦和等几名随从下山，随即为敌军无理扣押。不久，石井坑新四军阵地即为顽军全部占领，后来，项英、周子昆撤到大山上石洞中隐蔽，为叛徒刘厚总杀害。

蒋介石炮制了皖南事变后，竟然颠倒是非，于1月17日悍然宣布新四军为“叛军”，下令取消新四军番号，并扬言将叶挺“革职”，“交军法审判，依法惩治”^[3]。

对于国民党顽固派一手制造皖南事变的滔天罪行，中共中央立即采取了坚决回击的方针，决定重整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以示抵制国民党顽固派妄想取消新四军的反动军令。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表了一系列谈话与文件，揭露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的阴谋实质，说明皖南事变的真相及反对国民党进攻的方针。中央军委发表谈话中还提出了中共关于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其中包括要求立即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在重庆，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严正抗议，并在《新华日报》发表了“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所有这些，都是叶挺被俘后在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时的坚强后盾与有力支援。对于叶挺在皖南事变中的英勇表现，周恩来高度评价说：“在皖南事变时他( 叶挺) 是非常英勇的，想以个人的牺牲来保存革命的力量，比某些共产党员表现还坚决。”^[1]

[1]　《皖南事变》，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
[2]　《皖南事变》，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
[3]　《赤子之心——沈其震同志回忆叶挺军长》。
[1]　叶钦和：《为民历艰苦，大义照千秋》。
[1]　叶钦和：《为民历艰苦，大义照千秋》。
[2]　原文如此。
[3]　原文如此。“上呈”可能为“不告”之误。
[4]　《皖南事变》，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
[5]　原文如此。
[6]　《皖南事变》，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
[7]　《皖南事变》，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
[8]　叶超：《皖南事变中的叶挺军长》。
[1]　引自《皖南事变》。
[2]　陈子谷：《凛然正气，永载史册》，《回忆叶挺》。
[3]　引自《皖南事变》。
[1]　引自《皖南事变》。
[2]　叶钦和：《为民历艰苦，大义照千秋》。
[3]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通令》（1941年1月17日）。
[1]　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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