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挺，原名叶为询，字希夷，生于1896年9月10日（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四），广东惠阳县秋长区周田乡会水楼村人，父亲叶锡三是贫苦的农民。叶锡三年轻时曾漂洋过海，到马来亚做工谋生；后来返回家乡，租佃了地主十余亩地，每年收成除交纳租税外，所剩无几。叶挺的生母吴氏，是一位心地善良、酷爱劳动的家庭妇女。叶挺有三个哥哥，都因家贫病死；两个妹妹都卖给别人当童养媳，其中一个到夫家不久因劳动过累折磨而死。贫困的家境和不幸的遭遇，使叶挺从小就感受到阶级的压迫剥削，心中埋下了反抗的种子。

叶挺7岁时，进入本村腾云小学读书。学校有一位思想进步的陈敬如老师，时常给同学们讲解祖国积弱、饱受列强欺侮的历史，激励同学们发愤读书，长大了好救国救民。陈敬如还指导同学们阅读一些进步书刊，如章太炎的《訄书》和邹容的《革命军》等。出身贫苦的叶挺对陈敬如老师的教导铭记在心，认识日渐提高，常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来理解课文含义，提出自己的见解。有一次，他念了内容有“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的课文时，不以为然地对同学说：“这些话毫无道理，没有人耕田，能有千钟粟吗!”叶挺十分崇敬岳飞和文天祥等民族英雄，经常在学校门前的读书亭里朗诵他们的诗篇，念得激动时，声调慷慨激昂，行人也为之注目。

1911年，叶挺15岁，考进惠州府立中等蚕业学校读书。惠阳是革命党人活动比较频繁的地方，革命影响较大。早在1900年10月，这里就发生过郑士良领导的三洲田起义；1907年，又爆发过惠州七女湖起义。这些起义，都对少年叶挺有一定影响。他到惠州入学时，正值辛亥革命前夜，革命党人在惠州一带展开宣传活动，号召人们剪辫子。叶挺和不少青年人响应号召，当场把辫子剪掉。不久，革命党人在广州举行起义，受到清政府的镇压而失败。清政府大肆搜捕革命党人，连剪过辫子的人也不放过。惠州城内不少人亦因此被抓起来。叶挺也不能幸免，曾一度被捕入狱。事后，有些人嘲笑他“白吃苦头”，并怀疑他是革命党人。叶挺泰然地说：“能做一个革命党人，不是更有志气吗!”^[1]1911年10月10日，举行武昌起义，推翻了清王朝，从此结束了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对孙中山领导革命的丰功伟绩，叶挺无限敬佩。

叶挺的“叛逆”行为，曾招致乡里的非议和他父亲的责骂。父亲开始对他严加管束，并逼他立即完婚。叶挺不满父亲的这些做法，离开家庭，出外独立谋生。此时，正值设于广州黄埔的广东陆军小学招生，入学者可享受免费待遇。叶挺闻讯，前往报考，被录取。

叶挺在广东陆军小学学习，到1914年毕业，又考入了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即武汉南湖陆军中学）。这时，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篡夺。袁世凯一心想当皇帝，不惜出卖国家民族利益，与日本签订了二十一条卖国条约，激起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慨，各地很快掀起了声讨袁世凯卖国求荣的怒潮。叶挺奋不顾身地参加了这一爱国活动。他串连了一批同学，跑到驻扎在学校附近的湖北督军王占元的炮兵团营地，宣传演讲，号召该团士兵们起来参加反袁护国斗争。

在校学习期间，叶挺认真阅读有关进步书刊，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认识，探求革命真理。他尤其喜欢阅读创刊不久的《新青年》杂志，为杂志所鼓吹的科学、民主等新思想所深深吸引。1917年，叶挺写了一封长信投寄《新青年》，表达自己忧国忧民的思想和探求真理的志向。信中说：“吾辈青年，坐沉沉黑狱中”，“仆家计不堪，复哀国难，几不自支”；“故今日欲振污世，起衰溺”，“悠悠前路，不知能免陨越否耶?”信中还谈及自己对于觉悟问题的看法：“道德根本之基，果何如耶? 觉悟耳。”“无觉悟之心，虽道德其行其言皆伪君子乡愿立流亚也。今吾群之颓丧，正伪君子乡愿之流，扬波扶流，致一世胥溺。是非不辨，黑白淆混，贪赇骫法，鼓簧诪张，尽灭天良，日逐兽诪，而能逃出坑堑者实难其俦。有心人哀而药之，究循何道耶? 仆敢信独步单方，惟觉悟二字。除此二字，别无良药。”《新青年》编辑部很重视叶挺的看法，特将来信全文发表在1917年出版的第二卷第六号上，并加了“编者按”，说：“尊意以觉悟为道德之基，阳明之旨也”，“而力求觉悟于自身，是正确之思想也，是邻于科学者也”。诚然，什么才是真正的觉悟? 真正的救国救民道路何在? 当时叶挺还是不甚明确的，但这封信已表明了他勇于探求真理的精神及为国为民而奋斗的壮志。

1916年，叶挺从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学校毕业，旋即以优等生资格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工兵科学习。他目睹当时民国徒具其名，而无其实，帝国主义和军阀横行霸道，政治黑暗腐败，广大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因而激励自己更要勤奋学习，他日更好地为国效劳。当时军校是官费，免费供应食宿，但日常生活开支，仍要学生自己解决。叶挺家境贫困，因此平日生活十分俭朴。衣服鞋袜破了，自己动手补了又补。别人讪笑他寒酸，他毫不以此为耻，泰然处之。他对军校中一些富贵人家出身的花花公子，平日不努力学习，整天沉迷于吃喝玩乐的行为，十分厌恶。他喜欢与一些出身贫苦而又刻苦学习、要求进步的同学如邓演达等接近，互相砥砺，共同进步。

在保定军校学习期间，叶挺的父亲因病去世。后来母亲又病重。他请假回家服侍母亲，十多天后，母亲亦不幸病逝。因家中筹不到安葬费用，只好向一位富有的同族借钱。但是这个同族却乘人之危，除索要高昂利息外，还提出要将叶家所住房屋抵押。正在为难的时候，叶挺的一位到南洋谋生的哥哥秩平及时赶回，将带回的一些钱用来料理了丧事，家里的房屋才得以保留下来。这些遭遇使叶挺感慨万千，他悲愤地对家人说：“我们可以看清楚：财主佬是没有半点良心的。我们穷人要想摆脱贫困的命运，一定要团结起来奋斗。”^[1]

1918年，叶挺从保定军校毕业。他原想到德国留学，继续深造，但由于家境贫困，亲友又无力资助，虽经终日奔波，亦无结果，只好放弃出国留学的念头，返回家乡暂居。他不以自己受过高级军事教育而摆架子，相反却以一名普通百姓自居，平日在家下田劳动，还主动接近贫苦农民，向他们进行宣传教育。他说：我们为什么贫困没饭吃? 这是因为地主老财残酷剥削所致。我们贫苦人民只有团结起来，打倒反动政府和地主老财，才能得到翻身的日子。他还说：现在各派军阀互相倾轧，争夺地盘，造成连年战祸，美好河山饱遭蹂躏，置广大同胞于水深火热之中^[2]。他讲得激动时，不禁潸然泪下，听者无不动容。当时，桂系军阀莫荣新统治着广东。他为了笼络人心，收罗党羽，曾委任叶挺为惠阳县县长。叶挺对此嗤之以鼻，断然拒绝。

1917年冬，广东省省长朱庆澜将其驻潮汕一带的广东省警卫军拨归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管辖。孙中山便将这支部队改编为援闽粤军，作为国民党的基本武装力量，以陈炯明为总司令，邓仲元为参谋长。1918年，部队进入福建漳州、汀州一带积极练兵和扩充力量，准备回师广东讨伐盘踞广东的桂系军阀。叶挺听到这一消息，十分兴奋，托同学邓士章介绍自己前往漳州参军。他到漳州后，在第一支队担任参谋职务，与其他青年军官邓演达等人一道，积极工作，对部队练兵等方面提出很多建设性意见，深得参谋长邓仲元的赏识。邓仲元还将他介绍给孙中山。他平素十分敬仰孙中山，衷心拥护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从此，他更加坚定地跟随孙中山参加革命活动，成为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就在这时，他加入了国民党^[1]。

1920年8月，粤军奉孙中山命令从福建回师广东。叶挺奉命率领一支精干的队伍担任前锋。9月初，部队进至惠阳县淡水圩附近的黄皮径。敌军在该地设下伏兵，企图歼灭叶部，阻挡粤军前进。叶挺依靠当地农民的支持，并亲自到前沿阵地摸清了敌情，当机立断，对敌人发动突然进攻，很快就击溃了敌人。接着，叶挺率部继续向前疾进，攻克淡水圩。他们与友邻部队协同作战，于10月22日攻下惠州，为粤军克复广州扫清了前进的障碍。这是叶挺从军后所取得的首次胜仗，得到了邓仲元参谋长的表彰。10月29日，粤军收复了广州。

11月下旬，孙中山回到广州，重组军政府；不久，就任非常大总统。总统府设于广州市区观音山南麓。孙中山下令整编粤军，将粤军扩编为两个军，陈炯明兼第一军军长，邓仲元为第一军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邓仲元锐意改革第一师，提拔和依靠一些富有朝气的年轻有为的军官为骨干，将叶挺提升为第一师工兵营副营长（营长为李章达）^[2]。叶挺、邓演达等均是经过军校正规训练的年轻军官，深为邓仲元所倚重，训练部队等工作多依靠他们进行。1921年下半年，邓仲元将第一师的机枪营和工兵营等部合编为大本营警卫团，任命原师参谋长陈可钰为团长，叶挺为第二营营长^[3]。1921年10月，孙中山离开广州去广西桂林，筹建北伐大本营。不久，宋庆龄由叶挺率二营护送，前往桂林。

孙中山一向器重陈炯明，将其视为支柱。但陈炯明很早就心怀异志，极力发展自己的势力，与其他反动军阀相勾结，图谋打倒孙中山，以便进一步统治广东。为此他派人杀害了一贯忠于孙中山革命主张的邓仲元。孙中山知悉陈炯明的阴谋后，于1922年4月间宣布免除陈炯明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等职务，并从广西返回广州。这时，在陈炯明的指挥下，他所属的叶举、洪兆麟等部公开叛乱，企图打倒孙中山。

驻扎在总统府执行守卫任务的部队是警卫团薛岳第一营、叶挺第二营等部。事前，叶挺接到了叶举部的一名士兵密报，知悉陈炯明即将叛乱，便及时将情况“去团本部向陈可钰团长转报”^[1]。孙中山在知悉陈炯明叛变的确讯后，于16日深夜在警卫部队护卫下匆忙离开总统府，辗转登上永丰舰。宋庆龄为了保护孙中山的安全，坚持留下来以吸引敌人。

6月16日凌晨，叛军炮轰总统府和孙中山在观音山的住处粤秀楼。第一营在后院，第二营在前院坚守抗击，从凌晨至中午，先后击退叛军多次进攻，使叛军受到重大伤亡。叶挺在战斗中身先士卒，不顾个人安危，带领战士们沉着应战，打击敌人。据当时担任二营排长的李洁之回忆：“叶（挺）营长在前院始终奋不顾身地站在最危险的地方指挥全营官兵抗击，并亲自督率我们填塞炮眼，使叛军想把小小的一个总统府拿下来，终不得逞”。^[2] 战斗打响时，宋庆龄仍留在粤秀楼，处境危急。叶挺命令李洁之“带领全排冲过天桥，协助卫队护送孙夫人安全下来”^[3]。至下午4时左右，叛军由总统府后门冲进来时，“叶挺带领机枪连护送孙夫人突围”^[4] 脱险。宋庆龄几经险阻曲折，于第二天晚上才登上永丰舰。

孙中山指挥各部反击陈炯明叛军，但成效不大，乃于8月间离粤赴沪。叶挺亦离开广州，到澳门居住了一段时间。1923年1月，粤军一师与滇、桂军配合，收复广州。孙中山由上海返回广州，设立大元帅府。大元帅府设宪兵司令部，任命叶挺为参谋长兼一营营长，继续在孙中山身边担任护卫。

陈炯明叛乱事件，使孙中山异常痛心，“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生入死，失败之数不可偻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也”^[5]。孙中山还痛感“国民党中不真正想在中国进行彻底的社会改革的党员太多了”，“国民党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6]。作为孙中山忠实信徒的叶挺，同样有此深刻感受。他平日亲眼见到了不少官僚政客，名为国民党员，“挂羊头，卖狗肉”，任意胡作非为，干出种种祸国殃民的勾当。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三大”通过了关于建立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决议，同时积极着手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叶挺在这时也开始认真阅读和研究了共产党发表的革命主张和出版的《向导》等刊物，从内心表示拥护。1924年，他辞去了军队的职务，向孙中山提出到苏联学习的要求，在廖仲恺、邓演达的支持下，这一愿望得到实现。叶挺后来回忆说：“民国十三年，国民党改组。我对现状不满，所以辞掉军队中的工作，后去苏联，希望了解一下苏联革命的情形。以国民党员的资格去苏联学习，我是第一个”^[1]。

1924年秋天，叶挺抵达莫斯科，进入东方大学学习。东方大学是一所培养东方各被压迫民族革命者的学校。在中国学员中，有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聂荣臻、王若飞、王一飞、萧三、任弼时、罗亦农、萧劲光等人。叶挺在东方大学期间，如饥似渴地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到苏联各地参观，结合进行考察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情况，受到很大教育和鼓舞，眼界更为开阔，思想觉悟更为提高。他主动向上述中国同志靠拢，争取他们对自己的教育和帮助。

1925年初，苏联红军学校设立了一个中国班，专门训练从中国来的军事人才。根据共产国际的通知，叶挺与聂荣臻、熊雄、颜昌颐等人从东方大学抽调到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叶挺与聂荣臻同编在一个班里。军事学校要求十分严格，学员们的学习训练都十分紧张，经常在野外进行军事演习，学习战术、技术，有时也进行打靶；白天晚上，还轮流站岗放哨，过着正规的红军生活。叶挺十分认真积极地参加学习，努力掌握军事知识。

在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期间，聂荣臻负责共产党和共青团的工作。叶挺时常主动争取聂荣臻等对自己的帮助，并向他表示了参加共产党的志愿。聂荣臻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叶挺原是孙中山警卫营的营长，属国民党左派，由廖仲恺先生派到苏联学习。我们起先都在东大，以后一起进了红军学校学习。因为他思想进步，愿意向党靠拢，多次向我表示入党，我向旅莫支部汇报同意后，就作为介绍人之一与王若飞一起介绍他入了党”^[2]。

[1]　周田乡一些老人提供的回忆资料。
[1]　叶钦和：《风雨绸缪育雄鹰——回忆叶挺同志的童年和青年时代》。
[2]　叶钦和：《风雨绸缪育雄鹰——回忆叶挺同志的童年和青年时代》。
[1]　《叶挺同志说明入党志愿》，1946年8月15日《新华日报》。
[2]　李洁之：《国民革命运动中的粤军第一师》，《广东文史资料》（1962年），第4辑。
[3]　李洁之：《国民革命运动中的粤军第一师》，《广东文史资料》（1962年），第4辑。
[1]　李洁之：《陈炯明叛变炮击总统府的经过》，《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
[2]　李洁之：《陈炯明叛变炮击总统府的经过》，《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
[3]　李洁之：《宋庆龄同志在广州的日子里》，1981年6月4日《广州日报》。
[4]　李洁之：《宋庆龄同志在广州的日子里》，1981年6月4日《广州日报》。
[5]　《孙中山选集》（上卷）第448页。
[6]　宋庆龄：《孙中山和他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
[1]　《叶挺同志说明入党志愿》。
[2]　《聂荣臻回忆录》（上），解放军出版社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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