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挽救中国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继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之后，中共中央又决定在广州地区举行武装起义。中共广东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积极进行武装起义的筹备工作。

起义原定于12月13日举行，由于地下党的一间收藏武器的米店被敌人破坏，敌人猜想到中共要发动一次武装起义，因而下令在西江的反动军队迅速调回广州；在广州宣布特别戒严，并准备立即收缴为中共所掌握的教导团的武器，妄图扑灭这次起义。形势十分危急。起义指挥部于是临时决定将起义时间提前于12月11日凌晨举行。

事前，广东省委已预定由叶挺担任起义军的军事总指挥，但由于他是国民党反动派所要搜捕的重要人物，为了保护他的安全，所以要他仍暂留香港，不让返回广州具体参加起义前的准备工作。叶挺为此十分焦急。一方面，他从参加南昌起义的实践中，感受到当时全国革命已处于低潮，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在此情况下再次在城市中举行武装起义是不容易成功的；但另一方面，党中央既已作出决定，并要自己挑起这一重担，自己虽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因而恨不得立即亲临前线，掌握情况，参加起义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但是，他的愿望未能实现，直到起义前一天的晚上，他才回到广州。聂荣臻对此回忆说：“叶挺是预定的起义军军事总指挥，起义前的几小时——12月10日晚上才赶到广州。虽然要叶挺晚到，是组织上有意安排的，是为了保护他的安全。但由于提前起义，这就显得太匆忙了。他是在连什么情况都不清楚的状态下，来指挥起义的。”^[1]

10日晚，叶挺奉命从香港赶到广州后，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他从起义军参谋长徐光英处了解到起义军的行动方案及双方实力情况，又随即赶到广州市区永汉中路（今北京路）禺山市场附近的一个秘密机关，主持召开起义指挥部的参谋团会议，对起义的准备情况和作战行动进行调查了解。然后，他宣布了总指挥部对起义力量的部署与战斗序列，除教导团、警卫团按原建制和部署不变动外，将工人赤卫队改编为7个联队和1个敢死队，并分配了各自的行动目标。

11日凌晨2时，叶挺与张太雷、恽代英等领导人由教导团连长曾干庭带路，赶到教导团驻地四标营，参加了由党事先秘密组织的教导团起义誓师大会。张太雷、恽代英讲话后，叶挺以军事总指挥的身份再作军事动员。他说：“国民党反动派为什么不让我们革命，而且肆意屠杀我们呢?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武器和政权。这次起义，我们就是要夺取武装，夺取政权。”最后，他宣布说：“起义正式开始，各部按路程远近序列，分途出发吧!”^[2] 他还宣布，他自己在沙河、燕塘直接指挥攻打敌人主力步兵团和炮兵团。叶挺是革命战士们所敬仰的北伐名将，他的出现和有力的动员，使指战员们勇气倍增。随后，教导团发出了3声炮响，夜空升起了3颗信号弹。广州起义开始了!

起义队伍迅速离开了四标营，分头向预定目标奋勇前进。教导团二营五连和炮兵连在叶挺亲自指挥下，由团长李云鹏率领，直扑沙河镇敌人据点。叶挺站在大路左边斜坡上，手持指挥鞭指向敌方，激励着战士们说：“赶快，赶快，天快亮了!”^[3] 战士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驻沙河之敌打得措手不及，很快就解除了敌人一个步兵团的武装，俘敌600余名。接着，叶挺指挥起义部队乘胜前进，直扑燕塘敌炮兵团，同样很快就解决了敌人，缴获了山炮等大批武器。与此同时，在张太雷、周文雍等指挥下的工人赤卫队等部也攻下了位于维新路（今起义路）的公安局等许多敌据点。

11日黎明，在被起义军占领的公安局楼房上，升起了一面大红旗，广州起义成功了! 早上，张太雷在设在公安局的广州苏维埃政府里主持召开了苏维埃政府成员和工农兵执委会第一次会议。他庄严宣布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并宣读了革命政府的对外对内政纲。接着，叶挺报告了起义经过及当前军事情况；杨殷等也分别作了报告。会议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和广州苏维埃政府领导人名单，叶挺任工农红军总司令。当天，以广州苏维埃主席苏兆征、人民军事委员张太雷、人民内务委员黄平及工农红军总司令叶挺名义，发表了《广州苏维埃宣言》、《苏维埃告民众书》等文件，号召工人、农民、革命士兵继续英勇战斗，为保障广州苏维埃政权而斗争。上午时分，广州市区长堤第四军军部和仰忠街第四军军械库等处敌人还在顽抗，长堤中央银行也为敌人盘踞着，珠江南岸机器工会的反动武装亦不断向北岸射击。叶挺在公安局工农红军总指挥部里，全神贯注地分析研究着敌我情况，指挥着战斗进行。他把一张广州市地图摊在会议桌上，凡已经攻下的地方，就在地图上画一个红圆圈；尚未攻下的地方，画一个蓝圈；对正在攻打的地方，则用箭头标出来，随即用电话指挥教导团等部用炮火对准目标开火，很快占领了中央银行，击溃了负隅顽抗的敌人。在频繁的枪炮声中，叶挺不顾个人安危，驱车巡视广州市区，了解有关情况，指挥部队英勇战斗。

苏维埃政府成立伊始，很多问题亟待解决，张太雷与叶挺等领导人在当天开会研究，并作出了一系列决定。叶挺吸取南昌起义的经验教训，及时注意到组织发动农民武装力量声援起义队伍和防范张发奎援军到来等问题。为此，他亲自起草命令，要工人赤卫队总指挥周文雍“速即饬令农民到观音山、大北门一带警戒”^[1] ；任命凌津为“北江农军第一支队司令”，要该支队“在粤汉铁路沿线扰乱敌人后方及毁坏铁路”^[2]。为了分化瓦解敌人，扩大起义队伍，叶挺于11、12日两次派人到东莞石龙联络内线，争取敌军七十五团起义。12日，他“又派（陈）赓前往厚祥街面会中流砥柱之守子弹弹药库之库员，面商破坏及将守库士兵约一排运动来归”^[3] 之事。由于起义举行比较仓促，粮食准备不足，起义军总部两天来只吃过一顿饭。叶挺于是又写了一道“本总司令部粮食部现因需要粮食等物，须借取于商人，以资给养”^[1] 的手令，派人去征粮。11日这一天，他从早到晚都在紧张地工作着，连吃饭和休息都置诸脑后了。

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国民党反动派迅速集结力量进行反扑。悬挂国民党旗子的两艘军舰借外国军舰的掩护，炮击长堤一带，阻止起义军对长堤残敌的进攻。接着，外国军舰也猖狂地向长堤一带开炮，直接参加了对起义军的血腥镇压。由于敌人力量不断增强，起义部队逐渐由攻势转变为守势，形势对起义军越来越不利。

11日晚，叶挺与广东省委军委负责人聂荣臻，对上述敌情的严重性认真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在未来的一天“将会是非常紧张的，敌人的反扑，可能会达到高潮。我们怎么办，应该有所部署”^[2]。为此，他们一再建议张太雷召开会议，讨论下一步的战斗部署。叶挺在会上“分析了形势，说明广州周围敌人兵力太多，而且近在咫尺，一旦组织起来向我反扑，形势对我们很不利，提出最好不要再在广州坚持，把起义队伍拉到海陆丰去”^[3]。聂荣臻表示支持叶挺的意见。但是参加广州起义的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却极力主张坚守广州，认为搞起义只能进攻，不能退却。他在会上责骂叶挺“动摇”，并指责“撤出广州的主张，是想去当土匪”^[4]。诺伊曼对当时形势的严重性视而不见，反而下令继续进攻，要求起义军继续肃清长堤的敌人，坚持打下去。

12日，情况更趋严重。敌人已经调回许多军队，在外国军舰的炮火掩护下，猖狂进行反扑，对起义部队逐渐形成包围态势。这天中午，敌人侵占了观音山。叶挺命令教导团反击敌人，夺回这个制高点。但又有一股敌人侵入市区，沿着吉祥路向起义军总部进犯。叶挺十分镇定地站在总部门口沙包堆后面，亲自指挥将敌人击退。下午，张太雷在参加了广州人民拥护苏维埃群众大会回来途中，不幸中弹牺牲，使起义受到了极为严重的损失。

12日黄昏，敌军占领观音山。叶挺与聂荣臻一起赶到永汉北路财政厅，登上楼顶观察，发现敌军不断增援，占领观音山之敌已打进市区，敌我之间正进行巷战，形势对起义部队极为不利。他们觉得再坚持下去，只能继续增加无谓牺牲，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应当立即撤离广州。议定之后，他们立即离开财政厅，分头向各起义队伍下达向花县一带撤退的命令。叶挺奉党的指示，仍暂留广州，掩护部队撤退。12月13日，广州重陷敌人手中，广州起义宣告失败。叶挺在广州潜留了几天后，方才偕同妹妹叶珠化装离开广州。乘船抵达香港。

1928年1月，广东省委在香港召开会议，检查广州起义问题。会议完全抹煞了起义队伍的革命热情和大无畏的英勇献身精神，片面责骂起义领导人犯了军事投机和盲动主义的错误，在关键时刻动摇，对起义指挥不力，等等。广东省委还采取了惩罚主义，对各起义领导人给予处分，认为叶挺“任红军总司令职务，表现消极，应予以留党察看6个月的处分”^[1]。

此后，叶挺从香港抵日本，住在一所基督教办的青年会里。当时，有一个粤系军阀的亲属也住在那里。聂荣臻发现这一情况后，请叶挺的岳父赶快到日本通知叶挺转移别处。随后，叶挺接受党的指示，从日本前往苏联。在莫斯科，他结合自己在起义中的亲身经历与体会，写了一份关于广州起义的详细报告送给党组织，但是却受到米夫、陈绍禹（ 王明）一伙的严厉批评与无情打击。王明等人根本不听取他的申明，不认真看他的报告，仅凭个人主观臆测无理斥骂他。共产国际也没有人理他，都指责他“政治动摇”。广州起义时王明根本不在场。他竟胡编了一篇洋洋万言的《广州暴动纪实》，毫无根据地责骂叶挺对起义“表示消极怠工”，“于暴动前6小时始由香港到广州”。这篇文章特别对叶挺在起义中提出的及时将起义军转移到农村去的正确主张进行了荒唐的批判。叶挺不同意这些不符合事实的指责，但又不容许申辩，感到很大委屈，心情十分难过。他忍受不了这种诬陷，一气之下，离开了莫斯科，脱离了党，到德国流亡去了。叶挺后来对此回忆说：“那时党内清算中国革命失败的问题，我觉得有些脱离事实；同时因失败情绪的影响，与国民党、共产党都脱离了关系”^[2]。实践证明，当时对叶挺的指责是完全错误的。周恩来后来就此说过：“这件事我们应该给叶挺申冤。”^[3]

从此，叶挺在海外度过了10年的流亡生活。他在德国期间，生活清贫，有时要打零工，帮人在果园里摘果子，赚些钱来维持生活，有时宋庆龄亦寄些钱接济他。但他仍然念念不忘祖国的革命事业，一直争取与党组织及进步人士联系，主动与当时正在德国的廖承志等人来往，始终不肯与反动派同流合污。他还时常回顾和总结自己过去斗争的经验与教训。有一次，他与一位曾参加过广州起义的友人见面时，便说：“广州起义时，敌人在长堤的军部老是攻不下，如能用毒气弹或更大的炸弹也许可以取胜。”^[1] 他在生活相当困难的环境下，仍注意考察德国的军事情况，学习工兵知识，研究爆破技术，掌握新的军事科学，准备日后有机会再参加新的斗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叶挺从国外回到澳门居住。他更急切地找寻党的组织，曾经主动写信给正在上海做党的地下工作的阳翰笙，要求他来澳门，以便向他汇报自己的情况。后来党组织派张云逸去澳门，与叶挺正式联系。叶挺在澳门与家人生活在一起时，时常对孩子们讲做人的道理。他喜欢带孩子到海边玩耍，他“总爱站在海边遥望远方”，“在思念自己的祖国”^[2]。

这期间，国民党反动派曾对叶挺进行利诱，只要他肯反共，就答应委以重要军事职务，但遭到他的严词拒绝。他始终保持着高尚的政治节操和革命的品德，坚定地等待着党的召唤，随时准备重新投入革命斗争中去。

[1]　《聂荣臻回忆录》（上）。
[2]　左洪涛：《从武昌两湖书院到广州四标营》，《广东文史资料》第27辑，1980年出版。
[3]　左洪涛：《从武昌两湖书院到广州四标营》，《广东文史资料》第27辑，1980年出版。
[1]　复制件存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
[2]　复制件存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
[3]　陈赓：《关于广州暴动经过的报告》（1927年12月25日）。
[1]　复制件存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
[2]　《聂荣臻回忆录》（上）。
[3]　《聂荣臻回忆录》（上）。
[4]　《聂荣臻回忆录》（上）。
[1]　《广东省委对于广州暴动决议案》（1928年1月）。
[2]　《叶挺同志说明入党志愿》。
[3]　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
[1]　黄平：《往事回忆》。
[2]　叶正大等：《和爸妈在一起生活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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