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12月，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在北京举行。叶剑英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会上就人民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问题，作了发言。1954年11月，叶剑英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1955年4月，任训练总监部代部长，主持全军的军事训练工作。他根据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原子弹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将用于实战的情况，认真研究未来战争的新特点，极力主张在全军开展现代化条件下的军事训练。1954年12月，他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中说，现代战争有三个特性，即战争出现的突然性，战况发展的迅速性，组织协同的复杂性。这就要求我们适应现代化战争，加强训练，提高部队战斗力^[1]。1955年6月，他主持了全军第二次高级干部战役集训。8月，他向军委提出了关于1956年战斗训练原则的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强在“原子武器条件下军队行动特点和军队夜间战斗的训练”。这个报告经军委批准，迅速下达全军施行。
1955年9月，叶剑英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同时，获得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同年11月，叶剑英主持辽东半岛抗登陆演习，担任演习的总导演。这是一次在模拟使用原子武器和化学武器条件下，方面军抗登陆战役中集团军海岸防御的军事演习。按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要求，少将以上军官、各军军长、政委、各大军区部分领导同志，分批到演习现场学习、观看。叶剑英反复向参加演习的部队和前来参观的军队、地方领导同志阐述演习的意义。他说，帝国主义侵略集团，正在大量生产原子武器和化学武器，目前又在进行包括原子武器、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在内的大规模联合演习。由此可以想见，帝国主义如果真正发动战争，无疑将是大规模地使用原子武器、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的战争。为此，我们不仅应当有所警惕，而且应该在实际行动上有所准备。此次演习，就是在双方都使用原子武器的条件下组织实施的，这对我军现代化建设有着重要意义^[2]。演习过程中，叶剑英重视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作指导，同参加演习的指挥员认真探讨了战役组织指挥上的许多问题，从中总结了有益的经验。他还模范地贯彻执行毛泽东一贯强调的加强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的原则，使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在演习中发扬光大。整个演习历时1个多月，达到了预期目的。演习结束后，在大连召开了有陆、海、空三军领导同志及地方党、政、军负责同志参加的总结大会，彭德怀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叶剑英对演习作了全面总结。这次演习，训练了全军10多个兵团以上的领率机关和几十个包括陆、海、空军在内的实兵团，同时，也教育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高级干部。
1956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叶剑英从军队现代化建设出发，向中央军委提出加强军队建设的意见，建议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八个关系，即：人和技术的关系；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关系；官兵关系和上下级关系；军队和群众及地方党政机关的关系；集中和民主的关系；现实和发展的关系；学习外国先进军事经验和发扬我军优良传统的关系^[1]。他就以上八个关系，从各个方面阐述了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体现了毛泽东提出的我军现代化建设的方针。
1957年3月15日至5月3日，叶剑英主持召开了训练总监部党委扩大会议。他发言时说：毛主席要求我们结合我军优良传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他指示要学先进的，可见有先进的就有落后的。这就要求我们在教学工作上采取批判的态度^[2]。
1958年4月18日，叶剑英视察了军事学院。当时，军事学院的创建者、担任院长兼政治委员职务的刘伯承，已经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并被免去了所担任的职务。叶剑英在全院教职员干部大会上仗义执言，高度赞扬了刘伯承。说：我们的刘伯承同志有四十多年的战场生活、军队生活，战斗经验很丰富，很红很专。他八九次负伤，为革命为人民流了很多血，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宝贝，应该很好地维护他的健康，让他负责国家大事^[3]。人们听了叶剑英的这些话，深受感动。
1958年5月27日至7月22日，中央军委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当前局势、国防工作和今后的建军方针。会议错误地批判了主持部队军事训练和军事院校工作的几位负责同志，夸大了建国以来军事训练和军事院校教育工作中的某些缺点，把它说成是系统的教条主义错误。这次错误的反教条主义的斗争，伤害了一些同志，使人民解放军以后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叶剑英在领导全军军事训练的同时，深深感到部队军事科学理论的研究很不适应形势。他看到现代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给军事学术研究带来一系列新问题，提出了新的要求。全军必须全面地系统地开展军事科学理论的研究工作。于是，1956年，他向中央和军委提出建立军事科学院的建议，并向军委呈报了《军事科学院组织机构与建院方案》。同年12月4日经军委批准，成立军事科学院筹备委员会，由叶剑英任主任，黄克诚、张宗逊任副主任，彭绍辉、甘泗淇、洪学智、余秋里等人任委员。
1958年3月15日，军事科学院召开建院大会。院长兼政委叶剑英在会上讲了话。他首先指出军事科学院的性质是学习、研究、生产三者统一的机关。接着，他着重说明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总结我军经验，从事军事科学研究的极端重要性。他说，我们研究军事科学，就是要解决对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的全面的系统的认识，认真总结我军的历史经验。
不久，叶剑英就军事科学院的工作方针、任务、工作步骤等问题，向毛泽东作了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的工作方针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采取厚今薄古，学习、研究、生产三者相结合的方法，广泛地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成就，从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出发，以美帝国主义作为对象，研究出适合我军在未来战争中所需要的战术、战役的指导思想及作战方法，编出我军的作战条令和战史。”这个方针后来随着工作的进展，又逐步有所充实和发展。叶剑英提出的工作步骤是：首先，从总结我军经验开始，使干部了解我军30年来的光荣传统和丰富的战斗经验，提高学习和掌握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自觉性。第二，从研究我军的具体情况着手。例如研究我军的编制、装备，我国地形、交通等，目的是使研究人员完全熟悉我军情况，避免各种各样不符合客观实际的主观设想。与此同时，要研究敌人，了解敌军的编制装备及作战特点，以便知己知彼，想出适当的对策来。第三，采取批判的学习态度研究苏军的各种条令，以便吸取其先进经验，充实我军现代战争的知识，编写出我军的作战条令。叶剑英在报告中提出的各项意见，得到了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毛泽东特意指示“一定要搞出我们自己的战斗条令来!”
为了完成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赋予的任务，经中央军委同意，叶剑英于1958年年底在武汉主持召开了一个编写条令的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军委各总部、各军种、各大军区的领导同志。他虚心向大家请教，广泛征求意见。接着，1959年1月，又召开了全军科学研究工作会议。在会上，他介绍了全军科学研究的组织状况和工作状况，并指出了全军科研工作要“统一规划、全军动手”，建立统一的组织机构和研究体系。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交流了全军科研工作的情况和经验，统一了领导思想，制定了两年军事学术研究工作规划纲要，并进行了明确分工。会后，全军军以上单位普遍建立了军事科研机构，组织起一支7900多人的研究队伍，出现了一个全军动手抓科研、编条令的新局面。在叶剑英亲自主持下，军事科学院和全军同志经过几年的共同努力，编写了《合成军队战斗条令概则》、《合成军队战斗条令》、《军师战斗条令》、《团营战斗条令》、《步兵战斗条令》、《内务条令》、《纪律条令》、《队列条令》、《政治工作条例》等。从1961年至1964年，这些条令、条例先后经军委批准，颁发全军执行。
在领导编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斗条令的同时，叶剑英还领导军事科学院和全军开展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战役学、外国军事学术等方面的研究，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1959年9月，叶剑英出席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被选为军委常委。1960年初，军委批准成立军事训练和军事学术研究委员会( 简称训研委员会)，由叶剑英任主任。这样，叶剑英在领导全军军事学术研究的同时，又断续领导了全军院校和部队的军事训练工作。
1960年1月3日，叶剑英主持召开全军训练会议。他在会上提出了“训练工作上有四个内容( 政治、文化、战术、技术)，四个对象( 学校、部队、机关干部、军外)”^[1]，从而进一步明确了全军军事训练的任务和方针。他坚决贯彻中共中央、毛泽东制定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号召全军要研究与探讨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理论，以现代战争的需要来训练干部和部队。1961年5、6月，他在上海、无锡、南京，连续参加海军、空军、陆军召开的训练工作会议。他根据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我军的优良传统，总结建国以来军队训练的宝贵经验，针对军事训练中存在的共同问题，提出军队训练“四个结合”的总要求：( 一) 红、专、健结合。叶剑英说，红、专、健就是毛泽东指示的“德育、智育和体育”三个方面，这三者缺一不可。( 二) 技术训练与战术训练结合。叶剑英指出：技术决定战术，战术是技术和人相结合的运用。技术训练是战术训练的基础，只有掌握了技术，才能进而学会正确运用战术。战术是人掌握和运用武器进行战斗的原则和方法，也只有学会掌握战斗行动的原则和方法，才能充分发挥技术的效能。（三）训练与科学研究结合。叶剑英指出：在训练中进行科学研究工作是不可缺少的。训练过程也就是科学研究过程。将训练、战备以及执行各项任务的实践过程中发生的问题，及时集中起来，进行科学研究，将科学研究的成果，再运用到训练、战备以及各项工作实践中去。如此不断反复，推动工作，改进技术，发展理论，使学与用一致，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四）院校训练和部队训练结合。叶剑英认为，院校应根据部队的需要来训练干部，使训练出来的干部，在经过一段实习之后，确能担负起自己的工作。部队也要认识到，学员在学校里只能学会一些基本的理论和技能，要达到熟练，还必须在部队中经过一番锻炼。因此，部队对毕业的学员，应给予热情的帮助和支持^[1]。
训练应从实战需要出发，是叶剑英的一贯思想。他说，军队的训练是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因此，必须使训练和战备统一起来，必须根据实战的要求从难从严来训练军队。战斗中的情况是复杂的、困难的、瞬息万变的，特别是未来战争，极端困难，极端复杂。所以我们要在最复杂、最困难的条件下练兵，要根据实战的要求来练兵。
叶剑英强调要牢固地树立勤俭练兵的思想。他说，勤俭练兵是我军训练的光荣传统。海军已经摸出一套方法，叫做“在港苦练，出海精练”；空军也初步摸出一套方法，叫做“地面苦练，空中精飞”；陆军各兵种也应当把自己的方法总结起来，是不是可以提出“在营苦练，野营精练”。不论是海军、空军还是陆军，都要贯彻勤俭练兵的思想。
叶剑英十分重视军队的司令部建设。1963年1月，他在广州军区参谋工作会议上，作了《大力加强司令部建设，充分发挥司令部的作用》的讲话，提出：司令机关是军队组织极关重要的部门，是军队的领率机关和指挥中心。他总结军队司令机关发展的历史经验，提出要从思想、业务、作风三个方面加强司令部的建设。在思想建设方面，要求司令部的干部，第一要有政策观念；第二要有全局思想；第三要增强党性锻炼。在业务建设方面，要有一定的战役、战术素养，要有全面的业务知识和必要的技能，要有必要的兵种知识和各种现代武器、装备知识，有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在作风建设方面，参谋人员要有积极性、主动性、计划性、预见性；要做到迅速、准确、虚心、负责^[1]。1964年5月，叶剑英在观看了北京部队参谋人员标图业务表演后，鼓励参谋人员练好基本功。他说：“参谋人员的基本功，除了你们说的要会画（画得好）、会写（写得快）、会传（传得准）以外，还要会读、会记、会算。”^[2] 他对参谋人员提出的“六会”，对促进和完善参谋工作的业务建设起了很大作用。
叶剑英十分重视办好军队院校。他曾经这样说过：“军队在和平时期的中心工作是训练，而部队训练的重点又主要是干部，因此担负训练干部任务的学校工作，就成为军队中心工作的中心。”^[3] 他经常了解院校建设的情况，多次出席院校工作会议，对院校训练给予具体指导。对于院校的体制问题，他提出“三级制”和“两股绳”。“三级制”，就是按照当时的军衔制，由士兵、军士晋升为尉官时，或在尉官任职时期没有进入正规学校学习的干部，必须入步兵学校受一次完成训练（由单个教练到营的战术）；由尉官晋升为校官，或在尉官、校官任职期间没有进过正规学校学习的干部，必须入军事学院受一次完成教育（学习诸兵种合同战术）；由校官晋升将官，或在将、校官任职期间没有进过正规院校学习的干部，必须入高等军事学院受一次完成训练（学习战役法、战略学和基本军事理论）。“两股绳”，就是军官训练分完成和速成两种，将普及与提高结合起来。完成训练采取“三级制”的方法进行。速成训练，主要是根据战术、技术的发展，有重点地而又多样地解决干部在服役期间的深造与提高问题。
进行教育改革，提高教学质量，是抓好院校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叶剑英要求全军各院校，围绕教学思想、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作风和教学制度进行改革。1962年5月至7月，他先后检查了高等军事学院和军事学院的教学工作。9月30日，他向中央军委作了《关于改进高等军事学院和军事学院教学工作的报告》，针对“两院”教学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改进意见。这个报告经军委批准，转发全军执行。1964年11月中旬，叶剑英到湖南，在长沙政治干部学校召开现场会议，总结、推广该校办校的经验。此后，军委决定全军院校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一次整风。为了把院校工作整顿好，叶剑英亲自到一些院校视察，搞调查研究，然后按照政治、指挥、技术、医务“四条线”，接连召开了会议。由于叶剑英的艰苦努力，院校教学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
1963年秋，叶剑英从总参谋部军训部的一期《军训简报》上，发现了南京军区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的报道，立即引起他的关注。12月23日，他亲自到南京观看郭兴福教学方法的表演，并与郭兴福、郭兴福式的教练员和主管训练的干部座谈，深入调查研究，了解情况。12月24日，叶剑英又到镇江参加了总参谋部召集的郭兴福教学方法现场表演会，参观了郭兴福以及南京军区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所涌现出的许多优秀教练员和先进分队的八个课目的表演。他赞扬说：看了以后，大开眼界，充分说明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1]。为使郭兴福教学方法更加系统化和条理化，叶剑英将它归纳成五个突出的特点：第一，善于在教学中抓思想，充分调动练兵的积极性，并能发扬教学民主，集中群众的智慧，实行官兵互教，评教评学；第二，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地结合一起，把兵练得思想红，作风硬，技术精，战术活，而且身强力壮，一个个都像小老虎一样；第三，采取由简到繁，由分到合，情况诱导，正误对比的方法，逐步加深认识，掌握要领；第四，把言教与身教，苦练与巧练结合起来，使战士百听不厌，百练不倦；第五，严格要求，一丝不苟，循循善诱，耐心说服。1963年12月27日，叶剑英正式向军委写了报告，建议在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掀起军事训练的高潮。毛泽东仔细看了这份报告，当看到“把兵练得……一个个都像小老虎一样”时，拿笔在下面划了一条杠，说：“这一条我最感兴趣”；当看到报告中说“郭兴福教学法继承了我军传统的练兵方法”时，指出：“不仅是继承，而且有发展”。最后，毛泽东说：叶帅找到了一个好方法^[2]。这是对郭兴福教学法的充分肯定和赞扬。
正当全军大练兵运动更加深入、更加广泛发展的时候，林彪别有用心地诬蔑说“大练兵冲击了政治”，“犯了路线错误”，并利用职权于1964年12月29日发出所谓《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把全军轰轰烈烈的练兵热潮打了下去。
叶剑英极力抵制林彪的错误做法。1963年3月23日，他在东海舰队党委扩大会议上，针对林彪“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论调，强调指出：“要科学安排时间，要及时调整时间，要善于使用时间”。9月17日，他在听取总参军训部负责同志汇报军训情况时，又指出：“郭兴福的教学方法，不是郭兴福一个人创造的，是南京军区各级领导干部智慧的表现，是我军几十年训练经验的总结，是毛主席练兵思想的继承和发扬。郭兴福教学方法还是要继续推广，并使它继续向前发展。”^[1] 可是，在林彪一再干扰和破坏之下，叶剑英的正确意见，已经不能发挥作用了。

[1]　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954年12月），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资料。
[2]　《辽东军事演习的总结讲评》第25页，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资料。
[1]　叶剑英：《关于军队建设问题的一些意见》（1956年9月），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资料。
[2]　访问莫阳记录。
[3]　叶剑英：《在军事学院的讲话》（1958年3月15日）。
[1]　叶剑英：《在训练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0年1月3日)，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资料。
[1]　《叶剑英元帅在陆海空三军训练会议上的讲话》（1951年5月—6月）。
[1]　叶剑英：《大力加强司令部建设，充分发挥司令部的作用》（1963年1月），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资料。
[2]　叶剑英：《观看北京军区参谋人员标图表演时的谈话》（1964年5月28日）。
[3]　叶剑英：《在全军第六次院校会议上的结论》（1956年6月）。
[1]　叶剑英：《建议军委推广郭兴福教学法》（1963年12月27日）。
[2]　访问莫阳记录。
[1]　《叶剑英副主席对全军军训业务会议的指示》（1965年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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