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结束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内乱。我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转变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严重任务，就是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罪行，肃清其流毒影响，拨乱反正，实现党的正确领导，保证革命事业沿着胜利发展的方向前进，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了实现党的任务，处在党和国家领导岗位上的叶剑英首先考虑到：在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岗位上，一定要将追随林彪、“四人帮”干坏事的人清除出去，让马克思主义者掌握领导权。为此，必须平反冤、假、错案，荐贤举能，把大批久经考验的领导干部赶快解放出来，其中最要紧的，是要尽快地让邓小平等出来工作，以建立党中央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核心。
叶剑英把正在生病的邓小平安置到医院治疗，及时派秘书给他送文件报告情况，同时多次找华国锋谈话，提出请邓小平出来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叶剑英说：小平同志具有治党治国治军的全面经验，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人才。毛主席、周总理多次称赞过他。现在，党内、军内的绝大多数同志，全国的人民群众，都强烈要求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们应该顺应民心，顺应潮流，尽快把小平同志请出来。然而，叶剑英的正确意见没有被接受。1977年5月，叶剑英在住地同邓小平、王震等聚会，共商国是。邓小平等在赞扬叶剑英为党和人民作出的贡献时，亲切地称叶剑英为“老帅”。叶剑英对邓小平说：“你也是老帅嘛，你是我们老帅中领班的。”此后，叶剑英和党内许多同志，继续坚持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也继续强烈要求。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终于出来参加了中央的领导工作。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定》。
1977年3月，叶剑英再次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他以极大的魄力，领导全军开展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澄清是非，拨乱反正。他在军委座谈会上指出，全军要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针，紧密结合实际，深入揭批“四人帮”，分清是非，纠正错误，把部队建设搞好。此后，叶剑英又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提出了加强部队建设的十项任务，强调恢复和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加强部队的现代化建设。他和邓小平等一起，又一次对各总部、各军兵种机关、军事院校和各大军区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
1977年7月31日，叶剑英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五十周年的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回顾了人民军队在党和毛泽东的培育领导下战胜国内外强大敌人的光辉历史，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要求全国各族人民和解放军全体指战员，认清形势，增强战争观念，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充分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
这期间，叶剑英对于军队的军事训练、战备工作、政治工作、后勤工作、国防工业建设、军事科学研究等方面的工作，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他和邓小平等军委领导人一起，领导各总部和大军区以上的负责同志，开展关于战略方针和防卫作战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讨论，进一步确定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并且对战略部署、战场准备、国防工程等作了相应的调整。他多次主持召开军委有关会议，讨论决定军队精简整编的方针和办法，尽可能地把有限的军费用来改善军队的武器装备。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8月19日，在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叶剑英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1978年3月，叶剑英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鉴于在十年动乱时期，国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叶剑英主持人大常委会，把振兴国家的经济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他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的讲话中说：“要团结全党、全军、全民，举国一致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军”^[1]。
1978年12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叶剑英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一起，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叶剑英强调指出：“四个现代化的建设是当前最大的政治。国家的巩固，社会的安定，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最终都取决于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取决于生产的发展。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围绕现代化建设这个中心，为这个中心服务。”^[2]
1979年9月29日，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不朽功绩，论述了建国30年来的成就和失误，深刻揭示了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主要特征，初步总结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明确提出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号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向着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叶剑英进入80高龄，仍奔走于祖国各地，调查研究，考察、指导经济建设和其它工作。仅在1980年4月至7月，他就先后视察了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海南岛、梅县等地区，以及浙江、江苏、湖北等省的党政军工作。
叶剑英根据解放以来国家建设中的经验教训，深深感到，作为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全国人大和人大常委会，必须大力抓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尽快完善我国的法律制度，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样，国家的各项事业才能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1980年8月30日，中共中央向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主席团提出了关于修改宪法和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建议。9月10日，叶剑英主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的建议。他自己担任宪法修改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宋庆龄、彭真任副主任委员。接着，他主持召开了宪法修改委员会首次会议，并在会上就修改宪法的基本指导思想等问题作了重要讲话。他提出：修改宪法，应当在总结建国以来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经过修改的宪法，应当反映并且有利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在新的宪法和法律保障下，全国各族人民应当能够更加充分地行使管理国家、管理经济、管理文化和其他社会事务的权力。法制的民主原则、平等原则、司法独立原则应当得到更加充分的实现。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宪法修改委员会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讨论稿，交付全国各族人民讨论。1982年12月4日，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部宪法。叶剑英在大会闭幕式的讲话中，高度评价这部宪法“是建国以来最好的一部宪法，既总结了三十多年来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又集中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他说：“新宪法的公布和实施，一定会把我国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的建设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一定会把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在彭真、杨尚昆副委员长协助下，叶剑英领导全国人大常委会，拟定、修改了刑法、刑事诉讼法等一系列法律。从1979年2月至1982年12月，叶剑英共发布14号“委员长令”，公布了五届人大几次会议制定的14个法律，要求全体公民认真执行。同时，他签署了12个人大常委会令，公布了一系列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条例和决议。这些法律文件的公布和施行，加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促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1978年12月26日，叶剑英主持召开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就统一祖国问题作了重要讲话。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并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发表。
1981年9月30日，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2周年和辛亥革命70周年前夕，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进一步阐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建议举行国共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
叶剑英经常接见来大陆观光和探亲访问的原国民党高级官员及其家属，了解他们的生活、工作，向他们介绍大陆情况，并合情合理地解决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这些人士受到叶剑英委员长的接见和关怀，深切地感到祖国的温暖，表示要为统一祖国的事业作贡献。
叶剑英提出了许多有利于调动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积极性的意见。特别在纠正“四人帮”推行的“左”的错误政策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早在1973年，他针对“四人帮”抓所谓“海外关系”，随意整人的情况，提出：“现在不是怕有海外关系，而是需要海外关系。局势变了，很多国家同我建交，需要不少人去做工作，不能闭关自守，而要发展关系。有海外关系的人，条件有利，便于做工作，比国内出去的人作用大。”他还提出：华侨和爱国同胞回来以后，对他们不应该有所区别和歧视，华侨政策有些地方贯彻不好，应该纠正。他多次会见霍英东、马万祺、何贤等港、澳知名人士，热情地同他们交谈。他向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做了大量工作，争取他们为统一祖国和支援祖国建设事业出力。叶剑英在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在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期间，出席会议的部分港、澳委员，专门到他的住所看望他，并带去了全体港、澳委员给他的致敬信。信中说：半个世纪以来，您在解放祖国的斗争中，在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立下了不朽功勋。全国各族人民包括广大港、澳同胞，永远铭记着您对党对人民对军队和对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贡献。我们决心学习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格和为革命鞠躬尽瘁的献身精神，为推进祖国的四化建设事业，实现祖国的大团结、大统一，贡献自己的力量^[1]。
叶剑英认为，解决好党内的干部新老交替问题，主要应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年大体弱的老同志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自觉地认识和服从新陈代谢的客观规律，主动地退位让贤。另一方面，要培养选拔好年轻的革命接班人。1978年12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把培养和造就一大批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作为全党、全国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战略任务”提出来，以引起全党的重视。1982年3月，他在一次讲话中，特别谈到三国时期蜀国在接班人问题上的教训。他说：蜀国那时也有个干部老化的问题。诸葛亮老了，又未发现有才干可接班的年轻人。诸葛亮很急，好容易发现姜维是个人才，让姜维做了接班人。蜀国人才的老化问题、接班问题，很值得我们借鉴。我们自从井冈山以来，五十多年了，多年征战的干部都老了，现在需要大力培养选拔接班人。同年5月，叶剑英又同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谈了接班人问题。他说，坚持民主集中制，年轻人、老年人要互相学习。知人善任，把各级领导班子配备好，我们老年人就放心了。他强调接班人不只是年富力强，重要的要有坚强的党性，坚持真理，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要有组织领导能力和业务能力；要经过实践考验，得到群众拥护。关于选拔接班人的方式，他认为老同志可以荐贤举贤，但个人的认识总是有局限的，因此要建立一套选拔和任免干部的制度，靠健全合理的制度来解决问题。
叶剑英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身示范，带头退位让贤，以便让年富力强的同志到党和国家领导岗位上工作，使党的事业更加生机勃勃地向前发展。1979年，他先后同邓小平、陈云、李先念、胡耀邦、赵紫阳等同志谈话，请求中央同意他退位的要求。1981年6月，他又给中共中央写信，要求改变中央政治局常委名次的排列，将他的名字放到邓小平之后。中共中央经过慎重考虑，没有同意他的要求。1982年9月，党召开了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叶剑英9月6日在大会的讲话中，对于大批年富力强的同志走上中央的领导岗位和其他领导岗位，由衷地感到喜悦。他引用唐代诗人李商隐“雏凤清于老凤声”的诗句，说明年轻的超过年老的，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个基本规律。他再次表示，自己年老多病，做事已力不从心，从党的事业着想，要求退出领导岗位。1983年2月，叶剑英担任五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任期将满。他又写信给人大常委会，请求不再提名选他当六届人大代表，不再将他列为六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候选人。这一请求，得到了五届人大常委会的同意。
1984年春，叶剑英由于年事已高，身体有病，在家中治疗和休息。翌年9月，党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全国代表会议。代表会议之前，举行了十二届四中全会。叶剑英同其他63位老同志致函全会，请求不再担任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全会同意了他们的请求。十二届四中全会给叶剑英写了致敬信，对他几十年革命斗争的光辉经历，作了高度概括和评价，信中说：“我们深信，您对党和国家作出的重大历史贡献，将为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所永远铭记。您为中国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献身精神，您在复杂的革命斗争转折关头表现出来的非凡的革命胆略，你好学深思、勤奋工作、照顾大局、团结同志的高尚品格，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1]
1986年10月22日，叶剑英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

[1]　叶剑英：《在五届人大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78年3月4日）。
[2]　转引自1979年9月30日《人民日报》。
[1]　1983年6月22日《人民日报》。
[1]　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给叶剑英同志的致敬信》，载1985年9月17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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