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结束。12月16日，叶剑英作为中共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之一，在周恩来率领下，从延安飞抵重庆。接着，周恩来、王若飞、董必武、叶剑英同国民党代表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就停止国内军事冲突问题，进行谈判。1946年1月5日，国共双方代表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1月10日，在政治协商会议开幕的当天，双方代表又签订了《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以及《关于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

1946年1月13日，叶剑英作为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与国民党代表郑介民、美国代表饶伯森从重庆飞赴北平，调处国共军事冲突和监督双方执行停战协议。

按照协议，军调部受军事三人小组即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的领导。军调部本身实行三级制：三方委员为最高领导，三方参谋长为中级领导，六个业务处为基层领导。在全国各个战区，根据情况需要，设立若干执行小组和交通小组。美国方面参加军调部的官员、文职人员和士兵定为125人；中共和国民党方面各为170人（后来各方参加军调部工作的实际人数均大大超过）。为了尽快抽调人员，组建机构，开展工作，叶剑英多次打电报请示中共中央，同时向我战略区联系调人。由于八路军、新四军大部分处在边远地区，交通不便，所调人员无法按时到达北平，叶剑英便就近从晋察冀军区、北平地下党及各地来平汇报工作的同志中，选调了一批工作人员，迅速开展各项工作。

军调部的任务，概括起来有五项：（一）停止冲突；（二）恢复交通；（三）接受日军投降；（四）遣返日俘；（五）整军。后来的情况表明，这五项任务中最繁忙、最突出的是停止冲突和恢复交通两项。执行这些任务的方式，主要是三方进行谈判，达成若干协议，然后分令国共双方部队和有关单位执行。与此同时，军调部派出若干执行小组，具体落实协议，调查、调处冲突，监督双方停战。

派遣执行小组，是谈判中斗争十分激烈的问题。国民党代表拼命要求向对他们有利的地区派小组，企图以此谋取军事上的好处。叶剑英则毫不让步，据理反驳。双方常常争论得不可开交。

面对这种情况，叶剑英同中共方人员一起，商定对策，一致的意见是：凡是我军力量薄弱的地区，要争取派遣执行小组，防止蒋军进攻，凡是蒋军重兵集结的地区，要配置执行小组，以监视其行动；凡是蒋军可能利用的港口，应争取派出小组，防止对方通过港口运兵；凡是蒋军准备进攻的重点地区，必须派出小组，以揭露和制止蒋军进攻阴谋。叶剑英在同国民党和美国方面代表的谈判斗争中，始终坚持这些对策，使对方在这个问题上难以占到便宜。

调处军事冲突、停止内战，是贯穿军调部整个工作始终的主要任务，也是中共同国民党、美国方面争论最多、斗争最尖锐的问题。首先是关于停战原则的争论。国民党代表提出，停战以后双方部队必须隔离，而隔离则以城市为基准，占城者不动，围城者撤退一日行程60里。叶剑英提出，停战以后双方必须恢复1月13日24时的位置，谁非法侵占对方的地盘由谁退出。美方代表从中调处，实际上偏向国民党代表的意见，并形成文件发布出去。这对中共十分不利。因华北大多数伪军和国民党军占领的城市，均在中共部队包围之中。针对这种情况，叶剑英同中共人员一起，对国民党和美方提出的要共军撤退的要求，给予坚决反驳。同时指出军调部发出的上述文件中多处不妥，需要纠正。经过叶剑英等的多方努力，军调部终于1946年3月22日发出由三方委员签署的命令，明确规定：（一）“为彻底停止冲突起见，政府及中共军队必须停驻于三十五年一月十三日下午十二时正所在之位置，任何部队曾越过上述位置者，应立即退回。”（二）“任何指挥官如不遵令撤退至三十五年一月十三日下午十二时之位置或双方同意之改正位置，将以违反停战令论罪^[1]。”这个命令的签定，使中共在停战问题的谈判上变得更加主动了。

北平军调部三方紧张地进行谈判，各地区的军事冲突却接连不断。其中规模较大的冲突地区有：广东、中原、东北、山东以及河北等地。围绕着如何调处这些地区的冲突，常常成为军调部一个时期斗争的焦点。

1946年1月25日，经过叶剑英和我方人员的多次要求，军调部派出一小组到达广州，解决国民党军队向我东江纵队的进攻问题。然而广东军事当局却无理宣称：广东没有中共部队，只有一些零星“土匪”。对此，叶剑英在北平军调部三委员会议上，予以严厉驳斥，并以大量事实，揭露广东地区国民党军队进攻我惠州、大鹏岛等东江解放区的罪行，要求军调部立即发电制止，执行小组立即到现场监督停战。广东军事当局慑于各方面的压力，同意执行小组到惠州调查，但他们却事先派出大批部队，攻占了惠州解放军驻地，借以制造骗局，证明“广东无共军”。在这种情况下，叶剑英一方面同国民党代表谈判，同时电请周恩来敦促三人小组讨论调处广东问题。三人小组根据叶剑英的电报，讨论了广东问题，同意将东江纵队撤离广东，由美方协助运往烟台。叶剑英根据三人小组的决定，同军调部的国、美代表继续谈判，解决了东江纵队撤退的路线、港口、经费等问题，终于使东江纵队于6月29日安全撤出了广东。

在中原地区，由于国民党违犯停战协议，派出30万大军包围我6万多人的主力部队，局势非常严重。叶剑英在军调部率中共代表多方争取，迫使国民党和美国代表同意派出一个小组，于1946年1月下旬奔赴罗山、应山视察，并会同当地国共双方驻军代表，签定了协议，规定双方部队在国共问题未解决之前，均停驻现地，不得向对方驻地前进。然而，国民党方面出尔反尔，一面签定协议，一面变本加厉地向解放军发动进攻。叶剑英多次揭露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行径，要求国、美方面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制止。他并利用军调部代表的合法身份，采取各种措施和途径，解决中原解放区财政和粮食方面的困难，先后送去经费10多亿元。接着，又设法通过军调部工作机构，将中原军区的700多名伤病员撤离出来，为日后中原军区部队的突围减轻了负担。

对于国民党在东北、山东等各地破坏停战协定，向解放区进攻的行径，叶剑英均在军调部及时予以揭露，并尽可能争取派出执行小组前去调处。

1946年7月29日，在河北省香河县安平镇，发生一起美蒋军队联合进攻解放区的严重事件。解放军被迫自卫，战斗持续4个多小时，双方部队都有伤亡。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和美国方面大作文章，有意扩大事态。他们为了掩盖事件真相，嫁祸于人，首先向叶剑英递交了所谓“抗议”备忘录。叶剑英根据解放军部队来电报告的情况，致函美国和国民党代表，就美军联合国民党部队，向冀东解放区发动进攻，提出抗议。这样，就形成了三方都递交了备忘录，中共和国、美方面互相抗议的局面。经过谈判，决定成立一个特别小组前往现场调查。但在调查谁先发动进攻的问题上，国民党和美国方面制造伪证，并一再破坏小组调查程序。最后，小组无法取得共同结论，中共方不得不依据调查材料，单独公布事件的真相。9月9日，叶剑英在中共代表团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关于安平事件调查结果的声明》，特别小组中共方代表公布了《军调部第二十五特别小组中共代表关于安平事件冲突调查报告书》，揭露美军和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军进攻的真相。叶剑英并向美方提出四点要求：（一）美军应正式向我道歉，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二）立即把安平镇交还我方；（三）驻华美军应全部撤出中国；（四）美国政府必须停止对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援助^[1]。9月中旬，马歇尔被迫下令，撤走驻秦皇岛和塘沽之间的美国海军陆战队。

在恢复交通问题的调处上，斗争同样尖锐。国民党方面提出恢复交通，是同他们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准备内战的阴谋联系在一起的。早在1945年9月20日，蒋介石就密电各战区司令长官，要求“抓紧时机”“控制所有战略据点、交通线”。对于我军控制的交通线，国民党军队不断发起进攻。现在，他们对于在战场上没有完全得到的东西，又想在谈判桌上争取。国民党和美国代表提出，共产党军队让出铁路线，先恢复铁路交通，其它问题放后。对此，叶剑英尖锐地指出：恢复交通要有利和平和建设事业的发展，不能把它变为战争的因素；国民党军队要平毁铁路线上的碉堡、工事；各级交通机构实行民主管理，要有中共党代表参加^[2]。经过多次会谈，三方意见无法统一。美方执行主任白劳德带着军调部三方关于恢复交通的会谈文件，到重庆向三人小组汇报。经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会谈，达成一项恢复交通的协议。军调部把这个协议作为《和字第四号命令》下达双方部队执行，并确定在华北、华中等八条铁路上，设立七个交通小组。解放区军民按照协议，迅速动员人力、物力，在二十多天里即修复了八百多公里铁路。而国民党方面却处处设置障碍，破坏协议，还说解放区的铁路“自成路局，委派局长、站长是紊乱路政”^[1] 等等，对此，叶剑英反驳说，抗战开始，国民党把整个华北丢掉。许多铁路工人自愿留在解放区，坚持抗战到胜利。现在要恢复铁路交通了，国民党竟要另任新人，取代对抗战有功的铁路员工，这种做法是极不合理的。他以解放区铁路修复和通车的事实，说明解放区的铁路工人，有经验有能力做好各项工作，根本不存在“紊乱路政”的问题。希望国民党政府改变错误作法，与中共方一起，为执行恢复交通协议作出贡献^[2]。经过叶剑英和军调部中共方人员不屈不挠的斗争，国民党代表不得不同意，在2月14日军调部关于恢复交通问题的《和字第四号命令》颁布之前，中共方在铁路、邮政已委派的人员继续留任。

叶剑英在军调部，还率领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破坏、捣乱进行了一系列斗争。1946年4月3日，国民党北平警察、特务当局，非法包围了中共方面根据军调部新闻协议，在北平创办的《解放》报和新华分社社址，并将新华社代理社长兼《解放》报总编辑钱俊瑞及工作人员四十多人，捕往北平警察分局。叶剑英对反动派的这种法西斯暴行表示极大愤慨。他先后向国民党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十一战区司令孙连仲、北平市长熊斌，以及军调部国民党和美方代表，提出严重抗议，要求北平当局立即惩办肇事者，公开向中共方道歉。接着，各解放区纷纷发表通电，抗议北平军政当局的法西斯暴行，声援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斗争。在中共方面坚决斗争下，国民党北平警察总局局长被迫向中共方当面赔礼道歉。叶剑英亲往警察总局，迎接被捕人员出狱，并带队游行，开欢迎大会，进一步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5月29日，当国民党封闭包括《解放》报、新华分社在内的北平77家新闻机构时，叶剑英率领中共方面人员，再次向国民党当局进行公开的反击。他主持召开了《解放》报社全体人员大会，接着，又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摧残民主的暴行。他严正表示，军调部中共代表团今后的新闻发布，将不再受军调部新闻协议的约束。

叶剑英在军调部，通过各种方式同各方面的爱国民主人士联系，争取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到解放区工作，扩大了反蒋统一战线。

1946年9月，随着国民党发动的内战规模的不断扩大，军调部中共方面代表不断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监视、殴打和逮捕。面对这种情况，叶剑英提出建议，并经中央批准，军调部中共代表团进行精简，人员分批撤往解放区。他自己仍带领一部分同志在北平继续坚持斗争。11月下旬，他乘坐一架美方代表提供的飞机，前往内战十分激烈的东北地区，解决东北8个执行小组中共代表的撤退等问题，并亲自带回一批中共中央东北局为中共中央筹措的经费。1947年2月21日，叶剑英带领军调部中共代表团最后一批人员，从北平返回延安。

[1]　军事调处执行部：《和字第六号命令》。
[1]　《叶委员剑英关于安平事件调查结果的声明》（1946年9月9日），中央档案馆资料。
[2]　《执行部委员会议记录》（1946年2月14日），中央档案馆资料。
[1]　《执行部委员会议记录》（1946年2月14日），中央档案馆资料。
[2]　《执行部委员会议记录》（1946年2月14日），中央档案馆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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