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紧接着在南京建立了反革命政权，形成了“宁汉分裂”的局面。时局剧变，阴霾满天。在这历史转折关头，每一个革命志士都面临着何去何从的考验。叶剑英经过了一番认真的思索和抉择。那时，他作为一师之长，如果跟蒋介石走，可以做大官，发大财；而要公开反对蒋介石，就有被砍头的危险。他想了又想，思想斗争十分激烈。最后想通了这样一个道理：既要革命，就得一生只为百姓谋，不爱乌纱不要钱。眼睁睁地看着“四·一二”之后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屠杀，全国一片白色恐怖，怎还能跟蒋介石走呢! 叶剑英看清了蒋介石的反动本质和国民党右派的丑恶面目，便不顾个人安危，毅然放弃高官厚禄，发出“通电全国反蒋”电文，与蒋介石彻底决裂。

叶剑英通电反蒋之后，在吉安便站不住脚了。离开之前，二师的左派军官，以给师长祝贺生日之名，秘密集会，商讨武装起义问题。不久，成立了革命军事委员会，于5月6日通电讨蒋，举行了武装暴动。可惜这次武装起义，由于孤军无援，被蒋介石派兵镇压了。

叶剑英只身到武汉，投奔中国共产党。

对于共产党，他有一个较长的认识过程。早在1920年，他在广州就看过列宁的一些著作和宣传唯物主义的书籍，但同时也看过一些宣传国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一时弄不清什么是真正的共产主义和共产党。1924年，他到黄埔军校，受到中共的影响，对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并提出了入党申请，未被批准。到了1925年，在东征中，他见到周恩来，并与苏联顾问加伦和罗加乔夫共过事。以后又与一些共产党员交往，并借阅马列书籍，对共产主义又有了更多的了解。“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他进一步擦亮了眼睛，分清了敌我，更坚定了参加共产党的信念。

叶剑英到武汉后，在一次宴会上见到了朱德。他在席间慷慨陈词，激动地说：有人问我反蒋图个什么? 我说我反蒋不要什么东西，只图个革命。我们革命的枪要对准反革命。蒋介石当反革命，跑到我们枪口上来，是自己找打的。我们打蒋介石不是因为有什么个人恩怨，而是因为他反革命。我们就是要讨伐反对革命的人^[1]! 朱德对他的讲话，十分赞赏。

刚刚升任第四军军长的张发奎，早年也在“援闽”粤军中任职，同叶剑英是老相识。这时，他雄心勃勃，急欲网罗将才，邀叶剑英到第四军军部工作。于是，叶剑英随第四军参加了第二次北伐。获胜后，从河南回师武汉，第四军扩充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张发奎升任总指挥，叶剑英被正式任命为第四军参谋长（军长黄琪翔）。

当时，在国民革命军中，第四军的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最多，政治工作活跃。张发奎、黄琪翔对共产党的态度也比较好。叶剑英在这里，结识了一些共产党员，多次向他们表示了跟随共产党革命的愿望。叶剑英恳切地向经常同他交往的一位早年入党的老党员提出入党要求。这位老党员同意介绍叶剑英入党，并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说：这个人我了解，可以吸收进党。1927年7月上旬，中共中央批准叶剑英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2]。为了保密，暂时不要他和其他党员发生联系。叶剑英从一个追随孙中山民主革命的国民党高级军官转变成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革命战士。后来，在一次谈话中，他回忆自己走过的曲折艰难的道路说：“我自己对于共产主义的认识是逐步提高的。1924年提出入党的要求，没有批准。那时在蒋介石那里当团长，有人说是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团长，这没有说错。1927年‘四·一二’以后，看到共产党的同志对共产主义有坚定的信心，又看到蒋介石那样反动，我就反对蒋介石。经过这个考验，决心就定了，所以1927年正式参加了党。”^[3]

“人生贵有胸中竹，经得艰难考验时。”^[4] 叶剑英这两句诗总结了无数先进人物的革命斗争经验，也是他经受长期考验加入党组织的生动写照。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分共”，公开背叛革命。7月下旬，在武汉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张太雷、李维汉等召开会议，作出了同意南昌暴动的决定。叶剑英根据党的指示，继续留在第四军，也来到九江。

此时，汪精卫正在酝酿一个阴谋。他准备上庐山召集黄琪翔、孙科、朱培德等秘密开会，策划以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的名义，通知贺龙、叶挺上庐山开会，企图一举扑灭军队中燃起的革命火焰。

军情急如火。叶剑英得到这一消息，连夜告诉了叶挺，并商定立即通知第二十军军长贺龙、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廖乾吾以及高语罕，到甘棠湖烟水亭附近碰头。他们坐在一只不大引人注目的小划子上，密商对策。经过短时间的磋商，他们决定了三件事情：第一，贺、叶不上庐山；第二，贺、叶部队不按张发奎命令集中德安，而是开往牛行车站到南昌去；第三，叶挺的部队第二天先行，贺龙的部队第三天行动。^[1] 最后，叶剑英对叶挺、贺龙、高语罕等说：“你们如有什么动作要告诉我。”^[2] 会后，贺龙、叶挺立即按计划行动，使汪精卫的阴谋没有得逞。

但是，汪精卫并不就此罢休，又一再下令要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共”。叶剑英事先得知这一消息，立即告诉高语罕，说明敌人已经觉察他和廖乾吾的身份，劝他二人迅速离开九江。

八一起义后，张发奎奉汪精卫之命，召集黄琪翔、叶剑英等高级军官开会，准备火速追赶已经撤离南昌的起义部队。叶剑英劝张开往广东，以不追叶、贺为上策。他分析面临的战局，讲道：“总指挥早就想南下广东，实现总理遗训，重新北伐，目前正是时机。我们原想去广东，李济深是反对的，现在我们放叶、贺的队伍到广东去，李济深招架不住，必然来请我们出兵相助，我军便可打起援师的旗号，直趋广州。这样比跟着叶、贺屁股打，两败俱伤，要胜一筹。假若在此尾追叶、贺，徒耗兵力，别说不一定赶上他们，即使捉获，我们仍无立足之地，何谈北伐统一!”^[3]

叶剑英说的这些道理，正合张发奎占据广东的心愿。他表面上虽下令要部队追赶一程，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尾追叶、贺的计划，让黄琪翔率师朝着广东南雄分道前进。这样一来，减轻了敌军对南昌起义军的压力。

[1]　薛冶生：《叶剑英光辉的一生》，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1版第41页。
[2]　中共中央组织部档案材料。
[3]　1972年叶剑英的一次谈话。
[4]　《叶剑英诗词选集》。
[1]　薛冶生：《叶剑英光辉的一生》第47页。
[2]　薛冶生：《叶剑英光辉的一生》第47页。
[3]　《革命洪流中的叶剑英》，《星火燎原》1983年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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