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一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文化大革命”之初，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虽然对这场来势凶猛的“运动”感到突然，但出于对毛泽东的热爱和信赖，还是想跟上毛泽东的部署，但总是处于一种当时所谓的“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状态。他一开始就抱着这样坚定的信念：人民解放军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经过各种严格考验的革命军队，是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保持稳定。因此，他对稳定军队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他同军委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副主席以及总政治部的领导同志，共同研究起草了《关于部队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几项措施的请示报告》，经中央批准，于1966年6月14日，印发全国县团级以上单位。报告明确规定在连队和师以下战斗部队中着重进行正面教育；军内“文化大革命”限制在宣传、文化等少数部门。6月21日，他批准关于军队“文化大革命”的六条指示，规定“整风彻底”的院校不开展“四大”。7月8日，叶剑英又同军委、总政领导同志以总政名义，在《部队文化动态》上加了一个批语，把“文化大革命”限制在23所院校中进行。8月底，在中央公布了全国各地大、中学生来京串连的决定后，他和军委领导同志研究，于9月3日又发出了不准军队院校师生来京串连的三条指示。这一系列措施，对维护部队正常秩序，稳定军队，起了重要作用。
1966年10月5日，林彪强行发布了《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要求“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并宣布取消军委总政关于院校《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此后，一些军队机关院校纷纷成立群众组织，“踢开党委闹革命”，到处串连，在北京甚至发生了“造反派”冲击国防部的事件，形势达到难以控制的地步。
1966年11月初，叶剑英同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在西山聚会，对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一伙破坏党、破坏军队、迫害老干部的行径表示极大的愤慨。为了稳定局势，动员军队院校师生员工离京回校复课，经军委常委讨论，并报毛泽东批准，于同年11月13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的十万人大会。周恩来总理、军委副主席贺龙、陈毅、徐向前、叶剑英和各总部负责人参加大会，并接见了到会人员。会上，军委几位副主席就军队及院校“文化大革命”问题作了重要讲话。叶剑英在讲话中说：真理是真理，跨过真理一步，就是错误，就变成了谬误。军队中有少数人表现不好，我们是知道的。这些人在败坏我军的光荣传统！明明看到有的老同志心脏病发了，明明地倒下去了，还要抓来斗。这种人不是我们无产阶级。我对这些人很愤慨^[1] ！ 11月29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又召开了军队院校师生代表大会，军委几位副主席再次发表重要讲话。叶剑英在讲话中严肃地说：“把国防部当成敌人的堡垒来冲，把解放军战士当成敌人来打，还有哪一种错误比这更错误的呵！”^[2] 他希望同学们很快回学校去，搞好本校的改革。同一天，叶剑英针对一些“造反派”提出的无理要求，明确指示军事博物馆要保留刘少奇、邓小平在各个革命时期的照片。
1967年1月中旬，叶剑英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关于稳定军队的专题发言。会后，他拿着全国军分区以上单位受冲击的统计表，当面同江青直言抗争。他严肃地说：“内忧必然引起外患”，“稳定军队是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3] ！1月20日，他在军委碰头会上，义正词严，拍案斥责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打倒老干部和反党乱军的罪行，以致右手第五掌骨远端骨折。经过激烈斗争，他主持制定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经毛泽东批准颁布执行，对稳定当时局势起了重要作用。2月14日，叶剑英在政治局碰头会上，愤怒质问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 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1] 林彪、江青等人把叶剑英和其他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诬陷为“二月逆流”。叶剑英遭受打击迫害，实际上被解除了在中共中央和军队中的领导职务。
1969年4月，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经毛泽东、周恩来等的提议，叶剑英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6月至10月，叶剑英与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全面深入地分析了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为打开对外工作的新局面，提出了战略性的意见和建议。同年10月，他被林彪以所谓战备疏散为名赶出北京，抱病辗转于湖南、广东等地，受尽磨难。
1970年8月至9月间，叶剑英参加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同林彪、陈伯达等人抢班夺权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会后，他按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带领调查组到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等地，调查陈伯达的反动历史，揭穿其政治骗子的面目。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此后，叶剑英重新以军委副主席身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坚决执行毛泽东关于“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等一系列重要指示，夜以继日地对全军情况进行全面的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他同军委办公会议的同志一起，调查了三总部、军事院校、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北京卫戍区，以及国防工办、六个国防工业部、全国人防领导小组等单位的情况，重点研究领导班子调整建设、军事训练、战备工作、军工生产、军事学术和作战方针、部队部署等方面的重大问题。
与此同时，叶剑英对国防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加强军事科学理论的研究，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工作，认真贯彻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建军路线，发动全军上下，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迅速掀起了加强战备和军事训练的热潮，使我军在革命化现代化建设中出现了新的面貌，光荣传统逐步得到恢复和发扬。
1971年7月，叶剑英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主持接待秘密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1972年参加接待先后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和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1973年，又协助周恩来接待再次来访的基辛格。他为建立中美、中日外交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1973年8月，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叶剑英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1974年1月，南越当局派兵突然向我西沙群岛发起进攻。叶剑英根据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指示，排除“四人帮”的干扰，同邓小平等中央军委领导同志一起，亲自指挥这次重大的自卫反击作战。早在南越当局蠢蠢欲动，开始对我武装挑衅时，叶剑英就以他敏锐的观察力，预见到事态发展的严重性，多方面搜集情报，审慎进行研究，并及时向周恩来报告，陈述自己的意见，供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下决心。1月17日，他向总参谋部打招呼，明确指出，西沙斗争开始了，总参、海军、广州军区等要加强值班，掌握敌情，做好作战准备。从这天起，他同广州军区、海南军区领导同志多次通话，了解情况，要他们准备，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19日晨，叶剑英得知南越军队又强行侵占我琛航、广金岛的情况后，立即来到总参作战室。紧接着，邓小平等领导同志也相继到来，开始了紧张繁忙的工作，他们认真听取参谋人员的汇报，审阅和批复前线发来的请示报告，周密分析判断敌情，根据战局的发展变化，及时下达了作战命令。
西沙作战面临的情况和特点是：一，敌人来势很猛，我国海军立足于打的准备不足，在敌舰突然开火时，才仓促还击；二，我国海军参战舰艇处于劣势，在该海区只有300—600吨的四艘作战舰艇，南越军队四艘军舰均在800—2000多吨；三，我国海军是自卫反击作战，军民同仇敌忾，士气高昂。根据这些情况，叶剑英和邓小平及时果断地确定作战方针原则，使参战部队做到了集中统一指挥；在战斗打响后很快压住敌人，控制作战主动权；各部队和军民之间密切协同，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严格执行对敌斗争政策，做到有理有利有节。
在作战过程中，叶剑英和邓小平等守候在作战室，随时掌握情况，进行指挥。当作战即将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关键时刻，他们再次向参战部队发出命令：必须占领和守住珊瑚、甘泉和金银岛；敌舰逃离我领海后，我舰不再追击；若敌机侵入我西沙群岛领空，应坚决予以打击，在领空之外不主动攻击，……在中央军委的正确指挥下，西沙反击作战从1月19日开始，20日胜利结束。我国海军击沉南越军队护航舰一艘，击伤其驱逐舰，全部收复了敌占岛屿，岛上的守敌全部被生俘。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胜利，充分显示了我海上人民战争的强大威力，保卫了祖国领土主权，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在国际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1975年1月，在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叶剑英被任命为国防部部长。6、7月间，叶剑英和邓小平一起，主持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军委扩大会议，并就国际形势、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安排超编干部等问题作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明确指出：要批判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要坚持安定团结的方针，认真落实党的政策；要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影响和腐蚀，自觉地改造世界观；要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号召同志们要紧紧跟上全国革命和建设的步伐，向全国人民学习，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把军队各项工作做好^[1]。会议前后，他同许多高级干部谈话，向他们通气，讲了毛泽东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四人帮”的严厉批评，揭露江青等人背着中央，插手军队的阴谋活动。在他主持下，对全军二十几个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配备。这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稳定军队和全国形势，创造了重要条件。
1976年2月，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叶剑英再次被中止了领导工作。
1976年4月，天安门广场爆发了百万群众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伟大革命运动。叶剑英每天派人到天安门广场去了解动态，抄写革命诗词。他对群众讽刺、鞭挞“四人帮”的诗词，给予高度赞扬。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不幸逝世。全国人民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
在毛泽东弥留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曾经到他的病房，排着队一个一个看望他。当时，毛泽东的意识还清醒。当叶剑英走到他跟前时，他的眼睛突然一亮，轻轻地抬了抬手。可是，泪水模糊的叶剑英没有察觉，走出病房后，护士跑出来说：“首长，主席招呼您去。”叶剑英立即返回到病床前。毛泽东睁大眼睛注视着叶剑英，欲语不能。叶剑英又急又悲，心中想到，主席为什么要第二次看我呢? 还有什么嘱托^[2]?
叶剑英觉得，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毛泽东逝世以后，早就觊觎党和国家最高领导职位的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反革命集团，认为时机已到，加紧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
9月9日，在中央领导人紧急研究毛泽东主席的治丧问题时，身为毛泽东夫人的江青，对治丧没多少兴趣，却恶狠狠地叫嚷“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1]。她的恶劣表演，受到一些领导同志的抵制。接着“四人帮”密谋策划，抓紧行动。张春桥坐镇钓鱼台。江青出面攫取毛泽东的文件、手稿。王洪文则在中南海紫光阁架起17部电话，盗用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通知全国各省、市，大小事情都要向他们请示报告，企图夺取中央对各省、市的领导权。姚文元则开动宣传机器，大造反革命舆论。四大奸雄你呼我应，配合默契，准备实现他们多年梦寐以求的狂妄野心。
面对着这种局面，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叶剑英，深为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担忧。他坚定地认为，由毛泽东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缔造的、有着五十多年斗争历史、几千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决不能被“四人帮”这伙野心家篡夺了领导权。自己作为一名跟随党和毛泽东、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多年的老党员、老战士，在党又一次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必须挺身而出，坚决斗争，使党从危难中走出来，继续领导革命和建设事业向前迈进。
党和军队中的许多老同志，也在深切地关注着党的命运，思谋着如何同“四人帮”作斗争。他们觉得，党内健康力量要团结一致同“四人帮”斗，必须有人带头和指挥。在邓小平被“四人帮”打倒，且受到严密监视的情况下，大家几乎不约而同地把希望寄托在叶剑英身上，纷纷到叶剑英这里来谈怎样同“四人帮”作斗争。叶剑英也利用各种机会和渠道，同政治局内大多数同志及其他老同志进行接触交谈。
还在毛泽东病重的日子里，王震就到叶剑英这里来，汇报情况，分析局势。他焦虑而又气愤地说：“为什么不把他们几个人看管起来? 看管起来不就解决问题了吗!”^[2] 叶剑英理解王震的心情，但他没有说话，而是做了个颇富戏剧性的手势。他伸出右手大拇指，向上晃了两晃，然后把大拇指倒过来，往下按了按。王震领会了他的意思：要耐心等待，“投鼠忌器”，不好动手^[3]。以后，王震又多次到叶剑英这里，将他在一些老同志那里了解到的情况及各方面的动向，汇报给叶剑英，叶剑英及时掌握了不少情况。
也是在7、8月间，聂荣臻从城内住所临时搬到西山，同叶剑英住地相邻。一个多月里，两位老战友进行了频繁的接触，就党和国家的形势、对“四人帮”集团的认识及如何同他们斗争，充分地交换了意见。他俩一致认为：“四人帮”的问题，不解决不行。但又不是正常手段能解决的，特别是江青。后来，聂荣臻回到城内住地以后，又派杨成武到叶剑英住地，再次转告他的意见，说：“四人帮”一伙是反革命，什么坏事都干得出，要有所警惕，防止他们先下手。如果他们把小平暗害了，把叶帅软禁了，那就麻烦了。“四人帮”依仗江青的特殊身份，开起会来蛮横不讲理，经常在会上耍赖，采用党内斗争的正常途径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是无济于事的，只有我们先下手，采取断然措施，才能防止意外^[1]。叶剑英对杨成武说：回去转告聂帅，我与他有同感，他想的和我想的是一样的，我找有关同志具体商量如何采取行动的问题^[2]。
在毛泽东逝世前后，陈云、邓颖超等也都来到叶剑英的住地，就如何对付“四人帮”问题，同叶剑英一起商量对策。陈云与叶剑英见面后，第一句话就说：“这个局势怎么办啊？得赶快想办法才行！”^[3] 还有其他一些党和军队的老同志，也都来向叶剑英汇报情况，提出建议。老同志们忧国忧民，拳拳之心，溢于言表。
通过同党内、军内许多老同志的接触，叶剑英更清楚地看到了党心、军心、民心，是向着党内健康力量一边的，从而更坚定了同“四人帮”作斗争并战胜他们的勇气和信心。毛泽东主席去世后，叶剑英一面忙于治丧工作，一面密切注视“四人帮”的动向，具体拟定和部署打倒“四人帮”的计划。他首先分析了中央政治局的状况，感到同“四人帮”作斗争，大多数同志的意见是一致的，但要彻底解决“四人帮”，则还需要做工作。这中间，有一个人的工作非做好不可。这个人就是毛主席生前提议任命的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要取得他的同意和支持。叶剑英从组织观念出发，觉得不能越过他、撇开他。因此，毛泽东逝世不久，叶剑英就主动同华国锋交换意见，希望他能站出来，负起斗争的责任。华国锋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叶剑英接连多次同他谈话，并明确地说：只要你敢于站出来斗争，老同志们就会支持你的。并主动提出帮他打招呼，请他同老同志之间沟通思想^[1]。
“四人帮”这时也加强了对邓小平的看管和对叶剑英的监视。他们将这两个人视为心腹之患，视为篡权的大障碍，必欲除之而后快。为了防止意外，免遭暗算，叶剑英格外提高了警惕。每当来人找他谈话，他总要打开收音机或水龙头，用广播声、水流声掩盖谈话内容，防止被窃听。后来他从城内搬到西山的一个住所时，王洪文紧紧跟踪，也搬到了西山。叶剑英心里明白：王洪文是专门来对付他的，但他内紧外松，处之泰然，在山间凉亭一带散步时，意味深长地把常走的一段山坡称为“好汉坡”，把那座亭子称为“风雨亭”。他边走边背诵苏东破的《放鹤招鹤歌》：“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很快，叶剑英从西山又搬到了玉泉山，继续利用各种时机和条件，相邀一些政治局委员和各方面的领导同志，探讨对付“四人帮”的办法。
局势在恶化。“四人帮”一方面利用他们控制的“第二武装”，南北串连，招兵买马，发放枪弹，抢占地盘，加紧进行反革命暴乱准备；另一方面大闹政治局，公开摊牌，进行“逼宫”。在9月29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他们大叫大嚷，要毛远新留在北京起草所谓“三中全会的政治报告”，逼迫中央交出毛泽东的文件档案，交出党中央的领导权，要安排江青当党中央主席。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多数同志坚决抵制，据理力争。结果，会议最后决定：毛远新回辽宁去；党中央的领导，由政治局讨论安排。挫败了“四人帮”的夺权阴谋。
面对着“四人帮”咄咄逼人的攻势，华国锋进一步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开始想召开扩大的三中全会来解决“四人帮”问题。叶剑英和一些老同志则认为，同“四人帮”的斗争，早已超出了党内正常斗争的范围，用正常手段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他一次同李先念交谈时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要当机立断! 李先念完全同意这种看法^[2]。10月初的一个夜晚，叶剑英与华国锋等在玉泉山商议粉碎“四人帮”的大计。经过反复研究，决定了“以快打慢”的方针和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的断然措施。叶剑英又与汪东兴进一步商议具体行动方案。
“黑云压城城欲摧”。“四人帮”的政变夺权步伐加紧了。他们跑到清华大学、北京平谷县等地，大造反革命舆论，煽动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打倒!”并说10月7、8、9日有“特大喜讯”，要人们“把胶卷留下，等特大喜讯再照”；“把苹果留下，等特大喜讯再吃”；“把影片留下，等特大喜讯再映”。上海的商店里，大红纸被争购一空，到处都在准备庆祝“特大喜讯”。四人帮的干将公然对反对他们的人说：“九号以后再找你们算账！”^[1]
叶剑英得到这些消息，敏锐地察觉到：“四人帮”进行反革命夺权，已经迫在眉睫。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刻不容缓了。再推迟，不是我们解决他们，而是他们解决我们了。事不宜迟，必须马上行动。
10月6日晚上，叶剑英同华国锋来到中南海怀仁堂，亲临指挥，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的形式，对“四人帮”进行了隔离审查。在行动过程中，由于部署周密，指挥果断，没有响一枪，没有流一点血，在很短的时间内，不可一世的江青反革命集团就被彻底粉碎!

[1]　叶剑英：《在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11月13日），军委档案馆资料。
[2]　叶剑英：《在军队院校师生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11月9日），军委档案馆资料。
[3]　《叶剑英同志伟大光辉的一生》，转引自1985年10月30日《人民日报》。
[1]　《叶剑英同志伟大光辉的一生》，转引自1986年10月30日《人民日报》。
[1]　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1975年7月15日），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资料。
[2]　薛冶生：《叶剑英光辉的一生》第341、342页。
[1]　薛冶生：《叶剑英光辉的一生》第341、342页。
[2]　薛冶生：《叶剑英光辉的一生》第343页。
[3]　薛冶生：《叶剑英光辉的一生》第343页。
[1]　《聂荣臻回忆录》第867—868页。
[2]　《聂荣臻回忆录》第867—868页。
[3]　薛冶生：《叶剑英光辉的一生》第343、344页。
[1]　薛冶生：《叶剑英光辉的一生》第343、344页。
[2]　薛冶生：《叶剑英光辉的一生》第345页。
[1]　薛冶生：《叶剑英光辉的一生》第345—3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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