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秋，人民解放军在解放了全国大部分地区以后，继续追歼向西北、西南、华南等地溃逃的国民党残敌。
为了消灭盘踞在华南一带的国民党军，解放广东，进而建立巩固的国防南大门，中共中央决定组成新的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由叶剑英任分局第一书记，张云逸任第二书记，方方任第三书记。同时确定，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组成一个独立兵团，由叶剑英和两兵团负责人统帅，向华南进军。
毛泽东对解放华南问题极为重视。他几次同叶剑英谈话，要求他先到江西赣州同四兵团、十五兵团负责人及方方等人会师，然后举行会议，解决好解放广东的战役计划和方针、政策等重要问题。
1949年8月10日，叶剑英离开北平南下，9月初到达江西赣州同参加解放广东的军队、地方的负责同志会合。他们之中有：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负责人陈赓、郭天民、刘志坚；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负责人邓华、赖传珠、洪学智；两广纵队负责人曾生、雷经天；原华南分局书记方方等。
叶剑英一到赣州，立即召开华南分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华南分局、军区、省市政府领导机构的组成和干部的配备；二是解放广东的部署；三是接管城市和乡村的重要政策。
军事行动，是各项工作中最紧急的问题，叶剑英把它摆在首要的位置上。9月7日，他主持召开作战会议，讨论制定了解放广东的作战计划。按照这个计划，先消灭北江、东江之敌，进占曲江、惠阳，创造和平解放广东的条件，同时对付广州顽抗之敌。为了集中兵力对广州之敌实行钳形合围，确定十五兵团集结于南康、信丰地区，四兵团集结于南雄、仁化、汝城之线，两广纵队集结于兴国以南地区。部队于9月底全部集结完毕。尔后，三路大军互相配合，直下广州。这个计划还估计了敌人在曲江、英德之线顽抗或集中主力退守广州、虎门的两种可能，采取了相应的歼敌措施。叶剑英和陈赓将这一计划上报给中共中央军委和四野总部。9月12日收到中央军委回电：“两兵团第一步集结并休息数日，第二步齐头进至曲江、翁源地区并休息数日，第三步协力夺取广州，除此以外均同意。”^[1] 叶剑英和两兵团负责同志根据军委的指示，立即按计划部署了军队的行动。
野战部队的作战计划确定以后，叶剑英又同方方一起，制定了广东地方武装的配合作战计划，并给广东各区党委所属武装下达了任务。9月中旬，叶剑英主持华南分局会议，研究讨论了组织机构和干部的配备问题。确定：广东省政府由叶剑英任主席，方方、古大存为副主席；广州市军管会由叶剑英任主任，赖传珠、王作尧为副主任；广州市政府由叶剑英兼市长，朱光及一二位民主人士任副市长；广州警备司令部由十五兵团兼组。这些人事安排，都先后得到了中央的批准。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强调了团结问题，要求南下干部和当地干部互相学习，互相尊重。叶剑英对大家说：团结会师，这是中央所再三指示我们的。现在，四面八方的干部汇合在一起，特别要注意团结。一切困难都要靠团结才能克服，一切敌人都要靠我们坚强团结才能战胜它^[1]。
从1949年9月30日开始，人民解放军南下的四兵团、十五兵团和两广纵队在叶剑英和陈赓的统帅下，按照预定作战计划，各自从集结地区出发，迅猛地向广东攻击前进。由于守敌拒绝和平解决广东问题，人民解放军决心以武力攻占广州。一路上，斩关夺隘，所向披靡。10月10日，推进到清原、佛冈地区。眼看广州指日可下。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忽于10月10日7时致电军委，要求“陈赓兵团即由现地（英德、韶关线）沿公路直向桂林、柳州之线前进，借以增大消灭桂敌的计算”，并称“目前似应以集中兵力歼灭白崇禧的兵力为主”。林彪对当时形势及敌情的估计是：由衡宝南退之敌七军、四十八军主力共四个师，已被四野部队包围于祁阳以北地区，敌其它各军亦正回头北援，解放军有可能在祁阳以北歼灭白崇禧主力。韶关广州线之敌主力正向铁路以西撤退，广州必将放弃^[2]。
中央军委鉴于林彪所报情况，于同日23时复电给林彪、邓子恢及叶剑英、陈赓，“同意，陈赓兵团即由韶关、英德之线直插桂林、柳州断敌后路，协助主力聚歼白匪”，邓华兵团及曾生、林平等部，独立相机夺取广州^[3]。林彪仍不满意中央军委关于“相机夺取广州”的指示。在军委复电后的第二天，即10月11日10时，他又向军委发出长达一千多字的电报，极力坚持他不打广州的理由。叶剑英和四兵团、十五兵团负责同志收到中央军委复电后，立即进行了认真的讨论研究。大家认为，林彪的意见是不符合当前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的。因为，林彪估计广州之敌不会守广州，而会向西往广西撤退集中。根据当时得到的可靠情报，敌人已增兵广州，打算在广州外围抵挡一阵，然后继续南逃，退入海南岛或从海上逃跑。同时，解放军正高速向广州前进，战场形势十分有利。如果此时四兵团丢开广州，西入广西，不仅广州一时不能攻下，到广西也会由于路程太远而赶不上，难以断敌退路。根据这些情况，叶剑英和陈赓于11日13时直接给林彪发报，坚持四兵团先参加打下广州，再入广西的原定作战计划^[1]。
林彪收到叶、陈来电后，于当时21时又致电军委并叶剑英诸同志，仍主张暂不夺取广州^[2]。
中央军委、毛泽东在全面研究了两广及云贵地区的敌我态势后，于10月12日2时和6时连续发电给林彪及叶剑英、陈赓，明确指出，根据当前情况，如果按林彪的意见，陈赓兵团入广西后，广东问题没有解决，广西问题亦不能速决，我军将陷入被动^[3]。致此，林彪才被迫接受了毛主席指示，同意陈、邓两兵团按叶剑英、陈赓原定计划占领广州。10月13日，叶剑英主持召开华南分局会议。会上，大家一致表示，坚决执行军委、毛泽东电示的方针，全力夺取广州。部队不停顿地向南猛进，连续攻克敌占城镇。10月14日下午，胜利解放了广州市。
叶剑英进入广州后，首先抓住了社会治安问题。他召开工人、学生、教师、工商业各界的座谈会，讲解中国共产党的城市政策，征求群众意见。市政府于11月底召开广州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叶剑英根据代表们提出的组织工人纠察队、加强户口管理等要求，代表市政府表示：一定负责把广州的匪特肃清，巩固广州治安。会后，工人、学生纠察队很快组织起来，协助政府缉匪破案，发挥了很大作用。他还领导搜捕和镇压盗匪。一面组建侦缉队加强刑事侦察，一面组织便衣与武装人员相结合的突击检查，连续破获了一系列反革命破坏案件。同时，收缴非法武器，收容国民党军队的散兵游勇，清除社会上的不安定因素。
在整顿治安的同时，叶剑英抓紧了粮食供应和货币问题。他指示市政府组织船只和征粮队，到乡村各地征粮，运往广州，并交代利用江防舰队封锁珠江、西江，检查来往船只，杜绝粮米走私，以保证广州粮食的供给。为了解决金融货币方面的问题，叶剑英以军管会主任的名义，先后发布了禁止银元流通、禁止港币流通的布告，并组织大批工人、学生、警备部队、公安部队统一行动，在几小时内，迅速查封和取缔非法金融组织，捕获金融投机犯一千余人，打乱和摧毁了敌人潜在的经济体系，进一步稳定了物价，巩固了治安。
这时，广东沿海一些岛屿尚未解放，其中最大的是海南岛。1949年底，在湘粤桂战役中漏网之敌余汉谋、白崇禧残部，逃聚到海南岛，拼凑了5个军19个师，加上部分海军、空军、特种兵和地方团队，共约十万人，统归薛岳指挥，组成环岛的立体防御，企图凭借海峡天险，负隅顽抗。
中共中央军委向四野及华南分局、广东军区先后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在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叶剑英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参与了组织领导解放海南岛的工作。
制定正确的战役方针和计划，是胜利进行海南岛战役的关键。叶剑英和十五兵团负责同志根据琼纵一个连偷渡过来的启示，提出解放海南岛可先以小部队实行偷渡，上岛后与琼纵会合，打小规模的运动战和游击战，增强岛上接应大军登陆的力量，然后再以大部队渡海作战。他们将偷渡的计划向中南军区和军委作了汇报，得到了批准。1950年2月1日，叶剑英主持召开了广东省军区和十五兵团军以上干部参加的广州会议，根据军委的指示和敌我双方的情况，分析了解放军作战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确定了“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登陆相结合”的战役指导方针^[1]。3月上旬，十五兵团指挥两个军发起海南岛战役。在琼崖纵队的有力配合下，部队先后分批登陆，于5月1日胜利解放海南岛。
在解放海南岛的战役中，叶剑英还大力领导支前工作。在华南分局关于支前工作的会议上，他深刻而又形象地说：后勤、支前工作十分重要，它就像人的血管给人体各部分输送血液一样，要源源不断地把粮食、弹药和物资输送到前线，保证作战的需要^[2]。他主持分局于1950年1月2日作出了《关于支援海南岛作战的决定》。全省人民特别是南路地区人民均动员起来，赶造船只、修建公路，运送弹药、物资，保证了部队渡海作战任务的完成。战役结束后，叶剑英又提出认真做好善后工作。广东省人民政府于5月9日专门作出《关于海南岛战役善后工作的决定》，并成立了解放海南岛战役善后委员会。政府抽调大批干部深入港口、渔村、海岸进行善后处理工作，帮助渔民、船民迅速医好战争创伤，恢复、发展海上交通和渔业生产，进一步密切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
海南岛等沿海岛屿的解放，为建设巩固的国防南大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然而，各地仍残留有大批土匪武装，到处为非作歹，欺压人民，破坏革命秩序，直接威胁着新生革命政权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叶剑英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剿匪的指示提出，必须坚决地、尽快地剿灭华南地区的土匪，保证城乡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1]。
1949年底，叶剑英即将“剿匪肃特，巩固治安”作为广东当时军事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他领导华南分局和军区，起草并发出了《剿匪指示》；后又根据中南军区的部署，制定了广东剿匪计划，提出以“政治为主，军事为辅”的剿匪方针，贯彻中央“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原则。经过人民解放军几个月的重点进剿，较大的股匪遭到了严重打击。但匪患仍很严重，有些地区匪情还有发展。面对这种情况，叶剑英和军区负责同志于1950年3月领导召开军区第一届剿匪会议，批评了太平麻痹思想，纠正重生产、忙整编、忽视剿匪的偏向。4月，在叶剑英领导下，军区又召开了高干会议，进一步明确指出，剿匪是当前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并向部队下达了“土匪不灭，决不收兵”的命令。经过半年多的进剿和驻剿，粤北、珠江等原来匪患较严重的地区和其它区的股匪，大部被歼灭。1951年5月，又歼灭土匪两万余人。至此，广东境内的股匪十多万人基本被肃清。
1950年10月，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11月14日，毛泽东电示叶剑英：为防备残余的国民党军可能自台湾向广东进犯，有增强广东兵力之必要。为此必须提前肃清广西匪患，以便从广西抽出一个军增强广东。要求叶剑英迅即前往广西帮助工作一个时期，抓住工作重点，限期肃清土匪。11月17日，毛泽东又发电指示：“只有迅速将广西土匪肃清、广东土改完成，才可能对付可能的事变。”^[1] 叶剑英立即赴广西南宁，主持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讨论部署了广西剿匪工作。年底，叶剑英返回广州，以后仍不断地过问和检查广西的剿匪情况。到1951年5月，广西全省军民如期完成了肃清全省股匪的任务，建立和巩固了城乡各级人民政权，为应付美蒋可能的袭扰做了充分的准备。
1951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鉴于华南地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决定在广东军区的基础上成立华南军区，由叶剑英任军区司令员，谭政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两广地区的七个野战军和华南各特种部队，以及广西、粤东、粤西、海南四个军区。华南军区成立后，更加注重把广东和广西的国防战备统筹起来，从整体上考虑问题。他强调说：广东和广西就像鸟之两翼，都是站在国防的最前线，要加强国防力量，防止敌人可能的袭击。他要求两广的军民共同行动起来，保卫我国的“南天门”^[2]。
为了防止敌人对华南地区特别是沿海一线的袭击，叶剑英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大力抓了战备工作。他与分局和军区的负责同志一起，不断研究国际形势和敌情动态，分析敌人可能入侵的方向、规模，拟定部队的作战方案。他经常深入前线，看望部队指战员，察看地形，部署防务。他还对华南地区海、空部队的组建、布防及机场的修建等一系列问题，作了明确指示，要求部队“进行战备姿态下的军事练兵”，特别要加强夜间训练。1952年秋，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场上连遭失败以后，便阴谋唆使蒋介石派兵袭占我海南岛，妄图在我国南方再开辟一个战场，牵制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抗美援朝作战。当时，人民解放军在海南岛的守备兵力十分薄弱。叶剑英根据中央军委和中南军区的指示，召开作战会议，讨论在海南岛抗击敌人偷袭登陆的作战方案；并迅速组织一些部队渡海，加强了海南岛的守备力量。美蒋集团见此情景，未敢轻举妄动。
与此同时，叶剑英号召华南的党、政、军、民共同做好防止敌人偷钻的工作，强调说：“过去国民党对付我们共产党的办法有五个，‘捉、杀、打、骂、钻’。现在前四个办法都不行了，还剩下最后一个办法，就是钻。从海外派特务或小股部队，钻到大陆来捣乱。华南地区处在与敌斗争的最前线，应当高度重视防钻工作。”^[1] 他与军队、地方的负责同志反复研究，建立了海边防组织机构，将公安部队、地方部队和主力部队分层配置，构成了层层罗网。同时，组织动员海边防地区的渔民和民兵，在海边防斗争中发挥作用，有效地保卫了陆海边防的安全。
城市工作是广东解放后的重点工作之一。1950年，叶剑英先后两次领导召开华南城市工作会议，主要解决城市管理工厂的方针以及如何在生产系统进行民主改革问题。他提出，我们管理工厂的方针是：依靠工人阶级，团结技术人员，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发扬全厂的积极性，在搞好生产的基础上来提高工人福利。民主改革的目的，是为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扫除障碍，解放生产力。改革，主要是革除那些封建的管理制度、人事制度。他强调在改革中要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只有工人群众能以主人翁态度参加管理工厂，真正当家作主了，才能达到民主改革的目的。在华南分局和叶剑英的领导下，广东城市的民主改革工作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胜利完成了。
叶剑英还根据广东全省各城市的特点，提出城市工作需要建立一个领导体系。省应以广州市为中心，领导几个较大城市；地委以较大城市为中心，领导大县城；县城领导镇。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以很大精力抓广州的生产、交通、水电、供应等各方面的工作，注意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被国民党军队炸断的海珠大桥，在他领导下，发动工人群众，很快得到修复，黄埔港的整理和修复，他花费了大量心血。在他的领导下，几年之内，广州市的各项建设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对全省其它一些城市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了帮助和推动作用。
对于小城镇建设，叶剑英也很重视。1950年5月，他亲笔起草了华南分局《关于圩镇工作给各地委的指示信》，指出：城市对乡村的领导，其实际工作必须经过镇，各地区必须把圩镇工作建立起来。9月，他提议召开了圩镇工作会议，在会上深刻地分析了圩镇的地位和作用，指出：“圩镇紧贴农村，又联结城市。它是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纽带。如果把圩镇周围的农村比作人的头发，那圩镇就是头发集中起来的辫子。抓紧了圩镇，形同抓住了辫子，抓住了圩镇周围的乡村。因此，城乡互助也好，帮助农村也好，一定要经过圩镇来做工作。”他领导举办了华南物资交流会，组织各地区、城镇展览工农业产品，洽谈贸易，互通有无，促进了全省的工农业生产。
叶剑英认真执行党的指示，极其重视发挥民主人士、知识分子、爱国华侨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作用。
他进入广州的第十天，就同方方一起，把在广州的一些起义人员和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召集起来开座谈会，了解他们的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以后，叶剑英倡导各系统每周召开一次民主人士茶话会。他经常参加会议，听取意见。在叶剑英主持下，各级政府机构中，安排了一些对革命事业有较大贡献、有名望的民主人士，担负领导工作。民主人士李章达，当过孙中山的警卫团团长兼大元帅府参军，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反对国民党打内战，在政治上同情中国共产党，并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经过华南分局提议并报中央批准，李担任了广州市副市长和广东省政府副主席。对其他的原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知名官员和专家，也都安排了比较合适的工作。即使对于那些在民主革命时期干过坏事，但后来对革命事业做过有益工作的人，叶剑英也主张不应该忘记他们。原国民党军官莫雄，曾参加过镇压广州起义，但他后来通过关系给我们转递蒋介石“围剿”红军的情报，做过几件好事。解放后，莫在广州，有人主张杀掉他。叶剑英说：这个人不能杀，要保下来^[1]。莫雄的生活和工作得到了妥善安排，后来担任了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对于统一战线工作，叶剑英从不满足于一般号召，而是把工作具体地做到一个人一个人的身上，使他们实际地感受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温暖，并尽其所能为人民做些有益的工作。许多直接受到他关心和照顾的各界人士及其家属，思念往事，常常热泪盈眶，内心充满了感激、敬爱之情。
叶剑英对广东省农民受压迫受剥削的痛苦体会特别深。根据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他积极领导全省开展土改。1950年1月，他在广东首次党代表会议上，就主持讨论了土改问题。以后，他又要求分局和省政府有关部门，加强对农村的情况的调查研究。他自己也深入到一些地区，实地了解农村的现状，还派一些同志，到梅县等地作调查。他说：“兴梅地区土地少，群众要求土改非常迫切，应该尽快开始土改!”^[2] 不久，他主持召开华南分局会议，作出了进行土改试点工作的决定。会议提出了“全省着眼，三县着手”的口号，确定先在揭阳、兴宁、龙川三县进行试点，取得经验，然后逐步铺开。会后，分局组成了六百多人的土改工作团，到兴宁等三县开始土改试点。后来，为了配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又增加八个县同时进行土改工作。
在部分县的土改完成以后，叶剑英亲自总结经验，研究确定政策，推动全省土改工作。1951年春，他领导华南分局召开了土地改革会议。会上，他在分析广东的形势时指出：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场遭受一连串失败以后，企图利用蒋介石进攻我华南地区。因此，广东可能有小战。战争要求土改，不仅要求必要的时间，而且要求必要的空间（战场）。要发动群众加速进行土改，巩固中国的南大门。接着，他对于如何领导土改运动，提出了“四个结合”：时间与空间结合，点与面结合，热与冷结合，快与稳结合。
叶剑英十分注意掌握土改中的政策问题。广东华侨多，商业发达，农村许多土地占有者，是工商业者兼地主、华侨兼地主。此外，还有一种由祖宗传下来的派种的农田，即所谓“公赏田”。对这几种人的土地、财产、房产，在土改中是否一律予以没收? 直接负责土改的李坚真等同志拿不准，便去请示叶剑英。他回答说：“不能搞一刀切! 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要特别注意保护华侨和民族工商业者的利益。”^[1] 接着，他同大家一起研究了这方面的具体政策界限。
1953年4月18日，叶剑英发出布告，向全省人民宣布：全省土地改革任务业已胜利完成，今后农村工作的任务，是进一步团结各阶层人民，发展生产，开展爱国增产运动，进行经济建设，继续改善人民生活。他把党和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公开告知全省人民，以保护和发展土地改革的胜利成果。这些政策的主要内容有：提倡劳动致富，爱国发家；确保各阶层人民的土地、房屋及各项财产的私有权利及劳动所得；允许自由雇工，保证借贷自由；强制地主劳动，并保护地主的劳动所得；贯彻查田定产、依率计征、依法减免的农业负担政策；贯彻奖励爱国增产政策以及不违农时；精简会议，任何工作不得妨碍生产，等等。这一布告，受到广大农民及全省各阶层人民的拥护和欢迎。
叶剑英在领导华南的经济建设中，还进行了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发展新中国的橡胶事业。
解放初期，我国经济和国防建设急需橡胶原料，而帝国主义又对我实行封锁禁运。中共中央根据这种情况，作出了在华南部分地区建立自己的橡胶基地的战略决策。
1951年9月，陈云和叶剑英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华南垦殖筹建工作会议。同年11月，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在广州成立了华南垦殖局，叶剑英兼任局长。为了把这项工作做好，叶剑英亲自带领一批专家和有关负责同志，深入到雷州半岛、海南岛进行考察，调查橡胶树的数量和生长分布情况，以及橡胶生产现状。考察结束后，他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信，阐述对于发展华南橡胶事业的看法和建议。接着，又以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的名义，向中央写了《目前橡胶工作上应抓紧之重点》的报告，得到中央的同意。
为了尽快实现发展华南地区橡胶事业的规划，叶剑英首先抓紧垦殖队伍的建设。中共中央根据他的建议，抽调了两万名部队指战员，组建了林业工程第一师、第二师和一个独立团，分驻湛江、海南等地，担负垦殖橡胶的光荣任务。还从土改干部和翻身农民中动员了十多万人参加垦殖事业。叶剑英在给中共中央、毛泽东关于发展橡胶事业的信和报告中，还建议中央号召“橡胶专家和技术专家前来工作，到北纬22度来站队。”^[1] 请求中央批准，将当时中山大学、广西大学的林业专修班改为橡胶训练班，提早毕业，并全部拨给华南使用。他把华侨看作是垦殖橡胶的重要力量，积极动员他们参加植胶。爱国华侨陈嘉庚，是种植橡胶的里手。叶剑英多次听取他的意见和建议，要求林业工程部队：“要向爱国人士学习，华侨陈嘉庚先生对种橡胶就有经验，要向人家学习，听人家的意见。”^[2]
垦殖橡胶是一门科学事业。1953年，在叶剑英的直接过问和建议下，并经中央批准，成立了华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后来，发展成为华南亚热带作物科学研究院。叶剑英给橡胶科学研究提出的指导思想是：“科学研究要和生产相结合，以科学来指导生产，从研究中得来的经验，在实践中来考验。”^[3]他要求抓好“种、苗、树、胶”四个环节。他充分肯定群众和科技人员从实践中总结的“依山靠林”的植胶方案，并提出要设防风林。他认为，有山，有防风林带，既可挡风，又可保温，有利于橡胶树的生长。由于他重视科学技术，重视发挥科技人员的作用，并同科技人员和工人一起不断探索，使橡胶树的成活率越来越高，产量也不断增长。
1953年5月，叶剑英调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代理第一书记、中南军区代理司令员。1954年10月，他奉调回中共中央军委工作。从此，他正式离开华南和中南的领导岗位，全力投入了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

[1]　薛冶生：《叶剑英光辉的一生》第29页。
[1]　薛冶生：《叶剑英光辉的一生》第270、271页。
[2]　薛冶生：《叶剑英光辉的一生》第270、271页。
[3]　薛冶生：《叶剑英光辉的一生》第270、271页。
[1]　薛冶生：《叶剑英光辉的一生》第272页—273页。
[2]　薛冶生：《叶剑英光辉的一生》第272页—273页。
[3]　薛冶生：《叶剑英光辉的一生》第272页—273页。
[1]　薛冶生：《叶剑英光辉的一生》第276页。
[2]　访问尹林平记录。
[1]　薛冶生：《叶剑英光辉的一生》第277页。
[1]　薛冶生：《叶剑英光辉的一生》第278页。
[2]　叶剑英：《广西南宁群众大会上的讲话》（1950年12月）。
[1]　叶剑英：《在广东军区高干会议上的讲话》（1950年12月）。
[1]　访问尹林平记录。
[2]　访问李坚真记录。
[1]　李坚真：《回忆在叶帅直接领导下工作》，《萦思录——怀念叶剑英》，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　薛冶生：《叶剑英光辉的一生》第285页。
[2]　薛冶生：《叶剑英光辉的一生》第286、290页。
[3]　薛冶生：《叶剑英光辉的一生》第286、2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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