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经过两年多的留学生活，从莫斯科秘密回到上海，于1931年初转道香港，进入中央苏区。11月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朱德任中革军委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叶剑英任中革军委委员兼总参谋部部长。在中革军委领导下，他曾参与同年12月爆发的宁都起义的组织准备和二十六路军起义后的整训工作。
在朱德的支持下，叶剑英积极加强统帅机关的建设，在参谋部成立了作战、侦察、交通、动员、教育、管理等部门，撤销了不必要的机构。他亲自给机关干部上课，组织研究苏联红军的条例、条令，并结合工农红军的特点，制定了一些规章制度，编写出我军第一批条令、条例。他还逐步建立红军无线电台系统，研究电台业务技术，培训电台人员，加强侦察敌人情报的工作。与此同时，叶剑英积极协助朱德、周恩来、毛泽东组织指挥赣州、漳州、水口、宜黄、乐安等战役。
1932年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后，叶剑英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简称红校）校长兼政治委员。如何办好红军的新型学校? 叶剑英坚持贯彻古田会议精神和毛泽东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他亲自编写教材，给学员讲课，不断总结经验，改进教学方法，提倡直观教学，少讲多做，组织模拟实战的野外演习。在演习和训练中，他现场示范，言传身教，与学员们同操作，同娱乐，打成一片。
不久，叶剑英又担任东南战线总指挥兼政治委员，负责统一指挥闽西、赣南的作战行动。他克服各种困难，积极发展游击队，主动支援北部主力红军作战，并向红军主力输送四百多名红校毕业生，充实基层干部队伍。为配合北部主要战场作战，叶剑英把东南武装组成五个纵队，分别打击来犯之敌，并亲自率一纵队到禾口、怀土作战。
1933年5月，叶剑英兼任红一方面军参谋长；12月又担任建宁警备区司令员、闽赣军区、福建军区司令员。这一时期，他大部分时间在前线，进行反“围剿”作战，同时照顾前方供应，保障后方安全。他发动群众筹粮存粮6700余担，保障了红军的粮食供应，支援了红军作战；还积极领导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坚壁清野，断桥断路，骚扰敌人。他与战士们同甘共苦，克服了缺粮、无盐、少药等困难。他很关心爱护战士，特别重视伤病员的救护工作，行军时经常把自己的马让给病员骑。一次，叶剑英到二十四师指挥战斗，由于主客观因素，使战斗失利，他主动承担责任。“左”倾错误领导者却借机把他从福建军区调到军委任四局局长。
1934年10月长征开始前，叶剑英主管军委直属队工作。他冒着被打击的危险，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抵制“左”倾机会主义者打击干部的错误做法，积极向组织提出建议，想方设法保护了一批骨干。长征开始，叶剑英任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10月21日，率总司令部一、二、三、四、五局、总政治部机关、干部团和直属部队共四个梯队，跟随主力红军离开中央苏区。部队行进到西延（资源）、龙胜山区，在一次敌机空袭中，叶剑英被弹片击中，弹片打进靠近臀部的右大腿上。警卫员范希贤和卫生部门同志及时救护，使他脱离了危险。但由于环境和医疗条件的限制，只作了简单的包扎。这块弹片就一直留在他的身上。他风趣地说：留下这块弹片，好作纪念。
1934年12月，红军突破黔敌防线，占领黎平地区后，部队进行整编。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合编为中央纵队，由总参谋长刘伯承兼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兼一局局长，负责组织行军作战。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中央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指挥红军的作战行动。叶剑英带着伤，协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处理军务，起草文电，做了大量工作。
在第二次攻占遵义战斗中，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牺牲，中央任命叶剑英为三军团参谋长。他协助司令员彭德怀和政治委员杨尚昆等指挥行军作战，组织部队爬雪山，过草地。过雪山后，从达维镇开始，部队吃粮日益困难，靠野菜草根充饥。叶剑英率一个营到藏民居住区筹粮。他教育部队要严格遵守党的少数民族政策。他说，宁肯饿着肚子，也不许违犯民族政策^[1]。部队的模范行动使藏民受到感动，有的自动召唤躲在山上的群众陆续回家，卖余粮给部队，为红军带路。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懋功地区胜利会师。
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为了统一思想，会上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1] 中革军委根据这一方针，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但是，张国焘不赞成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北上方针和松潘战役计划。在会上他并不反对，但会一结束，他回到杂谷脑立刻致电中央，坚持南下，并在部队中散布不信任中央的言论，策动他的支持者向中央提出改组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名单，请张国焘任“军委主席”，并给予“独断决行”的大权等等^[2]。他还采用军阀政客手段，企图拉拢收买张闻天、王稼祥、彭德怀等在中央和一方面军工作的领导人，挑拨一、四方面军的关系，破坏团结，阻挠北上。中共中央一方面对他进行耐心说服和严肃斗争；另一方面，为了顾全大局和保持红军的团结，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才勉强同意四方面军向松潘西部的毛儿盖前进。
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积极主张做好两军的团结工作。他看到一方面军兵力消耗大，老干部保存多，就建议从一方面军抽调一批干部到四方面军工作，同时从四方面军抽调几个团补充一方面军。
7月21日，中共中央在黑水附近的则格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与张国焘进一步会商，解决组织问题，决定以原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叶剑英为参谋长。叶剑英接到命令后，带领一些同志立即从黑水出发，向毛儿盖前进。
从黑水到毛儿盖，中间要翻越海拔4500米的打鼓山。那时虽是7月炎夏，山下骄阳似火，但一到山上就寒气逼人。抬头望去，雪山顶峰银光耀眼，一片白茫茫。叶剑英一路走一路想着临走时毛泽东、周恩来的嘱咐：告诫同志们到四方面军那里，一要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战略方针，坚持北上抗日；二要虚心学习四方面军同志的长处，主动搞好团结。
叶剑英一行经过艰苦行军，翻过雪山，来到毛儿盖。这是诺尔盖大草原较大的一个村寨，叶剑英住在一户藏族同胞家里。他一到毛儿盖，立即根据总指挥徐向前的意见，着手加强前指司令部的组织建设和业务建设，同时，准备攻打松潘。然而，由于张国焘的阻挠破坏和其他原因，使红军在这一地区耽误了一个多月，失去了占领松潘、东出四川的机会。敌人在这一个多月内，完成了对红军围追堵截的部署：胡宗南在松潘地区集结了四个师二十多个团，企图堵住红军北上；川军刘湘已进占了懋功、北川、茂县、威州及岷江东岸地区；薛岳部也由雅安进抵文县、平武，随时可以策应。蒋介石扬言要把红军围歼在四川西部。
在这种紧迫的形势下，中共中央于8月14日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重申北上抗日的方针和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强调党对军队的统一领导和加强团结的重要性。同时，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严肃的批评。中共中央被迫放弃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决定出敌不意，穿过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草地，向甘南的夏河流域前进。为此，红军总部决定把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左路军在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率领下，从卓克基出发，经阿坝过草地北进。右路军在中共中央、毛泽东的直接率领下，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指挥，从毛儿盖过草地，向班佑推进。
根据总部这一新的决定，叶剑英紧张地进行过草地的准备工作。他召开前敌总指挥部直属单位会议，具体布置过草地的思想动员和物质准备。会后，部队迅速组织征粮，收购青稞，炒稞磨面。在征粮的过程中，有一个团遭到敌人骑兵袭击，受到很大损失。叶剑英亲自到部队讲打骑兵的要领，要大家首先树立信心，同时牢牢记住利用有利地形和密集火力是与敌骑兵战斗的基本手段。通过讲解，使部队懂得了以步兵战胜敌之骑兵的战术。
为顺利通过草地，部队找到了一位姓李的向导。叶剑英亲自向向导作调查，详细询问大部队过草地所需要的时间和可能遇到的困难。叶剑英将调查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经过研究，再次确定了右路军过草地所走的路线，并决定叶剑英率两个团为开路先锋。8月18日，叶剑英带领两个团出发，作为先遣部队，为右路军开路。程世才、李先念率三十军跟进。绿原无垠，浊沼横潦，浓雾弥漫。草地上自然条件极其恶劣，又有敌人骑兵不断袭扰。但右路军的干部战士吃大苦，耐大劳，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终于战胜重重困难，通过了草地。接着，于8月29日发起包座战斗，给妄图堵截红军的胡宗南部队以沉重打击，打开了通往甘南的门户。这时，已占领阿坝地区的左路军如果按计划北上，一定能够顺利进行夏洮战役，迅速占领甘南。
可是，张国焘却在阿坝按兵不动。从8月下旬以来，中共中央连续致电张国焘，三令五申，要他率左路军迅速出班佑，与右路军会合，一起打向洮河以东。张国焘却于9月2日、3日致电中央，借口“噶曲河水涨大，不能徒涉”；“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1] ；并强令已向班佑进发的先头部队退回阿坝，要求已过草地的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迅速南下^[2]。
随右路军行动的前敌总指挥部政委陈昌浩是积极支持张国焘错误主张的。他暗中进行南下的准备。为了争取陈昌浩，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多次到位于潘州的前敌总指挥部开会，说服陈昌浩改变态度，坚持北上方针，放弃南下企图。但陈昌浩不为所动，唯张国焘之命是从。
9月8日，张国焘背着中央，命令右路军停止北上，准备南下。同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秦邦宪等中央领导人和右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等七人联名致电张国焘：“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须我们慎重而又迅速的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电报还详尽分析了各种不利因素，希望左路军“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3]。这封电报签署的时间是9月8日22时。就在同一时间，张国焘单独给陈昌浩发出电报，命令一、三军暂停向罗达前进，右路军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可见，张国焘的南下决心已下，部署已定。待接到毛泽东等七人联名给他的电报后，张国焘不但不听劝告，反而恼羞成怒，给陈昌浩发出电令，“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4]
9月9日，张国焘电令到来的那一天，适逢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开会。陈昌浩正在讲话时，译电员送来这份电报，交给参谋长叶剑英。叶剑英当即转给陈昌浩。陈昌浩讲话正在兴头上，没顾上看，又交回给叶剑英。叶剑英一看电报内容，觉得情况严重，需要审慎处置。尽管内心很着急，却摆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把电报装进口袋里。过了一会儿，佯作出去上厕所，飞跑到中央驻地，把电报送给毛泽东。毛泽东一看，马上用铅笔把电文抄在一张卷烟用的纸上。叶剑英对毛泽东说，此地有危险，不能留，请主席立即到三军团去。秦邦宪插话问，老叶，你呢? 一起走吧。叶剑英说，我不能动，我一动，恐怕你们都走不了。毛泽东默默注视叶剑英良久，点了点头，同意他赶回去，但嘱咐他提高警惕，并设法脱险。叶剑英迅速返回前敌指挥部。会议还没有开完。
在此两个小时以前，彭德怀曾向毛泽东谈到要提防张国焘的事^[1]，这封电报证实了张国焘确实在搞名堂。送走叶剑英后，毛泽东立即同张闻天、秦邦宪赶到三军团部驻地，同在那里养病的周恩来、王稼祥等一起，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分析了会师以后张国焘的种种表现，特别是8月以来中央和张国焘之间频繁的电报争论，一致认为，张国焘倚仗自己兵多枪多，个人野心膨胀，不仅想凌驾中央之上，并已企图危害中央。在这种危急情况下，再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部北上，不仅已无可能，而且会使党中央遭到不堪设想的后果。为了坚持北上抗日的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也为了给整个红军北上开辟道路，中共中央果断地决定迅速离开巴西，脱离险境，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
9月10日凌晨，中共中央和三军团部队离开巴西北上。即将离开巴西的时候，张闻天悄悄告诉李维汉：张国焘发来电令给陈昌浩说，如果毛、洛、博、周不同意南下，就把他们软禁起来。张闻天还交待李维汉，把他负责的机关单位在10日凌晨带到三军团驻地，会同中央一路北上。中央机关出发后，张闻天策马前后照应，亲自向有关负责同志讲明当时的危险处境，并亲自布置三军团部队在山上警戒。就这样，中共中央率领三军团，踏上了继续北上的征途，并发出《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南下是绝路，号召党和红军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同时再次致电张国焘，指出“只有向北上是出路”，“左路军迅即北上”^[2]。张国焘于10日凌晨4时又致电中央称，已得悉中央率三军团单独北上，并表示仍坚持南下，拒绝北上。
9月10日，中共中央到达阿西后，以中央政治局名义向徐向前、陈昌浩发出“指令”，明令四军、三十军应于日内尾一、三军后前进，以后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指挥之。“指令”还明确指出，因张国焘违背中央战略方针，不能再实行政治委员之责任，中央特直接指令前敌指挥员及其政治委员^[3]。也就在9月10日这一天，陈昌浩等人送信给彭德怀并转三军团全体人员，说什么“中央不经过总部组织路线，自己把一方面军部队及直属机关，昨晚开去”，“中央在毛周逃跑路线上，已经把一方面军几十万健儿葬送”。他在信中还煽动说：“胡为乎跟几个人作恶，分散革命力量，有益于敌”，要求彭“即率队转回阿西”^[1]，公然挑拨三军团和中央的关系。
9月9日晚，毛泽东等返回三军团之后，叶剑英一时感到茫然。他想，这么多直属队带不出来，就留给张国焘了? 张闻天、秦邦宪临走时，曾劝他快走，他回答说：“我现在不能走，你们先走吧，我和直属队一起行动。”但是怎样把军委纵队的直属队带走呢? 思虑再三，只有利用张国焘要“南下”的电报，以“打粮”为名，设法带走部队。于是，他向陈昌浩报告要带队伍出去“打粮”，以备南下。得到同意后，立即召集直属队的领导干部开会。到会的有林伯渠、杨尚昆、李克农、萧向荣等。他通知大家情况紧急，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已回三军团。我们确定10日凌晨2时出发，以“打粮”为名撤回三军团，要大家对准表，严格准时，绝对保密。散会后，他招呼杨尚昆留下来，商量还有什么事要办，约好明晨在附近的一个磨房会齐，一同赶回三军团。然后，叶剑英又办了两件事：第一件，找到作战科的吕继熙（即吕黎平）要了一份十万分之一的甘肃地图；第二件是立即给刘志坚发个电报。当时刘志坚担任三军团宣传部部长，奉杨尚昆之命，带领一个几十人的宣传队到驻在包座的三十军去演出。叶剑英想到要设法通知他们，要他们见报立即赶回。
一切部署停当之后，叶剑英返回前敌总指挥部的喇嘛庙（潘州一个经堂）休息。在那里同住的徐向前总指挥、陈昌浩政委早已入睡。空旷的殿堂，灰暗的马灯，一条条“唐克”（藏族同胞敬神的布条）被风吹得微微飘动，寂静中隐藏着神奇和不安。叶剑英躺在床上，思绪起伏，毫无睡意，不住地看表。随着时针的转动，他的心也跳得更快。好容易盼到午夜，便悄悄起床，披上大衣，从床下小藤箱里取出了吕继熙交来的那份全军唯一的甘肃地图，然后轻轻地走出喇嘛庙。出去不远，恰好碰到军委秘书长萧向荣，便把甘肃省地图交给他，嘱咐说：“这可是要命的东西，全军就这一份，千万要保管好!”
夜深沉，草原上乌云密布，寒气袭人。叶剑英来到磨房附近，杨尚昆已在那里等他。两个人既紧张又兴奋，急忙赶路。同志们看到他们来了，高兴地说：“我们开小差跑出来了。”叶剑英风趣地说：“不! 不是开小差，而是开大差，是执行中央北上方针。”
在一个叉路口，叶剑英碰到了正在等待他们的彭德怀、张闻天、秦邦宪等。他们说，参座，你还不快走! 叶剑英明白了他的意思，立即回身加快步伐，继续赶路了。但夜黑路不熟，赶上三军团部队，已是拂晓时分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正在焦急呢。见了面，毛泽东高兴地说：“哎呀! 你们可出来了。好! 好! 我们真为你们担心。”
在红军面临危难的时刻，身为右路军政治委员的陈昌浩不折不扣地按照张国焘的电令行事。他发觉中央单独北上以后，立即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公开造谣说“中央投敌去了”，是“逃跑路线”等等，并下令部队作战斗准备，给四军下令要二十八团追击中央。四军军长许世友即请示徐向前，徐向前说：“那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徐这句话，避免了两大主力红军的冲突，使中央免遭追击之苦。
由于徐向前、许世友和广大四方面军同志的反对，陈昌浩没有派出二十八团，但他还是派四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带了一队骑兵去追中央，进行“劝说”；同时还命令几个人拿着驳壳枪去追叶剑英，并交代：如果不回来就打死他! 当时李特等人在三军团后尾大吵大闹，阻挠北上。毛泽东、彭德怀、杨尚昆等出来见他们。毛泽东先给四方面军的同志分发了中央的告同志书，然后向他们分析了北上之利和南下之弊，很诚挚地对他们说：你们愿意留下的就跟着我们北上，不愿意留下的就回去。请你们回去劝说张国焘、陈昌浩，希望他们认清形势，执行中央决定，率部北上。如果一时想不通，过一段时间想通了，再北上，中央也欢迎。我们先走一步，也是为整个红军北上开辟道路。我相信，不出一年之内，你们还是要北上的，一定会跟上来的^[1]。说罢，告别而去。中央还留下少数人保护道路、桥梁，准备随时接应四方面军同志北上。
9月11日，叶剑英等到达俄界，彭德怀、秦邦宪等见到他，老远地大声喊道：“老叶，好险啊! 你昨天前脚走，后脚就跟来4支驳壳枪到处找你，杀气腾腾，可凶咧!”叶剑英听后紧紧握住他们的手，感激地说：“谢谢你们昨天提醒我，若不然，现在不知到哪国去了!”^[2]
中共中央为了争取张国焘改正错误，再次电令“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3]。”张国焘抗拒命令，反诬中央“不图领导全部红军，竟率一部秘密出走”。他给一、三军团发电或写信，煽动他们反对中央，声言“当振臂一呼，揭此黑幕”，“望速归来……”^[1]。
9月12日中午，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决定》，严厉谴责张国焘违背党中央指令，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号召四方面军中全体忠于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军阀主义倾向作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和红军^[2]。
俄界会议之后，中革军委纵队和一、三军团经过整编组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兼第三纵队司令员。叶剑英协助毛泽东、彭德怀指挥部队作战，占领通渭县的榜罗镇。
中共中央根据叶剑英等获悉的有关西北红军和陕甘苏区的情况，在榜罗镇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把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开到抗日前线去。
10月中旬，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率领的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后，叶剑英出席了讨论红军行动方针问题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了党和红军“建立西北的苏区，领导全国大革命”的新的战略任务。中央红军胜利结束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

[1]　《老帅在长征中》，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331页。
[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5页。
[2]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卷第269页。
[1]　平卓：《长征中的张国焘》，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2页；原电存中央档案馆。
[2]　平卓：《长征中的张国焘》，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2页；原电存中央档案馆。
[3]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第451页。
[4]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1卷第273页、第274页。
[1]　《彭德怀自述》第203页。
[2]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1卷第274页；原电存中央档案馆。
[3]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1卷第274页；原电存中央档案馆。
[1]　《彭德怀自述》第203页；原信在中央档案馆。
[1]　《壮丽史诗的一个篇章》，1986年10月5日《人民日报》。
[2]　《叶剑英传略》第79页。
[3]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1卷第274页。
[1]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大事月表》，军事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1页。
[2]　李安葆：《长征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第2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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