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全国投入抗日战争中。这时，叶剑英的工作更加繁忙。他除了代表红军与国民党西安行营第一厅厅长侯成如会谈外，还要在“红色堡垒”七贤庄，接待各抗日救国团体与爱国民主人士，商讨抗战大计。
8月初，国民党准备在南京召开国防会议。国民党代表张冲邀请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到南京共商国防大计，同时给在西安的叶剑英打电话询问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行止。叶剑英鉴于张学良被扣的严酷现实，考虑到革命领袖的安全，急电中共中央，建议“毛不必去，朱必须去”^[2]。党中央接受他的意见，派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前往参加国防会议。会上，叶剑英在周恩来、朱德发表重要讲话之后，作了关于抗日政略、战略问题的发言。他们在南京广泛接触了党、政、军各界要人，利用各种机会，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推动团结抗战大业。
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中国工农红军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叶剑英任八路军参谋长。接着，成立南京八路军办事处。
八路军总部委派叶剑英为驻南京的代表。从此，他以合法身份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
抗日战争开始后，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许多诬蔑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军队的谣言。为了澄清事实真相，博古、叶剑英曾在南京接见美国合众社记者爱泼斯坦；叶剑英还在南京特意接见《京华晚报》记者，纵谈山西战局，宣传八路军在抗战中的作用。他还积极参加了筹备出版《新华日报》的工作。
为了使南方红军游击队早日投入火热的抗日斗争，1937年9月下旬，叶剑英和博古一起，与国民党代表商谈南方八省区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达成协议后，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与叶挺、项英等磋商建立新四军的有关问题，并组成了新四军军部。
叶剑英在南京期间，与周恩来一起，四出奔走，多方努力，从国民党监狱营救出数百名革命同志，使之继续为党工作。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南京八路军办事处转移到武汉。当时的《抗战》杂志，曾发表文章介绍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情况说：“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会客室是一间小房子，陈设简朴，没有沙发和椅子，仅当中有一茶几，四周放着几把小圆形凳子，进门的右边墙上，挂着两幅五彩的国耻表：一是关于不平等条约的，一是关于丧失国土的，显示着这里是一些为民族解放而苦斗的战士居住的环境。叶剑英很忙。他沉着练达，态度和蔼，谁都看不出他是一个运筹帷幄、勇敢善战的人民解放的斗士。”^[1]
叶剑英在武汉期间的确很忙。他不仅要同国民党当局谈判扩充人民抗日武装的编制员额，领取军需、装备等问题，还要广交朋友，做国民党上层和民主人士等方面的工作。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采取写文章、演说、题词等多种方式，宣传中共的主张，宣传八路军的战况和战绩，广泛动员组织群众，坚持抗战，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的工作，在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1938年夏，叶剑英由武汉赴广州，准备去香港治病。他利用这个机会，广泛接触各界友好人士，还应邀到广州中山大学和广雅中学讲演《目前抗战中的几个主要问题》，热情宣传毛泽东提出的持久抗战思想。广州的报纸纷纷报道他的活动和讲话。
叶剑英根据时局发展和敌、友、我军的作战情况，发表了《论北方战局》、《论山西战局》和《论日军跳跃作战》等一系列重要军事论文，纵谈作战方针和经验教训，鼓舞全国军民的抗战热情。这些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论文，曾被汇集成《叶剑英抗战言论集》^[2] 出版，产生了广泛影响。当时《新闻天地》著文评论说，叶剑英“在军事上有极深的素养，抗战初期他发表的《敌人跳我们笑》一文，不仅阐释了游击战略，而且才华洋溢，脍炙一时”^[1]。
叶剑英在武汉期间，还亲自给前线战士写慰问信；多次去黄安七里坪和珞珈山训练班讲课，宣传持久战思想和游击战问题；先后会见伊文思、柯棣华、史沫特莱等外国友好人士，争取国际支援。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叶剑英同周恩来以及八路军办事处的钱之光、童小鹏和《新华日报》编辑人员转移到长沙。他出席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郭沫若任厅长）于10月27日组织的时事座谈会，发表了《广州武汉沦陷后的抗战局势》的演讲。当时湖南省主席张治中邀请叶剑英到家里，商谈长沙失守后组织保安部队和人民武装打游击的问题。张治中说：“你是游击战的老手，想请你帮忙，担任省府高级顾问，来指导游击战。”叶剑英慨然应允，积极支持张治中的抗战行动。但是蒋介石在撤离长沙前，却召开秘密会议，布置所谓“焦土抗战”，使长沙陷于火海。
11月12日夜，叶剑英和周恩来等冲出火海，撤往湘潭。火烧长沙对居民百姓来说是一场浩劫。考虑到长沙人民的困苦，周恩来、叶剑英组织八路军办事处和演剧队的同志返回长沙，进行善后救灾；同时揭露所谓长沙大火是“焦土抗战”的谎言，强烈要求惩办纵火首犯，拨款救灾，处理善后。蒋介石抛出了长沙警备司令酆悌等“祸首”，判处死刑；并责备张治中用人不当，给予革职留任处分。
1938年冬，在周恩来、朱德等倡议下，蒋介石决定在南岳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并且邀请中共派干部到训练班担任教官。经请示中共中央，决定派叶剑英带几个人前去。毛泽东说：去吧! 讲我们的一篇道理^[2]。叶剑英肩负重任，即刻组织人员，进行办班的准备工作。不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公布汤恩伯为游击干部训练班主任、叶剑英为副主任，后又改由蒋介石兼任训练班主任，白崇禧、陈诚兼副主任，汤恩伯任教育长，叶剑英任副教育长。周恩来被聘请担任国际问题讲师。叶剑英接到任命后，即召集准备到南岳游干班担任教官的李涛、边章伍、吴奚如、薛子正、李伯崇等以及有关人员，学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讨论参加游干班的目的、任务和工作方式，拟订教学、训练计划，编写教材；并与汤恩伯数次晤谈，还到重庆与蒋介石面商教学事宜。1939年2月10日，叶剑英率领参加训练班的中共方面人员包括教官、工作人员、武装警卫班，共三十多人，离开衡阳前往南岳。游干班于15日正式开学。
叶剑英为中共方面参加游干班的人员制定了保持坚定的立场，苦干的作风，谦和的态度，简朴的生活，虚心的学习，严肃的纪律等六项注意事项。由于叶剑英等中共方面人员模范的工作，取得了汤恩伯等人的合作与支持，受到学员的尊重与好评。
在游干班，叶剑英除担任领导工作外，还从事部分教学工作。他讲解游击战和时事政治工作等课程，深入浅出，谈笑风生，颇受学员的欢迎。在被国民党战时新闻处查禁的一篇《新闻通讯》上，介绍了叶剑英讲课的情景：“在课堂上，游击战争战略家叶剑英先生的游击战争概论一课，最为学员们所爱好。这一门课，在课程表上规定是12小时，占军事学科1/7。每次上课两个小时中，总要发生学生提请延长时间的要求。每上一次课，都是肃穆的空气统治着课堂，游击战争的革命意义、游击队产生的客观条件、游击战的运用，每一个单字，都在每一个听众脑子里爬过，也都在每一个听众笔记簿上爬过，到下课的号声响了，听众还是不愿意走。记满了硬铅笔写的字迹的笔记本，在他们都认为太少了。再讲五分钟好不好? 这问题常常发出来，这话语里充满了迫切的求知心与战士的要求。”^[1]
第一期学员1000余人，经过3个月的学习，即将毕业了，叶剑英组织全体人员进行了一次大型军事演习。由于准备充分，组织严密，动作逼真，近似实战，获得成功。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训部专员程兆熊在对训练班的“视察报告书”中称赞说：“学员曾向余言及游击战术一课之实地演习情形，谓绝非纸上谈兵之可比，该班训练之切实，当可想见。”
叶剑英在南岳期间，曾动员衡山佛门弟子参加抗日。根据他的建议，成立了南岳佛道教救难协会。成立大会上，叶剑英作了《普度众生要向艰难的现实敲门》的讲演。在他的动员下，佛门弟子竞相参加抗日活动，组织宣传队、救护队，在湘潭、衡山、衡阳等地作抗日宣传和救济难民等工作。叶剑英还在衡阳、桂林等地，利用各种机会，召开各界人士的座谈会，作时事报告，接见记者、剧团，与群众交往联欢，进行抗日宣传活动。1939年5月28日，他在桂林市各团体时事座谈会上所作的《积小胜为大胜》的演讲，精辟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博得一致好评。有一位记者在《云南日报》发表《叶剑英将军访问记》，文中有这样的记述：“提起叶将军，我想读者对他不会十分生疏吧? 他现在是一个著名的抗日健将”，“他的年龄差不多四十多岁了，身材是这样的高大结实，长方的面庞上，刻着两条粗浓的眉儿和一个笔直的鼻子，一对乌黑的眼珠，充塞着蓬勃的英气，总之，他是具备着，我们理想中一个青年革命将领应有的农民般的诚朴，书生般的冷静和英雄般的勇敢。他的确还是一个具有天才的演说家。”^[1]1939年6月，叶剑英由南岳调到重庆，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协助周恩来从事统战工作。他在南方局领导下，坚持又联合又斗争的原则，同国民党日益加剧的反共摩擦活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6月中旬，叶剑英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在湖南平江嘉义制造的“平江惨案”事件，以中共代表、八路军参谋长名义，致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提出严重抗议，要求迅速彻底查清。以后又与周恩来一起，多次致电国民党军政长官，强烈要求“查明真相，雪冤治罪”。叶剑英以极大的义愤，撰写了《论平江事件》一文，揭露和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平江惨案的种种借口。8月13日，叶剑英主持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在红岩嘴举行隆重追悼大会，悼念平江惨案中的死难烈士。叶剑英送的挽联写道：“人类有余悲，豺狼亦已歌；何以寄凭吊，按剑复摩裟。”^[2]
为了有效地制止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多次反共投降活动，及时掌握顽固派对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进行破坏捣乱的情报，叶剑英主持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军事组，经过长期考验，吸收国民政府军统局电讯总台的张蔚林、冯传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派南方局的地下党员张露萍（延安调来，又名黎琳），与张、冯等人联系，从军统局内部，获得了许多重要情报。后来，张露萍等六位同志的活动被特务发现，遭到逮捕，英勇牺牲。事过三十余年，直到1983年，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进行复查时，叶剑英亲自证明，才得以拂去历史的尘埃，还张露萍等英雄以本来面目，他们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以后，蒋介石经过精心策划，在重庆召开全国参谋长会议，制造舆论，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叶剑英参谋长带病参加了会议。会议开始，蒋介石大骂共产党、八路军（1937年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八路军为第十八集团军），诽谤第八路军“游而不击”，制造摩擦，袭击友军，包庇叛军，破坏抗战，并且声言，要彻查此事，以整肃军纪军令。接着，所有国民党集团军参谋长都发言攻击八路军。叶剑英成竹在胸，镇定自如。他在会议的第三天发言，集中讲了作战和摩擦两个方面的问题，对蒋介石等人的无耻谰言一一进行驳斥。叶剑英的发言，有理有据，事实确凿，具有极大的说服力，使蒋介石的“围攻”阴谋破产。叶剑英向中共中央报告了会议情况，并将他在会上的发言稿一起上报。毛泽东很快批给在延安的中央领导同志传看。董必武誉之为“叶剑公舌战群儒”。
皖南事变前后，周恩来和叶剑英在重庆领导和团结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日力量，同顽固派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1月12日，他们接到新四军被围的告急电和中共中央关于向国民党交涉的指示以后，立即向国民党代表张冲、刘为章提出要求，要国民党当局“急电制止”。第二天又专门找蒋介石、刘为章进行交涉。17日，当获悉国民党当局发布通令，诬蔑新四军叛乱，悍然宣布取消新四军的番号时，他们立即向何应钦、顾祝同和张冲提出了严重抗议。1月18日，国民党当局检扣了在《新华日报》上准备发表的一篇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的文章。当天下午，叶剑英召集军事组和有关同志共同研究，连夜赶写了《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的传单，揭露国民党制造内战阴谋。传单写好以后，叶剑英认真修改，于19日晨送周恩来最后审阅定稿，迅速赶印出来，秘密散发出去，使皖南事变真相很快大白于天下。
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面前，叶剑英铁骨铮铮，毫无畏惧。他向大家说：“我们共产党人天不怕，地不怕，要沉着应付，坐于虎口稳如泰山。”他见到方志敏烈士在狱中写的手书，当即挥毫作诗：“血染东南半壁红，忍将奇迹作奇功。文山去后南朝月，又照秦淮一叶枫。”^[1] 用以勉励自己和同志。周恩来也用方志敏的坚贞不屈的斗争事迹，多次向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进行革命气节教育，并当众背诵叶剑英的这首诗。

[2]　薛冶生：《叶剑英光辉的一生》第140页。
[1]　实甫：《与周陈秦三位先生谈话纪略》，1937年12月29日《抗战》杂志第32号。
[2]　1940年2月《新华日报馆》印行。
[1]　蔡二新：《叶剑英轮廓》，1938年《新闻天地》，存重庆市档案馆。
[2]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党史资料》第23辑126页。
[1]　《新战术与新学校——记南岳游击训练班》，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1]　《叶剑英抗战言论集》附录《叶剑英将军访问记》。
[2]　《平江惨案史料汇编》，解放军政治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138页。
[1]　《叶剑英诗词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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