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撰者话
杨杏佛，中国国民党左派；“一贯支持我们党的党外亲密战友”之一[1]。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勇敢正义的行为和为人民革命事业献身的崇高品质，值得我们永远纪念。
一
杨杏佛，名铨，又名宏甫，江西省清江县杭溪村人。1893年4月5日
[1] 生于江西省玉山县。父亲杨永昌，曾在徽州做官。杏佛曾随家移居扬州和杭州。六岁进私塾念书。13岁，因父亲弃官赋闲在家，经济拮据，家务全赖母亲操持，他放学后就帮助母亲干家务活。他关心国事，喜读报刊，常给弟妹讲中国积弱的原因。后来，杨杏佛赴上海考进吴淞中国公学。
1911年8月，他到河北唐山路矿学堂进预科第六班，与茅以升同班就学。同年10月武昌起义，各省相继独立，学校停课，杨杏佛去武昌。这时，他已参加了同盟会
[2]。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反动专制统治。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杨杏佛被聘为总统府秘书
[3]。不久，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果实，杨杏佛执意弃官，想多学点本领建设国家，遂由稽勋局选派赴美留学。
1912年11月，杨杏佛与任鸿隽同船赴美。他先在美国纽约康奈尔大学学机械工程；毕业后又到哈佛大学学工商管理和经济学，获得商科硕士。当时杨杏佛认为，“在现今世界，假如没有科学，几乎无以立国。”
[4] 为实现科学救国的抱负，杨杏佛和胡明复、赵元任、章元善、任鸿隽等志同道合的同学，在美国成立中国科学社，并出版《科学》月刊，向国内传播科学救国的思想。
1918年10月，杨杏佛与任鸿隽同船经日本回国。中国科学社总事务所也由美国迁回国内，先后在上海和南京设办事处。当时统治中国的是帝国主义卵翼下的北洋军阀，根本谈不上发展科学技术。可是杨杏佛等人仍然幻想科学救国，经常聚会讨论科学社的筹款和杂志出版等问题。不久，杨杏佛拒绝做洋商银行簿记工作，决定去汉阳。1919年5月6日，杨杏佛见报载北京学生游行反对辱国外交遭军警镇压，极为愤慨。他认为“于此事似不可随波不语”
[5]，于是就近向欧美同学会副会长要求通电北京表示抗议，因会中领导通不过而不果。
五四运动使杨杏佛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初步接受了争取民主、提倡科学的民主主义思想。杨杏佛对中西之学，涉猎颇广。这一时期，他已阅读了英文版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受到社会主义思想影响。他立志救国救民，决心寻找一条改造社会的道路。
1919年8月，杨杏佛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东南大学）任教，曾担任商科主任、工科教授等职。1920年12月，杨杏佛在南京学生联合会教育科学术讲演会上讲《教育与劳动问题》
[1]。1922年5月5日， 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南京玄武湖举行马克思诞辰纪念会，杨杏佛应邀在会上作了《马克思传》的报告。他认为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极有实用的价值
[2]。
1922年8月，中国科学社在南通召开第一届年会。会上，选出第一任理事会，杨杏佛等11人被选为理事。他为该社筹措基金、建造明复图书馆和创办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多方奔走。
二
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后，各省市相继建立了国民党的地区组织，杨杏佛和陈去病、顾实等在南京城北成立了国民党第一区党部。第一区党部以东南大学为中心，国民党左派较多，其中共产党员有吴肃、宛希俨等
[3]。5月4日，杨杏佛在南京学生联合会五四纪念会上以《学生运动的过去与将来》
[4] 为题演讲。强调指出：中国人应行使国家的主权，打倒在中国的外来势力。他曾写过一首《送铁崖归蜀次亚子韵》
[5]。诗中“一朝狮梦醒，身以国魂还”两句，表达了当时许多爱国者盼望祖国及早崛起的共同心愿。
杨杏佛在东南大学任教期间，对当时教育现状极端不满。“那时，东南大学教授中分为新旧两派。新派以杨杏佛为首，批评校务，议论朝政；而旧派则听任校长郭秉文独裁。”
[6] 杨杏佛在政治上的进步，一直被校长郭秉文嫉妒和排挤。1924年夏，郭秉文以经费不敷为理由，依仗江苏督军、军阀齐燮元的势力，通过校董会停办工科，迫使杨杏佛离开学校。杨杏佛离开学校后，去广州担任了孙中山的秘书。
1924年11月，孙中山为召开国民会议而北上，杨杏佛随行。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杨杏佛任孙中山葬事筹备处总干事。这个机关设在上海，因而杨家也从南京搬到了上海。中共上海党组织曾派侯绍裘和杨杏佛联系共同进行秘密革命工作。1925年5月5日，中共上海党组织决定在上海大学礼堂召开马克思诞辰107周年纪念会，杨杏佛和共产党员恽代英、任弼时一道参加了大会。杨杏佛在大会上作报告，介绍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
[1]。
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后，杨杏佛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积极投入到反帝斗争的洪流之中。6月10日，杨杏佛在上海主编《民族日报》。尽管他因病咯血，但他还是逐日撰写社论。他在《〈民族日报〉发刊词》中，热情赞扬中国人民“为人道正义独立自由而争”的“激昂慷慨民族革命之精神”
[2]。他在《八十五来中国之大敌》一文中，猛烈抨击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在《驳梁任公先生应付上海惨案态度》和《高等华人的高调与责任》等文章中，揭露了军阀官僚的媚外丑态，呼吁“对虐我之英日，实行经济绝交，至死不懈；对误我之政府，实行扩张民权，监督官吏，从而使中华民国于最短时期中，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3]。
这时，别有用心者散布流言蜚语，说《民族日报》的“民族”两字就带着革命色彩，又说民族主义不足以代表孙中山的思想。杨杏佛在《告怀疑“民族”者》一文中指出：《民族日报》是“痛帝国主义的横暴，追念孙中山民族主义的大义不明而倡办的”。它“所贡献于国人的就是孙先生的国民革命精神与民族独立方略”
[4]。
《民族日报》从6月10日创刊至6月25日停刊，只办了16天，就被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扼杀了。杨杏佛在《告别辞》中说：“前路茫茫，杞忧何报。一息尚存，终当与国人别谋相见，共济时艰。”
[5]他在《科学与革命》一文中指出：“惟有科学与革命合作是救国的一个不二法门”，“革命家须有科学的知识，科学家须有革命的精神，共同努力去研究社会问题”，“中国才有救药，世界才有光明”
[1]。
1925年10日，杨杏佛与共产党员恽代英、侯绍裘等发起组织中国济难会。1926年1月18日，中国济难会上海市总会成立，杨杏佛与恽代英被选为上海市总会审查委员。
1926年，杨杏佛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宣传部部长。3月12日，他在莫利哀路（现香山路）孙中山故居主持了孙中山逝世周年纪念会。有人在会上发表了歪曲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演说，杨杏佛支持侯绍裘（中共党员，代表国民党江苏省党部）、高尔柏（国民党左派，代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与之进行针锋相对的演说，加以驳斥
[2]。
1926年7月，广东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杨杏佛在上海主持策应北伐军的工作。他在陶尔斐斯路24号孙中山葬事筹备处内设立秘密电台，逐日将情报电告北伐军前方指挥部。不久，秘密电台被军阀孙传芳部下侦悉，孙传芳勾结法租界的捕房将杨杏佛逮捕，并计划引渡华界处决。后经宋庆龄委托律师向法捕房疏通，获准释放。1927年3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时，杨杏佛对共产党的武装起义计划深表赞同，并努力沟通国共两党的意见，帮助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进行
[3]。武装起义胜利后，选举产生了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杨杏佛被选为常务委员兼任土地局局长。四一二蒋介石血洗上海，这个新生的革命政权被扼杀。杨杏佛对国民党的分裂表示不满，曾说：“现在江山只打下了一半，内部就这样分裂，前途甚不乐观”，“这样下去，会把革命搞垮。”
[4] 面对这种时局，有的人由失望而消极，由消极而堕落。杨杏佛在《烦闷与觉悟》一文中大声疾呼：有为的青年志士，应积极参加国民革命
[5]。
此后，杨杏佛继续与中共上海党组织所派的余泽鸿联系
[6]。
三
1927年10月，蔡元培任大学院院长。这时，杨杏佛仍是孙中山葬事筹备处总干事，并参加总理陵园的建筑和管理工作以及恭迎孙中山灵櫬事宜。同时他又应蔡元培的邀请，任大学院教育行政处主任，后改任该院副院长。1928年6月9日，蔡元培在上海正式宣告成立中央研究院并专任该院院长时，聘请杨杏佛任总干事。杨杏佛具有西方民主意识和现代科学知识，又有很强的工作能力，成为蔡元培创建和领导中央研究院最得力的助手。蔡元培后来曾说：“我在大学院的时候，请杨君杏佛相助，我素来宽容而迂缓，杨君精悍而机警，正可以他之长补我之短。”
[1] 蔡元培和杨杏佛把开展科学研究和普及科学方法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到1930年初，中央研究院共成立了物理、化学、工程、地质、天文、气象、历史语言、心理、社会科学共九个研究所和一个自然历史博物馆。他们两人都坚持学术自由、民主管理和人才主义的原则，吸引了国内众多的科学工作者；相当一批留学海外的学者也纷纷来归。
1931年初，由于蒋介石软禁了胡汉民，激起了两广地方实力派的不满，蒋介石处境不利。邓演达曾与陈铭枢密函交换对时局的看法，策划反蒋。他们的意见得到蔡元培的赞同。随后蔡元培和杨杏佛到江西吉安陈铭枢军中秘密商定起义反蒋的军事行动。他们决定利用蒋介石要陈铭枢调动十九路军进攻广东的机会，准备在该军开进广东后，即急转潮、梅，占领东江和闽南一带，然后由蔡元培、邓演达、陈铭枢领衔发表宣言，呼吁和平，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相号召，用武装调停宁粤的办法，建立反蒋第三势力
[2]。不幸，邓演达临启程去江西前被捕。
1931年8月邓演达被捕不久，即遭到蒋介石秘密杀害。宋庆龄得悉邓演达被蒋介石杀害的噩耗后，义愤填膺，奋笔疾书起草了一份英文宣言，由杨杏佛译成中文，于12月19日发出通电，并交由史量才在《电报》上发表，揭露蒋介石暗杀邓演达的罪恶行为，义正词严痛斥蒋介石及其一伙。
1932年1月28日，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上海，第十九路军奋起抗战。为了积极支援前线，杨杏佛协助宋庆龄向交通大学商借房屋，办起一个有300个床位的国民伤兵医院，救护治疗为国苦战受伤的士兵；同时，杨杏佛还集合上海科技人员组织技术合作委员会，设计防毒面具、防御工事、交通运输路线和电话电报通讯等等，绘成草图，试制样品，帮助十九路军英勇抗日
[1]。
四
1932年12月，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在上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简称“同盟”），成立了由七人组成的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宋庆龄任主席，蔡元培任副主席，杨杏佛任总干事。
杨杏佛等早在“同盟”成立前，就开始营救政治犯的活动。1931年 6月，泛太平洋产业同盟上海办事处秘书、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工作人员牛兰夫妇，帮助中国工人组织工人自己的工会向饥饿斗争，在上海公共租界被英国巡捕逮捕后，8月移交国民党司法当局监禁于南京、苏州监狱，备受虐待。1932年7月，牛兰绝食抗议，并要求移至上海就医，杨杏佛和宋庆龄、蔡元培随即组织“牛兰夫妇营救委员会”，进行营救。在牛兰生命垂危，其夫人健康急剧恶化时，杨杏佛与宋庆龄由上海抵南京至监狱探视牛兰夫妇，同时由杨杏佛、宋庆龄、蔡元培三人具状担保到上海就医。8月，国民党政府不顾中外人士的反对，以“危害民国罪”判处牛兰夫妇无期徒刑。杨杏佛发表谈话，对牛兰之营救，仍继续不懈。以后还赴监狱探视并询问在监生活。“同盟”成立后，杨杏佛等为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营救政治犯，反对国民党的非法拘禁和杀戮，积极开展了很多活动。1932年12月，北平的进步教授许德珩、侯外庐、马哲民及其他爱国师生，因从事抗日救亡运动而被捕。消息披露后，成为轰动北平全城的“许、侯、马”事件。杨杏佛和宋庆龄、蔡元培等，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筹备委员会的名义打电报给蒋介石，抗议对许德珩等爱国师生的非法拘捕，要求迅速释放，并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
翌年1月，杨杏佛去北平开展工作，名义上是视察那里的中央研究院几个研究所的事务，实际上是协助组织“同盟”北平分会。杨杏佛到北平后，亲自到监狱慰问许德珩，深夜去找张学良洽谈，要求立即释放在北平被非法拘捕的学校师生，“以重民权而张公道”。许德珩出狱后，杨杏佛对许德珩说：“我们就是需要你这样的人来保障民权。”
[2] 许德珩参加“同盟”后，被选为北平分会执行委员。对于尚未释放的侯外庐、马哲民教授，“同盟”聘请律师继续进行营救。在北平期间，他还受宋庆龄的委托，代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视察监狱政治犯，探望了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的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刘尊棋等共产党员。杨杏佛用英语对刘尊棋自我介绍说：“我是杨铨，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主席宋庆龄派来看望你们的。你写给《中国论坛报》的信，她看过了，刊登出来了，你们有什么要求，告诉我们！”，“我们一定向政府当局转达你们的要求，尽快改善你们的处境。”
[1] 关押在狱中的同志，为“同盟”向中外社会揭露反动派的暴行和传达狱中同志的呼声，受到很大鼓舞。在北平时，杨杏佛还置自己的安危于度外，参加了由中共北平组织举行的公祭李大钊的示威游行，并且亲书挽联：“南陈已囚，空教前贤笑后死；北李犹在，那用吾辈哭先生。”
[2]随着斗争的激烈开展，“同盟”内部右翼代表胡适，公开站出来进行反“同盟”的活动。他极为反对“同盟”营救政治犯的正确方针。2月，胡适除了在《字林西报》等报刊上与“同盟”唱反调外，还在他主编的《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说：“同盟”主张立即无条件释放一切政治犯，“这不是保障民权，这是对一个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权。一个政府要存在，自然不能不制裁一切推翻政府或反抗政府的行动。”杨杏佛立即撰写《杨铨驳胡适函》一文，针对胡适的谬论进行驳斥。文中指出：要求释放政治犯与要求民权有保障实为一事，释放政治犯与言论、出版、集会、组织团体自由，如出一辙，政治犯之所以入狱，都是为了力争人民的主权。
胡适站在同民党政府的立场上攻击民权保障同盟，而且不听“同盟”的一再批评，拒不承认错误。“同盟”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为了保持“同盟”队伍的纯洁性，以便按原定的宗旨有效地开展工作，于3月2日作出决议开除胡适会籍。
1933年，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上海文化界部分爱国进步人士联合工人团体，发起筹备国民御侮自救会，“同盟”上海分会以团体委员资格参加了“自救会”。3月8日，杨杏佛代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自救会”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指出，国民御侮自救会的目标是团结民众一致御侮自救，争取中国独立统一及领土完整，加强对抗日作战之义勇军的援助。
1933年3月28日，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书记罗登贤、秘书余文化、中华海员工会党团书记廖承志，在上海公共租界秘密开会时，亦因叛徒告密被捕，并引渡给国民党当局。事件发生后，“同盟”立即发表宣言，反对国民党政府与帝国主义分子狼狈为奸，迫害反帝抗日战士。同时杨杏佛和宋庆龄一道积极组织营救。他们组织律师辩护团出庭为廖承志等进行辩护。廖承志被释出狱，其余同志仍被关押在监狱中。4月3日，“同盟”临时中央执委和上海分会执委召开联席会议，讨论继续营救罗登贤等人的问题，会议决定组织营救政治犯委员会，杨杏佛当选为委员。4月5日，杨杏佛和宋庆龄、沈钧儒等人亲赴南京，以“同盟”名义，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释放一切政治犯，废止滥刑，改良狱中待遇等。接着，他们去监狱探视牛兰夫妇之后，又往卫戍司令部监狱探望被捕的罗登贤等人，给狱中从事斗争的同志以极大的鼓舞。
5月13日，杨杏佛和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亲到上海德国领事馆递交他们联名签署的抗议书，抗议和谴责希特勒对德国进步人士与犹太人民的迫害。5月14日下午，中外反动派又演出了一幕狼狈为奸捕杀爱国者的罪行。一群特务闯入座落在昆山花园路的革命作家丁玲寓所，绑架了丁玲与来访的历史学家潘梓年。此时，杨杏佛虽然受到多次威胁，但他不屈不惧，毅然坚持了对共产党员丁玲、潘梓年的营救活动。
上海市公安局矢口否认捕人，但是，杨杏佛这时已掌握了重要的证据。他一方面据理谴责公安局，到租界工部局进行交涉；一方面给国民党政府打电报，强烈要求释放“在著作界素负声望”的丁玲和潘梓年。中外反动派自以为得计的这一阴谋，迅速受到了国内外舆论的谴责。
在那黑暗年代，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坚决为争取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反对非法拘禁和杀戮而斗争，伸张了正义，打击了邪恶，它“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保护和营救了大批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反蒋爱国人士，为革命事业作出了独特的重大的贡献。”
[1]1933年5月间，杨杏佛为了民权保障同盟的工作，受到国民党政府的严重威胁和警告；特务接二连三投寄恐吓信，扬言如不解散“同盟”，将以子弹相赠。在此之前，杨杏佛还曾接到国民党政府的通知，表示给他一个名义出国考察，以脱离国内政治运动。无论是软的一手，还是硬的一手，杨杏佛都付之一哂。他把生命置之度外，照常坚持“同盟”的工作。友人劝他不要去南京以免意外，他照旧往来京沪之间，处理中央研究院的日常事务。他在殉难前几个月，应《东方杂志》“梦”的专号征文，写下了他的理想：“我梦想中的未来中国，应当是一个物质与精神并重的大同社会，人们有合理的自由，同时有工作的义务。一切斗争的动机与力量应用在创造和服务方面。物质的享受应普遍而平等。”
[1]国民党当局既找不出取缔“同盟”的正当理由，又顾忌宋庆龄、蔡元培的崇高威望，对他们不敢下毒手；而杨杏佛到处宣传民权保障同盟的神圣任务，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践踏民主，蹂躏人权，迫害革命者的罪恶行径，从行动上、舆论上使国民党反动派感到压力和恐慌。蒋介石因此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布置戴笠派上海行动组长赵理君( 化名陶士能) 负责执行暗杀杨杏佛的任务，企图以此对宋庆龄等进行威吓
[2]。杨杏佛爱好骑马，有经常假日骑马郊游的习惯。1933年6月18日清晨，他携长子小佛乘坐一辆汽车准备到大西马路骑马出游，当汽车驶出亚尔培路331号中央研究院国际出版品交换处大门时，即遭埋伏的特务开枪射击。杨杏佛心、腰各中一弹，当送到广慈医院时，心脏停止了跳动，时年4l 岁。
杨杏佛被杀后，上海舆论界一片哗然，各界人士纷纷要求缉拿凶手。并掀起了大规模的悼念活动。蔡元培及中央研究院全体工作人员均到广慈医院哀悼。20日下午，杨杏佛遗体送胶州路万国殡仪馆成殓。时虽夏雨迷蒙，而各界致送花圈及前往吊唁者甚多。当时，国民党扬言还要暗杀民权保障同盟中其他成员。在一片恐怖气氛中，蔡元培不顾个人安危，毫不犹豫地亲往主祭吊唁。宋庆龄、鲁迅、李四光等百余知名人士也亲往吊唁。鲁迅送殓时，出门不带钥匙，以示不存幸免之心；送殓回家后，他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奋笔疾书了《悼杨铨》的不朽诗篇。诗曰：“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3] 宋庆龄《为杨铨被害而发表的声明》指出：“我们非但没有被压倒，杨铨为同情自由所付出的代价反而使我们更加坚决地斗争下去，再接再厉，直到我们达到我们应达到的目的。”
[4]7月1日上午，中央研究院举行公祭，由蔡元培主持。下午，由中国科学社公祭并在杨杏佛棺柩上覆盖“中国科学社”社旗，以示杨杏佛为该社之首创者。7月2日，杨杏佛灵柩运抵霍必兰路永安公墓安葬。
中央研究院为了纪念杨杏佛，设立了“杨铨社会科学纪念奖金”。李四光决定把他鉴定出来尚未命名的一个
科新属，命名为“杨铨”，用科学工作者特有的方式来纪念杨铨的牺牲
[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杨杏佛墓的被毁坏。粉碎“四人帮”以后，上海市决定为杨杏佛重建新墓。1987年9月22日，杨杏佛的新墓在上海万国公墓落成。
[1] 胡耀邦：《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 《杨杏佛先生讣告》，1933年6月25日《申报》。
[2] 杨小佛：《杨杏佛事略》，《人物》1982年第1期。
[3] 《国立中央研究院二十一年度总结报告》，存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江西通志》，存江西省博物馆。
[4] 任鸿隽：《中国科学社史简述》，《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
[5] 《杏佛日记》，《中国科技史料》1980年第2期。
[1] 1920年12月17日《南京高师日刊》。
[2] 《关于南京团务报告》，存南京市档案馆。
[3] 李清悚：《东南大学拒胡挽郭风潮》，《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
[4] 1924年5月8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5] 郑逸梅：《南社丛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版。
[6] 茅以升：《我的回忆》，1983年9月10日《文汇报》。
[1] 陈养山：《恽代英是我走向革命的引路人》，《回忆恽代英》，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版。
[2] 《杨杏佛文存》，平凡书局1929年11月版。
[3] 《杨杏佛文存》，平凡书局1929年11月版。
[4] 《杨杏佛文存》，平凡书局1929年11月版。
[5] 《杨杏佛文存》，平凡书局1929年11月版。
[1] 《杨杏佛文存》，平凡书局1929年11月版。
[2] 孙诗圃：《大革命时期党在上海开展的一些统战工作》，《统战工作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版。
[3] 1937年2月21日《救国时报》。
[4] 1982年5月3日访问曹立瀛记录。
[5] 《杨杏佛文存》。
[6] 孙诗圃：《大革命时期党在上海开展的一些统战工作》，《统战工作史料选辑》（2）。
[1] 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宇宙风》第56期，1938年1月1日。
[2] 陈铭枢：《“宁粤合作”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
[1] 马荫良：《回忆杨铨二三事》，上海《社会科学》1983年第10期。
[2] 许德珩：《我所经历的一段往事》，《革命中资料》（3），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9月版。
[1] 刘尊棋：《一次难忘的谈话》，1983上9月10日《文汇报》。
[2] 杨小佛：《杨杏佛事略》，《人物》杂志1982年第1期。
[1] 邓小平在宋庆龄追悼会上致的悼词。
[1] 杨杏佛：《新年的梦想》，《东方杂志》第30卷第l 册第l 号，1933年1月。
[2] 沈醉：《我的三十年》，1983年2月5日《羊城晚报》。
[3] 周健人：《中国人民永远纪念他》，1983年9月10日《文汇报》。
[4] 宋庆龄：《为杨铨被害而发表的声明》．《宋庆龄选集》，中华书局1966年版。
[1] 陈群：《李四光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第l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