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撰者话
许继慎，英勇善战、才华出众、文武双全的红军将领。他黄埔一期毕业，两次参加东征，北伐时任叶挺独立团营长。后赴鄂豫皖边区组建红一军，任军长，战功显赫；在和王明“左”倾路线斗争中，坚持真理，宁死不屈；后被张国焘诬陷杀害。
一
许继慎，原名许绍周，字谨生。1901年出生在安徽省六安县土门店的普通农民家庭。
许继慎少年时代，正直、勇敢、聪明、活泼；在本村私塾读书时，文思敏捷，善谈、好友，得到教师的称赞和喜爱。1920年，考入安庆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不久，转入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当时正值五四运动时期，他常和爱国进步青年相会，抨击黑暗时政，探讨改革社会良策，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1921年4月，许继慎和舒传贤、杨溥泉、王步文、周新民、皮言智、彭干臣等四十多人在安庆第一批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
北洋军阀爪牙倪嗣冲任安徽督军以后，鱼肉人民，无恶不作。在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下，安徽教育事业极端落后。1921年安徽省议会编制预算时，安徽省学校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和省教育会三个团体，多次呼吁增加教育经费。省议会拒不采纳，反而将1917年至1918年克扣的77万元教育经费作为“特别预备费”，充作第三届省议会贿选之用。军阀政府摧残教育的行为激起了全省教育界的无比愤怒。当省议员要去蚌埠参加倪嗣冲生祠落成典礼的消息传出后，安庆市广大师生群情激愤。各校学生代表于6月2日晚到省议会请愿，要求立即开会通过增加教育经费案。那些军阀及御用的议员们，对学生代表的要求不仅置若罔闻，而且指使卫队辱骂和毒打学生代表。以许继慎等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为骨干的安徽学联闻讯后，立即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安庆各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结队前往省议会请愿。当学生队伍前往省议会时，军阀倪道烺( 倪嗣冲的胞侄)、马联甲( 皖南镇守使兼安徽军务帮办) 和省议会，如临大敌，全市戒严，指挥大队军警向数百名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进行血腥镇压，受伤者近五十人，学生姜高崎、周肇基二人因重伤 而先后死亡，造成“六二”惨案。许继慎积极参加了这次请愿斗争。“六二”惨案发生后，为了揭露军阀的罪行，许继慎等夜以继日奔走呼号，多方联络。6月3日，安庆市各校学生一律罢课，许继慎和同学们一起上街游行，贴标语，散发传单，组织讲演队进行宣传。工人、商人也罢工、罢市，支援学生斗争。安徽反动政府在群众的压力下，终于被迫 将教育经费由原来的七十多万元增加到一百五十多万元；答应省议会议员永远不得兼任校长。“六二”运动取得了胜利。
“六二”运动之后，安徽学生联合会为了加强领导，以团组织为核心进行了改组和扩大。改选后，舒传贤任会长，周骏( 周新民) 任副会长，许继慎任常务委员兼联络部长。此后，许继慎积极参与了领导反对三届省议会贿选、驱逐省长李兆珍、驱逐六安县长骆通与反对曹锟贿选等一系列革命活动。
安徽省反动军阀对学生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非常害怕与恼恨，遂下令通缉王步文等34名进步学生。许继慎也为反动当局所注意。于是，他和一些进步学生逃到上海，寻找争取民族解放的出路。
二
1924年5月，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创立了黄埔陆军军官学校。许继慎经党的推荐，当年考入黄埔军校，为第一期学生，实现了他向往已久的投笔从戎的志愿。
许继慎在军校期间，除了刻苦学习军事科目，积极参加操练外，还努力学习革命理论，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列主义著作。他热情开朗，善于交际，入校不久，便结识了很多进步同学。在共产党员蒋先云的帮助下，政治觉悟有了显著提高，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许继慎军校毕业，留校任教，分配在新编教导团第二团担任排长。
1925年2月，许继慎参加了广东革命政府讨伐军阀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在淡水战役中，他因功升为连的党代表。棉湖战役时，教导团第二团遇到敌军主力林虎部一师兵力的顽抗，战斗非常激烈。许继慎和连长率领战士坚守前沿阵地，狠狠打击敌人，不使敌人前进一步。在第一团的曹石泉（连长）、曹渊（连党代表）率领全连的增援下，经过数小时的战斗，终于把敌人击退。许继慎、曹渊在这次战役中都因作战勇敢，调任连长。
1925年7月，黄埔军校教导团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10月，国民革命军举行第二次东征。11月中旬，在兴宁战役中，三师某团遇到陈炯明部一个师的抵抗，败退下来，某团长慌张得脱去军服，骑马奔逃，他的部队也落荒四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已任第七团党代表办公室少校干事的许继慎，率第七团两个连赶来增援。许继慎骑马奋力追上该团长，劝他穿上军服，重回前线。敌军看到革命军增援部队汇集，某团长又回到前线指挥，顿时惊慌失措，终于被击溃。某团长因此次作战转败为胜，升为少将。许继慎不但不谈战功，更缄口不讲说服某团长返回前线一事。但真相却在第七团传开，蒋先云据实向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在党内表扬了许继慎的机智、勇敢和谦虚
[1]。
许继慎不仅军事上智勇双全，而且政治上坚定敏锐。在黄埔军校学习和工作期间，他是“青年军人联合会”的骨干和负责人之一，经常同国民党右派分子进行尖锐斗争。有一次，国民党右派分子散布戴季陶的谬论，反对孙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反对共产主义。许继慎怒气冲冲地指着那些家伙的脸说：“你们想以上海流氓绑票的办法，把孙中山押进文庙，孙中山先生死在地下也要起来向你们作斗争”
[2]。当时军校内部，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发展大大超过孙文主义学会，蒋介石感到害怕，力图加以限制。1925年11月，蒋介石在潮州西湖公园，召集连以上的军政人员联席会。右派分子缪斌、贺衷寒等按照蒋介石的旨意，在会上大肆贩卖戴季陶主义，公开制造分裂，排挤、打击共产党，诬蔑共产党员不忠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许继慎等先后在会上发言，据理驳斥了右派的谬论。许继慎在发言中运用作战是否勇敢的实例，来说明军人对革命的忠实和不忠实。他当场指着蒋先云说：在第一次东征时，他两次受伤，伤痕犹在，人所共睹。又说：“共产党员唐同德营长，冲锋在前，壮烈牺牲。共产党员的连、排长牺牲的更属常见。即以我本人来说，攻惠州时，我不但立于城下指挥，而且亲自爬城。但是攻城指挥官某团长却在敌人猛烈炮火下，从阵前逃走。这不仅是勇敢不勇敢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对革命忠实不忠实的问题。”他的发言博得了热烈的掌声。事后，周恩来在汕头召集第一军少校以上的共产党员会议，指出潮州会议是分裂的预兆，表扬了蒋先云和许继慎等人，指出他们不仅作战勇敢，也善于说理斗争。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后，共产党员被迫退出第一军，许继慎被调到政治干部训练班第二中队担任队长。这个训练班的主任就是周恩来同志。
三
1926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组织下，广东国民政府正式举行北伐。由我党直接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军的先遣队，早在5月已挺进湖南。独立团在7月12日占领湖南浏阳后，部队得到补充，党从广州派许继慎等三十多名营、连、排干部去加强独立团的工作，许继慎被任命为第二营营长。
许继慎到独立团后，第一次参加的战役是强渡汨罗江，攻打平江城。守平江的敌军指挥，是吴佩孚的得力战将陆沄。他在平江城南场至鲁肃山一带构筑了强固工事，遍布地雷。19日晨，在叶挺的指挥下，独立团迅速强渡汨罗江，旋即组织攻城。由于官兵奋勇冲杀，加上当地人民群众的积极配合，敌人的坚固城防立即崩溃，敌军被全部歼灭，守将陆沄被迫自杀。战役结束后，许继慎写了《平江战记》一文，认为官兵的勇敢是夺取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他说，自己在东征的几次战役中，还没有真正知道什么是战争，这次战争是团长和全团官兵替他上了一次战斗课，真正懂得了“两军对峙，勇者为胜”的真理
[1]。
1926年8月26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开始攻打通向武昌的交通要道汀泗桥。吴佩孚纠集了主力部队在这里死守，以大刀队督战，并用火力封锁铁格桥，两军遂成隔河对峙局面。27日，独立团从敌人右翼，走小路，翻高山，绕到敌人背后打击敌人，敌人纷纷向咸宁城溃逃。独立团立即乘胜追击，许继慎率领第二营为前卫，走在前面。他看到敌人在咸宁城外山上和铁路桥头筑工事，来来往往，极为混乱。当时又正是大水泛滥，在一片汪洋中，只有一条铁路线可以通行。许继慎立即向叶挺报告，提出一个勇猛奇袭的方案：“咸宁敌人甚为混乱，铁路线可以通过，请速令机关枪连来掩护职营过去”
[2]。叶挺亲往观察后，当机立断，命令机关枪连掩护第二营冲锋。许继慎接到命令后，立即对全营进行了战前政治动员，说明任务的重要性，鼓励战士一直向前冲，占领对岸敌人阵地。接着，他亲自率领全营战士冒着敌人的猛烈炮火向前冲去。当冲上铁路桥时，遭到敌人交叉火力的射击，但战士们毫不畏惧，继续前进，终于占领了桥头阵地，打得敌军向贺胜桥溃退。27日上午，独立团攻下咸宁城，并乘胜向贺胜桥进击。 在攻取贺胜桥的战斗中，独立团承担桃林铺以南沿铁路东西两侧向贺胜桥攻击的战斗任务。独立团党支部认为，贺胜桥之战是带有关键性的战役，于是召开干部会讨论，决定对策。会后，许继慎召开本营党小组会进行传达，分析了敌我双方情况以及此战役的特点，要求党员一定要完成党交给的战斗任务。接着他又召开全营军人大会，进行战前动员。战士们纷纷表示：不怕牺牲，坚决服从命令，攻取贺胜桥，打垮吴佩孚。
8月29日晚，独立团第二营和第三营分别沿着铁路东西两侧，隐蔽地向敌阵地前进，准备攻击。部队进至距敌人阵地仅有百余米远的地方，许继慎同连、排长一起到前沿阵地侦察敌情和进攻的路线。30日晨4时许，敌军不断向我射击。许继慎决定提前行动，立即指挥并带领第二营全体战士向敌人发起冲锋。战士们一鼓作气冲进敌人阵地，敌人纷纷放下武器，举手投降。独立团二、三营占领了桃林铺一带后，继续向纵深扩展，许继慎果断勇敢地带领部队向前猛攻吴佩孚的指挥阵地。此时，吴佩孚着了慌，即令刘玉春率领第八师进行反扑，将第二营包围，战斗异常激烈。在这紧要关头，许继慎胸部负重伤，但他仍然坚持指挥战斗，对四面之敌进行苦战。后在第一营的增援下，粉碎了敌人的包围。30日11点多，独立团占领了贺胜桥，打开了通往武汉的最后一道大门。吴佩孚仓皇乘车向武汉逃去。
1926年冬，许继慎伤愈归队，正逢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进行扩建，叶挺任新建第二十五师副师长，独立团改编为该师第七十三团。党派许继慎任七十三团参谋长。1927年春，叶挺调任第十一军副军长、第二十四师师长兼武汉卫戍司令。二十四师辖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三个团。许继慎被调到第二十四师任七十二团团长。
1927年5月17日，夏斗寅乘国民革命军继续北伐，武汉空虚的机会，发动叛变，从驻地宜昌进袭武汉，打到了纸坊、土地塘一带，武汉危急。在这个紧急关头，我党迅速动员一切力量来打退叛军，保卫武汉，派叶挺率领七十二、七十五团和中央独立师开往纸坊一带进击敌人。叶挺接受任务后，赶到七十二团，对团长许继慎、副团长廖运泽说：夏斗寅被蒋介石收买叛变，时间很紧迫，你们团为先头部队，立即紧急集合，投入战斗。七十二团在许继慎的坚强指挥下，向叛敌发动了勇猛攻击，攻占了纸坊车站和纸坊镇，与敌相持了一夜。第二天拂晓，敌人集中兵力反扑过来，有一部分已经包围了七十二团团部，战斗非常激烈。许继慎当即发出命令说：“现在已处在生死关头，必须死里求生，一定要击败敌军!”
[1] 接着许继慎身先士卒，手执团旗，率领步兵连、机关枪连、特务连以及团部工作人员、勤杂人员向敌人猛烈冲杀，顿时把敌人包围冲散。激战数小时，敌军动摇，有溃退迹象。许继慎即令吹紧急冲锋号，带领部队跑步追击。不幸他先后两次被敌弹击中左右肋，负了重伤。但他仍坚守岗位，指挥战斗。后由副团长廖运泽率领部队继续攻击，并在其他兄弟部队猛追穷打之下，夏斗寅叛军终被击退，武汉保卫战取得了胜利。
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在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之后失败了。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遭到疯狂的屠杀。党为了挽救革命，决定举行南昌起义。许继慎闻讯后，尽管重伤未愈，仍毅然奔赴起义前线。起义前夕，前委书记周恩来决定，负伤人员一律不参加。许继慎遵照指示乘车离开南昌，经九江转赴上海养伤。以后他一直把没有能参加南昌起义，引为憾事。
许继慎身在上海，却时刻盼望能尽快回到部队，投入战斗。不久，他接到叶挺来电，要他火速归队。许继慎喜出望外，就同刚到上海的徐石麟（原第十师二十八团参谋长）一起乘船去汕头追赶南进的起义部队。船到汕头，该地已被反动派占领，他们无法登岸，只好随船抵达香港
[1]。以后，许继慎又几经辗转，于1928年夏回到了上海。
许继慎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居住近两年。他虽然暂时远离了多年熟悉的跃马扬刀的战场，但是，并没有停止革命斗争。他在中共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以个人交友的方式，利用乡土关系，对安徽留居上海的名流人士及北伐时的国民党军政要人做统战工作。他通过很有社会声望的革命前辈朱蕴山，同这些人发生联系；帮助他们认清蒋介石的反动面目，促使他们倾向革命或抛弃拥蒋反共态度。当时，国民党企图拉拢他，第三党也争取过他，但许继慎立场坚定，不为所动。那时党内有些同志不了解他的任务，议论他交友过广，不分敌我。他对这种误解，从不放在心上，继续坚持工作
[2]。
四
1930年春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进一步发展，新军阀蒋介石和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的混战即将爆发。在这有利形势下，出现了大别山区三支红军和三块革命根据地统一领导的客观要求和条件。这一年的2月底，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在上海召集郭述申、许继慎、熊受暄等人开会，宣布了党中央的两项决定和任命：一是将1927年以来的黄麻、商南、皖西创建的三个根据地划为特别区，建立中共鄂豫皖边特别委员会；二是以红三十一师、三十二师和三十三师为基础，组建红一军；任命郭述申为特委书记，许继慎为红一军军长，徐向前为副军长，曹大骏为政治委员，熊受暄为军政治部主任。许继慎在奔赴鄂豫皖边区之前，周恩来又和他进行了亲切的谈话。他又一次受到周恩来的教诲，深感自己的任务光荣，责任重大。当几个同志为他饯行时，他想到蒋、汪反动派对党和革命的疯狂摧残，想到根据地人民遭受反动派的种种残害，想到自己的弟弟许希孟在皖西独山慷慨就义，被反动派杀头示众，老母亲又被迫离乡，不知去向，心头充满了悲愤。他说：“此去必为党、为革命、为死难受害的人民，同蒋介石国民党做决死战”
[1]。1930年4月初，许继慎到达鄂豫皖根据地，立即和郭述申一起，迅速开展建立党的统一领导和组建红一军的工作。4月中旬，在湖北黄安箭厂河召开了鄂豫皖根据地党和红军领导干部会议，传达了党中央的决定，成立了中央鄂豫皖边特区委员会和红一军前敌委员会，许继慎为特委委员和前委委员。会后，许继慎和曹大骏、徐向前等迅速对部队进行整编，制订各种制度。先将红三十一师改编为红一军第一师，副军长徐向前兼任师长，李荣桂任政委。第一师整编刚一结束，许继慎即率领军部人员东进，很快地在南溪、金家寨两地先后将红三十二师和三十三师改编为红一军的第二师和第三师。任命漆德伟、王培吾为第二师师长和政委，周维炯、姜镜堂为第三师师长和政委。随后，又根据实际情况，相继增建了一个独立旅和两个归地方领导的独立师。组建红一军的工作，仅一个多月就胜利完成了，全军辖3个师，1个独立旅，共2300余人。红一军的建成，是鄂豫皖边区革命斗争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此，鄂豫皖边区的革命斗争开始了一个新的局面。
1930年6月中旬，许继慎和徐向前抓住蒋、冯、阎混战、根据地周围敌人守备减弱的有利时机，分别指挥部队大举出击，驰骋于淮河上游、皖西、京汉铁路南段等地，获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许继慎亲自率领第二、三师向六安、霍山西部发动进攻，头两仗攻克了流波石童、麻埠等地，第三仗打下了霍山城，歼灭地方反动武装千余人；接着又迎头痛击了六安驻敌潘善斋的新编第五旅的反扑，毙俘敌副旅长以下700多人。战后就地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休整和补充部队。此时，整个霍山县几乎全部为革命势力所控制，皖西的革命斗争出现了进一步发展的局面。7月初，他又挥师南下，向盘踞在英山地区之敌出击，经过一天的激战，获得了鄂豫皖红军首次歼敌一个整旅的空前大捷。罗田敌人闻风丧胆，不战而溃。正当徐向前指挥的第一师在商南四姑墩与反扑而来的敌军戴民权部激战时，许继慎率领二、三两师由皖西赶到，协同作战，连续出击，在四姑墩地区先后击溃敌人2个旅，歼灭其中2个团和1个营。红一军全军在这里首次胜利会师。
在许继慎英勇机智、迅速果断地指挥下，红一军大显身手，在短短的3个月中，获得了巨大战果。从6月到8月，先后攻克了皖西和京汉铁路南段许多城镇，共毙俘敌军7000多人。红一军由2300多人发展到5000多人，战斗力大大提高，威震江淮。红一军的胜利和壮大，有力地推动了鄂豫皖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许多地方相继成立了工农民主政府。
在全国红军的不断胜利、壮大和革命根据地相继发展的形势下，党中央又被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所统治。长江总行动委员会指令红一军的发展方向是“帮助鄂中及京汉路的暴动，切断京汉路以进迫武汉”，并准备同红二、六军联合起来进攻武汉。8月中旬，红一军前敌委员会同鄂豫皖边区党的特委合并，组成“京汉行动委员会”，要求地方上“一支枪也要集中到红军中去”，把各种武装力量编成红军补充军队；号召实现鄂豫皖特委提出的“打到武汉过中秋”的口号。9月中旬，许继慎等率领红一军离开革命根据地，沿京汉路东侧北上，进攻中心城市。在袭击广水，进攻信阳两次攻坚战斗中，连续失利，部队伤亡不少。许继慎鉴于这种情况，觉得继续在铁路沿线作战十分不利，敌强我弱，又远离根据地，很难取胜。他为了避免更大损失，达到消灭敌人，壮大自己的目的，没有盲目机械地执行上级的命令，死死地纠缠在京汉铁路沿线，而是从实际出发，机动灵活地指挥部队向南，返回根据地附近作战。一路上，选择弱敌，乘其不备，歼灭了几股反动地方武装，帮助地方建立游击队，部队也得到了扩充。
10月中旬，在红一军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上，不仅没有根据几个月来的军事行动实践评价许继慎的功过，反而按照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要求检查军部的工作，错误地批评军部领导在京汉线上“作战不力”，是一种消极的“右倾机会主义”；并且在改选红一军前敌委员会时，把许继慎排斥在外。
蒋、冯、阎混战结束不久，蒋介石就组织重兵，从11月上旬开始，进驻鄂豫皖根据地四周。在敌军调动部署的同时，许继慎、徐向前等率领红一军一、二师积极作战，主动进攻，连克姚家集、黄安、谢店、新州，全歼敌军一个营和一个混成旅，从而给予正在“围剿”的敌人以迎头痛击，打乱了敌人的原定部署，为鄂豫皖根据地军民赢得了进行反“围剿”准备的时间。特别是新州一战，全歼敌军一个整旅，大大震动了武汉的敌人。这实际上已揭开了第一次反“围剿”的序幕。
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停止了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为了纠正这一错误，党中央派曾中生任鄂豫皖边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1930年11月底，曾中生到达之时，各路“围剿”敌军正在向鄂豫皖根据地中心推进。他当机立断，组织地方游击队和广大群众对各路来敌开展广泛的阻击、骚扰，打击小股敌人和反动民团。同时，以红十五军为主力在外线奔袭，突击分散薄弱之敌，使“围剿”鄂豫边苏区之敌陷于内外夹击之中，到处挨打，疲于奔命，被迫逐渐退入少数据点固守。12月初，红一军在但店传达了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许继慎等考虑到：如果继续执行中央“威逼武汉”的指示，向东深入沿江一带的白区，远离根据地，就不利机动作战；另一方面红一军到敌占区转战之时，皖西根据地大部分已被敌侵占，200多名干部和万余群众惨遭杀害。许继慎怀念根据地人民，认为决不能再让苏区遭受敌人蹂躏，决定回师皖西，收复根据地。许继慎率军离开但店进入皖西后，采取连续奔袭，突然包围，速战速决，出奇制胜的打法，打得敌军措手不及，我军连连获胜。在收复金家寨战斗中，他指挥全军于12月13日晚急速隐蔽地运动到丁家埠，月光下，他在大河的沙滩下向全军指战员和群众万余人，作了战前动员报告。他声音洪亮、坚决有力地说：“同志们，今天要打金家寨了……一定要全部歼灭，不能让他们跑掉一个!”时过半夜，全军分三路急行军，一下子把金家寨包围得水泄不通。拂晓前打响，经过两个多小时激战，全歼守敌一个营和民团土匪共千余人。当天晚上，金家寨人民召开了庆祝红一军第三次打下金家寨的胜利大会。许继慎和乡亲们亲切交谈，举杯共饮，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之中。第二天，他和徐向前指挥部队，乘胜东进，连续奔袭。四天之内接连收复麻埠、独山、叶家集、苏家埠等地，一度包围了六安县城，威逼霍山县城。为了巩固收复地区，部队在独山一带一面休整，一面发动群众进行分粮抗债等斗争，重新组织了地方游击队，扩大了红军。至此，因贯彻立三“左”的错误而丢失数月之久的皖西苏区，遂告收复。12月底，许继慎率部对来自六、霍、商城合围之敌，在香火岭地区给予毁灭性打击。随后，又乘胜追击，在商城四姑墩歼灭逃敌一个团，残敌夺路溃逃。至此，蒋介石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被完全粉碎。
许继慎在率领红一军驰骋于鄂豫皖边江淮河汉之间半年多的战斗中，不断总结经验，在战略战术上颇多建树。他指挥的很多战斗，都有独特的打法。其中以皖西的英山之战和香火岭战斗尤为突出。1930年7月上旬的英山之战，是红一军首次南下出击的重大战役。敌韩杰旅分驻在英山县城和城北金家铺两处，兵力和我军大体相等。许继慎采取了攻点打援，把敌人驱赶出阵地，在运动中加以分割围歼的战术。他机智地选择了处于两地驻敌之间的狮子坳作为歼灭敌人的战场，在那里埋伏了拦截逃敌和阻击援敌之兵力。先对金家铺驻敌发起突然猛攻，迫使敌（一个团）逃到狮子坳，在我军两面夹击下，给予全歼；然后又迅急围歼英山来援之敌两个团。这次战役表明，红一军已由小规模的游击战，发展到能调动大股敌人于运动中加以歼灭。著名的香火岭战斗，是红一军以少胜多，在运动中大量歼敌的一次成功的战例。1930年12月底，许继慎、徐向前等率领的红一军收复皖西苏区后，皖西、豫南的敌军一个师和三个旅又组织对红一军新的合围。许继慎等鉴于敌强我弱，决定主动撤离城镇，诱敌深入，相继在运动中集中优势兵力，将敌人各个歼灭。29日，敌军分三路向红一军军部驻地麻埠围来。许继慎等随即布置兵力，在麻埠以东的东、西香火岭（今金家寨的鲜花岭）埋伏，于30日将来犯之敌分割包围。经过一天激战，全歼敌人3个团，击溃2个团，毙俘敌团长以下3000余人。这次战斗的胜利，充分表现了许继慎的军事才能，为我军创造了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变劣势为优势，变防御为进攻，以少胜多，战胜强大之敌的宝贵经验。
1931年1月中旬，红一军和红十五军在商南的长竹园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由党中央派来邝继勋任军长，余笃三任政治委员。许继慎改任红四军第十一师师长。许继慎没有因为职务的变动，减弱革命的责任心，降低工作的积极性。他始终以革命为重，积极贯彻特委的正确作战方针。3月下旬，许继慎、周维炯率领第十一师向信阳以南方向出击，在全军首先采用“飘忽战略”。3月1日，获悉敌人兵车一列向信阳南开，许继慎派三十三团深夜奔袭占领李家寨车站，将车站所有人员控制起来，拆除站南路轨，布置了伏兵。2日清晨，敌军兵车刚一进站，红军突然发动猛攻。敌军一个旅未及还手就被全歼，旅长侯镇华当场被击毙。接着许继慎师和蔡申熙率领的第十师协同，对进驻双桥镇地区的敌军岳维峻师实施突然奔袭包围，全歼该师，并活捉了敌师长岳维峻。这两次胜利，对粉碎蒋介石的第二次“围剿”起了决定性作用，赢得了红军的迅猛发展与鄂豫皖苏区的巩固和扩大。
五
1931年初，王明夺取党中央的领导权，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张国焘抛出《拥护四中全会与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文，无耻地吹捧王明，因而得到宠爱和信任，被作为中央代表派到鄂豫皖根据地，“改造”根据地的党和红军。张国焘全盘否定鄂豫皖的党和红军，宣称：“这里的中共组织简直不像共产党”
[1]，硬说：“红军中没有真正的党，红军在立三路线时期遭到了完全的失败”；提出首先要“改组领导机构”
[2]。5月12日，张国焘在新集召开特委会议，宣布撤销鄂豫皖特委，成立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和新的军事委员会，由他担任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同时又改组了红四军的领导机构，将特委书记曾中生调任红四军政治委员，许继慎改任第十二师师长兼新增设的鄂豫皖军委会皖西分会主席。
中央分局一成立，张国焘为使红军和根据地实现“彻底转变”，极力推行“左”倾的“新政策”，大搞宗派主义，对持不同意见的人动辄就给扣上“立三路线”、“军阀土匪作风”、“反中央分局分子”、“反党”等大帽子，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借口“尊重和加强党的领导”，滥用职权，建立个人统治，从而引起了很多同志不满和抵制，形成了日益尖锐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关于军事行动方针的争论。许继慎则是这场斗争中的关键人物和遭到张国焘等打击迫害的主要对象。
张国焘早就认识许继慎，知道许“是一个才华毕露的人，爱谈政治”，“对鄂豫皖边区军事上有过很大贡献”；也知道在军事问题上，原特委和红四军的负责人都很重视许继慎的意见，在红四军的几个师长中，“以许继慎为最能干”。
[3] 他看到金家寨一带买卖兴旺，粮食也不缺乏，知道这也与许继慎的努力分不开。因此，他起初想拉拢许继慎，曾多次找他谈心。但许继慎直率地谈了自己的意见，“批评中央一意巩固苏区的政策”，“带有保守的色彩”，批评沈泽民对苏区原来干部“采取打击态度”的宗派主义，并且主张红军主力应抓住有利时机，积极向外进攻，消灭敌人。对于这些意见，张国焘不但没有接受，反而“觉得许继慎充分表现了军阀主义倾向”，“非予以纠正不可”
[1]。
5月底，粉碎了敌人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二次“围剿”后，红四军的一些领导干部，在最迫切的军事行动方针问题上同张国焘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当时，蒋介石已调集几十万兵力，向中央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而对鄂豫皖暂取守势。根据这个实际情况，曾中生、许继慎等多次建议，应抓住这个良好时机积极向外发展；在敌军对鄂豫皖新的“围剿”尚未到来之前，留下一部分红军与地方游击队结合，肃清根据地内的反动武装，而以主力南下作战，收复圻（春)、黄( 梅)、广( 济) 地区。这样可以扩大根据地，进而威逼长江，牵制敌人，配合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斗争；同时可以解决经济和粮食问题，以利减轻苏区人民的负担。张国焘却指责这一正确的主张为“立三路线的残余”，坚持所谓“巩固根据地”的方针，极力主张红军要集中全力肃清根据地内部的反动武装。他毫无根据地说，红军向外进攻“将会招致敌人再来进攻根据地的危险”。在激烈的争论中，许继慎态度坚决，意见尖锐，得到了很多干部的支持。张国焘竟因此对许继慎十分嫉恨。
张国焘在各方面的所谓“改革”，特别在军事行动方针上的一意孤行，使红军丧失了向外发展的有利时机，并造成根据地粮食的困难，因而引起了红四军和地方上广大干部的不满和反对。但张国焘丝毫没有悔悟的表现。为了坚持王明“左”倾政策，强化自己的权威，他于6月28日在新集召开了中央分局扩大会议，开展所谓反对“立三路线残余”、“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对坚持正确意见的干部进行了有计划、有组织的批判和斗争。批判许继慎“是这次大会最紧张的一幕”。张国焘撇开分歧和争论的主要问题，抓住许继慎的某些缺点，片面夸大，无限上纲，甚至捕风捉影，歪曲事实，搞人身攻击，指责许继慎“在多方面保有军阀土匪的习气”。张国焘等人还从对许的“批判”，煽起一股打击和排除异己的狂热，指责曾中生和余笃三对许的错误“难逃纵容之责”
[2]，不少党和红军的高级干部遭到批判、斗争，有的被撤销职务，甚至开除党籍。
许继慎尽管受到张国焘的打击，却没有为张国焘淫威所屈服。在军事上，他为了苏区人民利益，为了革命的发展，仍然从实际出发，从全局出发，继续和曾中生等坚持南下进攻的正确方针。在激烈的争论中，他从各个方面阐明南下作战的正确性，再次获得了与会多数人的支持，使张国焘不得不勉强放弃他的错误主张。会后，为了纠正张国焘的错误，许继慎又和曾中生一起找张国焘交换意见，进一步全面地陈述了他们的看法，再一次对分局领导人动辄给人扣帽子和对待干部的宗派主义行为，提出尖锐的批评。曾中生不畏强权，又一次为许继慎鸣不平。
红军和地方的广大党员对新集会议极为不满，认为会议是“利用一些枝枝节节的问题，来打击老干部”。而张国焘等几个分局领导人则把这些正确的批评和抵制，看成是“一种反中央局领导的暗流”，并认为这种暗流“是许继慎播弄起来的。”
[1] 从而把许继慎的问题从“军阀土匪习气”，上升到“反中央分局”和“反党”。张国焘为了巩固他的封建家长式统治，决心寻找机会对许继慎和他的支持者进行残酷的打击和迫害。
7月初，军委召开会议。在讨论红四军向外进攻的方向和兵力使用问题上，曾中生、许继慎等又和张国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他们坚持红军主力南下，收复圻、黄、广地区，从而使红军有阵地的向外发展；认为对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的支援主要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巩固和扩大根据地，以牵制敌人，而不在于攻打中心城市。张国焘无理拒绝了这一正确主张，从原来反对向外作战，又一变而为冒险主义，限令在一个月内攻下英山，然后出潜山、太湖，威逼安庆，震动南京。他不顾大家的反对，强行作了部队东进、攻打安庆的错误决定。8月1日，红四军攻下英山县城后，徐向前、曾中生和许继慎等军师领导干部，再次讨论行动方向。他们详细地分析、比较了两种作战方向的利弊，认为向安庆进击，要经过400多里的白区，无论从敌情、地形，特别是群众条件来看，都远不如南下浠水、黄梅、广济有利。而且收复这一地区后，可以和黄麻、皖西根据地连成一片，便于巩固。于是，红四军的领导一面将意见向中央分局报告，一面举兵南下。仅一个多月时间，就歼敌7个多团，生俘5000余人，连克浠水、广济、罗田等4个县城，前锋威逼黄梅、武穴，使九江、武汉之敌大为震惊，牵制了原拟开往江西的敌军部分兵力，从而有效地支援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同时，恢复了这一带的根据地，组建了800余人的地方武装；部队的装备和经济困难也得到了解决。但是，张国焘接到改变作战计划报告后，完全不顾事实，连续写信给曾中生、徐向前，指责他们改变东进计划是“抗拒分局指示”，“放弃援助中央根据地的任务”，“重复立三路线”等等，并强令部队立即返回。鉴于和张国焘斗争的严重发展，曾中生和徐向前向党中央写了报告，申明南下和东进的曲直是非。在红四军北返途中，许继慎等又积极提议召开大会讨论，辨明是非，明确红四军的行动方向。军部于9月4日在英山县鸡鸣河召开全军支部书记、指导员以上干部活动分子会议，总结南下以来的行动和张国焘的来信。会上大多数人不同意张国焘的指责，一致通过《申明书》，上报中央分局，并呈报中央军委。《申明书》据实说明了部队东进的不利和南进作战的正确性，指出张国焘强迫撤军北返的错误。
红四军领导向中央军委报告同张国焘的分歧和召开鸡鸣河会议，这本是党内民主生活的正常表现。而且事实证明红四军领导是正确的。可是，张国焘对此却十分恼恨。他歪曲事实，蛊惑人心地宣布鸡鸣河会议是“改组派”“起了伟大的作用”的反党活动。在张国焘把持下，中央分局和军委会举行了紧急联席会议，认定“现在曾、许竟到了公开反抗的地步，那是他们的执迷不悟”
[1]。会议作出错误决定：撤换曾中生的红四军政委职务；派陈昌浩为中央分局和军委会的全权代表，迅速赶往前线，处理这一事件。军委会又发出命令，由陈昌浩接任红四军政委，许继慎“由陈昌浩相机处理”。与此同时，张国焘又以鄂豫皖中央分局的名义，于9月8日发出第一号通告，宣布“严厉镇压反动是党在目前斗争的一个非常主要的任务”。要求红军和地方各级党组织应当“动员一切同志，一切革命的群众参加肃反的工作”。十分明显，这两项决定是张国焘实现他早就定下的“彻底改造”根据地和红军的两把刀子。
张国焘为了借“肃反”之机，大肆剪除异己，不惜利用敌人陷害、离间的信件作依据，来陷害党和军队干部。1931年8月初收复英山时，蒋介石手下的特务头子曾扩情利用和许继慎在黄埔军校的同学关系，派遣特务钟俊和钟梅桥到英山找许继慎。这两个特务带着曾扩情写的一封离间信，信中诡称“由他转交的所谓许继慎投降蒋介石”的计划，蒋已批示“照办”；蒋对许“乃复来归，虽犹千里，心实欢喜”等等。许继慎一眼看穿了敌人的阴谋诡计。他立场坚定，光明磊落，当即下令将两名特务逮捕，连人带信送交军部。军长徐向前和政委曾中生立即对特务进行了审讯，戳穿了敌人施展的反间计。徐、曾根据许继慎的一贯表现，马上写出军部意见，明确指出：许不会有问题，这封信完全是敌人利用各种阴谋来破坏我们的一个险恶手段；然后又将两个特务连同“信件”和军部的意见一并送到中央分局处理。可是，久想除掉许继慎的张国焘，根本不顾事实真相，不理军部的意见。他把敌人信中捏造的情节和两个特务编造的口供作为“证据”，非法逮捕了鄂豫皖军委参谋主任李荣桂等人，严刑逼供，从而炮制出一个所谓“许继慎为首的反革命阴谋案”。
陈昌浩奉张国焘之命，在1931年9月13日，火急赶到麻埠军部，立即宣布撤销曾中生职务，由他接任政治委员，在红四军进行“肃反”。这次“肃反”中，许多红军干部是在同敌人进行浴血战斗过程中被抓起来的。在余子店( 今河南省商城县境内)，陈昌浩带领保卫局的一些人突然将许继慎等逮捕，先行押送到白雀园。
9月底，红四军全部移住到白雀园地区后，早就在这里等待的张国焘，亲自主持了“全力肃清四军中之反革命和整顿四军”的工作，在红四军中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所谓“肃反”运动。张国焘等耸人听闻地宣布：在红四军中破获了以许继慎为首的“反革命阴谋案件”。对许继慎和其他许多人搞严刑逼供。许继慎虽遭非法逮捕和严刑拷打，但心怀坦然，意志坚强地同张国焘进行坚决斗争。他据实说明情况，驳斥了各种诬加给他的罪名。他始终声明：既“没有做出反革命的行为”，也从来“没有叛变的意见!”
[1] 可是张国焘却蓄意陷害许继慎。他们用一些人在严刑逼讯下“交代”出来的完全没有根据的“口供”，以至荒诞离奇的编造，给许继慎加上许多罪名：什么“改组派、AB团、第三党在红军中……组织了一个领导机关，反革命的军事委员会，委员共九人……主席是许继慎”；什么许继慎等“确有准备把部队拖到长江边投降蒋介石”的计划，力主红军主力南下作战，是“他们的策略阴谋诡计”；什么许继慎、周维炯等策划了一个暴动计划，在部队北返途中，“决定9月15日在武穴暴动”
[2] ；等等，不一而足。
另外，张国焘等为了欺骗群众，煽动对许继慎的仇恨，竟然无耻之极地诽谤许继慎是“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他们指使一些人，在城镇街头张贴许继慎一手拿着大刀、一手拎着鲜血直滴的人头漫画；到处用墨汁涂写“打倒第三党分子许继慎”等标语。歪曲事实，颠倒黑白，伪造历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1931年10月，许继慎受到种种非人待遇之后，坚强不屈，在河南省光山县白雀园被张国焘杀害了，年仅30岁。
[1] 胡允恭：《回忆许继慎同志》，《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
[2] 周士第：《许继慎同志几件事迹》。
[1] 胡允恭：《回忆许继慎同志》，《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
[2] 周士第：《北伐先锋》。
[1] 访问廖运泽淡话记录。
[1] 徐石林即徐石麟：《八一南昌起义片断》；《南昌起义资料》，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20页。
[2] 胡允恭：《回忆许继慎同志》。
[1] 胡允恭：《回忆许继慎同志》。
[1] 张国焘：《我的回忆》。
[2] 张国焘：《我的回忆》。
[3] 张国焘：《我的回忆》。
[1] 张国焘：《我的回忆》。
[2] 张国焘：《我的回忆》。
[1] 张国焘：《我的回忆》。
[1] 张国焘：《我的回忆》
[1] 张国焘：《我的回忆》。
[2] 陈昌浩在鄂豫皖苏区彭杨军事政治学校作关于此次肃反详情之报告（1931年11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