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撰者话
许光达，黄埔五期毕业。在革命战争年代，他带兵打仗，办校育人，建立了卓越功勋。建国后，任装甲兵司令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创建人。他强调政治工作与技术工作相结合，为装甲兵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一
许光达原名许德华，1908年11月19日降生在湖南省长沙县东乡萝卜冲农民家庭里，排行第五。父亲许子贵，母亲刘氏，世代务农。
许光达幼时就读于凤凰庙小学，12岁考入榔梨镇高小，1921年秋又考进长沙师范学校。他读书很用功，各门功课都取得优良成绩，也喜爱体育，好打篮球，尤其关心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在进步教师徐特立、周以栗、曹典琦、陈章甫以及同学谢鑫、杨展等影响下，他阅读了一些革命书刊，如《向导》、《中国青年》等，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思想进步很快，1925年5月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9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6年4月，许光达被中共湖南组织选送报考黄埔军校。他到广州后，以优等成绩被黄埔军校录取，先编入入伍生第二团，秋季编入第五期炮科为正式学员。关于在黄埔军校的学习，他曾回忆道：“除学军事以外，每星期日都到广州农民协会听党所组织的时事报告和党内组织教育，报告人常是周恩来、恽代英等，同时，我阅读了社会科学、共产主义ABC、帝国主义浅说等，我进一步懂得了共产主义。”
[1]中山舰事件后的黄埔军校，进步与反动之间的斗争更加激烈。蒋介石为了限制削弱共产党的活动，强令共产党员填表登记，压迫他们退党。许光达旗帜鲜明地在登记表上写了“死不退出共产党”。他后来回忆说：“因为我没有任何其他的出路，所以也更加忠于党。”
[2]1927年2月，黄埔军校第五期师生由邓演达率领随国民政府迁移到武汉，许光达随军编入武昌军事政治学校炮兵大队第十一队继续学习。当时，军校里共产党员较多，他在党支部担任宣传委员。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军校第五期学员奉命编入中央独立师，由叶挺率领，讨伐正向武汉进攻的夏斗寅叛军。许光达随军出征，表现机警灵活，勇敢顽强。7月15日，武汉政治形势逆转，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军校学生提前毕业，许光达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张发奎部的直属炮兵营任见习排长，当即开赴九江驻扎。不久张发奎下令“信奉共产主义者，三天以内自动离开，三天之后尚留军营者，后果自负”，并派人暗中监视共产党员的活动。许光达等十余位中共党员，根据党组织的指示秘密地赶往南昌参加“紧急行动”。当时，南浔铁路中断，火车不通，他们徒步翻越庐山，沿赣江南下，于8月5日到达南昌北郊，得知起义部队已向南开拔。许光达等经过商议，决定先到高安县打听准确消息。经高安县中共组织的指点，他们8月7日渡过赣江，经丰城继续南进，于8月13日到达宁都，追上了担任起义军后卫的第二十五师周士第部。周士第接见了他们，表示欢迎，许光达被编入该师第七十五团三营十一连任排长，很快就投入了会昌战斗。
9月底，第二十五师受命在广东省大埔县三河坝沿江组织防御，掩护起义军主力南下潮州、汕头。第七十五团布防在东文部、笔支尾山、龙虎坑和下林地域，许光达带领加强排坚守在笔支尾山第一道堑壕里。10月2日下午，当强渡韩江的敌军登上滩头，逼近起义军阵地时，三排机枪手牺牲了。许光达端起机枪向敌群猛烈扫射，随后率领全排与敌展开了肉搏战。此时，第七十五团团长孙一中和三营营长蔡晴川率领预备队实施反冲击，被迂回之敌切断后路而陷入重围，孙一中身负重伤。许光达见情势危急，不顾个人生死，同十几名战士冲入敌阵，又杀开一条血路，救出了孙一中，并打退了敌军第一次进攻。在抗击敌人第二次进攻中，蔡营长和十一连连长先后牺牲，连党代表廖浩然也负了伤。许光达主动代替连长指挥，再次打退了敌军。凶恶的敌人继续组织进攻，许光达指挥全连奋勇反击。战斗中，他腰部负伤，晕厥在沙滩上。战友们把他抬下阵地，后来，将他和连党代表廖浩然一起，安排在大埔县茂芝前村一个农民家里养伤。
11月间，许光达和廖浩然的伤势已愈，遂离开大埔，徒步去潮州、汕头寻找部队。途中得知起义军失败，余部东进福建、北上江西，他们只好折回，掉头向北，12月到了上海，住在一家安徽人开的小客栈里，不久，与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接上了关系。
孙一中此时也到了上海。孙是安徽寿县人，中共中央军事部指派他回皖北，利用私人关系投入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三军柏文蔚部，伺机夺取武装，扩大革命力量。柏文蔚为了扩充实力，收留了孙一中，并答应他在寿县办学兵团。1928年元宵节，学兵团在寿县初级中学成立，孙一中任团长。中共上海组织得到消息，同意许光达同廖浩然赴皖北投奔学兵团。他们到寿县后，被孙一中任命为教育副官。不久，根据中央巡视员的指示，成立了中共学兵团委员会，孙一中任书记，许光达任组织委员，廖运周任宣传委员。学兵团有共产党员35名，党委直属中共中央领导。1928年3月，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恢复，学兵团党委改为省临委领导，并与中共寿县委员会发生横向关系。截止4月底，学兵团党团员已发展到一百三十余人。由于受“左”倾盲动主义影响，学兵团在驻地高搭彩门，张贴“革命的走进来，不革命的滚出去”等大字标语，积极准备发动寿南农民暴动，引起地方反动势力的惊恐。柏文蔚十分恼怒，先撤了孙一中的团长职务，进而追捕共产党员。4月底，中共学兵团委员会与中共寿县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共产党员全部离开学兵团。许光达同廖运周离开学兵团后，到廖家湾组织中共淮上支部，继续准备农民暴动。但迫于反动力量的强大，没有机会行动，只得隐蔽活动。
1928年9月，许光达由寿县经蚌埠、南京、汉口，回到长沙。10月4日，他和邹希鲁的女儿邹靖华结婚。因敌人追捕，婚后十多天许光达便匆匆离开家乡，改名泛舟，于1928年11月初经汉口乘火车沿平汉线北上，到达他岳父邹希鲁担任县长的河北省清河县。他原想落脚之后寻找中共组织，但时过不久，即1929年1月，他的四哥许德实从老家赶来报信，说长沙县警备队在萝卜冲没有抓到德华，可能要来清河县追捕。邹希鲁遂让许光达去北平避风。
许光达到北平后，寄居在宣武门外的湖南会馆。一日，街头偶遇老朋友廖运周。廖运周离开皖北后，在方振武旅第二十五团任参谋，正准备随方部向南方开拔。他听完许光达介绍分别后的情况，便介绍许去无锡找他的堂兄廖运泽联系工作。廖运泽也在寿县学兵团工作过，而且与许光达关系密切，如今担任袁子经独立旅的警卫营营长。许光达到无锡找到廖运泽，被委任为排长。后来，袁子经旅调到芜湖，许光达遇到了原中共寿县县委书记李坦（李味酸），从此接上了党的关系。按照党的指示，他在独立营建立了党小组，进行兵运工作。
1929年6月，因活动泄露，许光达依照中共组织决定离开警卫营，去上海中共中央军事部开办的军事训练班学习。
中央军事训练班第一期于1929年7月开学，第一课是周恩来作“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许光达聆听了周恩来的报告，受到很大教育。此后，他和同学们一起阅读文件，讨论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如何建立革命根据地等问题，还听取由各游击区来的领导人介绍斗争情况和经验教训，思想上收获很大。许多年后，他对此仍记忆犹新，说：“这次学习真正提高了马列主义水平和政治觉悟，奠定了后来经历严峻革命斗争风云的思想基础。”
[1]二
1929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对洪湖革命根据地游击部队进行整编。为了加强湘鄂西红军的领导力量，中央决定派刚由军事训练班毕业的许光达和孙德清( 孙一中) 等前往洪湖苏区工作。
11月，孙德清、许光达参加了中共鄂西特委在石首横沟市召开的县委联席会议
[2]。会上，孙德清传达了中央关于成立红六军的指示，许光达传达了中央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内形势的分析，周逸群介绍了洪湖地区革命斗争形势，并宣布特委决定：为贯彻中央指示，将洪湖地区的中央独立师( 不久前由鄂西游击总队改编而成，师长段德昌) 扩编为红军第六军。1930年2月5日，红六军正式成立，孙德清任军长，周逸群任政委，段德昌任副军长，许光达任参谋长，全军约六千余人。在红六军建立党的前委时，许光达被选为前委候补委员。3月，红六军所辖的两个纵队改称第十六、第十七师，许光达先任第十七师政委，后改任该师师长。
红六军成立后，即按照中共鄂西特委关于恢复和巩固江陵、监利、石首、潜江、沔阳五县交界的洪湖根据地的决定，先北上攻取了江陵以东的龙湾寺、熊口、老新口和张金河，继而攻占了监利以北的新沟嘴、沔阳以西的渔洋镇和潜江县城；接着又挥师南下，占领了长江南岸的藕池、调弦口和石首县城。红六军连战皆捷，不仅扩大了洪湖根据地，而且为开展公安、石首、华容一带的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部队在战斗中发展壮大，扩充了人枪四千余，人民群众欢欣鼓舞，军威大振。与此同时，各县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并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苏区形势一片大好。
1930年5月，红六军奉命配合鄂豫皖红军攻打武汉。部队向汉阳挺进，第十七师的侦察分队已经摸进了汉口。此时，中共中央又命令红六军到鄂西迎接贺龙领导的红四军。于是，部队又掉头向西进发。第十七师的任务是进攻华容、南县。许光达指挥全师经监利县尺八口渡江南下，进至墨山铺，为敌所阻。担任攻击的第四大队从拂晓打到上午九时，连攻不下，一部兵力反被敌军包围，情况十分紧急。大队长贾鸣忠亲自跑到师指挥所向许光达报告，许光达当即亲率第五大队增援。他一口气跑到阵地前沿观察敌情，发现守敌是何键的正规部队，当即命令以第四大队一部向敌人翼侧迂回牵制敌人，第五大队从正面向敌人发起猛攻，被围部队积极配合，由内向外突去。攻击开始后，敌军三面受击，难以招架，红军很快由被动变为主动，由被敌包围变为包围敌人的态势。经过一个小时的激烈战斗，第四大队被围部队顺利撤出，并歼灭敌军一个机炮连，缴获了重机枪和迫击炮。初战华容告捷，干部、战士无不称赞许光达的指挥才干。
1930年6月，红六军与红四军在公安会师后，即东渡长江进至郝穴，继而进攻监利，未克。由于敌人兵力不断增加和集中，再战不利，遂退驻江陵与监利交界的普济观休整。在普济观两军前委召开联席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于7月4日正式成立红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治委员，柳克明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红二军（红四军改称）、红六军和第二十六、第四十九两个师，红六军由邝继勋任军长，柳克明兼政委；许光达仍任第十七师师长。许光达出席了两军前委联席会议。8月，许光达奉命率第十七师开赴沔阳地区，镇压地主反动武装白极会，先后攻占新沟嘴、府场、杨林尾，迫使敌人退至东荆河以北。
此时，中共鄂西特委贯彻李立三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指责红二军团违背“集中进攻”的路线，要求部队去攻打敌人设防坚固的沙市。按照特委和柳克明的意见，许光达率第十七师随军团西进。9月初发起攻打沙市战斗，苦战一昼夜，不但未能取胜，还伤亡了一千余人。
9月中旬，邓中夏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达洪湖，传达了中共中央要红二军团配合红一、三军团攻打长沙的指示。许光达坚决支持贺龙、周逸群的意见，反对长途奔攻大城市，但不为中央代表采纳。于是，全军渡江南进。许光达率第十七师由监利陶家埠渡江，由于指战员英勇作战，先后攻克华容、藕池、石门；兄弟部队亦攻占了南县、安乡、公安，并向常德方向挺进。因获知红一、三军团早已撤离长沙的消息，红二军团才停止南进，许光达的第十七师随红六军和军团指挥部撤至松滋杨林寺一带休整。
12月，在杨林寺召开了中共湘鄂西特委和红二军团前委会议，在讨论军事行动方针时，又发生了原则的分歧。以贺龙为代表的红军将领主张坚持洪湖根据地，依靠群众粉碎敌人即将发动的大规模进攻；担任特委书记和军团政委、前委书记的邓中夏却主张另辟阵地与敌人决战。他认为洪湖水多，部队不便活动，必须集中红军主力在松滋山区与敌人作战。段德昌坚决反对邓中夏的意见，只身一人去洪湖坚持斗争，创立了新红六军，后改为红三军第九师。许光达始终支持贺龙的意见，曾经想同段德昌去洪湖。
由于杨林寺会议争论未决，红军处于徘徊犹豫状态，而且部署分散，给敌人造成机会。12月17日，敌李觉部兵分3路向杨林寺进攻。许光达指挥第十七师与当面之敌展开激战，数次将突进来的敌人反击出去。战斗中，得知第十六师被围，他当即率第四十九团支援，后奉命向刘家场转移。此后，红六军遭受严重损失，伤亡失散达三千余人，一部与主力失去联系，返回洪湖根据地。战后，部队在军团指挥下，撤至五峰、鹤峰湘鄂边一带。红军到湘鄂边新区，处境相当困难。隆冬来临，指战员没有棉衣棉被，伤员治疗又缺医少药，特别是粮食供应无法保证。1931年2月，许光达率第十七师到松滋地区筹粮，并欲打通与洪湖段德昌的联系，因敌封江，未能如愿，只好将筹集的布匹、粮食运回五峰，使红军困难得到缓解。
1931年3月，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中共中央派夏曦到洪湖，任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3月21日，夏曦以中央分局名义给红二军团发出指示信，决定取消红二军团前委，改编红二军团为红军第三军，贺龙任军长，邓中夏在新的政委未到职前仍留原任；下辖第七、第八两个师。许光达改任第二十二团团长。指示信要求红三军东进支援洪湖苏区，粉碎敌人“围剿”。
红二军团改编为红三军后，邓中夏决定了开辟荆（门）、当（阳）、远（安）之战略方针，“围魏救赵”，以解洪湖之危。此时，红三军士气和战斗力已相当低弱，4月3日渡江北上进攻当阳，久攻不克，迫使部队退至远安的马良坪。1931年4月11日，宜昌、当阳之敌郭汝东部第五十一师与保康之敌第六十九师赵冠英部对红军实行南北夹击，还有郭勋的教导三旅参战，敌总兵力约十九个团，企图将红军围歼于远安、南漳地区。许光达的第二十二团和第二十三团一部被敌人重重包围。为了拖住敌人，掩护红三军主力转移，他们一天打退敌人四次进攻。敌人不断压缩包围圈，战至黄昏，部队被逼上最后一个山头。这时，眼前只有两条道路选择：一是经过拼消耗，全体指战员作无意义的牺牲；二是坚决突围，保存革命力量。许光达选择了后者，组织突围。他细致地察看了地形，选择了突击的方向，判明了敌人部署最疏忽最薄弱的环节。夜半之后，他亲自指挥突击队，乘敌人处于疲劳、麻痹的状态，秘密地运动到马良坪西侧之官帽山，突然发起进攻，一举突破敌人包围。突围部队经兴山、秭归，再北上到达房县的九道梁，与原教导二师政委涂美中带领的一部分武装会合。由于同红三军主力失去了联系，他们在兴山、房县之间独立开展游击活动。
自从杨林寺失败转战湘鄂边，许光达深感到没有根据地之痛苦。他决心建立房县根据地，开拓新局面。于是连续打了几个胜仗，消灭大部反动地主武装，补充了人员、枪支、弹药，还抽出一批干部和战士配合地方党做群众工作，恢复了苏维埃政权和工会、农会等群众团体。两个多月后，许光达带领的第二十二团和第二十三团一部以及涂美中的部队，与贺龙率领的红三军主力胜利会师。红三军创建了均房苏区，并成立了中共鄂西临时分特委。贺龙在一次干部会上说：许光达带领的第二十二团和第二十三团一部革命力量为开辟鄂北苏区立了一大功
[1]。8月，敌人攻房县，许光达率领第二十二团和第二十四团一部，在第七师特务营、游击队的配合下，与敌周旋七天，待主力到达后，歼敌一部，粉碎了敌人的进攻，保卫了均房苏区。
1931年秋，红三军奉中央分局指示，离开均、房地区开往洪湖。第七、第八两师途经保康、南漳至刘猴集与段德昌率领的红九师会合，旋即东渡汉水，克钟祥，回师潜江，于10月8日全部到达洪湖，汇集成一支强大的红军武装力量。正当革命形势刚有新的起色，夏曦排斥贺龙、段德昌等干部在红三军的领导地位，他自兼红三军政治委员，独揽党、政、军大权，不久又以中央分局名义指示取消红三军的各师师部，将部队改编为五个大团，直接归省军委指挥，许光达被任命为二十五团团长。
当时，洪湖的水灾尚未过去，军民严重缺粮，夏曦置军民疾苦于不顾，搞所谓“肃清党内反革命”的运动，使一大批党政军干部惨遭杀害，给洪湖苏区群众带来了无可估量的损失。
许光达也被列入“肃反”对象。但由于他在1932年3月31日至4月6日的应城战役中胸部被子弹击中，经上级批准送往上海治疗，才得以幸免。
三
许光达到上海后，中共中央让他去苏联治伤学习。1932年5月，许光达（又改名洛华）一行五人从上海乘船抵大连，又经沈阳、齐齐哈尔、满洲里进入苏联国境，与苏联接应人员接头后，继续西行，一个多月后抵达莫斯科。苏联医生为许光达检查了身体，取出了弹丸，医治了枪伤。
9月，进国际列宁学院学习。许光达深知出国留学的机会不易，如饥似渴地攻读哲学、政治经济学等课程和马列的经典著作，即使到克里米亚黑海边度假，也手不释卷，从而大大提高了理论水平。学习期间，他参观了一些工厂和莫斯科附近的集体农庄；五一劳动节和十月革命节同群众在一起参加庆祝活动，加深了对苏联人民的了解。后来他回忆起这段经历，感叹地说：这两年才算是扎扎实实、认认真真地读了几本书，才算懂得了一些马列主义的经典学说
[1]。
1934年秋，许光达转入中共代表团的高干军事训练班。这个班附设于东方大学，由该校教员授课。他在这里学习了团、师、军三级攻防战术，还进行了规定作业，研究外军英、美、日的战术，提高了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水平。
1935年2月，中共代表团要许光达参加苏联出面调解新疆盛世才和马仲英双方关系的工作。许光达佯称顾问秘书，往返新疆斡旋一年有余。1936年4月，他仍回到列宁学院学习，并和陈潭秋、陈云、曾山、孔原、滕代远、高自立等编为一个班。
1936年秋，中共代表团在东方大学开设一个坦克、汽车专业技术训练班，从列宁学院和东方大学抽调五十余名中国学员参加学习，许光达也在其列。他刻苦学习了驾驶坦克和汽车技术，还学习了坦克排、连、营攻防战术和技术保障、车辆管理，以及行军、宿营、侦察、警戒等课程。此时，国内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许光达和训练班的同学们急切希望回国参加革命斗争。许光达三番五次到中央代表团反映大家的希望和要求，王明不仅不予解释和答复，反而说他带头闹事，并派人到训练班进行审查，组织批判。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伟大的抗日民族战争爆发了。消息迅速传到莫斯科，坦克、汽车专业技术训练班的中国学员们再一次提出回国参加抗日的要求。许光达抓紧时间整理可能用得着的军事资料和自己的军事笔记，准备带回国去。有些笔记至今还保存得完整无缺。
1937年11月初，中共代表团决定训练班学员和其他院校的学员共计六七十人，由许光达、高自立带队回国。他们从莫斯科乘火车到达阿拉木图，然后转乘汽车到达新疆迪化( 今乌鲁木齐)，由中共中央代表陈云和迪化八路军办事处接待。不久，盛世才接见了他们，打算将他们留下来作为成立摩托化师的骨干。但同志们渴望早日回到红军中去，一致要求立即起程。为了路途安全，他们佯称是“国民政府西北考察团”，许光达为考察团团长，高自立为副团长，分乘四台卡车，车上安装重机枪，每人带步、短枪和手榴弹，补足给养、弹药和经费，离开迪化东行，途经兰州在八路军办事处休息了一天，1938年元旦前他们到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新年过后，办事处将他们送往延安。
1938年1月毛泽东接见了这批回国留学生，勉励他们说：中央欢迎你们这批在列宁故乡学习过的干部，你们是有学问的，你们是我们党的宝贵财产，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正在发展，今后还要大发展，党需要你们，愈多愈好!毛泽东谈了抗日是当前主要任务后，接着说：在你们当中，很多同志学的是汽车、坦克、飞机，现在还用不上，我们还没有机械化部队，但是，将来一定会有的，一定用得上。他还说，你们学过阵地战，今后还要好好学习游击战、运动战，学会用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1]。这些谈话，使许光达深受教益。
四
1938年1月，许光达被任命为中国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4月16日第四期正式开学不久，教育长刘亚楼赴苏联学习，许光达接任教育长。
由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学习的知识青年越来越多，抗大第四期的学员比上期增加了近五倍，达到5562人，校舍和教职员都显得非常紧张。许光达和副校长罗瑞卿、政治部主任张际春、训练部部长陈伯钧、校务部部长杨至成等一起，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采取加强学员大队一级领导干部的办法，实行分散办学，并从红军学员和知识青年学员中选拔了一批优秀分子培训后担任教职员，有效地解决了组织教学中出现的困难。为了加强抗大的基本建设，他们还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在总结以往教育工作经验的基础上，主持编写了《抗大组织条令》，使各部门、各单位有章可循，保证教学工作有条不紊地协调进行。
1938年10月，许光达意外地与离别十年的妻子邹靖华重逢。她是经徐特立介绍从长沙到延安来学习的。
1938年底，为了使干部的思想和各项工作适应抗战新阶段形势的要求，中共中央号召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机关和学校、群众团体，进行一次工作大检查。抗大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于1939年1月15日开始了自下而上的全校工作大检查。在3月6日召开的全校第一次检查总结大会上，许光达就所主持的教育和行政工作，作了深入检查总结。4月6日，罗瑞卿对抗大过去工作中的优缺点和工作经验作了全面总结，对今后的工作方针也作了详细的阐述。通过这次工作大检查，在总结了办校以来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制定出30种工作条例，提高了学校工作的质量与效能，使抗大的建设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5月26日，许光达在《新中华报》上发表题为《“抗大”在国防教育上的贡献》一文，指出“抗大”教育制度中最主要的特点是，教育与实际的统一，教员与学生的一致，集体的、自动的、互相帮助的学习制度，实际生活锻炼改造人的思想和行为，迅速的教育收效，廉价的学校，为国防教育的普及创造了一个范例。他在文章中还写道：“由于它（指抗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以布尔什维克的风度，克服了一切困难，并在教育的历史上创造了一套新的办法。这一套新的办法，不仅可以吸收全国各阶层广大的先进的青年，教育他们适合于国防抗战实际工作的要求，在政治上有坚定的政治方向，为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而奋斗，在思想上行动上改造了和锻炼了他们，成为中国的新人物，成为建立中国的主力军，而且这套新办法也是将来建立新中国的教育制度的基础。”
6月1日是创办抗大三周年纪念日。这天傍晚举行庆祝大会，毛泽东、刘少奇、陈云、王稼祥、张闻天、邓发、李富春等在延安的中共中央领导都出席了大会，并先后作了重要讲话。许光达率领抗大全体人员宣誓：“永远忠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誓死驱逐日寇出中国，为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以良好的工作和学习成绩，献给民族、国家与中国人民”
[1]，表达了全校同志为争取抗战的胜利和祖国的彻底解放而英勇奋斗的信念。
1939年6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抗大陕公等学校迁移晋东南的决定》。7月10日，抗大总校离开延安挺进敌后办学。留下的一部分教职学员，组成抗大三分校，许光达被任命为三分校校长。三分校第一期学员，大多是1939年以后从沦陷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先后投奔延安的知识青年，入学时间参差不齐，经过重新合并，改编成两个大队及政工队、参谋训练队、东北干部训练队等15个学员队，共1758人。
1939年7月，中共中央军委对初建的三分校的工作进行检查，发现存在着“注意形式上的铺张而不大注意教育的倾向”。许光达等根据中央军委《关于整理抗大问题的指示》决定切实转变三分校的工作方针，把学校工作的中心放在教育与党的工作上，强调一切工作服从教育。针对这一期各地来的知识青年占绝大多数的特点，确定学员重点学习马列主义基础理论和军事基础知识，改造世界观。许光达说：“教育的任务，在于改造人，使之获得改造社会的工作能力”
[1]。他们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先后提出了“埋头读书”、“深入教育”、“提高教育质量”等口号，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启发学员学习的自觉性与积极性。同时，从组织上建立学习小组制度，加强互助；号召政治工作人员参加教育工作，把如何完成教育任务的问题作为党支部工作的中心问题，密切党政工作与教育的配合；树立行政工作以教育为中心的思想，着重教育的领导与实施，改善教学后勤，保证学生有较好的学习环境。通过一段努力，使学校的各项工作走上了以教育为中心的轨道，在争取知识青年思想的转变上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教育质量也提高了一步，较好地完成了第一期的教育任务。1940年1月，《八路军军政杂志》发表了许光达的《抗大三分校的教育概况》一文，介绍了三分校贯彻执行中央军委指示的情况和经验体会。
1940年5月17日，抗大三分校第二期开学。这一期学员与上一期不同，绝大多数是从八路军来的工农干部。许光达等从实际出发，提出了新的教学原则：一、要使他们学会掌握和运用马列主义，克服他们中存在的农民意识、私有观念、封建迷信等落后思想；二、要提高他们的政治理论和文化水平，培养成为坚强的干部；三、要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坚定他们的无产阶级立场；四、对他们要加强革命纪律与无产阶级革命道德的教育；五、要帮助他们整理经验，把这些经验提高到理论原则上来，使他们把实践与理论联系起来，反对经验主义的倾向，养成读书的习惯。
三分校在延安，经常可以聆听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报告，参加党中央发起的各种政治活动。这些政治活动把理论学习与当前的斗争实际更紧密的结合起来，既鼓舞了大家的斗志，又提高了大家分析形势的能力，使学员毕业后在各个战线上能正确地把握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带领部队和群众去赢得斗争的胜利。
许光达在组织领导学校的教学与建设的同时，亲自参加教学活动，讲授军事理论课。他还勤奋地钻研马列主义和毛泽东军事著作，并为《八路军军政杂志》撰写军事学术论文，先后发表了《战术发展的基本因素》、《论新战术》和《军队的组织问题》等文章。
1941年1月27日，许光达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部部长兼延安卫戍司令、防空司令、交通司令。同年冬调任中共中央情报部一室主任。
这一年的夏收季节，侵华日军为配合在晋南的作战，向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抢麦“扫荡”。由于八路军、新四军采取了积极主动的进攻，敌人的“扫荡”被迅速击退。6月25日，《八路军军政杂志》发表了许光达撰写的《反敌季节“扫荡”》一文，概述了这次“扫荡”与反“扫荡”的经过及其重要意义，分析了反“扫荡”的经验教训，揭穿了国民党顽固派污蔑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的谎言，并且郑重提出：“为着坚持抗战，必须全国各党派各军队的亲密团结。八路军、新四军是主张团结的，是愿意配合友军作战的，即使政府不给情报，不下命令，甚至被某些人指为‘匪军’，也是忠实于抗战、团结，依然配合友军作战的。可是当局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歧视，断绝粮弹，并仍在继续着的封锁、‘剿共’的作法，是应该立刻纠正的。”
不久，许光达还撰文评论法西斯德国在欧洲发动的闪击战。他指出：“军队与国家的社会经济的体系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的，军队的编制、数量、质量与武器以及战略和战术的形式，其结果均恃技术的能力和生产力发展的水准而决定。……闪击战就是依靠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技术发展的程度而发展出来的。因此是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发展的最高峰”；“闪击战在同一性质战争中，对付同种型的军队，它是最厉害的作战方法，它能发挥极大的威力”。但他又指出：这种“闪击战如果遇到了另一种最新型的，代表人类正义进行战争的，有同等装备和技术，甚至超过它的军队，就会遭受悲惨的破产，在那里进入坟墓”。因此，许光达认为：“结论只有一个，希特勒的闪击战在苏德战争中必然覆灭。现在的事实已经证明着，战争的发展，将更加证明这种观点的正确。”
[1]五
1942年春，敌后抗日根据地处在最艰苦的时期。许光达要求到前方工作。经中共中央批准，5月间，他从延安到达晋西北，接替彭绍辉任晋西北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独立第二旅旅长。
从1941年3月以来，由于日寇采取军事进攻加政治渗透，实行“蚕食”政策和频繁“扫荡”相结合的新的进攻方式，晋西北根据地的面积迅速缩小，人力、物力、财力遭到了严重破坏，大片土地荒芜，工商业萧条，广大群众缺衣食，少住房，军队供应严重不足。第二军分区靠黄河东岸，面临的形势也相当严峻，所属的六个县，除河曲、保德外，神池、五寨、岢岚和偏关的县城，都被日军侵占，长城以北的清水河地区，也被日军控制。河西驻有国民党军队，一段时间以来，他们经常制造摩擦。
对于晋西北根据地的情况，许光达在延安时就有所了解。赴任前，正在延安的晋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跟他谈了话。到任后，彭绍辉将二分区的情况向他作了周详的介绍。对这里的艰苦斗争，他在思想上已作了充分的准备。经过一段深入的调查研究，许光达对分区的工作提出了四项任务：第一、派得力干部深入敌占区，发动群众开展反“蚕食”斗争；第二、加强对河西友军的统一战线工作，改善双方关系；第三、努力发展生产，渡过难关；第四、开展练兵运动，提高部队战斗力。他指出，这一切都是为了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他经常鼓励大家，坚定信心，努力工作，胜利渡过这“黎明前的黑暗”
[2]。
1942年5月4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反敌人“蚕食”政策的指示》，号召华北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民，一致动员起来，把反“蚕食”斗争当作最紧急的斗争任务。接着，晋西区党委和晋西北军区也先后向各地委、各军分区发出开展反“蚕食”斗争的指示，要求军队的主力部队以1/3、地方游击队以1/2的兵力，分散进行游击战争，并加强与扩大民兵和游击队，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党政军民联合组织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占区和正在“蚕食”的地区进行斗争。
许光达及时主持召开二分区团以上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上级的指示，要求大家明确认识，反“蚕食”斗争，不仅要加强军事活动，还要加强政治攻势，同敌人实行“蚕食”政策、“治安强化”活动的“政治渗透”针锋相对。会议研究决定，抽出一批干部去地方加强武委会和民兵、游击队的工作，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还决定组织四个武工队深入敌占区，主要任务是做敌占区的群众工作，宣传党的政策，揭穿敌人的种种欺骗伎俩，争取群众；组织秘密的或半公开的抗日政权；建立秘密的侦察通讯网；武装群众，组织民兵，开展游击战；通过伪军家属和亲友做争取伪军的工作，在伪军中建立内线关系；群众发动起来以后，领导群众打击伪组织。许光达特别强调，对敌人组织的维持会，任命的伪乡长、村长和保甲长，一定要按照党的政策办事，区别对待，对死心塌地依附日寇的汉奸要坚决打击；对一面支应日寇，一面应付我们的，要尽量争取站到我们方面来；对表面为日寇办事，实际拥护抗日的，要保护他们，不让他们暴露，使其更好地为抗日工作。他还决定，各个武工队视情况配数名至数十名不等的工作队员，并根据活动范围的大小，配一个加强班或一个排的兵力；条件成熟时，即行拔除据点，必要时报请分区调部队参加。
在许光达等的领导下，武工队、游击队和主力部队相互配合，依靠广大群众，经过几个月的艰苦斗争，反“蚕食”斗争取得了很大胜利，捕获了五寨县伪县长、风子头区伪区长，以及其他伪官吏120余名，摧毁了清水河地区37个伪村公所，并在那里建立了抗日政权，长城内外还有50个村子的伪政权已趋瓦解，打开了对敌斗争的新局面。
1942年6月，二分区开始了整顿三风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运动。那时候，二分区的干部，革命热情很高，对敌斗争很坚决，可是从政治理论和军事知识的水平来说，多数还是比较低的。针对这种情况，许光达把教育提高干部作为部队的一项基本建设，花了很大精力抓营以上干部，特别是各团领导干部的整风文件学习，不仅督促检查，还抽阅他们的学习笔记，并作批语，对大家的学习帮助很大。
许光达无论做什么事，他都注意从了解情况中，探索新的经验。在这次整风文件学习中，他的学习精神给了大家很大的影响。同志们都喜欢听他讲课。他按照整风文件学习的需要，把有关的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把毛泽东针对中国革命特点所阐明的思想理论，讲给大家听；还通过自己的学习体会，引导大家联系实际，深入领会文件精神，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经过半年的学习，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认清了三风不正的严重危害，懂得了“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道理，树立了尊重和服从地方党委领导、支持地方工作的思想，提高了搞好军政、军民和军队内部团结的自觉性；各级领导干部都注意了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用心摸索规律，改进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
二分区地处山西西北部的丘陵山岳地带，交通不便，消息闭塞。许光达指示电台台长改装电台，利用电台收听广播，记录新闻消息，供地委、分区领导同志参阅。他自己还常给二分区党政军机关工作人员作形势报告，把这当作一项很重要的思想政治工作来做。在通常情况下，他几乎每个月要作一次形势报告，讲述当前形势，分析发展前景，宣传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并结合当时斗争任务，动员大家克服困难，搞好生产，加强部队训练，做好各方面的工作，鼓舞大家的斗志，增强大家的胜利信心。他还邀请著名学者，当时在保德二中任校长的范若愚，来给大家讲国际国内和有关的社会知识，帮助大家开阔眼界，提高思想。
1942年11月，中共晋绥分局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毛泽东关于“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要求各分区加强党的统一领导，把主力军、游击队、民兵紧密结合起来，广泛地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向敌人挤地盘。许光达根据晋绥军区制定的对敌斗争的统一计划，确定以五（寨）三（岔堡）公路为二分区挤敌人的主要方向，并确定在五三线西侧，由第三十六团向风子头至旧寨间派出四个武工队，第七一四团向三岔堡和清水河以南地区派出武工队。第三十六团驻岢岚西北的前后长流一带，第七一四团第一营驻三岔堡以西的固城，直接配合上述武工队的斗争。他在部署工作时强调指出，现在部队和各武工队全面展开，要明确各自活动的范围，更要明确各自工作的具体目标，防止发生误会，要注意互相取得联系，交换情况。
挤敌人的斗争开展起来以后，许光达经常关注斗争发展的情况，请武工队的同志到分区汇报情况，和他们共同总结反“蚕食”、“挤敌人”的经验。他特别要求大家注意收集和分析敌情，掌握敌人的行动规律，灵活机动地进行斗争。有时他还策马通过敌人封锁线，深入到武工队活动地区检查指导工作。派出的部队和武工队，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工作，在敌占区的群众和伪军中打开了局面，扩大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影响，并在伪军中建立了一些秘密关系，能够及时、准确地掌握敌人的动态，抓住机会打击敌人。1943年春，日本侵略军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不得不收缩在华北的兵力。在日军准备撤退偏关时，早已建立了秘密关系的偏关伪军大队长张镇戎，事先派人向二分区通报情况，许光达即派部队配合他举行起义，合击撤退的日军。
许光达十分注意开展同黄河西岸的国民党驻军的统一战线工作。二分区所属保德县与国民党二十二军八十六师一部驻防的府谷县，只隔一条黄河。八十六师过去曾在河东的河曲、保德地区驻扎，1940年初八路军和新军进行反顽斗争时，劝说他们保持中立，退回河西原防。可是，有一段时间，他们控制渡船，封锁渡口，在偏关河口到保德林遮峪的300里河岸线上，设置哨所，派遣巡逻队，经常向河东开枪，进行骚扰，有时夜间还偷偷摸摸过河东抓人、抢粮，搞得河东不得安宁。许光达到二分区后，建议积极主动地做好河西友军的统战工作，争取改善关系，团结抗战。在地委的支持下，他们选派当地有威望的知名人士范若愚和二分区供给部政委李三楼，以十二师独立第二旅参议的名义，到河西府谷县国民党驻军八十六师二五六团做工作。经过一段时间，双方关系开始缓和。
一次，二五六团派了一名副官到河东联系购买军粮。起初，有些人不同意，说：“有粮也不给顽固派，让他们吃饱肚子搞摩擦!”许光达对大家说，河西八十六师部队是国民党的杂牌军，跟蒋介石嫡系部队不同，他们之间有矛盾，连粮食都弄不到。现在日本人正在对这个部队进行诱降，我们应当抓住这个时机做工作，争取他们。教育大家要把目光放大一点，放远一点
[1]。许光达亲自接见了这位副官，听取他陈述河西缺粮的情况，向他讲解了抗战的形势和前途，让他转告他的团长高致国，粮食可以想办法，都是中国人，只要共同抗日，应当帮助。许光达还提出，双方可以搞点实物交易，互通有无。几天以后，由专署贸易局代购了450石粮食，运到河西。二五六团团长高致国在困难中得到接济，非常感激，一再向八路军的联络代表道谢，说“许司令宰相肚里能撑船”，表示愿意同八路军来往，并立即给八路军运送了一批急需物资。
1943年春节期间，高致国派人过河东送请柬，邀请许光达去河西赴宴。有人担心有危险，认为不去的好。许光达认为，高致国可能出于联络感情，试探我方对他的态度；危险当然也有，可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们可以通过赴宴，当面宣传我们党的抗日主张和统一战线政策，同时了解对方，摸他的底，如果不去，将会给今后的工作带来困难
[1]。最后还是决定应邀赴宴。许光达返回河东后，也邀请高致国到河东旅部赴宴。这样双方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后来双方又经过协商达成协议，除保证今后团结抗战、打击汉奸、防止摩擦、严惩肇事者以外，还规定了要扩大贸易等。此后，渡口开放了，两岸群众可以公开来往，做买卖。两军之间的贸易也比过去扩大了，河东为友军输送粮食、煤炭等，河西则用弹药、食盐、布匹等支付。这样一来，消除了二分区对敌斗争的后顾之忧，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日、伪、顽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封锁。
由于“挤敌人”的斗争不断取得胜利，和对河西友军统战工作的开展，二分区整风、练兵、生产三大运动都取得显著成果，根据地得到了巩固。
1944年8月下旬，晋绥军区发起了对日军秋季攻势。8月29日，许光达令第三十六团主力袭击五寨以南风子头日军据点，并指挥第三十六团和九团各一部，在阎家凹至界牌间消灭日伪军九十余名，缴获大车三十余辆。9月9日，日军自宁武、东寨、忻县、三交、八角堡等据点，出动近千兵力，分路向根据地进行“扫荡”，企图袭击八路军后方机关，破坏八路军的攻势。但各分区均早已有准备，以少数兵力与“扫荡”之敌周旋，民兵、游击队积极开展爆炸与袭扰活动，主力部队仍集中力量发展攻势。至14日，“扫荡”之敌被搞得精疲力竭，分别窜回据点。在此期间，许光达、李文清指挥二分区部队在南辛庄窝设伏，将八角堡南犯之敌六十余人全部消灭。20日，第三十六团收复了宁武西南的坝上、李家山、榆树坪三个据点。到9月底，秋季攻势胜利结束时，二分区部队攻克据点十余处，消灭日伪军二百余名，圆满地完成了晋绥军区所赋予的作战任务。
日本宣布投降前夕，许光达被任命为雁门军区副司令员兼独立第二旅旅长。1945年8月13日，遵照朱德总司令的受降命令，许光达率独立第二旅第三十六团自保德向北进发，经偏关直抵清水河。雁门军区司令员吕正操率第三十二团亦随后赶到。由于蒋介石垄断受降权利，命令日军和伪军向解放区“收复失地”清水河城的伪军拒绝向八路军投降。8月18日，吕、许下令攻城，19日晨光复清水河，歼灭伪军一千余人，缴获战马四百五十余匹。
攻克清水河以后，吕正操、许光达将兵力分作两路，第三十二团自清水河东进，直取左云，于31日歼灭守城伪军五百余人，解放左云县城；第三十六团由许光达率领继续北上，收复和林格尔。此时，国民党军奉蒋介石之命与日伪相配合，向解放区大举进犯。许光达率第三十六团自和林格尔向东，在凉城以西之土沟、王贵窑子、一间房一带，将马占山东北挺进军第五师击溃，解放凉城、新堂。不料，傅作义部主力暂编第十七师第一团，步兵一千余人，骑兵二百余，向新堂扑来。许光达一面令第三十六团设伏，待其深入；一面调第二十七、三十二团前来，集中兵力，准备歼灭该敌。傅部到达新堂外围后，二十七、三十二团分别从左云和平绥路上的三道营地区赶到，并立即投入战斗。9月5日，经激战将傅部来犯之敌全歼于新堂外围及其以东之岱海滩地区，缴山炮四门，重机枪九挺，轻机枪三十余挺，战马二百余匹。9月中旬，许光达带着抗日战争胜利的喜悦，率独立第二旅返回左云，稍事休整，于下旬继续北上，进至察哈尔省商都县，与苏联红军相会。
六
1945年10月中旬，许光达率独立第二旅由商都出发，奉命参加反击国民党军进攻的绥包战役。19日首战七大顷，歼敌赵大义部骑兵；20日解放陶林；26日在脑包山阻击由集宁西退之傅作义部第一○一师后，直逼归绥（现呼和浩特市）城郊。10月底，独立第三旅由晋北北上到达归绥城下。11月初，独立第二旅与独立第三旅奉命组成南纵队，由许光达任司令员，孙志远任政治委员（又称“许、孙纵队”）。南纵队组成后，立即投入打归绥战斗，未克，转攻包头，仍未克。敌军凭坚固守，战事形成僵持状态。由于解放军缺乏重型武器和攻坚战经验，加上严冬已到，不得不撤出战斗。许光达、孙志远奉命率部队向丰镇、集宁、凉城地区集结。途经荒无人烟的石拐子，天寒地冻，河水结冰。许光达、孙志远等纵队领导同志，不仅把马让给伤员骑，还亲自抬担架通过这段没有道路的路程，激发了指战员不畏艰苦的精神。全纵队战胜饥寒与疲劳，胜利到达集结地区。
1946年2月，许光达调军事调处执行部大同执行小组任中共代表。行前，他向部属告别时说：现在的斗争更复杂了，原来我们是搞直接的枪炮斗争，现在多了个思想斗争。枪炮斗争从望远镜里看得见，思想斗争拿望远望却看不见，你们要善于观察了解情况，思考分析问题，经常注意形势的发展变化，以利于胜利地进行斗争
[1]。许光达在大同工作不到一个月，又调到太原执行小组。这期间，他认真执行军调部的有关指示，同国民党的代表进行了有力的斗争。当他发现阎锡山收编日军，用来镇压中国人民的情况时，及时向美、蒋代表交涉，提出备忘录，并上报军调处执行部，揭露阎锡山的罪行，引起军调部的重视。3月下旬，许光达又调到东北抚顺执行小组工作。此时，蒋介石在美国的庇护和支持下，调兵遣将，正在积极部署大规模内战。中共中央对参加军事调处工作的同志十分关心，指示大家要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许光达根据中央指示，一方面与驻地附近的人民军队加强联系，一方面对执行小组的我方工作人员进行革命气节教育，给大家讲季米特洛夫的故事，讲如果万一被抓到国民党的集中营应该怎么办。在抚顺，许光达还花了许多精力做国民党代表的工作，并从他们那里得到了不少重要情报。
1946年6月，蒋介石公开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许光达奉命离抚顺经北平回到丰镇，被任命为晋绥野战军参谋长。11月16日，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命令，以独立第二旅、独立第三旅和晋绥军区独立第五旅组编成晋绥野战军第三纵队，许光达任司令员，孙志远任政治委员，贺炳炎任副司令员。
纵队成立不久，12月5日，许光达在朔县驻地向干部们作了题为《怎样贯彻人民军队的建军思想》的报告。报告阐述了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军宗旨，强调要牢固树立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向人民负责，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的思想；在一切工作中要注意启发群众的自觉和自动，开展政治、军事、经济三大民主，密切官兵关系，加强群众纪律，热爱群众，反对军阀主义、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反对单纯惩办主义；在作战训练上，要求防止练兵不练官，练技术不练思想作风，驻军时练行军打仗时不练等偏向
[2]。
为了消除国民党军对陕甘宁边区侧翼的威胁，12月8日许光达奉命率第三纵队主力南下作战，1947年1月中旬参加汾（阳）孝（义）战役。17日晚，许光达命令独立第二旅协同晋绥野战军第二纵队独立第四旅和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一部首攻孝义城，揭开汾孝战役序幕。孝义城高约八米，四周突出部均有碉堡。经12小时激战，全歼守敌两千余人，取得初战胜利。与此同时，晋冀鲁豫第四纵队主力已包围了汾阳。阎锡山立即以其主力驰援汾孝。许光达又率独立第二旅进行了西盘梁抗击战，长黄村、五楼庄攻击战和里世村防御战等战斗，紧密配合兄弟部队，连续作战近半个月，赢得了汾孝战役的胜利。
接着，独立第二旅配合独立第四旅乘胜于2月2日攻文水，然后奉命集结于文水、交城一带休整。在此期间，许光达接到独立第二旅关于文水县云周西村15岁的女共产党员刘胡兰宁死不屈、英勇就义的报告，深受感动，立即派人前往刘胡兰家乡参加祭奠，收集材料，用刘胡兰烈士的英雄事迹教育部队，同时上报晋绥野战军和中共中央军委。不久，毛泽东回电为刘胡兰烈士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战斗剧社和独立第二旅剧社很快编排演出了歌剧《刘胡兰》，对启发广大指战员的阶级觉悟，激发战斗意志，起了很大作用。
自卫战争开始以来，部队经过频繁的作战，发生了很大变化，突出的表现在老成分减少，新成分增加；从以广泛的游击战为主转到以大规模的运动战为主，攻坚战和阵地战增加了；部队由分散行动转到大兵团行动。对于这些变化，不少干部、战士一时适应不了，很有必要从思想、组织、纪律和行政管理、战术各方面进行一次整顿。为此，第三纵队决定于1947年5、6月间，在静乐、娄烦地区集中整训。整训开始后，许光达深入到独立第二旅蹲点。他给部队讲形势，分析八个月来粉碎蒋介石“全面进攻”的重大意义，引导大家正确认识当前的战争形势及其发展前途，消除一些同志因张家口失守和党中央主动撤离延安后产生的疑惑，深刻领会党中央、毛主席关于不与敌人争一城一地，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正确方针，树立必胜信心。在思想作风整顿方面，许光达针对部分领导干部不同程度存在的命令主义、形式主义、主观主义和脱离群众的倾向，启发大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上自团长、政委，下至班长，都公开检讨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接受群众的批评
[1]。通过这次整训，部队的官兵关系更加密切，上下之间、友邻之间更加团结。特别是一些解放战士，第一次体验到人民军队内部如此浓厚的民主空气，深受教育和感动。他们说：“在那边我们挨打挨骂，受欺负，在这边长官还向士兵认错，这才是人民百姓的军队呢!”
[1]在形势教育和思想整顿的基础上，部队掀起了练兵热潮。为了适应攻坚作战的需要，许光达要求部队除了继续开展射击、刺杀、投弹以及架梯登城的技术训练以外，还大力推广“爆炸英雄”张八的经验，练好在不同情况下使用不同爆破工具实施爆破的本领。干部、战士起早贪黑摸爬滚打，苦练技术，先后涌现出许多神枪手、神炮手、投弹能手。炮兵连为了充分发挥迫击炮的威力，不但熟练掌握射击的一般技术，而且还努力学习一些特殊本领，如迫击炮平射、直射，用迫击炮送炸药等等，在后来的战斗中，迫击炮送炸药大显神威，国民党报纸称之为“神炮”。
1947年夏，晋中平川麦收季节来临。阎锡山部驻文水、交城一带部队，设置临时据点，出来抢粮。为了保护群众利益，巩固新区，许光达奉命再次转战晋中，保卫麦收。部队从静乐地区出发南下，经三天行军，7月1日抵达文水县东社、南堡一带。
文水县孝义镇驻着阎锡山部暂编第七十二师二一六团（欠第一营）约一千五百人，其第一营约四百人驻马村、马东村。他们白天出来抢粮，晚上缩回镇内。据此，许光达决定以夜袭手段歼敌，命令独立第二旅攻夺孝义镇；独立第三旅之特务团攻夺马村、马东村，主力打击由文水、冀村来援之敌。7月3日夜半时分，各部队出敌不意发起攻击，突破敌前沿后，组织多梯次的连续进攻，使敌无喘息之机，速战速决，仅七个小时，各点战斗即告结束，共歼守敌近2000人，给阎锡山部以沉重打击。
7月12日，许光达向部队作了《战术问题的几点补充指示》，表扬了独立第二旅、独立第三旅之特务团攻打孝义镇和马村、马东村的战斗，认为是一个“彻底、干脆、胜利的歼灭战”，特别指出广大战士和各级干部为人民事业负责的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和勇敢精神，更值得发扬。接着，就攻城垣（攻村镇在内）、巷战、攻碉楼、战场侦察（即战斗战术侦察）、指挥问题、缴枪问题，结合转战晋中以来的实际，总结了经验教训，提出了意见和要求。在这个“指示”中，许光达对如何正确看待勇敢与战术的关系作了论述，要求干部注意提高战术素养。他说：“有勇气有胆量是对的，但若不与细腻的战术与技术相结合，仍然达不到歼敌的目的。认为宁肯落个没有战术素养，也不愿落个胆小鬼的观点，应在干部思想中予以纠正。有战术素养，能发挥战术与技术的指挥员，不等于胆小，在战斗中既能消灭敌人，又能减少自己的伤亡，才算优秀的指挥员。”
[1]七
1947年7月，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第三纵队西渡黄河，归西北野战军建制，参加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作战。当时，西北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指示，决定8月上旬发起榆林战役，吸引西安胡宗南集团北上增援，以策应晋冀鲁豫陈谢集团南渡黄河，挺进豫西的作战行动。
出发之前，7月27日，许光达应部队指挥员的要求，作了《关于几个战术问题的解答》，回答了大家最关心的野战中如何掌握部队、火力与运动的配合，如何掌握情况不失战机和通讯联络等问题。他结合以往作战指挥上的问题，从部队现有条件出发，对野战的理论原则、思想作风和具体方法，作了简明扼要、深入浅出的阐述，受到各级指挥员的欢迎
[2]。
8月1日，许光达率纵队机关及独立第二旅（独立第三旅奉命留在晋中作战；独立第五旅已于5月间奉命西渡黄河入陕作战）由山西贺家川、牛家川出发，4日顺利渡过黄河，向高家堡挺进。高家堡位于榆林东北六七十公里处，为陕北神木县重镇，也是通向榆林大道的要点，由国民党晋陕绥边区总部所属的第二五六团及地方团队约一千五百余人驻守。
5日黄昏，许光达命令独立第二旅进入攻击准备位置，并以地方武装神府支队挺进高家堡以西，控制西山，堵敌逃窜。夜12时，独立第二旅向高家堡敌外围阵地发起攻击，至7日上午，肃清外围包围了城堡。这时，敌人派出摇白旗的代表，声称与解放军洽降。许光达指示部队，可限令敌中午12时前投降，在敌人放下武器之前，要保持高度戒备。果然，届时敌人毫无投降动静。12时30分，许光达下令发起攻击。经两小时激战，全歼守敌，活捉敌陕北少将警备司令张子英、上校团长李含芳。入陕首战告捷，扫清了进攻榆林一大障碍。
8月9日，许光达率部向榆林开进。10日即到达榆林城东郊长乐堡，待命攻城。此时，先期渡河的第三纵队独立第五旅，也由米脂出发，一路攻击到达榆林，逼近东北城垣。西北野战军第一、第二纵队和教导旅、新四旅等友邻部队已于7日将敌外围据点扫清，完成了对榆林城南、城北、城西的包围。
榆林为国民党晋陕绥边区的重要据点，地处长城线上，西有榆溪河，东、南两面是山，北面是沙漠，城墙坚固，易守难攻。
10日晚10时，第三纵队奉命与兄弟部队一起发起攻城战斗，至11日晚，两次攻击均未奏效。此时已得悉胡宗南集团以整编第三十六师为援榆兵团，即将到达榆林，主力七个半旅亦分途自延安、安塞地区北上。12日凌晨，彭德怀命令停止攻城，撤围榆林，另行寻机歼敌。这次战役虽未攻下榆林，但已达到调动胡宗南集团北上的目的。
在8月20日歼灭敌整编第三十六师的沙家店战役前，许光达奉彭德怀命令，率第三纵队进抵乌龙铺一带阻击敌人，掩护中央机关安全转移。沙家店战役打响后，他将第三纵队主力部署在乌龙铺以南地区，坚决抗击了敌援军刘戡所部三个旅的轮番冲击，始终未让其前进一步，有力地保障了野战军主力全歼敌人。
沙家店战役刚一结束，21日，刘戡率部突然向我柏树堰地区发动进攻。在这之前，第一线部队以为已完成了阻击任务，撤出了三个山头。当时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和总部机关都在该地尚未离开，与第三纵队山头阵地仅隔一条沟。许光达发现后，立即严令部队夺回三个山头阵地，并亲自指挥部队抗击刘戡的进攻，与数倍于我之敌激战了一天，保证了中央机关的安全。
沙家店战役后，陈谢集团于8月23日在晋南渡过黄河，出击豫西，直逼潼关，威胁西安，迫使胡宗南不得不将其进攻陕甘宁边区的主力南调拱卫西安和关中。西北野战军彭德怀司令员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决定采取内外线配合作战，以第二、第四纵队开赴黄龙山进行外线作战；第三纵队和第一纵队、新四旅、教导旅仍进行内线反攻作战，各个歼灭延川、延长等孤立据点之敌。
9月底，许光达率第三纵队参加延清战役。10月1日，独立第二旅攻克延川。彭德怀致信嘉奖说：“光达同志并转第二旅全体指战员同志们：祝贺你们攻克延川的胜利，你们勇猛果敢，灵活机动的战斗作风，值得全军学习。”
[1]与此同时，独立第五旅也配合教导旅，一举攻克了延长。
攻克两延，清涧之敌益形孤立。野战军首长决心全力夺取清涧，命令第一、第三两纵队围攻清涧，新四旅、教导旅阻击延安、绥德可能来援之敌。10月3日，各部队分途北进，4日即完成了对清涧城的包围。
清涧城位于延安、绥德之间，地势险要。守敌整编第七十六师师部率第二十四旅在城周围构筑了大小五十多个碉堡，有交通壕相连，并设有鹿砦、铁丝网、地雷等障碍物，企图凭险固守。
攻击开始前，许光达把战前的思想动员、物质准备和临战训练结合起来，组织各级指挥员按照战斗区分反复侦察地形，研讨攻击办法；发动基层指战员讨论如何完成战斗任务；第二旅进行了攻城演习，第五团练习了炸药的捆绑和炸城门的动作，执行登城任务的部队检修了云梯，并补充了梯子跳板。
6日晚，第三纵队与第一纵队开始攻击，至9日，第三纵队扫清了战斗区分内敌之外围据点，进行攻城准备；第一纵队攻占笔架山，清除了对攻城的最大威胁。10日晚，两纵队发起攻城战斗。第三纵队以连续爆破手段炸开城东门，突入城内与反冲击的敌人进行激烈战斗；11日拂晓，又配合第一纵队爆破北门，并在城东北竖梯登城成功，部队突入城内与敌展开巷战。至晨6时，全歼守敌，活捉了敌整编第七十六师中将师长廖昂。
战后，许光达会见了曾是黄埔军校的同学廖昂。许光达问廖昂：“攻城前我给你写了信，你为什么拒不投降?”廖昂回答说：“我没有想到你们的攻势这么迅猛，而且胡长官已经给我们发来了援兵。”许光达说：“你可知道，刘戡的援兵距此不过20公里，可是他过不来，救不了你。如果你早下决心投降，你不至于落到这个地步，看来你不懂得人民的力量。”随后，许光达即令敌工人员将廖昂押送西北野战军总部。
清涧被攻克，绥德、子长守敌惧歼，分别于12、13日弃城南撤延安。
许光达率第三纵队集结在绥德地区作短暂休整。10月22日第三纵队开始北上，协同兄弟部队第二次攻打榆林。这次战役进行了近1个月。攻击部队由于思想上轻敌，对榆林城防的加强和宁夏马鸿逵部的迅速增援估计不足，战役组织准备不够充分，虽歼敌六千余人，使北线敌人无力向解放区进攻，但付出了四千余人伤亡的代价，未能达到夺取该城的预期目的。这时天气转寒，西北野战军只得撤围榆林，进行冬季整训。
1948年初，在西北战场上，胡宗南集团采取“重点机动防御”，企图确保延安，阻止西北野战军南进。为粉碎敌人的企图，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西北野战军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组织宜（川）瓦（子街）战役，以第三、第六纵队各一部首先包围宜川，吸引敌军来援；以第一、第二、第四纵队为主力，歼灭来援之敌。
根据野战军赋予的任务，许光达决定以第三旅配合第六纵队一部夺取宜川，第五旅配合主力围歼援敌。2月22日，第三、第六纵队分路向宜川攻击前进。24日逼近城垣，完成对宜川的包围。第一、第四纵队及第三纵队一部进抵宜川、洛川之间瓦子街南北两侧，张开口袋，准备围歼援敌。与此同时，第二纵队也从禹门口西渡黄河，向圪台街集结，待机参战。
当日，许光达召集第二旅团以上干部开作战会议，研究如何攻打宜川。
当有的同志说：“宜川是战略要地，胡宗南一定要来增援，我们一股劲攻就是了。”许光达笑着摇了摇头，说：“一股劲攻，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要知道胡宗南这个人，既不愿失地，又怕丢兵。如果我们三锤两棒子搞掉宜川，他可能另打算盘，叫刘戡固守黄陵和洛川，那我们的战役计划就不能实现了。”接着他指出，攻打宜川在于把洛川的刘戡引出来，还不能让宜川守敌张汉初跑掉，并说：“这一仗，开始要猛攻，逼张汉初告急求援。胡宗南的援兵一出动，就要打个怪名堂：援兵急来就慢打，慢来就急打。你们听说过活捉老狼的办法吗? 有经验的猎人，预先挖好陷阱，先掏出狼崽子，打得它嗷嗷叫；老狼一急，不顾一切去救崽子，结果便掉进了陷阱里。如果猎人一棒子把狼崽子给打死，老狼也就不来了。我们现在就是打的这个主意。”
[1] 经许光达这么一说，大家对野战军总部的作战意图就更加明确了。
下午，许光达到第二旅去检查部队攻城战斗准备情况，并带领部队指挥员看地形。宜川城四面环山，第三纵队主攻方向的城西是外七郎山，正北是老虎山，西北角是太子山，从山脚到山顶，有二十几层削壁，塄坎上交通壕、火器掩体、碉堡密布，山下有三四道外壕和铁丝网。许光达叮嘱部队指挥员说：“你们从连到旅，多次作了战术侦察，脑子里都有了一幅活地图，这很好，但还不够，还要进一步把工作做细。我们是第一次攻这样的强固阵地，要从精神上、物质上作充分准备，不能有丝毫大意。敌人阵地上的每一道塄坎，每一个枪眼，都要让战士们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多开诸葛亮会，大家出主意，想办法，研究怎么个打法。”
[2] 临走时，他再次叮嘱要防止部队滋长骄傲情绪，切忌轻敌麻痹，不要放松一分钟的准备时间，随时待命攻城。
25日至27日，第三纵队和第六纵队发起外围攻击，将敌逐渐压缩于城内，守敌急呼求援。26日，胡宗南令刘戡率四个旅的兵力，沿洛（川）宜（川）公路轻装驰援。27日，刘戡率部抵达瓦子街地区即停止前进。当日晚，许光达带参谋人员到第二旅指挥作战，部队以勇猛顽强、机动灵活的动作，攻占了外七郎山和虎头山两个制高点。28日，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反扑，并于当晚突破城西、城北的城垣，残敌退守内七郎山。鉴于刘戡援兵行动迟缓，尚未进入伏击圈，根据彭德怀的指示，许光达令攻入城内的部队立即撤出城外，以防刘戡借口率部回撤。29日，敌援军被诱至宜川西南十余公里之铁笼湾地区，进入伏击圈。连日来大雪纷飞，经过激烈战斗，援敌被压缩于乔儿沟、丁家湾、任家湾狭小地区内。3月1日上午，野战军主力对援敌发起总攻，至17时许，将敌全歼。2日黄昏，第三、第六纵队对宜川城发起总攻，次日拂晓全歼守敌。宜瓦战役，全歼胡宗南主力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部、两个整编师部又五个旅，击毙整编第二十九军中将军长刘戡、第九十师中将师长严明，活捉第二十四旅旅长张汉初。
宜瓦战役击破了胡宗南阻止人民解放军南进的“重点机动防御”体系。西北野战军乘胜向南发展进攻，以扫清渭河以北分散守备之敌。第三纵队奉命与第六纵队围攻洛川，诱敌裴昌会兵团增援，在运动中寻机歼敌。
3月6日，许光达率第三纵队经旧县镇向洛川开进，9日与第六纵队完成了对洛川之包围，当晚发起攻击。洛川守敌凭借险要地形和坚固设防进行顽抗，我军久攻不下；敌裴昌会兵团增援洛川行动谨慎迟缓，野战军主力也未能获得歼敌良机。据此，野战军首长放弃原定计划，决心以主力大踏步向胡宗南军后方西府挺进，命许光达率第三纵队附黄龙分区独立第二十二团，继续围攻洛川，以迷惑敌人，并寻机歼灭可能由延安、洛川南逃之敌。
4月中旬，西府、陇东战役展开后，延安之敌整编第十七师于20日深夜弃城南逃，解放军收复延安。26日晨2时，许光达从部队侦察报告和西北联防军电报中获悉，延安南逃之敌会同洛川守敌共三万余人，于25日下午弃城向东南方向开出，判断该敌改道沿洛白公路南窜，当即命令部队从咸榆公路黄（陵）宜（君）段设伏转为出击。经三昼夜的连续截击、追击、堵击，歼敌2700余人，解救出被抓走的群众2000余人，缴获各种炮28门，轻重机枪92挺，长短枪600余支，各种炮弹1000余发，各种子弹26万余发，坦克7辆，汽车20辆。
洛白公路追击战结束后，5月12日至28日，第三纵队在白水县纵目镇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会议充分发扬民主，总结参加春季战役的成绩与缺点，深刻揭露了党委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关同志各自作了自我批评，使各级领导干部较好地克服了骄傲自满情绪，增强了团结，振奋了革命精神。西北联防军司令员贺龙到会，对第三纵队党委在打了胜仗之后，勇于揭露问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教训的做法表示赞许，并对今后工作作了指示。5月30日，彭德怀致电许光达，对第三纵队洛白公路追击战赞扬说：“你们追击战胜利很大”，并对缴获的重型武器装备如何处理作了指示。
1948年8月到11月，野战军在洛河以东地区组织了澄合、荔北和冬季攻势三个战役。许光达率领第三纵队参加了这些战役，协同兄弟部队歼敌六万余人，牢牢地将胡宗南集团钳制在西北战场，有力地配合了其他战场的作战，扩大了解放区，缓解了粮食困难，为进一步打击胡宗南集团创造了条件。
1949年2月1日，西北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1948年11月发出的《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进行整编，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三纵队改为第三军，许光达任军长，朱明任政治委员。所辖之第二旅、第三旅、第五旅依次整编为第七师、第八师、第九师。此时，第八师仍在山西作战，尚未归建。整编后，部队即准备迎接新年度的春季攻势。
胡宗南集团经西北人民解放军迭次打击，被迫从1948年12月起，将西安绥靖公署机关、学校、眷属和物资向汉中、广元迁移，作撤退准备。1949年2月10日，胡宗南又提出所谓“主力后退集中，保存实力，待机反击”的战法，并调整部署。第一野战军抓住这个战机，在渭河以北的泾河、洛河之间发动了春季攻势。许光达率第三军攻占了蒲城、富平，后奉命转移至澄城县王庄镇整训，5月一野主力向陕中进军，相继解放西安和宝鸡以东广大地区，第三军作为预备队，相机使用。6月，在阻击胡马（胡宗南与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联合向关中反扑的战斗中，许光达奉命率第三军在乾县地区担负掩护兄弟部队转移、抗击“青马”进攻的任务。由于缺乏打骑兵的经验，兵力使用分散，虽然毙伤敌一千九百余人，俘敌33人，但是自己也遭受了较大的损失，伤亡一千二百余人。
6月中旬，奉调入陕作战之华北第十八、第十九兵团，和入陕归建之第七军、第一军之第三师、第三军之第八师，全部到西安、三原地区。根据中央军委决定，第三、四、第六军编成第二兵团，许光达任司令员，王世泰任政治委员、张文舟任参谋长。
胡宗南和青宁“二马”联合向解放军反扑受挫后，均向后撤，转入防御，企图凭借有利地形，阻止我军西进。根据中央军委关于解放大西北的部署，为了集中兵力各个歼敌，彭德怀确定了“钳马打胡，先胡后马”的作战方针，即以一令兵团钳制“二马”，集中三个兵团歼灭胡宗南部主力于扶( 风) 眉( 县)地区，迫使其残部退守汉中，孤立“二马”。
7月10日，扶眉战役揭幕。11日，许光达率第二兵团三个军从武功以北、乾县西南地区出发，越漆水河绕道西进，向法门寺、益店镇及其南北地区，以多路平行队形攻击前进，迅速迂回敌侧后。第四军采取秘密急行军，于12日3时占领罗局，7时攻占眉县火车站，截断了敌军西逃道路。12日拂晓，敌两个军在沿陇海路向宝鸡急退中，在罗局遭第四军顽强阻击。这时，许光达指挥第三军、第六军向罗局之敌右侧背进攻。第三军攻克扶风，并前进到午井附近；第六军攻克午井及其以西之高王寺。12日中午，敌两个军之大部及敌第十八兵团部全部被压缩于午井以西，高王寺以南，罗局以东之渭河河滩上。下午3时，许光达下令对该敌发起全线总攻。敌妄图南渡，但为时已晚。经五个小时激战，除少数泅水南渡外，余均被歼。泅水南逃之敌，被第一兵团全部俘获。12日午夜，第十八兵团一路追击到罗局，与第二兵团会师。接着，许光达率第二兵团乘胜西进，14日攻克凤翔、宝鸡。
扶眉战役歼灭胡宗南主力四个军4.3万余人，其残部退守秦岭。青宁“二马”畏歼，北撤陇东地区。此役给胡宗南集团以歼灭性打击，西北战场形势起了根本变化，解放军已由相对优势变为绝对优势，牢固地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
7月下旬，遵照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第一野战军在进行了短期休整和打骑兵训练后，即向大西北进军。由于得悉青宁“二马”企图在甘肃平凉与解放军决战，彭德怀决心钳胡打马，以第十八兵团（欠第六十二军）钳制胡宗南残部，以第一、第二、第十九兵团以及第六十二军进攻平凉。
7月24日，许光达率第二兵团附第六十二军，作为野战军左翼之一部，由乾县、凤翔、宝鸡等地出发，向陇东攻击前进。25日，与第一兵团协同占领陇县。此时，“宁马”已向平凉以西撤退，“青马”主力也撤至静宁地区。野司判断敌已放弃平凉决战计划，各保其家，遂变一举歼灭之方针为各个击破，令第十九兵团继续追击“宁马”；第二兵团向通渭方向进攻；第一兵团向天水、陇西发展进攻。根据新的部署，许光达率第二兵团按规定方向追击，29日解放平陇公路重镇安口窑及华亭、化平。8月3日进至莲花镇地区，6日解放通渭。陇东其他地区，也先后为兄弟兵团解放。各兵团就地作短时间休整与补充，准备向兰州进军。
兰州为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之枢纽。“青马”主力据守兰州，政治上占统治地位，且兵力多而强。夺取兰州，歼灭“青马”，对于解放大西北有重大战略意义。因此，第一野战军首长采取先歼“青马”后歼“宁马”的作战方针，决心集中优势兵力攻取兰州及西宁。其部署是：以第十八兵团（欠第六十二军）及第七军，继续钳制胡宗南部，保障主攻部队翼侧安全；以第十九兵团之第六十四军进至固原、海原地区，钳制马鸿逵部，阻其出援兰州；集中主力第一、第二、第十九兵团共八个军歼灭马步芳部。野战军主力分成三路向兰州、西宁挺进。第一兵团（欠第七军）附第六十二军为左路军，经陇西渭源攻取临洮，渡洮河解放临夏、循化，再强渡黄河直取西宁，截断马步芳主力向青海的退路。第十九兵团（欠第六十四军）为右路军，沿西（安）兰（州）公路北侧，向兰州城东进攻。第二兵团为中路军，沿西兰公路南侧，向兰州城南进攻。
按照野战军的部署，许光达率第二兵团于8月20日进抵兰州城郊。25日总攻发起后，许光达指挥第二兵团首先攻占沈家岭与上、下狗娃山、营盘岭等主要阵地。第十九兵团经过反复争夺后也攻占了敌马家山、古城岭等要点。兰州守敌动摇，当晚全线溃退，企图过黄河铁桥西逃青海老巢。许光达立即命令兵团各军追击，26日晨2时攻占西关，继而以迅猛动作抢占黄河铁桥，截断了敌军的唯一退路。接着，第二兵团各部与兄弟部队先后攻入城内，与敌展开激烈巷战。至12时，城内敌人全部肃清，兰州解放。
为迅速解放整个大西北，9月14日，许光达奉命率第二兵团西出兰州，挺进河西走廊，追歼残敌。所到之处，敌军望风披靡，纷纷投诚或起义，17天推进700公里。21日进抵张掖，与第一兵团会师。26日，新疆国民党军通电起义，新疆和平解放。至此，整个大西北全部解放。
八
1949年12月，许光达随同彭德怀由兰州到北京，暂住中南海，协助彭德怀起草向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工作报告。一天，周恩来、朱德、彭德怀、林伯渠和许光达夫妇聚在一起闲谈，谈到了许光达今后的工作问题。林伯渠有意让许光达来北京搞外交。周恩来也表示赞同。许光达则有些犹豫，觉得自己搞了一辈子军队，还是搞军队比较好。朱德说，许光达在黄埔学习过，打了几十年仗，有带兵的经验，培养一个高级军事指挥员很不容易。彭德怀同意朱德的意见，认为就许光达的具体条件来说，搞军队更合适些。正说着，毛泽东走了进来。当他知道大家在谈许光达的工作问题时，便说：“他愿搞军队，还是搞军队好嘛!”又问许光达：“你想搞那一样? 空军还是海军?”许光达回答说：“还是搞陆军吧。”毛泽东听了对周恩来、朱德说：“我看可以吧!我们从实际出发，先从坦克搞起，就让许光达去拉这个架子。”
[1]。
几天后，彭德怀的岳父浦老先生请彭德怀夫妇和许光达夫妇共进午餐。饭后，彭德怀和许光达同游北海。雪后的北海公园，银装素裹，分外妖娆。他们在观赏景色的同时，又谈起了工作。彭德怀问许光达：“你对组建装甲兵还有什么意见?”许光达说：“没什么了，就怕搞不好，辜负了中央的信任。”彭德怀接着说：“装甲兵是必须搞的，也一定要搞好，你也是合适的人选，毛主席也同意了嘛。今后，部队没有现代化，怎么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 我是主张快点对部队实行整编，着手现代化建设的。你去搞装甲兵，可以为我们摸索点搞机械化部队的经验。”
[2] 许光达当即表示，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让我搞装甲兵，“我这后半辈子就把心血花在这上面吧。一定把它搞好，直到去见马克思。”
[3]1950年1月，许光达回到兰州，立即将中央军委的意图告知兵团参谋长张文舟和政治部主任朱明，并推荐张文舟到军委装甲兵任参谋长。同时委托张、朱二人从兵团机关挑选一批干部、战士，准备组建装甲兵领导机关。
5月，许光达带着22名干部、战士到北京向中央军委报到，开始了筹建装甲兵领导机构的工作。6月，毛泽东签发中央军委命令，任命许光达为装甲兵司令员。6月27日中央军委正式通知第一野战军，以二兵团部分领导机构为基础，组成军委装甲兵的领导机构。
许光达面临的任务是相当艰巨的，日本投降后，从沈阳九一八工厂( 日本关东军的坦克装备修理厂) 里找到一辆坦克，是人民军队的第一辆坦克。1945年12月1日在沈阳马家湾子成立了第一个坦克大队，到1950年，全国只有两个战车师，一个战车团，官兵1.25万余人，共有坦克543辆。这些武器都是从国民党军队手中缴获的，除一部分美式水陆坦克外，其余大都是陈旧的，有许多已经破烂不堪、不能动弹。
官兵中有不少是留用的原国民党军队人员，思想觉悟不高，军事素质较差。我们自己的干部、战士懂得坦克技术的为数甚少。许光达对上述情况作了认真的分析，认为武器虽然陈旧，但可以用来进行教练，培养干部和技术人员；留用的原国民党官兵，可以经过教育改造，作为部队建设初期的技术骨干。同时，尽管这支部队还很年轻，但是，它在解放战争中分别参加了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经受了战斗的锻炼和考验，有着它的光荣历史。在这样的基础上建设装甲兵，困难是很多的，但前景是光明的。根据这种分析，许光达提出了装甲兵建设的具体方针：1．在全国范围内准备编成几个坦克旅，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坦克部队的雏型，加强训练，提高技术，一旦战争需要，马上就能够担负战斗任务；2．要办好坦克学校，组织训练基地，培养干部和乘员；3．建设坦克工业，首先是关于修理器材的统筹。他预计在三年到五年之内，在需要时，可以组织十几个在装备上技术上都是很优秀的坦克旅
[1] ；还提出了三年内装备1000辆坦克的宏伟规划。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认为首先必须抓两个问题：一是整编现有坦克部队，实行统一的编制；二是立即着手培训干部。于是，他分别把驻在华东、华北的坦克部队指挥员请来，了解部队情况，研究整编方案。
为了获得整编的第一手资料，1950年7月14日，许光达到战车一师视察，给干部、战士作报告，讲国际国内的形势，讲军委的建军方针和我军的发展方向。他在报告中提出：“整个人民解放军发展的方向是向机械化前进”，“当前我们的总任务是要建立一支坚强的现代化的坦克部队”。他要求全体官兵“要树立永远为坦克部队服务到底的思想，这是党与人民所给予我们的光荣任务”
[2]。不久，许光达主持制定的整编方案诞生了。即将原战车第一师和华北军区战车团合编坦克第一旅（后仍改为师），将原战车第一师第三团（教导团）调出，组建坦克学校；将原战车第二师整编组成坦克第二旅；将该师的第五、六团扩建为特种战车师。紧接着成立了第一战车编练基地、独立坦克第一、第二、第三团和坦克第三师及八个独立坦克营，并先后成立了军委摩托装甲兵司令部、坦克中心工厂、器材总库和华东、东北军区装甲兵领导机构等单位。在近半年的时间里，按照正规的、统一的编制完成了从领导机关至坦克部队的整编和初建工作，形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这一新兵种的雏形。
正当许光达组建装甲兵时，美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侵朝战争，并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为了尽快改善装甲兵部队的武器装备，1950年9月7日，许光达根据中央军委总的意图，向周恩来提出了购买苏联坦克的建议，并草拟了毛泽东致斯大林的信。在斯大林和苏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11月3日苏军十个坦克团来到中国。许光达决定将这些坦克装备坦克第一、第二、第三师和三个独立坦克团以及第一编练基地，并在苏军坦克部队官兵的直接帮助下，开展了掌握新装备的训练。
许光达对部队训练极为关心。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加速提高部队的军事技术水平，他亲自参与制定训练大纲，提出“管教用合一”、“理论与实际并重”、“按部就班，从头学起”、“全面学会，精通一门”的教学方针
[1] ；还为部队作学习动员，揭露美帝国主义在朝鲜的侵略暴行，对部队进行“三视”（即仇视、鄙视、蔑视美帝国主义）教育，激发了干部、战士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热情，练兵积极性空前高涨。许光达经常深入部队训练现场，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有一天，他带领机关参谋来到某坦克团驾驶训练场，看到有的战士在坦克上练，有的却站在一旁看，一问原因，才知道是教练器材不足，他对几个站着看的战士说，大家动动脑筋，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事过不久，许光达又在训练场上发现，两个战士坐在地上，相互间以脚掌对脚掌，一只脚掌表示离合器，一只脚掌表示油门，脚的两侧竖两根棍当作操纵杆，在互相练习体会驾驶坦克的动作要领。他高兴地说，这个“土”办法很管用，它把“车下看”变为“车下练”，弥补了训练器材的不足，节省了训练时间，提高了训练质量。不久，这个训练方法就在部队推广了。
经过3个月的突击训练，部队的军事技术水平显著提高，初步掌握了新装备的性能和使用方法。战士们个个摩拳擦掌，等待上级一声令下，就去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打击美国侵略者。
1951年2月，抗美援朝战争的第四次战役正在紧张地进行。为了加强中朝人民军队抗击美国侵略者的力量，装甲兵党委根据军委“在战斗中建设装甲兵”的指示，决定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坦克部队赴朝作战。许光达立即来到了准备参战的部队看望全体指战员，检查他们的战斗准备情况，鼓励他们英勇杀敌。
3月下旬，当第一批入朝参战的坦克部队出发的那天，许光达亲自到车站欢送。坦克先遣团入朝了，许光达心里却不平静。我们年轻的坦克部队缺乏作战经验，尤其是缺乏对具有现代化装备的美帝国主义作战的经验，这个仗怎么打，他心里觉得没底，很想去朝鲜前线看看，为大批坦克部队入朝摸点经验。他把自己的想法报告给周恩来，周恩来欣然同意。
4月22日，也就是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开始的第一天。许光达带领几名参谋人员，从北京出发，经安东（今丹东）、图城，于26日凌晨2时到达朝鲜的宁边。白天在宁边城外隐蔽休息，“敌机来两次，不如耳闻之厉害，大概因前线进攻之故，使敌机集中于前线，已不顾后方之骚乱矣!”
[1] 许光达抵达志愿军总部，向彭德怀报告了他此行的目的后，便驱车前往志愿军坦克指挥所，听取了指挥所负责同志的简要汇报，随即又连夜驱车通过了敌人的火力封锁区，于5月1日上午来到志愿军某坦克团驻地。坦克手们见到司令员异常兴奋。王怀庆团长、贺仁政委握着许光达的手，激动地说：“首长辛苦了，请先休息，然后再向首长汇报。”许光达微微笑了一笑说：“不用了，在汽车上打个盹，比当年在马背的打盹舒服多了。咱们先去看看部队吧。”
坦克团分散配置在新慕郡的几个山沟里。许光达来到一个坦克连驻地和战士们一一握手问好，详细看了每辆坦克的位置，车与车的间隔，然后又钻到一辆坦克底下。王团长紧跟在后，并向许光达解释说：“这是地窝子，乘员晚上可以休息，白天既可防空，又可在下面保养车辆，作战斗准备。一旦有情况，可以从安全门进入坦克投入战斗。”许光达满意地点点头，又去察看另一个连队。
许光达在坦克团住了两天，走遍了每一个连队，分别召开了干部、战士座谈会，广泛听取大家的意见。他还到附近的步兵部队去听取他们对坦克的使用、步坦协同的意见和建议。然后向坦克团领导同志作了三点指示：一、分散隐蔽好车辆，保存自己，以便更好地发挥坦克的作用；二、一定要搞好与步兵的协同，不能跳独角舞，不能脱离步兵；三、要很好研究如何在山地发挥坦克的作用，要根据地形和敌人活动规律寻找战机。回国前，他又对坦克兵指挥所负责人提出坦克使用的三点建议：一、在运动防御中作活动碉堡；二、配合步兵有计划的突然出击；三、集中主力消灭被围之敌
[1]。
5月3日，许光达带着前线考察得来的第一手资料，离开朝鲜回国。到北京后，他立即组织机关人员深入部队，根据战场需要修改训练计划，实施强化突击训练，重点解决夜间驾驶、防空、伪装和乘员间的协同等问题。不久，第二批、第三批坦克部队又带着祖国人民的期望跨过了鸭绿江。
在中共中央的关怀和许光达等的具体组织领导下，年轻的志愿军坦克部队迅速成长，在朝鲜战场上打出了国威。许光达以兴奋的心情向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报告说：“由于实际战斗，为步兵开路，显示了战车威力，相当的打击了敌坦克，减少了对我步兵的威胁。战车上的炮射击远，又准确，破坏和压制了敌炮火。我之战车比较优越，大大的提高了自己的信心，得到了步、炮兵的称赞。”志愿军司令部在—份“通报”中也赞扬说：“凡有我坦克之地区，敌坦克不敢随便向我侧后迂回，给我作战以极大的便利”
[2]。
在朝鲜前线坦克部队胜利消息的鼓舞下，国内坦克部队的训练也掀起了高潮。许光达把装甲兵部队的教育训练始终放在重要地位。他认为我军的装备是好的，干部、战士的觉悟是高的，许多人来自步兵，是战斗骨干，有战斗经验；不足的是文化水平低，缺乏军事技术知识，所以加强训练是头等重要大事。他在1951年10月装甲兵集训会议上提出：“部队教练应以战争的要求为要求，以战争的条件为条件，以战场的需要为依据”
[3]。他尤其重视干部教育，认为“干部教育的好坏是实现教育计划的关键”
[4]，缺乏具有一定知识的干部就不能训练出坚强的部队。因此，他要求干部首先学好，并且要上级教下级，一级教一级。
他既抓装甲部队的正规化训练，亲自主持制定各种训练条令、条例、教令、大纲；又抓装甲兵院校和编练基地的建设，亲自兼任第一所坦克学校的校长和装甲兵学院的院长。他重视部队和院校的思想、作风建设，曾提出要发扬勇敢顽强、雷厉风行、艰苦朴素、虚心钻研的优良作风；更重视部队和院校的战术、技术教育，强调“部队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提高战斗力”，“进行政治思想工作也是为了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1]。他十分关心装甲部队的技术建设，在各种会议上多次指出：“在坦克部队工作，不懂坦克，那是完全不能允许的。”
[2]“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部队”
[3]。为了早日用我国自己生产的坦克装备部队，他专门给周恩来、彭德怀、黄克诚、粟裕和国家计委领导同志写信，还深入到坦克制造厂与技术人员和工人一起攻关。当以国产59式中型坦克武装起来的装甲部队参加建国十周年庆祝大典通过天安门广场时，他兴奋得彻夜难眠。
我国的装甲部队，朝着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方向阔步前进，取得了巨大成就。1964年全军大比武前的6月16日，许光达陪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京阳坊射击场观看了北京、济南军区装甲兵部队的军事表演。部队精湛的军事技术受到了毛泽东等的称赞。
8月4日，许光达在北京主持召开了装甲兵比武大会。叶剑英、罗瑞卿和军委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各军事院校的首长，以及国务院各部委、中共中央华北局、北京市的党政领导同志三百多人观看了表演，对我国装甲兵的成长和进步给予热烈赞扬，不少人向许光达表示祝贺。
九
装甲兵组建的头几年，许光达不断要求干部带头学习技术，掌握技术。首先他自己身体力行，以身作则。每逢机关的“军官日”学习时间，只要军委没有重要的会议，他都坚持参加学习，有时还以普通学员的身份，去军校听技术课。一次，他到坦克学校上射击课，课目是《坦克炮反后坐装置的检查》。这一课在军事指挥专业的教学大纲中算得上是个难点。授课的教员在理论讲解结束后，正准备给学员作实际操作示范，许光达突然站起来提问：“报告教员，反后坐装置的检查表上的三条线为什么是斜的? 它的制作原理是怎样的?”刘教员怔了一下，因为这个问题超出了教学大纲的范围，所以他任教两年多一直没有讲过。今天这位“高级学员”提出来了，他便一边在黑板上划着图，一边作了解答。然后问许光达：“懂了吗?”许光达满意地站起来回答：“懂了。”接着详细地作了笔记
[1]。
1955年，全军实行军衔制。当许光达知道自己将被授予“装甲兵大将”军衔时，急得夜不能寐，觉得自己对革命的贡献太少，人民给予的荣誉太多，多次给军委和毛泽东打报告，要求授个上将足矣
[2]。中央军委根据他参加革命几十年来的一贯表现和功绩，还是授给他大将军衔。
1956年，许光达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中央委员。
1958年8月，许光达趁中央召开北戴河会议前夕的短短几天的空隙时间，来到第二坦克学校学习坦克驾驶。他要求教员给他从车辆构造、维护保养、驾驶理论讲起，系统地学一学有关坦克的知识，尽管当年在苏联曾经学过一点，但总觉得满足不了今天的需要。他学得是那么认真，那么刻苦，每课都详细地记笔记。实车驾驶时，他尊重教员的要求，听从助教的指挥，每个动作都是一丝不苟。当时天气很热，教员看他年纪大，想照顾他，要他开窗驾驶，他却不听，说打起仗来难道也能开窗吗? 每驾驶一趟下来，总是汗流浃背。按照装甲兵的条令规定，学员驾驶下来后，还要参加保养车辆。教员考虑到许光达年龄大，战争年代负过伤，现在又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要他休息一下，许光达却坚持要同教员、助教一起保养坦克。他在坦克里钻来钻去，这也摸一摸那也看一看，还不断提出各种问题。教员看他这么犟，忍不住问：“司令员，您这么大年纪，这么认真干嘛? 尝一下驾驶坦克的滋味就行了。”许光达拍拍教员的肩膀笑着说：“我是装甲兵司令员啊，不懂点技术，怎么去领导部队呢? 再说，我也是装甲兵的普通一兵啊，为什么不能干这些事呢!”
[3]1959年，许光达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在国家经济暂时困难时期，许光达以党的利益为重，以身作则，团结干部，和群众一道同甘共苦，度过难关。他还组织机关捕鱼、到内蒙古荒野打黄羊，想方设法改善机关生活。那时，高级干部有特殊供应证，可以买到一些市场上买不到的东西。他教育家属子女尽量不去买，要与群众共甘苦。机关门诊部有位女医生生了孩子，订不上牛奶，他就把自己的订奶证让给她。他去院校蹲点期间，同干部一起吃掺有榆树叶、小球藻做的窝窝头，并且教育干部在困难的时候要更加团结。他说：“大家不要埋怨，而要团结上下级，团结同级，相互支持，全党一致，正确地吸取教训，改正缺点，提高信心，战胜困难，这是对每个革命者的考验”
[1]。
许光达平时生活是很简朴的。他除了享受标准范围内的供应外，拒绝下级对他生活上的任何特殊照顾。有一次，他出差去了，管理部门给他做了一张弹簧床。他回来后，批评了办事的同志，要求搬回去。承办的同志有些为难，说：“已经做了，就请首长收下吧，以后一定注意。”许光达说：“好吧，把发票送来，我照价付钱。”照他的要求办了，这件事才算了结。
1965年取消军衔制，改为国家行政级别，根据当时情况许光达可以定为行政四级。这时，他又主动提出降低级别。在他一再请求下，组织上只好改定为五级，满足了他的要求。
“文化大革命”中，许光达同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遭到残酷的迫害。
1967年1月，林彪、江青一伙为了陷害贺龙元帅，莫须有地制造了一个所谓的“二月兵变”，并把这个“兵变”的“参谋长”头衔，强加在许光达身上，并非法地抄了他的家。
1月16日，因病住在解放军总医院的许光达，被一些人“揪”到装甲兵机关的大会议室里进行“批斗”。不久后，在一次“批斗”大会上，一个人厉声喝问：
“许光达，‘二月兵变’是怎么回事?”
“……，什么‘二月兵变’，根本没有这回事。”许光达开始茫然，接着又从容回答。
“你拥不拥护毛主席、林副主席?”又有人问。
“我拥护毛主席。”许光达坚定地回答。
“林副主席呢?”有人追问一句。
“……”许光达低头不语。
几个人气急败坏地冲上去，其中一个人从许光达背后，朝着他的腿弯处踹了一脚。许光达当即跪倒在地板上。从此，许光达遭到长期的非法隔离审查，和无休止的批斗、审讯。他的健康受到了很大损害，病情急剧恶化，而且得不到应有的医治，终于在1969年6月3日含冤死在厕所的恭桶上。
许光达在被关押、批斗期间，曾在自己的《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的扉页上写下了一首诗：
百战沙场驱虎豹，
万苦艰辛胆未寒。
只为人民谋解放，
粉身碎骨若等闲。赵朴初读了此诗，极为感动。欣然命笔，对许光达光辉的一生和崇高品德作了高度的评价：
刑威不能屈，烈火出纯钢。
节节皆忠骨，寸寸是刚肠。
句句腾正气，字字发奇香。
宜做军民范，永为邦国光。1977年6月3日，也就是许光达逝世八周年的那一天，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为许光达平反。许光达沉冤昭雪，正义伸张。
[1] 许光达：《干部履历书·自传》（1952年12月），存解放军总政治部干部部。
[2] 许光达：《干部履历书·自传》（1952年12月），存解放军总政治部干部部。
[1] 许光达：《干部履历书·自传》（1952年12月）。
[2] 许光达：《历史的回顾》（1945年8月）未刊稿，存解放军总参谋部装甲兵部档案室。
[1] 据高东生、张德、刘林的回忆。
[1] 许光达：《学习笔记》。
[1] 孙三、李国华等回忆。
[1] 李志民：《革命熔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出版。
[1] 许光达：《抗大三分校的教育概况》，《八路军军政杂志》第2卷第1期，1940年1月25日出版。
[1] 许光达：《闪击战的历史命运》，《八路军军政杂志》第3卷第8期，1941年7月31日出版。
[2] 陈阳春：《回忆许光达同志领导晋绥二分区军民“把敌人挤出去”》，未刊稿，存兰州军区党史征集办公室。
[1] 群力：《将军风云录——许光达革命一生纪略》（1980年3月21日）未刊稿，现存总参谋部装甲兵部档案室。
[1] 陈阳春：《回忆许光达同志领导晋绥二分区军民“把敌人挤出去”》。
[1] 张开基的回忆。
[2] 许光达：《怎样贯彻人民军队的建军思想》，未刊稿，存国防大学。
[1]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战史》，陆军第一集团军1986年12月编印。
[1]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战史》，陆军第一集团军1986年12月编印。
[1] 许光达：《战术问题的几点补充指示》，未刊稿，存国防大学。
[2] 许光达：《关于几个战术问题的解答》，未刊稿，存国防大学。
[1] 转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战史》。
[1] 张开基：《攻克宜川》，《星火燎原》选编之九，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2年2月出版。
[2] 张开基：《攻克宜川》，《星火燎原》选编之九，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2年2月出版。
[1] 邹靖华的回忆。
[2] 邹靖华的回忆。
[3] 马振贤的回忆材料。
[1] 《我们要建立一支坚强的坦克部队》，《许光达论装甲兵建设》，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2页。
[2] 《我们要建立一支坚强的坦克部队》，《许光达论装甲兵建设》，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2、6页。
[1] 《坦克旅的教育问题》，1950年10月12日在参谋长会议上的讲话。
[1] 许光达工作笔记，存装甲兵部档案馆。
[1] 许光达工作笔记，存装甲兵部档案馆。
[2] 许光达给军委的报告。
[3] 《关于战车训练中的几问题》，《许光达论装甲兵建设》，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19页。
[4] 《坦克旅的教育问题》，1950年10月12日在参谋长会议上的讲话，未刊出，存装甲兵部档案馆。
[1] 《部队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提高战斗力》，《许光达论装甲兵建设》，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239页。
[2] 《我们要建立一支坚强的坦克部队》，《许光达论装甲兵建设》，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4页。
[3] 《技术部门的业务建设和工作方法》，《许光达论装甲兵建设》，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58页。
[1] 刘鹤年的回忆。
[2] 马振贤的回忆。
[3] 熊光昭的回忆。
[1] 许光达：在装甲兵学院所作的形势报告（1961年7月29日）未刊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