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后，他针对北大的陈腐陋习，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特别是他“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的主张，给北大带来了生气和活力，为新文化的发展开拓了道路。他实行“人才主义”，用人打破年龄、资格限制，在全国广招贤能，聘请名家来校任教。他上任不到十天，就聘请了具有革新思想的陈独秀来北大任文科学长（即文学院院长）。同年，又聘请李大钊任图书馆主任兼经济系、史学系教授。还聘请了鲁迅、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杨昌济、胡适、陈垣等一大批知名学者来校任教。他努力培养学术研究空气，提倡学术讨论，支持学术团体和社团的活动，并亲任新闻研究会的会长，还发起了进德会。许德珩崇敬蔡元培，参加了新闻研究会和“以养成学问家之人格”的进德会。许德珩听了陈独秀的课，还多次听李大钊的讲演，喜欢阅读他们的文章，很快地接受了新思想。
1917年11月，俄国取得十月革命胜利。消息传来，蔡元培发表了“劳工神圣”的演说，李大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著名演讲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的论文。5月21日，北京各大学（北大、高师、工业专门学校等）两千多人和少数天津学生代表结队向总统府请愿，反对签订卖国军事协定。这次请愿十分温和，由许德珩、易克嶷、段锡朋等八位学生代表捧着请愿书去见总统，大队学生在新华门外肃静等候。学生们由于缺乏政治斗争经验，被总统冯国璋的花言巧语所欺骗，第二天便宣告复课。请愿没有标语口号，也没有人发表演说，幸有天津女生郭隆真在总统府门前大哭了一场，才显示出一点抗议气氛。这次请愿，可以视为五四运动的前奏。
经过这次请愿，许德珩和一些同学深感北京的学生死气沉沉，有进一步团结起来和组织起来的必要，“觉悟到作事以前，大有组织坚固的有力量的小团体的必要”^[1]。经过北大同学的辩论，大家得出“救国第一”的结论，并共同认为，既然要救国，就要组织一个团体，发行一种刊物。于是，许德珩和邓康（邓中夏）、黄日葵、易克嶷及张国焘等，发起组织了“学生救国会”（最初名称是“学生爱国会”），并筹备出版《国民》杂志。
1918年暑假，“学生救国会”派许德珩和易克嶷为代表，南下天津、济南、武汉、九江、上海等地进行联络。他们所到之处，受到各地学生的热烈欢迎。还会见了上海妇女界的代表，看望了孙中山及廖仲恺等，得到孙中山的鼓励。
1918年10月20日，召开了《国民》杂志社成立大会。八十多位社员到会。许德珩主持会议并报告筹备经过，蔡元培、徐伯轩、邵飘萍等发表演说，讨论和通过了社章，选举了编辑委员会。旋即发表《国民》杂志的成立启事：“本杂志由学界同志组织而定，抱定左列四大宗旨：（一）增进国民人格；（二）灌输国民常识；（三）研究学术；（四）提供国货。”^[1]
《国民》杂志于1919年1月1日创刊。许德珩写了代发刊词，题为《吾所望于今后之国民者》。内容分：“感受”、“耻辱”、“痛惜”、“知耻”、“力行”、“勤奋”、“毅力”等七个部分，进一步阐述刊物的宗旨。他实际上是这个刊物的主编。每一期都有他的文章。从第一期至第四期，他一共写了十篇文章，包括通论、专论、评论等。他还约北大的名教授杨昌济、黄侃等为杂志写稿，请李大钊作刊物指导（顾问）。《国民》杂志对五四运动的兴起，起了重要作用。编辑部的大多数成员都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组织者，许德珩的贡献尤为卓著。
1919年3月，许德珩与邓中夏、黄日葵等发起成立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以“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的自觉心”。讲演团有团员三四十人。毛泽东、高君宇、朱自清等皆是团员。他们经常走上街头，深入到海淀、卢沟桥、丰台、长辛店、通县等地，向工人农民宣讲革命道理。许德珩等还在北大组织了工人夜校，帮助学校工友读书识字。
经李大钊介绍，许德珩参加了由他发起的一个带学术性的进步政治团体——少年中国学会，并担任该会编辑部临时编译员，曾为该会编辑出版的《少年中国》翻译奈尔干所著的《社会分工论》，逐期连载。
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是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5月2日，许德珩从蔡元培处得知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便约集在国民杂志社的各校学生代表，当天下午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讨论办法。高工的一位学生代表夏秀峰当场咬破手指，写血书，大家激动万分。于是发出通知，决定五月三日（星期六）晚七时，……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并约北京十三个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参加。”^[2]
5月3日晚，北大学生一千多人和各校学生代表来到北大三院大礼堂开会。法科学生廖书仓任大会主席，黄日葵、孟寿椿等三人任记录，许德珩负责起草宣言。会议情绪激昂，发言踊跃，丁肇青、张国焘、夏秀峰、许德珩、易克嶷等都发了言，个个声泪俱下。法科学生谢绍敏当场撕下衣襟、咬破中指，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会议通过四项决议：（一）定于5月4日齐集天安门举行爱国大示威；（二）通电巴黎专使，不准在和约上签字；（三）通电各省于5月7日举行爱国示威游行；（ 四）联合各界一致奋起斗争。会上有人提议，给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卖国贼那里送白旗，得到一致赞同。当晚，同学们便通宵达旦进行准备。许德珩写好了宣言，因为深夜买不到白布，他就把自己的白布床单撕成条条，书写标语、口号。
5月4日，北京各校学生按计划到天安门集合。北大的队伍临出发时，受到教育部代表和军警的阻挠，到达天安门时已是上午八点半。同学们高呼“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废除二十一条”、“还我青岛”、“打倒卖国贼”等口号，要求拒绝和约签字，惩办亲日派官僚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各校代表纷纷演讲，痛斥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大会通过许德珩起草的、充满爱国激情的《北京学生界宣言》。宣言尖锐地揭露了日、美、英、法等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呼吁我国国民“能下一大决心，作最后的愤救”。
会后，学生们举行示威游行。有人提议到东交民巷使馆区去示威，于是游行队伍直奔东交民巷，并沿途散发传单。同学们先到美国使馆递了英文说帖，得以通过。再到日本使馆，军警围了三四层，如临大敌。经过交涉，仍不许通过。同学们高呼口号后，出东交民巷，经御林桥、东单牌楼、石大人胡同，直奔赵家楼曹汝霖住宅，找卖国贼算账。当队伍到达曹宅时，朱门紧闭，有几十个警察守卫。趁学生和警察说理、辩论的机会，有个学生破窗而入，撬开大门，大批学生蜂拥而入。曹汝霖慌忙躲入厢子间。学生将章宗祥误认为曹汝霖，将他痛打一顿。“有一个同学吸香烟，身上带有火柴，看到卧室陈设太华丽，十分气愤，就用火柴把绿色的罗纱帐点燃了，顿时室内大火，房子也烧起来了。”^[1] 这就是“火烧赵家楼”。
半小时后，警察总监和步兵统领率大队军警赶到，污蔑学生杀人放火，随即捕去32个学生。其中，北大20人，高师8人，高工1人，中国大学1名，汇文大学1名。在北大被捕名单中，许德珩居首位。易克嶷也被捕了。军警对他们两人倍加侮辱，并说“就是这两个家伙在煽动”。“把我们两人捆在拉猪的手推车上，一边捆一个，就这样地推进了警察厅（在前门内公安街，当时叫户部街）。”牢房极其拥挤肮脏，臭气熏天。每人每天只发一个大窝头，到中午“放风”时才能大便，呼吸新鲜空气。许德珩以愤怒和不怕牺牲的精神，口占了一首诗以表心意：“为雪心头恨，而今作是囚。被拘三十二，无一怕杀头。痛殴卖国贼，火烧赵家楼。锄奸不惜死，爱国亦千秋。”^[1]
5月5日，北京军阀政府令司法部和教育部查明肇祸诸人，依法惩办，并令军警“维持地方秩序，严防学生捣乱”。但就在同一天，北京全城的学生都发动起来罢课，共商营救被捕同学的办法。北京女子高师的同学冲破校长的阻挠来到警察厅门口，吵闹着要一同来坐牢。蔡元培校长和进步教授多方奔走，极力营救。孙中山先生也通电呼吁“学生无罪”。在广大师生和社会各界的压力下，反动政府不得不于5月7日将许德珩等32名学生释放。蔡元培和北大全体学生在红楼迎接许德珩等返校。运动取得初步胜利。
但反动军阀政府并不就此罢休。他们宣称业经释放之学生将送交法院讯办。许德珩等北大被捕学生发表“声明状”，抗议警方的非法传讯，表示“决不能甘受非法之提传”^[2]。
在反动政府的重重压力下，北大校长蔡元培提出辞呈，并于5月9日秘密出走。他行前给北大师生留下一张条子：“杀君马者道旁儿。”他的辞职更加赢得广大师生的尊敬。
为了适应斗争的需要，5月16日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北大的黄日葵、许德珩、易克嶷、段锡朋、张国焘、康白情等都是积极分子，经常出席学联会议，与各校代表商讨爱国运动有关事宜。5月19日，北京学联决定自即日起，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一律罢课，直至学生的要求得到满足为止。
5月27日，北京学联决定派许德珩、黄日葵南下扩大宣传。许德珩、黄日葵从北大三院越墙出来，化装出京。他们沿津浦线，到了天津、南京、上海。5月31日，他们参加了上海万名学生追悼因参加游行而病死的北大学生郭钦光的大会。许德珩在会上发表演说，“闻者为之泣下”。当上海学生得知许德珩为被捕学生之一时，群为鼓掌，表示敬意。 6月5日，上海实现三罢（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民罢市），直至曹、章、陆三个卖国贼罢免以后，6月10日才开市。
6月16日，全国学联在上海先施公司东亚酒楼召开成立大会。许德珩作为北京代表出席会议，并发表了讲话，强调“我辈宜去掉虚荣心而牢守坚忍心。”^[1] 会后，被推举为《全国学联日刊》主编。
6月28日，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终于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作为五四运动的直接斗争目标实现了，标志着五四爱国运动取得了胜利。
同年9月间，许德珩回到北京。10月12日，国民杂志社成立一周年，举行纪念会，并欢送许德珩和陈宝锷赴法勤工俭学。李大钊、陈独秀、蓝公武等七十余人到会。同日，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召开第二次大会，并欢送许、陈赴法。许德珩在会上发表讲话：希望我们同志从此以后，去同工农民众打成一片，本互助的精神，谋求中国的改革。
11月，许德珩回江西探亲后来到上海，候船出国。1920年1月赴法勤工俭学。

[1]　匡互生：《五四运动纪实》，《五四爱国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92页。
[1]　《国民杂志社启事》刊于《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2月19日。
[2]　许德珩：《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五四运动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51页。
[1]　《许德珩回忆录》，第63页。
[1]　《许德珩回忆录》，第63—64页。
[2]　《许德珩回忆录》，第68页。
[1]　上海《申报》，1919年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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