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这时，许德珩一家已来到了北平。北大进步同学千家驹、张勃川等来到许德珩家，请他到北大作时事讲演。这样，许德珩到北大作了一次关于东北沦陷华北告急的讲演，揭发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痛斥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同学们听讲以后，抗日救亡的热情受到很大激发。随后，他又被师大的同学请去讲演，取得了同样良好效果。他担任进步刊物《北大学生周刊》的顾问，悉心指导学生办好刊物。他和范文澜组织“互济会”，资助各校学生会的开支。
为了镇压中共和爱国人士的抗日活动，国民党中央宪兵第三团调到北平。1932年12月13日凌晨，几个宪兵特务闯进许德珩的卧室，胁迫他赶快穿好衣服。“许先生！我们有点事，要请你去谈谈。”他一眼就看见有辆小汽车停在门口，两个宪兵拥他上车，然后一边坐一个，用手枪对着他，街道两旁也布满了军警。许德珩问：“你们这是干什么？”一个家伙说：“不用问，到时候就知道了！”到了宪兵三团，许德珩被关进监狱。接着，宪兵们又查抄他的家，企图搜到枪支弹药或者卢布之类的证据，但毫无所获，只好将他的红色封面的书和照片文稿等装上卡车拉走。当宪兵们打电话给上司时，机敏的许夫人劳君展悄悄地记下了电话号码。等他们走后，她按电话号码从电话簿上查到了许德珩被关押的地方。她换上一身很讲究的服装，偕同女服务员，用高价雇了一辆上等的出租汽车，昂然驶入特务处所，门岗不敢阻拦，汽车一直开进到内部的值班房。劳君展在犯人名册上翻到了许德珩的名字，又翻到了马哲民、侯外庐等人的名字，终于找到了被关押的确切地址。劳君展回来以后，打电话给各报馆、学校，特别是《世界日报》的萨空了先生，请他们主持正义。同时，她电请在上海的蔡元培先生设法营救。
第二天，各报报道了许德珩、马哲民、侯外庐三人被捕的消息，北平各校及社会舆论大哗，消息很快传遍国内外，各界发来了慰问电。蔡元培正在与宋庆龄、杨杏佛等筹备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他除复电慰问许德珩外，立即联合宋庆龄、杨杏佛等，向蒋介石、宋子文等发出要求释放的代电。电文谴责北平军警非法逮捕许德珩等人是“摧残法权、蹂躏民权，指出“欲求全国精诚团结，共赴国难，惟有即日内政府明令全国，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信仰诸自由，严禁非法拘捕人民、检查新闻。并望即日释放在平被非法拘禁之学校师生许德珩等，以重民权而张公道。”^[1]
接着，杨杏佛代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来到北平，并到监狱慰问许德珩。许表示：“我们从事的是爱国运动。政府不打敌人，专打人民，若爱国有罪，我愿坐穿牢底；若爱国无罪，他们应当向我赔罪。”12月19日许德珩被释放。当局在牢房摆了一桌菜，算是“赔罪”，许德珩一手将饭桌推翻，随即出狱。
许德珩出狱后，即致信蔡元培先生，述及此次被捕原因是“九一八事变常作公开讲演之故”。信中斥责“此种举动，昔日北洋军阀为之，乃复见于今日”。他期望蔡先生“以长者的地位”，“保障人民言论居处等自由”。蔡先生果然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主席的名义，为保存民族元气，保障民权，向中外记者大声疾呼，不遗余力。
1932年12月下旬，冯玉祥将军派邓哲、李兴中来许德珩家，约他去张家口“讲学”。许应约秘密前往。他还应邀向冯玉祥将军分析了国内外形势，讲述了抗日救亡的重要意义。他还会见了吉鸿昌将军。不久，察绥抗日同盟军成立，许德珩在抗日同盟宣言上签了名。抗日民族英雄吉鸿昌牺牲后，许德珩曾悼以一挽联：“仗义灭贼豪情，君死更增血恨。为国捐躯惨痛，我生必报深仇。”
许德珩出狱不久，就在杨杏佛的动员下，参加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3年1月，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成立，许德珩等九人当选为执行委员。
1933年9月，许德珩在家写了三本书：《社会学讲话》、《中国现代经济史》、《社会主义史》。尔后又投入教学和抗日救亡的活动中。许德珩讲授的课程主要是社会学、社会进化史、各家社会学比较研究、社会制度研究等，这些课程有助于学生了解马克思主义。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华北事变，妄图使华北变成第二个伪满洲国。“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于是，中共中央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各阶层，各党派，各军队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提出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经过北平地下党组织的努力，《八一宣言》很快在北平文化、教育界传播开来。当许德珩看到《八一宣言》时，“犹如在难明的长夜获得曙光一样，高兴得夜不能寐。”^[1] 他和马叙伦、张友渔等冒着被解聘和坐牢的危险，积极宣传抗日救亡。他在东北大学讲时事课时，和同学们一起高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1935年秋，许德珩夫妇邀集北平一部分大学教授在玉泉山聚谈，研究如何加强各校联系，进一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恰好黄敬来到，传达了上级关于举行一次游行示威的决定，以救危局，以警奸邪。大家就各校联系的负责人作了分工，许德珩负责联系北京大学和东北大学。
1935年12月9日，酝酿已久的一二九运动爆发了。北平万名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同学们在凛冽寒风中冒着生命危险与手执大刀、木棒、水龙头的反动军警搏斗。许德珩夫妇参加了示威游行。他们的大衣、棉衣都被水龙喷射湿透，冻成了冰，但依然昂首阔步地前进。12月14日，许德珩应清华大学救国会的邀请到校讲演。他在讲演中控诉了反动当局镇压学生的罪行，歌颂了同学们不怕困难、不怕流血牺牲的英勇奋斗精神。清华同学听了情绪高昂激奋，而校长则责备他“来清华大学放了一把火”。
1936年初，北平文化界由许德珩和马叙伦、白鹏飞、黄松龄、张申府等发起，于1月27日成立了北平文化界救国会，并通过了会章和许德珩参加起草的宣言。呼吁“全国文化界人士火速起来，促进全国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不要偷安退缩准备作亡国奴。”^[1]5月4日，北京大学举行纪念五四报告会，许德珩在讲演中激动地说：“纪念五四，在今天就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要消灭汉奸。”
国民党反动派，对参加一二九运动的进步师生的迫害，一直没有停止。1936年暑假，北大校长无理解聘许德珩、马叙伦、尚仲衣三教授。学生会要求校方收回成命。许德珩抗议北大当局的无理解聘，就任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政治系教授，更积极地参加反蒋抗日救中国的活动。
1936年冬，许德珩从徐冰同志处得知陕北的物质生活困难，急需布鞋和怀表。许德珩夫妇当即决定出资买些日用品和食物给毛泽东送去，以示慰问。他们买了30多双布鞋、12块怀表和10多只火腿，委托地下党的徐冰、张晓梅转送到陕北。毛泽东收到赠品后非常高兴，于 11月2日复信：“收到惠赠各物（火腿、时表等），衷心感谢，不胜荣幸！我们与你们之间，精神上完全是一致的。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正准备一切迅速地进行团结全国出兵抗日，我们与你们见面之期已不远了。 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为中华民主共和国而奋斗，这是全国人民的旗帜，也就是我们与你们共同的旗帜！谨致民族革命的敬礼。”^[2]
1937年春节后，许德珩和张友渔、侯外庐应邀赴晋讲学，晤见了薄一波同志，并向阎锡山宣传团结起来，共同抗日，依靠“牺盟会”等政策。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许德珩化装离开北平。上海八一三事变后，许德珩举家南下，经南京至武汉。许德珩经陈豹隐介绍，任国民党军事委员第六部（主管组织和宣传）设计委员，但一直未去上班。这时，周恩来、董必武等均在武汉，八路军在武汉设立了办事处。许德珩有机会和他们接触，共商抗日救国大计。根据周恩来的建议，许德珩于1938年3月到南昌，在政治讲习院任教，讲授《中日关系及其现状》。连讲三个月，旨在培训干部，宣传抗战，保卫祖国和家乡。他的讲义经过整理以后，在重庆正式出版。
1938年7月，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在武汉开幕；参政员以国民党为主，也容纳了中共和其他党派团体的代表。毛泽东等七人是中共代表。许德珩作为救国会代表，出席了第三次会议。由于有各党派的重要人物和社会知名人士参加，国民参政会一度成了全国人民团结抗战的象征，对推动抗战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许德珩等在会上提出了设立省县以下民意机关的议案，并获得通过，对《抗战建国纲领》起了补充作用。
开完国民参政会，许德珩回到南昌，应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的邀请，出任江西省抗敌后援会主任委员。由于共产党人的支持和许德珩等爱国民主人士的努力，该会开展了较大规模的抗战宣传和慰问活动。它曾两次向新四军军部赠送慰劳品，并不止一次营救新四军被扣押人员；它组织了负伤将士招待所，五个月内慰问、安置过境伤员五千七百余人，参与接收诊治伤员四万余人，其中有三万人治愈重返前线。
按照国民参政会每三个月召开一次会议的规定，许德珩于1938年 10月11日离开南昌，经长沙赴武汉。到武汉后，方知会议改在重庆举行，于是又赴渝。1939年2月12日，国民参政会一届三次会议在重庆召开。许德珩的提案为：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请追拿汪逆及附逆诸汉奸归案法办。由于得到许多参政员的联署，大会通过决议，向全国发出了《声讨汪逆兆铭电》。此外，许德珩等还向大会提交了“加紧后方重要城市及工业文化区域之防空设备，减少牺牲，增强抗战建国之基本力量案”，也得以通过。
1940年4月1日，参政会一届五次会议召开。许德珩在会上就加强团结，停止磨擦发表了谈话。他指出：“团结与抗战这是不可分割的问题。”“希望最近发生的某些磨擦问题（指国民党军队向八路军、新四军进攻问题），能够早日获得圆满解决。”^[1]
1941年1月，以皖南事变为标志，国民党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与此同时，在国统区的进步文化界、教育界人士，也受到各种钳制和迫害。为此，邹韬奋找到许德珩，说要辞去参政员。许劝他不要走，要利用参政会这个讲坛揭露国民党当局的反动罪行，宣传团结与民主。但邹还是留下一份辞职电稿而出走了。
同年春季的一天，周恩来在重庆俄国餐厅约请各党派的领袖吃饭。张澜、沈钧儒、黄炎培、许德珩、章伯钧、罗隆基、张申府、梁漱溟等均被约请。周恩来说，当前人民群众和各党各派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强烈不满，有必要伸张民主，反对独裁。大家经过讨论研究，认为有必要组织起来，于是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许德珩被推选为民主政团联盟联络部副部长。
1944年9月15日，中共代表在会上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许德珩坚决拥护中共主张，并为之实现而奋斗。

[1]　《申报》，1932年12月18日。
[1]　《许德珩回忆录》，第207页。
[1]　《许德珩回忆录》，第216页。
[2]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4页。
[1]　《国民参政会纪实》，重庆出版社出版，第731，7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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