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1月15日许德珩乘博尔多斯号轮船赴法勤工俭学。黄介民等一批朋友前来送行，许德珩感慨万千，特作《别离祖国放歌》五首，以抒发当时的情怀，诗的结尾是：祖国呀！我亲爱的母亲。远别离，长相忆！

许德珩到法国后，先在法文补习学校学习法文，后又转到法国南部地雄去补习法文。经过两年努力，许德珩的法文过了关。1922年11月，再入巴黎大学社会学系读书，主要学习和研究社会学、社会学说史等课程，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期间，他利用半年多的时间，翻译了一本长达30万字的涂尔干著的《社会学方法论》，经蔡元培推荐， 1925年在上海正式出版。蔡先生称赞他的译法“精审忠实”，“当得起‘信达’两个字”。该书出版后甚为畅销，商务印书馆将其列为《万有文库丛书》之一。

许德珩旅欧七年，绝大部分时间是在法国度过的，但也去过两次英国，为时不长。第一次去住了两个月，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听讲，并到大英图书馆抄录有关太平天国和英法联军侵略中国的史料。除听课外，他每天一早就进图书馆，直到晚上闭馆才出来。他当时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读了《共产党宣言》，对马克思、恩格斯十分崇敬，故到英国的第三天，就到马克思墓去致敬。1926年4月，他再去伦敦，听去英国讲学的政治学家、教育家拉斯基讲课，并继续在大英图书馆抄材料，准备写中国近代史。他还去过一次德国，在波茨坦博物馆看到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时从紫禁城、颐和园掠去的文物，包括慈禧太后坐的轿子，非常愤慨。

蔡元培是许德珩的恩师，他对许非常爱护和关心，许对蔡十分崇敬，许留法期间，蔡曾两度出访欧洲，并带了一批学生到法国留学，其中之一是周南女校的学生劳启荣（君展）。劳君展在法国里昂大学毕业后获硕士学位，后又入巴黎大学理科学习数学、物理学。许与劳经常晤面，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蔡元培的赞许下，1925年4月16日，许德珩与劳君展在巴黎中国饭馆举行结婚典礼。

1926年5月16日，许德珩致信蔡元培，报告归国设想，“归后拟择一环境较好而图书设置较为完备之处，以竟所学”^[1]。

1926年秋，广州中山大学寄来聘书，请许德珩和劳君展到校任教。由于路费不足，并且劳君展还想从居里夫人学习，故决定许德珩先行回国。

1927年1月14日，许德珩由法国马赛启程乘船回国。一路上，他伏案编写了社会学和社会主义史的讲义。2月下旬，他到达广州，下榻于中山大学大钟楼二楼宿舍，与文学系主任鲁迅住对门。他们经常晚上在一起谈心，甚为相得。他在中大讲授社会学和社会主义史，将讲义发给学生，课堂上脱离讲稿发挥，甚受学生欢迎。后来听讲的学生越来越多，教室容纳不下，便改到大礼堂上课。3月间，应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熊雄之请，到黄埔军校讲课。据当时黄埔军校政治教官阳翰笙回忆，许德珩讲演的总题目是《社会主义史》，第一讲是巴黎公社，第二讲是十月革命，第三讲是德国革命。“这三段在无产阶级斗争史上很重要，题目抓得准，对学生的教育很大，影响深远。我听了，也深受教育。……至今我的印象还很深。”^[2]

这时，广州的政治形势已很复杂。由于许德珩大讲社会主义，反动派把他列入了黑名单，随时准备逮捕，经何思敬、熊雄等一再劝告，许德珩于1927年3月30日悄悄离开广州，经香港到达上海。后又去汉口。在上海，他先看望了留法同学陈延年和赵世炎，找到了北大好友黄日葵，应恽代英之约，4月12日即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之日，许德珩和黄日葵乘船去武汉。许在九江下船探望老母，21日才到汉口。安顿下来以后，许德珩即去拜访恽代英和张国焘。得知广州发生了四一五政变，熊雄、萧楚女等都牺牲了。恽代英留许德珩在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任政治教官，后又在武汉大学任教。陈独秀在汉口普海春请了许德珩吃饭。陈独秀一见面就说：“你还是老样子，没有变。”师生八年未见，相聚甚欢。

1927年5月4日，武汉各界在阅马场举行了纪念五四大会，五十多个团体，十多万群众参加。许德珩以留法学生代表的身份发言。他说：“我们纪念五四，第一便要打倒代表封建制度的蒋介石和搞四一五反革命事变的广东军阀；第二便要努力废除不平等条约；第三便要打倒一切旧军阀。”^[1] 会后，又传来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处以绞刑的消息。许德珩痛失良师益友，悲痛万分。在武汉各界举行的李大钊同志追悼会上，许德珩以北大校友的身份致了悼词。邓演达出走后，原第八军军长，时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的唐生智敦请许德珩担任总政治部秘书兼代主任。许德珩就商于恽代英，恽代英说“革命需要你去担任。”许德珩在总政治部担任代主任期间，恪守一条原则，即：绝对不作反共和危害共产党的事，他还利用工作上的便利，掩护和资送了不少共产党员离开武汉。八七会议以后，革命形势有了新的变化，许德珩决定早日离开武汉。9月初，他留下了一份辞职信，由秘书马哲民转交唐生智，便与二个月前回国的劳君展悄然离汉。

许德珩先到南昌，他应江西省政府主席、第五路军总指挥朱培德之请，任第五路军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兼国民党江西省改组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和党校校长。许德珩将一批国民党左派和个别共产党员请到江西来办党务学校、《民国日报》、《南昌日报》，有的甚至安插在江西省政府之中，从而限制和打击了以段锡朋为首的江西AB 团分子的势力。

1927年11月，许德珩夫妇离开江西，经广州赴上海。在上海期间，许德珩继续从事社会活动，但更多的精力却放在讲课和翻译上。为了维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许德珩和邓初民、李达、黄松龄、马哲民、施存统、劳君展、钟复光、颜西苏等组成了一个小团体“本社”，意思是不忘本，恪守三大政策，谋求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许德珩经常给李达、邓初民办的刊物《双十》和陈公博办的刊物《革命评论》写文章，曾发表《中国革命的纠纷和将来的希望》一文，力图挽回国共合作的局面。

1928年8月，陈公博在上海开办了大陆大学，自任校长，聘请许德珩、李达等任教，许德珩讲授社会主义史和唯物论辩证法。后陈公博叛变，大陆大学于1929年5月9日被查封。于是，许德珩愤然提笔，给陈公博写了一封绝交书。施存统也在绝交书上签了名。

为了把学校办下去，许德珩个人筹资办了一个社会科学院，把大陆大学的师生全部接去，继续讲学上课。当时劳君展在吴淞中国公学任数学教授，同时兼任暨南大学数学系教授。许德珩在两年间翻译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之贫困》、布哈林的《唯物史观社会学》、马克思女婿拉法格的《家族进化论》等书。尤其是《唯物史观社会学》极为畅销，共印了十版。许德珩就是用这些私人积蓄来办学，共花了9000余元。有些人说许德珩宣传共产主义，害得他居住不定，经常搬家。

1929年底，许德珩受聘任暨南大学历史社会系主任，并将社会科学院的全部学生转入该校。许德珩在暨大讲了一年半的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很受学生欢迎。教育部指控他宣传共产主义，暨大当局无可奈何，只得将他解聘，经邓初民介绍，他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

许德珩被暨大解聘后，北平师范大学即聘请他为历史社会学系教授兼主任，北京大学也聘请他为法学院教授。盛情难却，许德珩于 1931年7月应聘在北大、师大两校任教。

[1]　许德珩致蔡元培信（现存上海蔡元培故居）。
[2]　《黄埔学校回忆录专辑，许德珩、阳翰笙追忆黄埔，缅怀先烈》，广东人民出版社，第 286页。
[1]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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