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所引起的形势变化，闻一多似乎并未感觉到，还是深藏在清华园，禁锢在书斋里。“一二· 九”的风暴，也未能在他的心上激起应有的“波纹”^[1]。西安事变发生了，他从黄卷青灯之中抬起头来，对世事发表了看法，竟然是责备爱国学生，说什么“由于他们的救亡活动，引起了西安事变，以至领袖（指蒋介石——引者注）陷于险境，国家陷于险境。”^[2]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炮声响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严酷的现实终于在闻一多“死水”般的心湖上掀起了巨澜。国民党战场抗战形势的日趋恶化，使他逐渐抛弃了对于国民党抗战的幻想。7月19日，在北平沦陷的前十天，他随着逃难的人流奔向火车站。在火车站，当年青岛大学的学生臧克家见到闻一多只随身带着一个大包袱，便问他道：“闻先生的那些书籍呢？”闻一多悲愤地回答：“只带了一点重要稿件。国家的土地一大片一大片的丢掉，几本破书算得了什么!”^[3] 他回到浠水故乡小住一阵后，就奉召于10月24日赶到长沙。是时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成的国立临时大学（后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将在长沙开学，他将在该校文学院执教。同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后，长沙也经常遭受敌机轰炸，临时大学决定再迁云南昆明。这时，已经年近四旬的闻一多为蓬勃兴起的全民抗战所鼓舞，重新焕发了青年时代的热情，毅然放弃了教授可以乘车坐船的权利，参加了由二百多名男学生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过军事化的生活，步行入滇。当校方和学生为了安全劝他乘坐车船时，他深情地说：“前方在浴血抗战，许多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们在后方，吃点苦怕什么？”他还用屈原的爱国精神鼓励学生们：“屈原所以能做出那些爱国爱民的诗篇，和他大半生都过流放生活，熟悉民间疾苦是分不开的……我们读屈原的书，就要走屈原的路呀!”^[4]

湘黔滇旅行团于1938年2月19日晚从长沙出发，至4月28日下午到达昆明，历时68天，步行三千余里。闻一多在这长途跋涉中，目睹了人民的苦难生活，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锻炼。他不无感慨地说：“国难当头，是应该认识认识祖国了。”他重新操起了已搁置10余年的画笔，沿途作了100余幅铅笔写生画，如实地描绘出祖国西南三省秀美的山川，多彩的名胜，各异的风俗。这些画中凝注着他对于祖国的爱。他还指导学生沿途搜集民歌民谣两千多首，到了昆明以后，编辑成《西南采风录》一书出版。通过采风，激起了学生爱国的热情，也引起了闻一多的深思。他面对祖国遭蹂躏的山河，悲愤地写道：“我们文明得太久了，如今人家逼得我们没有路走，我们该拿出人性中最后最神圣的一张牌来……我们是豁出去了，是困兽犹斗。”他还庄严地宣告说：“我们能战，我们渴望一战而以得到一战为至上的愉快。”^[1]

3000里的行程，碰巧多半是三年前红军长征所走过的路线。闻一多沿途听说了许多关于红军的故事，使他对共产党有了一些感性的认识。他深深地感到，中国共产党及其红军所创造的伟业，虽然没有刻在石碑上，但是却有广大劳苦人民的“口碑”^[2] 为其广为流传，而且这种口碑是磨不灭砸不碎的。

由于旅途生活匆忙劳顿，顾不到修面整容，闻一多到昆明时留下了很长的胡须，美髯飘拂，很是潇洒。他索性当众蓄须明志：“这一把胡子，是因抗战失利，向后方撤退时蓄起来的，我一定要等到抗战胜利以后，才把它剃掉!”

闻一多步行3000里，上了抗战的第一课，迈出了走向人民的新步伐。他在一封信中说：“抗战后，尤其在步行途中二月，日夕与同学少年相处，遂致童心复萌，沿途曾作风景百余帧，到昆后又两度参与戏剧工作，不知者以为与曩日之教书匠判若两人，实则仍系恢复故我耳。”^[3] 这表明，闻一多经历了十年埋首古籍、不问政治的学者生涯后，在祖国的存亡和民族的危难面前，在现实的教育和自身的反省之中，逐渐认清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腐败，看到了自己脱离民众的弱点，终于恢复了五四时期的那种昂扬奋进、以天下为己任的革命精神。

1938年5月4日，临时大学奉命改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联大”），是为当时全国最大规模的高等学府。比起动荡的抗日前线，这里的生活要相对安定一些。闻一多在西南联大，更加密切关注着抗日战争的局势发展。他首先从国共两党对于抗战的不同态度和表现来认识问题，评判是非。他目睹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制造皖南事变，挑起事端，排除异己，并在大后方花天酒地，纸醉金迷，大发国难财，使人民生活困苦不堪，甚至使大学教授们都处在半饥饿状态之中。有一次，他亲眼看到一些被国民党政府抓来的所谓“壮丁”（实际上是“瘦丁”、“病丁”），在还没有走上抗日战场之前，就被折磨虐待而饿死在大后方马路旁的惨状。这一切都使他对国民党大失所望。可是，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共产党却在延安等根据地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始终坚持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而且还打了一些大胜仗，那里的人民充满了无限的信心和希望。这又使他十分向往。尤其是他原来在清华大学教书时的一批青年学生，在参加了“一二· 九”救亡运动以后，大都到了抗日根据地。他的二哥闻藜青的儿子也化名“黎智”，投奔共产党去了。这更使他在感情上与共产党“那边”有了割不断的联系。

这时，中国共产党也很关心闻一多。1943年春，中共南方局派华岗从重庆到昆明来做上层统一战线的工作，就曾专门拜访过他。尚钺和楚图南也经常与他联系，向他伸出热情的手。党还通过不同的渠道，给他送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反对党八股》等著作。翌年，他秘密地加入了由党组织的西南文化研究会，在那里读到了《共产党宣言》、《国家论》（即《国家与革命》）等著作。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像灿烂的朝霞，给他展示了一个崭新的天地。他由衷地称赞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说：“这本书把我想说的都说透了，我没有想过的也被他说服了。”“这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著作。”^[1]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洗刷了他的唯心精神，解开了他长期以来百思不得其解的许多疑团，使他明白了爱国主义是有其鲜明的阶级内容的，爱国主义只有和民族、民众紧紧连在一起才有意义。这时他高呼“发现了人民!”并说：“我现在思想豁然开朗了，过去我只晓得抽象地爱国，不知爱什么国，甚至过去我曾错误地认为‘国家主义’就是爱国主义，现在我才知道‘国家主义’是反动的；爱国只能是爱新民主主义的国，现在为新民主主义而奋斗，将来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奋斗。”^[2]

闻一多还自觉地运用辩证唯物史观来解剖自己的学术思想，总结自己所走过的道路。他说：“我们觉悟了，我们昨天那种严守中立，不闻不问的超然态度，不是受人欺骗，便是自欺欺人。昨天如果我们是因为被人捧为超然的学者专家，超然起来的，那么我们今天确是觉悟了，知道那种捧是不怀好意的灌迷汤，因为只有我们超然，老爷们才更敢放手干他们那套卑鄙的吃人勾当。”^[3] 闻一多敢于正视自己曾经误入歧途的事实，并毫不留情地与之彻底决裂。在鲁迅逝世八周年纪念会上，他真诚地说：“从前我们住在北平，我们有一些自称‘京派’的学者先生，看不起鲁迅，说他是‘海派’……现在我向鲁迅忏悔：鲁迅对，我们错了!”^[1]

通过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闻一多终于明白了一个真理，那就是：凡艺术救国、教育救国之类，都不过是“白日梦”，并不可能是真正救国。要救中国必须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使他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真面目认识得更加清楚，从而奋不顾身地投入到为争取民族解放的民主运动洪流之中。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发表后，闻一多说：“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的向五四宣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针对蒋介石鼓吹的儒家思想，他斥之为“奴隶管理政策”^[2]。

闻一多的思想发生了如此根本性的变化以后，便产生了参加共产党的要求。1944年初夏，吴晗、周新民先后找闻一多谈话，问他是否愿意参加中国民主同盟。闻一多知道周新民当时已是共产党员，于是向周吐露了自己的心曲：要参加我就想参加共产党。这表明闻一多此时已经彻底地否定了自己的过去，走上了崭新的道路。过了不久，周新民又向闻一多传达了组织上的意见，认为目前闻一多参加民盟更有利于在民主运动中发挥作用。于是，他经过慎重考虑以后就答应了。从此，闻一多便倾尽全力地为民主运动而奔走呼号。

[1]　刘国鋕：《略论闻一多先生》，1946年8月20日《新华日报》。
[2]　刘国鋕：《略论闻一多先生》，1946年8月20日《新华日报》。
[3]　臧克家：《我的先生闻一多》，《怀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8月版，第84页。
[4]　陈登亿：《回忆闻一多师在湘黔滇路上》，《闻一多纪念文集》，三联书店1980年8月出版，第276页。
[1]　闻一多：《〈西南采风录〉序》，《闻一多全集》卷3，第395—396页。
[2]　参阅陈登亿：《回忆闻一多师在湘黔滇路上》。
[3]　闻一多：《给冯夷》，《文艺复兴》第2卷，第4期。
[1]　参阅闻立鹏：《血土》，《闻一多纪念文集》，第412页。
[2]　参阅侯方岳：《忆闻一多同志》，《闻一多纪念文集》，第201，202页。
[3]　闻一多：《民盟的性质与作风》，《闻一多全集》卷3，第551，552页。
[1]　转引自王康：《闻一多传》，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5月版，第327页。参阅闻立鹏：《血土》。
[2]　闻一多：《什么是儒家》，《闻一多全集》卷3，第464页。

本文地址： https://www.yishiweijian.com/zhonggong/20221214491.html

文章来源：主编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