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4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喜讯传来，正在昆明郊区度暑假的闻一多兴奋不已，立即跑到龙泉镇上的一家小理发店，剃掉了在胸前飘拂了七年半的美髯，践行了蓄须时的誓言，以示庆祝。8月15日晚，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联合举行了一次具有示威性质的“从胜利到和平”时事晚会，主题是反内战，要和平。闻一多被邀请到会演讲。他握着学生们自制的扩音器，如狮子般地怒吼道：“谁不要人民，人民就不要谁!”

可是，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一方面与共产党在重庆谈判了43天，被迫签订了《国共两党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另一方面则加紧调兵遣将，积极准备发动大规模的新的内战。中国上空重新笼罩着战争的乌云，闻一多愤怒地把内战斥为“民族自杀的现象!”^[2]

蒋介石在准备发动内战的同时，又于1945年10月3日对云南地方长官龙云发动了突然袭击，在枪炮声中改组了云南省政府，由蒋介石的亲信李宗黄代理省主席，关麟征接任省警备司令。李、关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加紧镇压民主运动，使“民主堡垒”昆明沉浸在腥风血雨之中。

1945年11月25日晚，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语专科学校等四校学生联合召开反对内战呼吁和平座谈会，到会者五千余人。这使刚刚接管昆明、立足未稳的蒋介石反动集团万分恐慌。他们派出大批特务扰乱会场秩序，切断电源，四处放枪，威胁集会的群众，使会场出现一些骚动。闻一多当即挺身而出，高声喊道：“不要动! 坐下来! 我们不怕!”这喊声给了集会师生以巨大的鼓舞。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民主集会的卑鄙伎俩，激起了昆明学生和各界人士的极大义愤。全市31所大中学校的学生决定从第二天起一致罢课以示抗议。此举得到了许多群众的同情支持，反动派为此派出了大批特务暴徒，四处殴打侮辱爱国学生，同时街上还出现了悬赏40万元现钞收买闻一多的人头的恐吓标语。

12月1日上午9时到下午4时，全副武装的反动军警和特务分别闯入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西南联大及其附中等学校，捣毁校具，劫掠财物，殴打师生，投掷手榴弹，当场炸死南菁中学青年教师于再、联大学生李鲁连、潘琰（女）、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四人；联大学生缪祥烈左腿骨被炸断，成为终生残废；另外还有二十余人被打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一二· 一”惨案。闻一多在这场斗争中，始终坚定地站在进步学生一边，将这一天称作“是中华民国建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1]，说这是反动派制造的“黑色恐怖”。事后，闻一多应进步学生之约，怀着无比悲愤的心情，亲笔写下了《“一二· 一”运动始末记》一文，刻在昆明“四烈士之墓”前面的石柱上。他热情讴歌四烈士“给中华民族打开了一条生路”，号召“未死的战士们踏着四烈士的血迹”^[2]，继续战斗。

1946年3月17日是四烈士出殡的日子，沿途两万余人参加送葬，闻一多担任四烈士殡葬典礼的主祭人，走在最前面。下葬时，闻一多致词说：“我们一定为死者报仇，要追捕凶手。我们追到天涯海角。这一辈子追不到，下一辈子还要追，这血债是要还的!”他带领大家宣誓：“人民的道路，是艰苦而曲折的。我们将以更坚定一致的步伐前进!”

闻一多是民盟中央执行委员、民盟云南省支部宣传委员，1944年12月8日又兼任了新创刊的昆明《民主周刊》社社长。他用自己犀利的笔，先后在该刊上发表了几十篇杂文，为民主力量呐喊。每篇文章都是掷向敌人营垒的匕首投枪。

“一二· 一”惨案发生后，闻一多又发表了《兽、人、鬼》的讲演，把敌我友三方用形象的语言比喻为兽、人、鬼，指出反动派在“一二· 一”惨案中充分暴露出残酷的兽行，他们是刽子手。人们对于这类兽行的认识还是清楚的，可是还有一些“为虎作伥”的鬼的想法和做法，人们也要善于识别，充分认识他们的真面目^[3]! 闻一多在这一时期写的杂文和作的演讲，证明他已经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因此能够入木三分，一语中的，有很强的战斗性。

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合大学宣布结束，并举行了结业式。全体师生在校园内竖起了一座由闻一多书写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记叙了联大的经历。从此以后，饱受了八年离乱之苦的师生们，都在欢欣鼓舞地准备复员北上，分别回到原来的三所大学。可是，正当学校已放暑假，学生陆续北迁之时，国民党反动派却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全面的内战，在昆明也对地下党员、民主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加紧镇压。国民党特务放出空气，企图加害于闻一多。有人劝他尽快离开昆明，他却要求在昆明多留一段时间。他私下向一个朋友透露了心底的秘密：“我想晚点儿回北方去，一方面是为了我和你们安排好昆明的工作；另一方面，因为我有一年的休假，我想借此机会，从北平秘密到解放区去，哪怕是去看一看再回来。”^[1]

6月29日，民盟举行社会各界招待会，闻一多和李公朴、张奚若、华罗庚等参加了会议。他在会上针对知识界的一些朋友不过问政治的状况，用自己的切身体会谈到，做学问的人，企图不过问政治，而取超然态度，“不是受人欺骗，便是自欺欺人”。接着他宣布了民盟决心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坚持“民主团结、和平建国”的立场。他伸出了自己的手说：“诸位看一看在我的这张手上是空无所有，满手都是粉笔灰。教书的人，自然只有粉笔灰，粉笔灰都是白的颜色，在我这张赤手空拳中，是满手纯洁净白的，有什么可怕呢？我愿意伸出这张洁白的手，期待着各界朋友们亲密地携起手来，共同为反内战、争民主，坚持到底!”^[2] 闻一多语重心长的即席演讲，给广大听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1946年7月11日晚10时许，著名的社会教育家、中国民主同盟的负责人、当年“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在昆明市青云街口被国民党特务用美制无声手枪暗杀，次日晨5时20分逝世于云南大学医院。闻一多闻讯后，悲愤万分，立即赶往医院，抚尸恸哭道：“公朴没有死呀! 公朴没有死! 我们要复仇!”随即他又赶回《民主周刊》社，通电全国，控诉反动派的罪行。回校后，闻一多又协助《学生报》编出了《李公朴先生死难专号》，亲笔题词：“反动派! 你看见一个倒下去，可也看得见千百个继起的!”表示了自己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当时，他的夫人高真适逢心脏病复发，眼见局势极度危险，忧心如焚，曾再三阻止他外出。有一次，高真拉住了他的衣角，恳求地说：“我的病已经不能治了，万一你再遭反动派毒手，丢下孤儿弱女，谁来安排？怎样得了？”闻一多也知道家里不能没有他，但沉思了一会后，仍然坚定地说：“事已至此，我不出去，诸事不能进行，何以慰死者？何以言民主？万一身遭不测，后事我也顾不得了……”他在说这话的时候，握拳顿足，说完便头也不回地出门去了^[1]。

7月15日上午，李公朴先生治丧委员会在云南大学至公堂召开大会，请李夫人张曼筠报告李公朴的殉难经过，到会者一千余人，里面混杂着许多特务。当时，外面早已风传闻一多已经上了国民党特务的暗杀名单，但他仍然带病出席。为了闻一多的安全，会议主持人本来没有安排他发言，但在李夫人由于悲痛已极，泣不成声，被扶下讲台以后，闻一多突然拍案而起，怒斥凶顽，慷慨激昂地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讲演》。他的正义的责问声在每一位到会的来宾心中震响。他说：“李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竟遭此毒手，他只不过用笔，用嘴，写出了说出了千万人民心中压着的话，大家有笔有嘴有理由讲啊，为什么要打，要杀，而且偷偷摸摸的杀!”（鼓掌）他怒目环视全场，大声呵道：“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你出来讲，凭什么要杀死李先生？（厉声，热烈的鼓掌）暗杀了人，还要污蔑人，说什么‘桃色案件’，说什么共产党杀共产党，无耻啊! 无耻啊!（热烈的鼓掌）这是某集团的无耻，是李先生的光荣!”在这正义而愤怒的谴责下，在场的有些特务面如土色，不自觉地耷拉下了脑袋。最后，他右手握拳说：“我们有这个信心：人民的力量是要胜利的，真理是永远存在的。”“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精神，我们随时准备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他的气吞山河的讲演在会场上掀起了海啸，将听众情绪推向了峰峦之巅。

当天下午，闻一多又主持了《民主周刊》社的记者招待会，进一步揭露了暗杀事件的真相，于是引起了反动派的极度恐慌。散会以后，他在返家途中，突遭一群国民党特务袭击，被美制冲锋枪射中十余弹。他就是这样，为民主运动洒尽了最后一滴血。终年47岁。

闻一多遇难的噩耗传出以后，毛泽东和朱德立即从延安联名向昆明发来唁电称：“全国志士，必将继先生遗志，再接再厉，务使民主事业克底于成。”^[1] 正在上海的中共代表周恩来闻讯后，悲愤地流下了热泪。他与董必武、邓颖超、李维汉、廖承志联名给闻一多夫人拍电致哀，并痛斥国民党特务：“此种空前残酷、惨痛、丑恶、卑鄙之暗杀行为，实打破了中外政治黑暗历史之纪录，中国法西斯统治的狰狞面目，至此已暴露无余。”^[2] 同年10月19日，在上海文化界举行的纪念鲁迅逝世十周年大会上，周恩来致辞说：“鲁迅、闻一多都是最忠实、最努力的牛，我们要学习他们的榜样，在人民面前发誓：做人民的奴隶，受人民的指挥，做一条牛。”

[2]　闻一多：《“一二· 一”运动始末记》，《闻一多全集》卷3，第523页。
[1]　闻一多：《“一二· 一”运动始末记》。
[2]　闻一多：《“一二· 一”运动始末记》。
[3]　闻一多：《兽、人、鬼》，《时代评论》第6期，1945年12月9日。
[1]　赵沨：《回忆闻一多先生殉难前夕的二三事》，《闻一多纪念文集》，第187页。
[2]　胡笛：《痛悼严师闻一多先生》。
[1]　参阅赵铭：《闻一多先生死难详记》，《人民英烈——李公朴、闻一多先生遇刺纪实》，第23页。
[1]　《毛泽东、朱德唁电》，1946年7月19日《解放日报》。
[2]　《中共代表唁电》，1946年7月18日《新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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