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原名亦多，辈名家骅，字友三，号友山，在北京清华学校读书时改名闻一多，笔名有夕夕、一、屠龙居士、T．L、H．C、风叶等，1899年11月24日出生于湖北省浠水县一个“书香门第、世家望族”的封建大家庭。兄弟五人，他排行第四。父亲闻固臣是清末的秀才，为人忠厚，乐于接受新思潮，赞同变法维新，对于闻一多兄弟的思想品格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

闻一多五岁发蒙，在家塾里和兄长们一起诵读《三字经》、《幼学琼林》和“四书”、“五经”等传统教材。随着洋学堂的兴起，他又接触了国文、历史、博物、算术、修身等新知识，见识日增。1910年，闻一多考进了两湖师范附属高等小学校。第二年，闻一多在这里目睹了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的空前壮举。他也和许多大人一样，兴奋地剪掉了象征清王朝封建统治的辫子，有时还到司门口、阅马场等热闹处所去看群众集会或士兵练操。此后不久，由于局势紧张，学校停课，闻一多不得不暂时回到了浠水故乡。他在乡下逢人便说武昌起义的新闻，对国家的中兴颇多幻想，拥护和崇拜革命党。这场革命培育了闻一多最初的纯朴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

1912年秋，闻一多在武昌实修学校以备取第一名和复试第二名的资格考取了北京清华学校。

闻一多在清华求学期间，品学兼优，显露出多方面的技艺才华和组织能力，是同学们一致公认的“博学之士”，并深得师长们的器重。

他热爱戏剧，担任过清华新剧社编演部的负责人。他自编自演的新剧《革命军》、《蓬莱会》等，曾多次在全校的演出比赛中获奖。

他热爱美术，1919年秋参与发起成立了清华美术社，社员多达50余人。他的作品曾被美术教员选送到巴拿马的博览会上展出。

他酷爱文学，是1921年11月成立的清华文学社的骨干，致力于诗歌的创作与研究。1920年9月，《清华周刊》上发表了他的第一首白话新诗《西岸》。这首诗用象征的手法，鲜明地倾诉出诗人对于黑暗现实的憎恨和厌恶。他把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京城比喻为“满天糊着无涯的苦雾，压着满河无期的死睡。”说明在这里，“没有真，没有美，没有善，更从哪里去找明光来？”^[1]此诗在编入诗集《红烛》时，闻一多在诗首引了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济慈（JohnKeats，1795—1821）的一句诗，大意是：“幻想插上了美的翅膀，希望的春天就会来临”（本传作者译）。于是，诗人又幻想出在这大河的西岸定会有个不同的世界，从而决心“逃脱”这东岸的“樊笼”，“搭个桥，穿过岛，走着过!”去寻求那“西岸底光明!”^[1] 这首诗突出地表现了诗人“艺术为艺术”的唯美倾向，同时抒发了诗人热爱祖国、愿为祖国的新生献身的高尚情怀。闻一多还倾心于诗歌理论的探讨和阐发。他曾在清华文学社内做过《诗的音节的研究》的报告。1922年5月，清华文学社出版的丛书第一种就是闻一多的《冬夜评论》和梁实秋的《草儿评论》的合辑。这本书一出版，立即得到了当时远在日本的郭沫若的高度评论。郭沫若飞鸿致贺去：“如在沉黑的夜里得见两颗明星，如在蒸热的炎天得饮两杯清水……在海外得读两君评论，如逃荒者得闻人足音之跫然。”^[2]

闻一多在清华求学期间，每年暑假都要回到家乡读书二月，并将其读书室自名为“二月庐”。在这里，他可以摆脱学校功课的压力和限制，尽情地阅读自己所喜爱的中国史书和诗集等。他边读边思考，随时记下一些独特的心得和感受，评诗论史，褒贬人物，考证史实，均有创见。他用浅近的文言文写成的这些读书札记，从1916年4月19日至12月14日，以《二月庐漫纪》为总题，在《清华周刊》上连载了16则。这是闻一多最早发表的文章。这些文章敢于提出和坚持自己的见解。如读杜甫的诗，他发现了：“杜子美父名‘闲’，故诗中不用‘闲’字。‘娟娟戏蝶过闲幔’，原作‘开幔’，刻本之误也。母名海棠，故不咏海棠。坡公有诗云：‘少年为尔牵诗兴，可是无心赋海棠。’岂未知考也。”^[3] 又如对西施与范蠡的传说，他也进行了仔细的辨正：“自杜牧用‘西子下姑苏，一舸逐鸱夷’之句，世皆传范蠡载西施以逃。及观《修文御览》引《吴越春秋》有云：‘吴亡后，浮西施于江，令随鸱夷以终浮沉也。’子胥之被谗，西施有力焉；子胥死，以鸱夷浮之江；今沉西施于江，所以谢子胥也。范蠡去越亦号鸱夷子，牧遂误以胥为蠡耳。墨子曰：‘吴越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岂非明证哉! 文士一时趁笔，遂堕后人于疑网。”^[4]16则《漫纪》，共有此类考证议论六十余条，它反映出少年闻一多学习祖国历史文化的实绩。

闻一多在清华读书时还十分热心于社会活动。1914年在上中等科二年级时，他开始担任学生刊物《清华周刊》的编辑和集稿员；1919年至1920年间，他又担任了学术性刊物《清华学报》的学生编辑；1917年在中等科毕业时，他负责主编年级纪念册《辛酉镜》，撰写发刊词和自传《闻多》等诗文共十篇。这些诗文，是闻一多在清华前四年学习、生活和思想状况的真实记录。

闻一多在清华求学期间，正是中国社会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的历史转折时期。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从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在上海创刊，它标志着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开端。陈独秀首倡的“民主”和“科学”的口号犹如习习春风，吹拂神州大地，也吹开了少年闻一多的心扉。他赞颂“《新青年》是中国新文化的鼻祖，当然受一般人的崇拜”^[1]。正是在“民主”与“科学”的口号鼓舞之下，闻一多勇敢地投身到五四运动的激流之中。

1919年5月4日是个星期天，北京城里天安门前爆发了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爱国示威大游行，从此掀开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斗争的崭新一页。清华学校由于远在郊区，消息闭塞，当天没能组织学生进城参加这一行动。这天傍晚，闻一多听到了从城里归来的远房堂兄闻迪纯讲述自己耳闻目睹的新闻以后，无比振奋。他连夜用大红纸抄录出岳飞的《满江红》词，贴到学生饭厅门前的布告栏内，借以鼓动同学们的爱国热情。第二天，清华的学生干部和社团负责人举行联席会议，决定集体加入北京学生救国会，与北京学生取一致行动，坚持到底。会议选举罗隆基为清华学生自治会主席，闻一多任书记，负责起草《致巴黎和会的通电》和《致全国学界的宣言》等文稿^[2]。

当五四爱国运动的高潮迅速扩展到全国范围以后，适时成立统一领导全国学生运动的组织就显得极端重要。6月16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成立，闻一多、罗隆基、罗发祖、钱宗堡、陆梅僧五位同学被选为清华学校的代表。为了全力投入爱国运动，闻一多毅然决定这年暑假破例不回家，并于5月17日下午写信给父母，耐心加以解释：“一年未归家，且此年中家内又多变故，……二大人愿男等回家一集，即在男等亦何尝不愿回家稍尽温省之责。远客思家，人之情也……今年不幸有国家大事，责任所在，势有难逃，不得已也。”他在这封信中还陈诉了自己对于“爱国”的理解：“男在此为国作事，非谓有男国即不亡，乃国家育养学生，岁糜巨万，一旦有事，学生尚不出力，更待谁人？忠孝二途，本非相悖，尽忠即所以尽孝也。且男在校中，颇称明大义，今遇此事，犹不能牺牲，岂足以谈爱国？男昧于世故人情，不善与俗人交接，独知读书，每至古人忠义之事，辄为神往，尝自诩吕端大事不糊涂，不在此乎？或者人以为男此议论为大言空谈，如俗语曰‘不落实’，或则曰‘狂妄’，此诚不然。今日无人作爱国之事，亦无人出爱国之言，相习成风，至不知爱国为何物，有人稍言爱国，必私相惊异，此为不落实与狂妄，岂不可悲!”^[1]

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唤起了闻一多奋起救国、改良社会的强烈愿望。当时，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为了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使贫弱的祖国强盛起来，不受外国人欺负，都曾向西方寻求过各种各样的思想武器，希望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作为诗人的闻一多，他的目光当然是更多地在文艺领域里去寻找自己的精神武器。他热爱祖国，思索拯救祖国的途径，可最后得出的结论却是——艺术救国！ 1920年秋，他在清华发起组织了一个“研究艺术及其与人生的关系”的团体“美司斯”（Muses），同时还发出了《征求艺术专门的同业者的呼声》的文告，认定“艺术确是改造社会底急务”，呼吁“有艺术天能的朋友们，快起来呀!”^[2]

1921年6月，北京教育界爆发了以李大钊、马叙伦为首的“八校教职员索薪团”的正义斗争。其时正面临毕业出洋的闻一多，坚持参加了为声援索薪斗争而举行的“同情罢考”。他是毕业班中为此事而被校方勒令开除的29名同学中的一个，后来经斗争虽然保住了学籍，但仍受到了“不悔过即留级一年，推迟出洋”的处分。闻一多始终坚持“无过可悔”。他对同班同学吴泽霖说：“正义不能做买卖，讲条件!”^[3] 经过坚持斗争，终于迫使学校当局于1922年4月取消了对他们的留级决定，准予毕业。对此，吴泽霖佩服地说：“闻一多是正直的人!”^[4]

1922年春，闻一多在清华学业期满。留美前夕，他受父母之命，回到湖北浠水家乡，与姨表妹高孝贞（后改名高真）成婚。婚后不久，闻一多即离别了故乡，告别了亲人，怀着“美育救国”的理想，远渡重洋，开始了艰难的人生跋涉。

[1]　闻一多：《西岸》，《清华周刊》第191期，1920年9月24日。
[1]　闻一多：《西岸》，《清华周刊》第191期，1920年9月24日。
[2]　转引自《闻一多全集》卷3，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新版，第658页。
[3]　闻一多：《二月庐漫纪（续九）》，《清华周刊》第83期，1916年10月18日。
[4]　闻一多：《二月庐漫纪》（续十二），《清华周刊》第87期，1916年11月15日。
[1]　闻一多：《出版物的封面》，《清华周刊》第187期，1920年5月7日。
[2]　参阅叶逸民：《记闻一多先生》，《人民英烈——李公朴、闻一多先生遇刺纪实》，第159页，李闻二烈士纪念委员会编印。
[1]　《闻一多书信选辑》，《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3期。
[2]　闻一多：《征求艺术专门的同业者的呼声》，《清华周刊》，第192期，1920年10月1日。
[3]　吴泽霖：《老友一多二三事》，《闻一多纪念文集》，第166页。
[4]　吴不泽对笔者的谈话，参阅1984年11月25日《武汉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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