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撰者话
格列高里·纳乌莫维奇·维经斯基，俄罗斯人。1923年至1927年在华期间，对促成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建立和推动中国工农运动的发展，特别是在确立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领导地位等方面都作了重大贡献。但不容忽视的是，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的代表，维经斯基对于中国大革命的失败也负有一定的责任。
一
格列高里·纳乌莫维奇·维经斯基，又名查尔金，在中国工作时曾用名吴廷康。1893出生于俄国维切布斯克州韦尔市一个森林工场管理人员的家庭。
1907年，维经斯基在韦尔市的一所初级小学毕业。由于家境窘困，未能继续上学，便开始独立谋生。先在维切布斯克印刷厂当了三年排字工人，1910年起又在斯托鲁吉别累当了三年会计。1913年，当他20岁时，移居美国。1915年在美国加入社会主义政党，开始参加政治活动。以后又去加拿大做工、学习。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维经斯基于翌年春天返回苏维埃俄国，到海参崴后立即加入了俄国共产党。国内战争期间，维经斯基离开符拉迪沃斯托克被派往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工人苏维埃中工作。在高尔察克反革命叛乱期间，他参加了反对高尔察克的鄂木斯克起义。白匪军被击溃以后，维经斯基返回符拉迪沃斯托克。1918年，由于反革命暴动，他被白匪逮捕，并被判处无期徒刑，流放到萨哈林岛——即库页岛服苦役。在这里，他联合岛上的政治犯举行暴动，推翻了白匪在岛上的统治者，获得了自由。
1920年1月，他再次回到符拉迪沃斯克。革命斗争的锻炼，严酷的政治考验，使他增长了才干；1920年他刚满27岁时，便参加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机关工作。这期间，他表现出了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工作专心致志、顽强勇敢，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他在出色地完成了共产国际最初交给的任务以后，又担任了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副部长。
[1]1920年3月，苏俄和共产国际得知中国发生了声势浩大的五四爱国运动，亟需了解中国革命状况以求得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与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互相支持与结合。经共产国际同意，1920年4月，由俄共（布）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分局派遣，维经斯基率领俄共（布）党员小组来到中国。随行的有翻译杨明斋
[2]，此外维经斯基的夫人库兹涅佐娃、秘书马迈耶夫及其夫人马迈也娃
[3]。他们的公开身份是记者。维经斯基的任务是了解中国的国内状况，并同中国的革命力量取得联系，同时考察是否有可能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
其时，苏俄政府在1919年7月25日发表的第一次对华宣言也传到了中国。宣言郑重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签订的一切秘密条约；放弃沙俄在中国东北等地用侵略手段取得的土地等等。这正与不久前中国在巴黎和会的遭遇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举国为之轰动。各界人民一致赞扬这是人类的“空前创举”，“正义人道之先驱”。
[1] 纷纷表示要和苏俄人民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共同团结反对帝国主义。因此，当维经斯基到达北京后，很快就通过北京大学的两名俄籍教授鲍立维和伊凡诺夫介绍会见了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者李大钊。李大钊热情地接待了维经斯基一行，并召开座谈会、演讲会，邀请进步人士与革命青年出席。维经斯基介绍了苏俄十月革命后的情况及其对外政策，他说：“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实行没收地主土地，把工业、矿山、交通、银行等收归国有，实行工人管理监督。”他还介绍了当时苏俄正在“实施的军事共产主义，余粮征收政策和远东共和国等基本问题”。通过座谈，中国的知识界对于苏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状况有了进一步了解。罗章龙回忆当时与维经斯基座谈时的情景说：“维经斯基很关心中国革命的发展，从他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确实阅读了不少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的书籍。他曾谈到义和团，同盟会人物思想及活动等，又询问了五四运动以来北大学生运动的情况，从《新青年》杂志起，旁及北大教员、学生的思想情况。”罗章龙的回忆引用维经斯基的说法：“中俄两国国情从过去及展望未来，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他说帝俄时代俄国经济比西欧落后50年到100年，工业尤为落后，汽车、飞机、电气设备都不能制造。钢铁工业比美国落后7倍，比德国少3倍；燃料比美国少17倍，比英国少10倍，外国资本占全俄一半，外资工业占50％以上，外国银行占全俄金融资本1/3。当前追赶上去的唯一办法就是采用社会主义革命，俄国十月革命正在开辟一条新的道路。”罗章龙认为：“通过和维经斯基的谈话，感到他是一个学问渊博、思想革命的人。他的谈话辩才横溢，感情奔放，他的说理内容切实，新颖动人。一席话使我们在政治方面的视野与过去显然不同了。大家憧憬共产主义革命的远景，更是信心十足一往无前了。”
[1] 通过与维经斯基的接触，以李大钊为首的一批信仰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更坚定了走十月革命道路的决心。
维经斯基同李大钊和北京大学少数进步学生在北大图书馆主任室内讨论了建党问题。维经斯基根据苏俄的革命经验提出“组织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是中国革命的当务之急”，并认为“中国已经具备了建立共产党的条件”
[2]。李大钊对他的意见表示赞同，就介绍他到上海与陈独秀会见。
三十年代的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也是无产者众多的地方，很多知识分子聚集在这个城市里；同时，这里也是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集中的焦点，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基地。帝国主义在这里的统治手段十分残酷，因而这个城市里蕴藏着巨大的革命能量，一有时机，便会以极具激烈的形式爆发出来。此外，上海地处长江口，对外联系也很方便。因此，维经斯基决定选择上海作为共产国际在中国乃至整个远东地区的活动据点。4月下旬，维经斯基到达上海，立即会见了《新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并向陈独秀介绍了共产国际、俄共（布）党以及苏俄情况，建议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后经陈独秀的介绍会见了上海《星期评论》的主编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和《时事新报》的负责人张东荪。
[3] 在此期间，维经斯基还与上海学生联合会正副评议长狄侃、程天放以及东吴大学学生代表何世桢等人接触过，并和一部分人士进行座谈。不久，张东荪、戴季陶因政见不合先后退出座谈会。
维经斯基在与陈独秀商讨建党问题时指出：“中国现在关于新思潮的运动虽然澎湃，但是，第一，太复杂。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使思想界成为混乱局势。第二，没有组织。做文章、说空话的人多，实际行动一点都没有，这样决不能推动中国革命。”
[4] 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经过反复酝酿，由陈独秀、李汉俊、李达、俞秀松、陈望道等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
1920年夏天，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李达、陈望道、沈玄庐等人在《新青年》杂志社开会，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并推选陈独秀为书记。维经斯基和陈独秀商议后草拟了一个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以统一思想。不久，邵力子、沈雁冰、李启汉等人也加入了党组织。1920年9月起，党组织又把《新青年》杂志改为党的公开机关刊物，又以11月开始出版的《共产党》月刊，作为党的秘密刊物。这些刊物着重宣传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知识，大量刊载有关共产国际、各国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资料，介绍列宁的建党思想和俄共（布）的建党经验。维经斯基也写了不少文章。《共产党》月刊对统一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认识和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建立起了推动作用。1920年夏，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与各地共产主义者取得联系，积极地进行建党活动。很快，在北京、湖南、武汉、济南、广州先后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赴法勤工俭学生中的先进分子也建立了共产主义组织。
1920年8月，在维经斯基的参与下，在上海创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由俞秀松任书记，同时出版工人刊物《劳动界》，它以通俗的语言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11月21日，上海机器工会成立；不久又成立了印刷工会和纺织工会。
为了输送中国革命青年赴苏俄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维经斯基和夫人库兹涅佐娃及杨明斋在上海创办了外国语学社，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讲授俄文，李达教日文，李汉俊教法文，李振瀛教英文。为了真实地报道苏俄与共产国际的情况，1920年8月由维经斯基亲自在外国语学社内设立“华俄通讯社”，杨明斋任社长。后来，由于学员们分批去苏俄学习，外国语学社遂于1921年5月中旬结束。
二
维经斯基一行来华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帮助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组织，还为了要同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建立直接联系。1920年秋，经陈独秀介绍，维经斯基在上海同孙中山会见，这是共产国际的使者同孙中山的第一次会面。维经斯基后来回忆这次会见情况道：“孙中山在自己的书房里接见了我们。房子很大，立有许多装满书的柜子。他看上去像是四十五岁到四十七岁（实际上他已经五十四岁了）。他身材挺秀，举止谦和，手势果断。我的注意力不知不觉间已被他俭朴而整洁的衣着所吸引，他身穿草绿色制服，裤腿没有装在靴筒里，上衣扣得紧紧的，矮矮的衣领，中国大学生和中国青年学生一般都穿这种上衣。”
[1] 会晤时，孙中山先后询问了俄国与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情况，维经斯基一一作了介绍。在两个多小时的谈话中，孙中山着重讲述了军阀袁世凯如何背叛革命，如何企图借助日本帝国主义来复辟帝制。孙中山还谈了他又怎样在东京经过朋友们的斡旋，对当时任外相的加滕施加影响，以使日本帝国主义政府与袁世凯断绝联系。孙中山十分肯定地说：日本政府和袁世凯之间签订的《二十一条》并不是由于日本方面的压力，而是袁世凯本人向日本驻华公使提出或是向其暗示的，即只要日本方面协助复辟帝制，他就签约，后来果然签约了。在会谈快要结束时，孙中山又回到了苏维埃俄国的话题上来了。维经斯基后来回忆：“可以看出他（指孙中山）特别关心的问题是如何能使刚刚从广州反革命桂系军阀手中解放出来的中国南方与遥远的俄国之间建立联系，把两地的斗争结合起来。孙中山抱怨说：广州的地理位置不允许我们同俄国建立联系。”他一再询问是否可以在海参威或满洲设立一个功率强大的电台，从而使苏俄能够同广州保持通讯。”
[2] 这次会见并未能使共产国际同孙中山建立起较为密切的联系。尽管孙中山表示了十分迫切的愿望，但共产国际的代表对孙中山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是认识不足的，他们选择的目光仍然离不开拥有军事实力的人物。维经斯基提到他愿意会见孙中山的原因时说：“我欣然接受陈独秀同志，因为我也一直很想认识孙中山博士。此外，我知道，他近日要动身到南方去，到其追随者，国民党员陈炯明将军的军队掌握的广州去。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中间关于这位陈将军流行着各种离奇的传闻，说他组织了许多研究社会主义的学校，邀请革命学生到他的军队里进行教育工作，有的说他几乎打算在中国南方建立一系列的公社。认识了孙中山，我就有可能认识陈炯明将军和就近仔细观察他的‘神奇的’空想和计划。”
[3] 另外，维经斯基在谈到他后来会见陈炯明的印象时说：“孙中山离上海到广州以后不久，我也得到一个偶然的机会来到了广州，并且和陈同志（指陈独秀）一起拜访了陈炯明将军。陈炯明是辛亥革命时期的一位将领，他早年是新闻记者，是秘密组织成员和国民党员。陈炯明给人的印象是意志坚强，很能自我控制。就其谈吐和举止看，他是一个清教徒。他敬重孙中山，但是认为孙中山是理想家和脱离实际的人。”
[1] 由此可见，维经斯基对这位乔装打扮成社会主义者的陈炯明是颇有好感的。同时，历史还告诉人们，在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无论是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还是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远东共和国，都曾经全力从事于对北京政府的外交，所实行的是接近吴佩孚政策。包惠僧在《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的回忆》中说：维经斯基第一次来中国期间，就主张联合吴佩孚以发动民主运动，他认为可以合作的人物是吴佩孚。因此，维经斯基于1920年10月9日前去访问了吴佩孚的幕僚白坚武，和他讨论了中国的政治形势，并向他介绍了苏俄的情况。马林也回忆说：“在赤塔的俄国人坚信，为了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可以合作的人物是吴佩孚，而不是孙中山。”他们认为孙中山是梦想家，而他们宁愿支持吴佩孚。
1920年11月7日，为纪念十月革命胜利三周年，维经斯基发表了题为《中国劳动者与劳农议会的俄国》的演说，并将此文署名“吴廷康”刊登在《劳动界》第十三册上。他在演说中说：“三年前在俄国劳工农民推倒资本家和军阀，组织劳动会议共和国的成功日……从有历史至今，这是头一回劳动者脱离了富豪的压制手段，夺回了自己的天赋权”，这一天不仅是俄国劳动者的纪念日，也可说是世界各国劳动者的庆贺日。维经斯基告诉中国的劳工农民们“要脱离中外资本的压迫”，“要解除官吏所加的担负”，“若是我们要脱离这些困苦境遇”，就应该“互相联络起来，然后再和各国劳工农民互相联络起来，一齐作俄国劳工农民所作的事，劳工农民快觉悟罢！快着手解放自己罢！”
[2] 这年12月，维经斯基从上海启程回国。1921年1月途经北京时，在李大钊办公室里与李大钊、张国焘，会谈了几次，又与北京党组织的全体党员进行了座谈，内容有共产党的基本信念、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共产国际成立的经过、俄国革命情况及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等。维经斯基通过这次访华结识了许多中国革命家，和他们作了知心朋友，也积累了许多知识。所有这些对他以后在共产国际所从事的工作提供了很大方便。
正当维经斯基返国途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出了建立远东书记处的决定，选择伊尔库茨克作为书记处的驻地，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远东全权代表舒米亚茨基主持书记处工作。1921年春，维经斯基、库兹涅佐娃、萨赫扬诺娃一行从中国回到了伊尔库茨克，便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由于舒米亚茨基又是西伯利亚党政军几方面的负责人，平时很忙，所以远东书记处的日常工作一般都由当时担任秘书工作的维经斯基负责处理。远东书记处的工作主要依靠下设的按国别划分的科：如日本科、朝鲜科、中国科等。各科均由各国的共产党人主持，也有部分苏俄工作人员。在远东书记处中国科工作的人员先是与维经斯基同去伊尔库茨克的中国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张太雷。张太雷于1921年3月到达伊尔库茨克，为首任中国科科长，后是张国焘。在中国科工作的还有一些为俄人，如阿勃拉姆松、马迈耶夫、克利莫夫、多比索夫、达维多维等。
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共产国际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张太雷作为中共正式代表，出席了大会，并在会上作了简短的发言，他介绍了中国正在与帝国主义作斗争的各种革命力量，呼吁共产国际重视、支持中国革命。他说：“在今后的世界革命中，中国富饶的自然资源和庞大的劳动力是用来反对无产阶级，还是被无产阶级用以反对资本家，这一点将取决于中国共产党。但是不应该忘记，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共产国际对中国运动的关注。”
[1] 与此呼应，1921年维经斯基在《新远东》第一期、《新东方》第二期两个刊物上先后发表了《世界帝国主义在中国竞争》和《远东各国人民代表大会》两篇文章，阐述了共产国际应重视和支持中国及远东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的重要性。
维经斯基的第一次来华决定了他以后的生活道路，自此之后，他的命运总是和中国以及中国人民英勇的革命斗争密切相关。
三
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到达上海。他的任务是考察远东各国的革命运动情况，与革命者建立联系，并调查是否有可能建立共产国际远东局。马林到达上海不久，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遣接替维经斯基在中国工作的尼科尔斯基也到达上海。共产国际直接派出代表到达上海，表明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922年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根据他对中国的考察，多次建议中国共产党放弃对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到国民党中去进行政治活动，建立民主运动的国共联合阵线。但这个建议遭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的坚决反对。陈独秀在4月和6月30日两次写信给正在远东局工作的维经斯基，提出中共中央断然拒绝接受马林提出的中国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加入国民党的建议。陈独秀要求维经斯基向共产国际陈述：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国民党联美、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等六条理由。同时，他也表示了亲自到莫斯科的迫切愿望，希望维经斯基向共产国际转达他的意见。维经斯基遂将陈独秀的意见向共产国际作了转达。
1922年5月11日，维经斯基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中国“内”战和帝国主义者》一文，论述了张作霖和吴佩孚之间的斗争。维经斯基写道：“中国人民深知，两派军阀无论那一方打胜，得利者仍然是日本帝国主义或英帝国主义，而军费开支还要由中国人民负担。”“如果中国有一部分资产阶级还抱有这种希望：认为英国在华势力取得胜利，在英国势力范围内经商又能比在日本势力范围内更安全的话，那么，由于北京附近的武装行动所造成的目前商业萧条，未来战胜者随之而来的勒索筹款，就会使他们大失所望，因而也会使他们对英帝国主义产生敌视情绪。”中国广大劳动群众通过痛苦的体验认清了“无论那一种帝国主义者，只要他们呆在中国，自相残杀的战争就要继续下去，中国人民就要遭受更深的奴役。”“中国劳动群众从目前的内战中将得到的唯一教训是，必须在一切战线上，在中国现实的一切领域内，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进行斗争，在这个现实中，必须同民族资产阶级站在一起，同时又必须依靠劳动者本身的力量，保持自己的独立。”
[1]这年7月11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在莫斯科完成了《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并于17日向共产国际执委会递交了这份关于中国形势的详细报告。报告提出了共产党人应与国民党联合，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进行共产主义宣传以及把中央委员会的驻地迁往广州，在那里公开进行工作的政策性建议。随后，由共产国际远东支部维经斯基代表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委员会发出了命令，命令的全文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接短笺后，应根据共产国际主席团7月18日决定，立即将驻地迁往广州
[2] 与菲力浦（即马林）同志密切配合进行党的一切工作。”这样，苏俄政府外交人民委员会、共产国际远东局、远东共和国政府准备同吴佩孚联盟的方针宣告彻底结束。
1922年底，共产国际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维经斯基出席了大会，并同中国共产党代表一起参加了关于东方问题的总提纲的讨论。鉴于此时苏俄政府同中国北京政府的谈判已走向失败，而同孙中山的联盟则接近形成，所以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把国共合作问题提高到了战略决策的高度，深入地讨论并制订了东方各国建立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当时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任务是如何按照中国情况找出贯彻这一总策略路线的具体道路。但这个问题的解决将取决于如何评价中国共产党所依靠的工人运动的力量、规模、发展速度以及潜在的可能性。
参与制订和实施共产国际的这条策略路线的维经斯基，既反对中国共产党内过高的估计工人阶级的力量、在实际上拒绝统一战线策略的“左”倾宗派主义，又反对过低评价工人阶级力量、夸大以国民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革命性的那种右的倾向。维经斯基把工人运动的高涨看作中国政治生活中新产生的“真正本质的因素”。他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努力判断这个因素对于民族解放斗争的进程所能够发生的影响。维经斯基认为，工人运动给中国的政治形势带来双重影响，它“一方面是重新改组国内各种社会力量的因素，另一方面又是聚集和团结反对帝国主义者的民族力量的因素。”正是由于后一种作用，也就是从工人运动是民族解放斗争的动力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工人运动有着美好的前景。他认为正在成长着的中国无产阶级运动“应当在争取中国民族独立斗争中迅速发挥着大作用。”因为，在中国当时的情况下，无论哪一次工人的大规模罢工，不管组织者和参加者当初的意图和要求如何，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反对帝国主义的或一般民主主义的性质。换言之，民族解放和一般民主主义的使命是历史发展过程必然赋予无产阶级的使命，这是不以领导人的主观愿望而转移的。维经斯基特别强调指出：中国工人阶级“正在开始走上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最前线”，工人组织“依然是中国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创导者。”维经斯基在分析工人阶级同参加反帝运动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有产阶级之间相互关系时，认为这个问题对于中国工人运动以及共产主义运动都是极为复杂的策略问题。他指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最有远见的孙中山及其国民党，不仅支持工人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而且尽力利用工人达到自己的目的，使工人接受自己的影响。同时他还明确指出：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又反对这个运动，因为这个运动也反对民族资本。这种分析，实际揭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资本所具有和不可克服的两面性。
维经斯基虽然主张在统一战线范围之内推行国共两党合作的政策，但他开始仍对国民党抱着警惕和慎重的批判态度。作为共产国际执委的工作人员，维经斯基直接参与制订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共产国际主席团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关系的重要指示，特别是参与制订了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草案，这个指示第一次指出农民运动的重要性。后来，这个草案在农民问题上经过重要补充，得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批准。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决议》阐述了共产国际建议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即“共产党员加入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政党的国民党中去”。以这种形式结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因是：1. 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才迈出第一步，它们还很弱小；2. 国民党内有明显的反帝倾向；3. 孙中山越来越明显的意向是要在民族解放斗争中依靠苏联的支持和援助，因而也就决定孙中山愿意同中国共产党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其中包括允许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决议》同时提出“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与之合并，也决不能在这些运动中卷起自己原来的旗帜”
[1]“党必须保持自己原有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会议还决定要维经斯基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
5月2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发出了13点指示，指出在建立统一战线时，必须建立工农联盟，工人阶级的政党必须掌握领导权，强调“农民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整个政策的中心。”但是，这个指示几经辗转，到7月中旬中国共产党才收到，而此时，党的三大已经结束。这次代表大会在讨论进一步改组国民党及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的问题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张国焘、陈独秀与马林的意见分歧很大，依然不相信能把国民党改组成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维经斯基在莫斯科知道这一情况后，便写信给张国焘，希望他注意维护幼弱的中国共产党的团结，不要“在党内设法制造任何新的困难和分裂。”11月16日，张国焘给维经斯基复信，谈了争论双方的观点，对马林等人认为“国民党代表国民运动”，和“改组国民党的可能性”的观点，表示怀疑。党的三大接受了共产国际执委会1923年1月12日作出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指示，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在大会讨论中，既批评了对国共合作持怀疑态度的“左”倾观点，也不同意“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右倾观点，认为必须坚持党的独立性。但是，党的“三大”宣言又提出了“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并号召社会上的革命分子“都集中到国民党”中来等思想，也是不妥当的。不过纵观全局，维经斯基参与制订的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示，仍然帮助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实践证明，党的“三大”成了国共合作、改组国民党，迎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高潮的一个历史性转折。
四
1923年8月，中国国民党派出了以蒋介石为团长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问苏联，代表团考察了苏联的党、政府和军队。在此期间，维经斯基和蒋介石进行了会谈。10月30日，维经斯基在《新东方》第四期上发表了《无产阶级和中国的国民运动》一文，在提到关于无产阶级的作用问题时说：“年轻的无产阶级还只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新因素，而且它对党的影响还是不够有力的”，“中国无产阶级政党明白，在当前历史时刻，它还不能起到使自己的人摆脱帝国主义压迫的唯一解放者的作用。然而，它要比国内其它政治派别更加清楚，民族解放运动应当走哪条路。”
11月初，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奉调离开中国返回苏联。同月，维经斯基第二次来华，此时，他仍担任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的工作。来华后，他由北京到上海实地考察国共合作情况。途经北京时，他曾约张国焘在华俄通讯社北京分社社长斯列帕克家里会谈，针对张国焘不同意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思想倾向，说明共产国际要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为了使国民党革命化。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不是遇事听命于国民党，或为国民党左翼，而是要支持和团结国民党内的左派，反对国民党中的不革命分子。随后，维经斯基去上海，和中共中央一起工作。12月底，维经斯返回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并商讨对于国民党的方针政策等有关问题。
1924年4月，维经斯基第三次来华，准备出席中共中央扩大会议。5月上旬，在中央全会召开之前，陈独秀和张国焘一同拜访了维经斯基。维经斯基在和他们会面时说，中共中央的工作方针，重点应放在本身组织的发展和领导工人运动。对于国共合作，共产党员要积极支持左派，反对右派，促进国民革命
[1]。
为了总结国共合作的经验，加强对工农运动的领导，克服实际工作中的右倾保守倾向，中国共产党于1924年5月14日至16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央全会扩大会议，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张国焘等都出席了会议，维经斯基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出席了会议。维经斯基在会上重复了会前同陈独秀等人所谈的意见。
1924年6月，赤色职工国际在广州召开了太平洋运输工人第一次代表会议，维经斯基出席了这次会议，并且被指定为这次会议的领导人。会后，他在《国际通讯》上发表了《太平洋运输工人第一次会议》的文章，强调工人要加入统一战线，组成共产党领导下的左派组织。他赞扬爪哇工人运动在建立统一战线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在广州期间，维经斯基由当时任广东省省长的廖仲恺陪同下，第二次会见了孙中山。孙中山对苏俄经济恢复情况和农民生活情况很感兴趣，他向维经斯基详细地了解了列宁逝世后俄国的很多情况，他也十分关心资本主义国家承认苏俄的问题。同时，维经斯基也谨慎地询问了孙中山对不久前刚刚签定的中俄条约的看法，孙中山对此表示理解。维经斯基对这次会见留下的印象是：孙中山对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充满自信，相信帝国主义之间在太平洋地区的矛盾使中国人民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开展一场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伟大斗争
[2]。另外，1924年6月底，维经斯基还发表了《中国南方时局与孙中山政府》一文，指出了国民党的弱点和中国共产党人的任务。他说：“国民党虽具有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传统，但就其成员的社会成分而言，在一定程度上，是依附于大资产阶级和地主的。”他也认为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国民党是愿意进行反对外来压迫，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傀儡——北洋军阀的斗争的。但是他们缺乏决心和勇气来改变航向，使自己的全部政策转到劳动群众的利益方面来”。而“和国民党共事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任务就是把工人、农民和年轻的中国知识界组织起来，通过这些组织开展宣传和演讲，逐步地迫使国民党改变政策，转到中国劳动群众方面来，去反对大商人和封建地主，转到苏维埃共和国方面来，去反对世界帝国主义。”
[1]中国国民党这个组织，本来包含着一些豪绅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分子，这些分子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新三民主义，成为国民党左派；廖仲恺等坚持三大政策和新三民主义的革命民主派成为国民党右派；还有一些动摇于左右之间的分子，则是国民党的中派。
在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曾有右派分子冯自由起来反对国共合作。国民党改组以后，右派分子张继、谢持、邹鲁继续公开叫嚣反对革命统一战线，他们在1924年8月的《“护党”宣言》中说：“自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其所以宣传打倒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者，其作用系在破坏国民党在国际之好感。一方面则注意打破国民党与国内各实力派（按：指当时各派军阀）之间合作……其计划系在消灭国民党”。孙中山虽然决心坚持三大政策，但是他却没有对右派分子的反动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也没有坚决地把他们从国民党的组织清除出去。同时，他在当时的广东根据地还收编有滇军、桂军、湘军、福军、粤军等西南各省小军阀的部队。这些军阀部队和右派分子勾结起来，实际上操纵着广东的地方政权。这就使广东虽然在当时已经是工农运动蓬勃发展的革命根据地，但却又存在着这些严重的反动势力。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斗争日益尖锐起来。不久，广州的商团在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发动了企图推翻孙中山的广东革命政府的武装叛乱。这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同赤色职工国际执行局一起创立了“不许干涉中国”协会，并在一些国家立了分会。
为了使广大的苏联人民了解中国革命的形势，维经斯基写了《中国当前的政局》这本小册子。由“不许干涉中国”协会交莫斯科国家出版社出版。小册子介绍了广州商团和江浙军阀混战的事实，揭露了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相互间的矛盾和争夺，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与英、美、沙俄等帝国主义之间对中国的争夺。指出国民党中有一部分人在社会上与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有联系；国民党没有采取应有的措施帮助工人建立他们本阶级的工会，国民党目前还缺乏决心和勇气把自己的全部政策转向劳动群众的利益方面。维经斯基还指明共产党的任务是使工人、农民、青年知识分子联合起来，运用宣传的方法使国民党把政策转向中国的劳动群众方面，转向苏维埃方面，反对大商人、反对封建地主、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维经斯基还在文章中说：“国民党当时认为，共产党的警告过于冲动，对帝国主义在中国活动的看法既欠缺冷静也不够成熟。共产党认为，在北京一个中国士兵由于紧靠使馆区围墙散步而被捕一事具有全国意义，并号召群众组织起来打退帝国主义分子的进攻；国民党却把这一行动看成是我们的同志过分热衷于宣传。”他强调：“但是，几个月后发生的事件完全证实了共产党的预言。确凿的事实迫使孙中山和他的亲信离开右翼，把路线拨向左转，转向劳动群众的利益方面。”
毋庸置疑，由于孙中山在广州局部地区战胜了嚣张的反革命势力及其主子英、美、法帝国主义者，使国民党在太平洋地区殖民地人民的心目中的威信空前提高，成为鼓舞这些地区人民解放运动的动力；由此也引起了各帝国主义者对国民党的更大的仇恨，各帝国主义对广东省的威胁也将更大
[1]。
1924年9月3日，维经斯基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中国南方形势日益紧张》一文。文中说：“商团正武装起来准备进攻执政党——国民党。”“早在今年5月声势颇大的商团已准备就绪，并组织起自己的力量……在组织上和训练上都得到了英法帝国主义者的援助。”他指出：孙中山政府主要由于党内右翼的影响，对此现象估计不足，认为商团的庞大武装远不能构成直接威胁。孙中山及其亲信甚至打算利用商团军这个组织去反对反动军阀陈炯明。维经斯基最后指出：中国南方三个月的形势告诉我们，孙中山政府“目前，应当进行土地改革，土地改革将吸引中国南方几百万农民参加解放运动，不进行土地改革，孙中山就不可能取得胜利。”
[2] 之后，他又在《真理报》和《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先后发表《中国内战和工人阶级》、《对中国的干涉》等文章，指出在1924年进行的皖系段祺瑞和奉系张作霖同吴佩孚、曹锟的军阀混战中，中国共产党应当号召工人阶级在共产党的旗帜下，加强组织性，参加反对英美走狗的斗争，同时揭露张作霖及其拥护者的反动政策，要求国民党直接扶助工农群众组织，坚决同帝国主义作斗争。维经斯基认为，帝国主义在远东地区的矛盾比其他任何地区都更为错综复杂。因此，西方的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和东方的劳动群众应当警惕地注视远东事态的发展，并准备同帝国主义作斗争。
1924年10月，正当直奉战争激烈进行的时候，冯玉祥率部从前线倒戈回北京举行政变，曹锟和吴佩孚倒台，新的军阀政权还没有巩固起来，全国人民，尤其是北方人民强烈的要求召开国民会议，制定宪法，以争取建立民主共和政权。11月，孙中山应邀北上。这时，维经斯基以魏琴的笔名于1924年12月17日、24日、31日在《向导》周报第95、96、97期上先后发表了《列强与中国国民会议》、《英国机关报的狡猾论调》、《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之宣传》、《国民会议、军阀和帝国主义》、《舒尔曼与美国对华的外交》等文章。12月20日，维经斯基以卫金为笔名在《新青年》季刊第四期上发表了《广东政府与国民革命》一文。上述文章中明确指出：“我们国民欲脱离军阀压迫的欲望，差不多日增月盛，现在更形成了普通的国民运动。国民会议的思想激荡了全国，各阶级各民众团体，对此思想皆有相当的明瞭，各有自己的观念。一般穷苦的民众希望国民会议能够改良自己穷苦的生活，给予自己以相当的保障。学生界和各种自由职业的人们希望由国民会议的道路，能够得到真正的民主政权和参加国家建设的机会。商业和工业阶级也希望国民会议能成为消灭军阀政治的工具，铲除国内防阻经济发展的障碍。”
[1] 文章指出：“段祺瑞一方面宣言召集国民会议，一方面却承认不平等条约继续有效，禁止学生之游行与开会——这种种的举动，的确是段祺瑞表现他不愿意顺从民意，而愿意为帝国主义的忠仆。”因此，维经斯基说：“唯一的办法，就是赶快组织民众的力量，预备国民会议之召集，由此国民会议选出为国民所愿意的人们组织政府，此政府一定可以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
[2]在《国民会议、军阀和帝国主义》一文中，维经斯基说，段祺瑞、张作霖和其他军阀要“召集军阀会议”，建立军阀政府。这个计划“是有日本帝国主义者做背景的。”他提醒大家要注意日本帝国主义的危险，他说：“现在的时候，中国人民一方面要继续反对英美帝国主义，而另一方面却不应忘记反直系的胜利同时把日本帝国主义巩固了。日本在华势力之巩固，对于中国人民有什么危险，这实在没有再加说明的必要。谁个不知道高丽的命运？日本人以保护高丽反对俄国为藉口，而终将高丽化为日本的殖民地。现在日本人欲巩固自己在华之势力，又高呼‘亚洲人是为着亚洲人’的口号。日本的帝国主义为着反对英美的帝国主义，欲利用亚洲的民族做它的填炮口的肉。中国人民应好好地知道这种实际的情形。”
[3] 文章对孙中山北上后在对日问题上存在的一些错误思想进行了公开的批评。维经斯基说：“一切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阴谋，临时的亲善政策，不过是要在我们国家中创立一个忠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政府。可惜很聪明的人如孙中山先生，也不甚明瞭这种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趋向。数星期前中山先生在东京某个女学校演讲，极力推崇东方文化之高于西方文化，以为东方民族有联合起来反对西方文化之必要……日本的爱国派对之深表同情。我们以公正的眼光看来，不能不说中山先生这种演说对于中国民众及日本的工农们有很大的害处。”
[1] 综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维经斯基认为帝国主义支持段祺瑞、张作霖和其他军阀所高唱的国民会议，实质上是大资产阶级、官僚地主阶级的代表的组织，这种会议绝不会有好的结果，应当向民众讲清楚，不要上当。
五
1925年1月11日至1月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维经斯基以共产国际的代表身份出席了大会，并根据国际指示的精神，帮助起草了《关于民族革命运动之决议案》。《决议案》分析了各个阶级对民族革命运动的态度，提出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指出：“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工人阶级不仅为本阶级的利益而奋斗，同时还要参加民族革命运动，并且在民族革命运动中须取得领导者的地位。”“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地位，才能得到胜利。”同时，这个领导阶级“也要能够抓住被压迫的各社会阶级力量，向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国内军阀及地主买办）——作战，才免得处在孤立的地位。”《决议案》在分析了上述问题的同时，提醒全党同志要警惕右的危险，同时也要提防“左”的倾向发生。这些重要思想的提出，是与国际代表维经斯的参与指导分不开的。但是这次大会对于怎样去夺取革命领导权，还没有具体、明确的认识。
1925年2月，维经斯基从中国返回莫斯科，代表远东殖民地委员会出席了3月份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第五次扩大全会。他在会议期间，于3月10日在《真理报》上发表《国民党军队战胜陈炯明的意义》等文章，论述了中国南方的胜利对全国革命运动的意义，指出：此后国民党政府终于有可能在广东省份内直接推行自己的政策，它可以在比过去更大的地区内继续推行保护农民群众和城市贫民群众的政策；国民党军队可以北上，中国将会出现一个空前未有的国民党运动。这次胜利还意味着国民党左派力量的加强。总之，维经斯基强调指出：国民党的军队“消灭了陈炯明，不仅是对中国大商人（买办）、大地主与富农的反革命运动的致命打击，而且是对组织和资助这个运动的英帝国主义的致命打击。”
[1]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27日，维经斯基便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了《孙中山与中国的解放运动》一文，对孙中山在反帝民族解放运动中对人民群众的力量重视不够作了论述。维经斯基说，从1895年起，孙中山就“开始为推翻中国的君主制度聚集力量。如何实现既定目标，如何使中国人民摆脱清王朝和上一世纪九十年代就开始进攻中国东北的帝国主义者的统治，对于这个问题，孙中山有自己的世界观，自己的看法和原则。”“孙中山当时确实是满腔热忱地想给人民大众带来解放，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可是他认为，人民的解放可以没有人民直接参加，因为人民还不够成熟，不能直接自我解放。孙中山和他的追随者认为，他们的历史使命就是同中国的军阀及外国帝国主义作斗争，战胜这些仇视中国的势力后，国民党就将把人民的天赋权利——自由和独立还给人民。”
[2] 维经斯基认为孙中山所以会有这种思想，其根本原因在于他和国民党对于反帝的民众运动的意义认识不足。5月，维经斯基回到中国。月底，上海工人为抗议日本资本家枪杀共产党员顾正红，爆发了震动全国的“五卅”反帝运动。维经斯基亲自参与了这一群众性罢工运动的领导。在这前后，中共中央经常在维经斯基住所召开会议，参加的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张国焘。有时召开中共中央委员会，除上述四人外，还有新任的中央委员彭述之，中央青年团书记任弼时、上海区委书记王一飞、职工运动委员会领导人李立三、刘少奇和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向警予等
[3]。会议的中心内容是分析形势，制定政策，积极慎重地引导工人运动。
6月5日，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及少共国际共同发表宣言，号召全世界工人与东方被压迫人民，一致抵抗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所施的残暴压迫。6月7日和14日，维经斯基在《真理报》上发表了《帝国主义者对中国工人运动的进攻》、《上海事件震撼着全中国》两篇文章，对五卅运动的作用和意义作了论述。他说，中国最近的事态中，最突出和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上海和青岛的无产阶级在同日本厂主的斗争过程中，再次打击了国内最危险的帝国主义势力。“中国无产阶级越能经受得住帝国主义的进攻，中国的一切民族解放社会力量的同盟就越能坚持下去，也就更有把握迫使帝国主义列强让步。”他号召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特别是它的先锋队欧美各国的共产党，立即组织对英勇战斗的中国无产阶级的支援，“因为中国无产阶级不仅站在本国解放斗争的前哨，而且通过整个事件的进程，成为世界无产阶级斗争中的重要因素。”
[1]10月初，维经斯基出席了在北京苏联大使馆召开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主要是总结“五卅”以来党领导国民革命的经验，确定以后的斗争方针。会议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必须集中力量，与城市民主派一般民众结成联合战线，吸引农民参加革命，才能给帝国主义和军阀以重大打击。并提出了“打倒奉系军阀”、“推翻段祺瑞反动政府”、“建立工农民众政权”的号召，提出了“耕地农有”的主张。这次会议还作出决议规定了对国民党的政策：反对右派而与左派结成密切的联盟，竭力赞助左派同右派斗争。还具体规定：非必要时，党的新同志不再加入国民党，不担任国民党的工作，尤其是高级党部。但是到了11月初，当北方郭松林倒戈失败和吴佩孚攻占河南之后，维经斯基和陈独秀都认为革命高潮已经过去，并一起修改了坚决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政策。
1926年5月15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二届二中全会。中共中央派彭述之、张国焘指导参加全会的中共党团。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提出了“整理党务案”，张国焘以不正派的手法要大家接受，使这个提案得以通过。会后，原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组织部长谭平山、宣传部代部长毛泽东、农民部长林祖涵）只得辞职。全会任叶楚伧为秘书长，蒋介石为组织部长，顾孟余为宣传部长，甘乃光为农民部长，邵之冲为青年部长。
5月底，莫斯科收到了关于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电讯。维经斯基此时已是共产国际远东局的负责人，他将情况报告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了特别会议，会上，维经斯基提出了下列建议：
一、中国共产党人“在绝对必要的情况下”设法与国民党讨论职务上某种分工的可能性；
二、“众所周知的共产党人”要从“国民党一切组织机构中撤出来”，但那些“尚未向国民党公开的”则“不要撤出或暂时不撤出来”；
三、两党“可能分离”的问题，“在紧急情况下”是应该考虑的。但是，在目前“离开国民党”则完全不是我们所希望发生的事。
这些建议被一致通过。
1926年6月初，维经斯基作为共产党国际执委会远东局驻上海代表再次来华。此行目的主要是为了纠正中国共产党人主张脱离国民党的倾向，因为“三·二〇”事件发生后，陈独秀主张退出国民党，实行党外合作。
1926年7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四届三中全会（扩大）在上海召开，维经斯基作为共产党国际代表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着重讨论了国共关系问题。在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决议案》中认为“三·二〇”以来蒋介石对共产党的进攻，是由于共产党指导国民党的方式上有错误，是代替了左派，而不是使左派在政治上、组织上自己形成起来，是我们自己造成国民党与共产党斗争的形势。决议明确规定党在国民革命中的策略，一方面应加紧在政治上表现独立，确立在工农中的势力，加强在革命化的民众中的政治影响；另一方面组织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潮流集合于国民党，以充实其左翼，以工农革命力量影响国民党，这样去和国民党左派结成强大的联盟，以与资产阶级争国民运动的指导，保证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所以现时我们在国民党内的联系，应当是：扩大左派，与左派密切联合，和他们共同应付中派，而公开反攻右派”。《决议》批评了陈独秀、彭述之联合提出的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的议案，认为“共产党应与国民党脱离组织关系……”这种观点是完全不对的，主张现在就与国民党脱离组织关系而仅仅和他们合作的理由，其实和国民党右派和新右派（中派）要求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的理由是一样的。《决议》还批评共产党包办国民党机关，占领发展国民党组织及党部工作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明确决定“我们留在国民党里”。最后，陈独秀表示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
[1]。
这次会议，虽然在原则上仍然坚持了无产阶级领导权，一般的仍然提要发展群众运动，但因继续对蒋介石采取妥协的让步政策，所谓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也就多半成了空话，而要开展群众运动，也就必然失去了可靠的支柱。会议所以出现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是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妥协忍让分不开的。
11月15日，维经斯基在《向导》周报发表《北伐军占领后的武汉》一文。文中写道：北伐军占领武汉后，武汉已成为国民党势力的重要中心，但买办阶级和劣绅地主等反革命势力仍然存在，帝国主义也暗地伺机破坏国民政府和北伐军。因此，“革命政权必须没收他们的财产，必须没收那些帮助吴佩孚又特别残酷压迫农民的反革命地主之土地，交由农民协会分给农民”。文章还指出，“政府必须向民众宣布其政纲。政府必须不惧怕反革命者。公开的勇敢的与农工商团体代表联络起来，并以革命的法律帮助劳动民众的求解放的斗争，别的道路是没有的。”维经斯基的这些主张，虽然有一定道理，但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武汉政府是不可能照此办理的，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六
1926年12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中央特别会议，维经斯基代表共产国际和苏联顾问鲍罗廷出席了会议。陈独秀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提出“反对党内的左倾”，“防止党外的右倾”。这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决议案》等决议。最后，维经斯基和鲍罗廷又和中共中央举行了一次联席会议，并通过了《政治问题决议案》。这次特别会议全面接受了陈独秀投降主义政策，维经斯基和鲍罗廷对此作了认可。这就表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已发展为路线错误，并且开始在党中央占据统治地位。
1927年初，蒋介石在北伐途中公开进行反对共产党的活动，在武汉任国民党政治顾问的鲍罗廷对蒋介石的反共态度进行了批评，而驻在上海的维经斯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却采取了继续支持和安慰蒋介石的政策。因此，蒋介石从南昌去电武汉国民党中央，要求撤销鲍罗廷的顾问职务，而以维经斯基取代鲍罗廷。2月，维经斯基为同鲍罗廷商谈对蒋介石采取何种方针从上海到武汉。鲍罗廷主张联唐（生智）反蒋，而维经斯基则表示“革命阵营不宜分化太快”，以便集中力量对付北方军阀及帝国主义。接着，维经斯基又从武汉赶往南昌，了解蒋介石的态度，几天之后回到武汉，说：“事态已无法挽救。”
[1] 于是又回到了上海。
同年初，共产国际派遣罗易来华指导革命，于2月抵武汉，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在他还未摸着工作头绪时，蒋介石已于4月12日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4月13日，罗易致电蒋介石，还对蒋介石存有幻想，希望蒋能认识到在帝国主义联合向中国国民革命进行攻击时，一切革命力量的团结是最大的需要；罗易还希望蒋介石将党内一切争论问题提到中央全体委员会议讨论解决。罗易最后在电报中表示：只要蒋介石采纳这一劝告，他便去南京访问，和蒋介石一起商讨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可是蒋介石一概拒绝罗易的意见。中国革命的形势处于十分紧急的关头。中共中央为了挽救革命的危局，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汉口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大会宣言》、《土地问题决议案》和中共接受共产国际七大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等议案
[2]。维经斯基参与了宣言和决议的起草工作。中共五大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指出：“农民运动的前途，必然是土地革命。”五大决定领导农民从事于平均地权的斗争，向着土地国有，取消土地私有制的方向努力。但对北伐军官是让步的，规定“革命军人现时已有的土地可不没收。”
“五大”以后，按决议应该实行土地革命了，可是鲍罗廷与罗易之间的争论越来越激烈。鲍罗廷代表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的一个侧面，即同国民党保持团结，维护统一战线。为此，不惜向国民党“左派”汪精卫让步，向唐生智、何键等国民党军官让步，把没收土地改成减租减息。罗易则代表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的另一个侧面即实行土地革命，为此不惜用工农武装力量反击一切阻碍土地革命的反动势力。这时，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在两者间表现了动摇，陈独秀追随鲍罗廷，主张取消土地革命，向国民党让步，结果丧失了挽救中国革命的最后时机。
1927年5月18日至30日，共产国际第八次执委第八次会议在莫斯科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共产国际执委会根据这项决议再次发出了对中国革命的五月指示。中共中央于6月1日收到上述的指示。当时，中国革命已经沿着错误的道路走到了失败的边缘，因此，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虽具有战略的指导作用，可是对于挽救中国革命时局，已无所补益了。因为自1927年4月下旬起，武汉政府已首先在湘鄂赣等省，组织了特别委员会，检查各级党部、政府机关和民众团体的“越轨”言论和行动。5月初，武汉政府又禁止公布土地委员会关于所谓政治没收地主土地的决议案；5月8日，通告工农群众团体不准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5月13日，武汉政府又以保护寺院为名，下令禁止反对神权活动；5月14日武汉政府命令工会、农会，禁止逮捕反革命和没收其“逆产”；5月17日武汉“左”派军队夏斗寅叛变；5月19日，武汉政府发表宣言，查办“过激”、“越轨”的言行，公开保护工厂主和商人的利益；5月20日，发布训令，保护地主、富农等“善绅”；5月21日，许克祥在湖南长沙叛变，公开屠杀湖南工农群众；5月23日，训令湖北省总工会，制裁罢工工人和工人纠察队；5月24日，发布保护“军人田产”令，一律禁止土地革命，已没收的要“清查发还”；5月底，武汉政府下令解散了湖北黄冈、黄陂两个最大的县农会等。在这种十分危急的形势下，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共产国际五月指示时，维经斯基和鲍罗廷都表示这个指示一时无法执行，罗易也表示难于实现。
1927年6月15日，陈独秀根据政治局的意见致电共产国际，表示完全同意国际的指示，但在短期内不可能实现。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决议反共，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遂以失败而宣告结束。此后不久，维经斯基和罗易、鲍罗廷等人便相继离开中国返回苏联。
七
中国大革命失败之后，维经斯基被共产国际调回苏联，从此，他未在共产国际组织中担任工作，而被分配担任全俄农业合作社中央农艺部副主席。1929年后，维经斯基主要从事社会科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1930年1月25日、29日和2月6日，中国学术调查研究所主持召开了关于陈独秀主义的历史根源讨论会，与会者批评了维经斯基和鲍罗廷，并认为他们应为“陈独秀主义”的错误负责。维经斯基在会上承认了他没向共产国际报告上海的中共中央在1925年至1926年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对此，他负有责任。根据会上的批评意见，维经斯基在《中国问题》第4—5号上发表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在1925年—1927年革命中的错误问题》一文，对他在这期间所犯的错误作了检讨。他说：“由于党是革命的政治和组织因素，它的作用就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党的政治路线、战略方针与策略措施都必须彻底摆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派别与集团的一切微小影响。只有坚决地毫不妥协地经常向自己队伍中这种影响作斗争，党才能坚持革命阵地，排除万难，完成自己争取与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这一历史使命。”“所以，不仅揭露现在的陈独秀主义，而且揭露过去的、主要是1925—1927年革命时期的陈独秀主义，势在必行。”维经斯基说：“对中国共产党所犯错误，我要担任很大的责任，要承担比中国共产党领导更大的责任。”“我和中共中央所犯的机会主义错误，是没有正确理解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中‘要求将反帝革命与土地革命紧密结合’的全部意义，这就导致违反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列宁主义方针，实际上没有贯彻执行这一指示。”
[1] 维经斯基敢于承认错误，并能接受其他同志对他的批评，《中国问题》刊物编辑部特地在他文章的末尾加了附言：“维经斯基同志按照党的要求，改正了自己过去的错误。”同年，维经斯基还在《中国问题》第三期，《世界经济与世界政治》第二期、《革命的东方》第八期上发表了《陈独秀主义的历史根源》、《伯力议定书和帝国主义政策》、《对中国政治形势的估计》等三篇文章。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仍然对中国人民怀有深厚感情的维经斯基在《中国问题》刊物上，发表《社会法西斯主义和中国革命》一文，谴责日本法西斯对中国人民的野蛮侵略。随后，在1932—1934年，维经斯基担任国际工人联合会太平洋书记处书记职务。在这段时间里，他在《城市宣传手册》第二期、《革命的东方》第13—14期、《布尔什维克》第5—6期等刊物上，先后发表了《对满洲的占领和中国革命》、《远东的事件》、《远东的事变与战争危险》等文章。并在莫斯科出版了《对满洲的占领和帝国主义的角逐》论文集。
1934年以后，维经斯基在苏联科学学会研究机构和莫斯科东方研究所从事教学研究工作，后来担任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协会公务部主任。1935年他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并在《太平洋》杂志先后发表了《日本对中国的新进攻》、《对中国的进攻及日本帝国主义阵营内的各种矛盾》、《中国抵抗吗？》等三篇文章。同年，由于他对经济学研究取得突出的成绩，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并担任了教授职务。1937年1月，他在《太平洋》杂志上发表《中国人民阵线运动与日本军国主义》一文，文章对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和迅速和平解决的必要性进行了分析，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想利用这个机会进行新的干涉，从中渔利，因此，必须争取全中国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一致对外。1946年，中国革命进入解放战争时期，维经斯基为欢呼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在《城市宣传员》杂志上，发表了《中国进步力量争取民主和国家统一的斗争》的文章。1947年6月10日，他在莫斯科作了《中国与列强》的演讲，这次演讲的速记稿在莫斯科刊物上公开发表。他在苏联《历史问题》第七期上发表了《1925—1927年前夕中国的各种政治关系》一文，文章叙述了20年代初期帝国主义在中国争夺和中国国内的军阀战争；历数了国共统一战线的形成的过程，说明国民党是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工人等各方面代表组成。文章还说明了随着当时政治形势的发展，国民党队伍分化成右派和左派的过程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国民党左派和广大工农群众镇压商团叛乱的情况。文章一直叙述到孙中山北上，全国掀起国民会议促成会活动止。莫斯科东方学研究所和莫斯科的有关单位还出版了维经斯基的《中国现代史讲义（1919—1924）》、《1931—1937年的日本和中国》。1950年，莫斯科《真理报》出版社出版了维经斯基的《为国家独立和民主而奋斗的中国共产党》等著作。
1953年，维经斯基因患重病而逝世。在他一生中曾撰写了几万篇关于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的学术论文和政治文章，为学术研究领域留下了丰富的遗产，对研究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问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 （苏）贾比才等著，张静译：《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1920—193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9月版，第6页。
[2] 杨明斋是旅居俄国的华侨，俄共（布）党员，参加过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3] 杨奎松：《从共产国际档案看中共上海发起组建之史实》，《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四期。
[1] 《对于俄罗斯劳民政府通告的舆论》，《新青年》第7卷第6号。
[1]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108—109页。
[2] 《李大钊传》第82页。
[3] 《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9页。
[4] 《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杨云岩、张注洪等编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55页。
[1]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99页。
[2]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93、101页。
[3]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93、101页。
[1]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93、101页。
[2]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951页。
[1]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载《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文献资料》第一辑，第57页。
[1] 《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6页。
[2]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9—1925）》，第321页。
[1]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第76—77页。
[1] 《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473页。
[2] 维经斯基：《我与孙中山会见》，《真理报》1925年3月15日。
[1] 《国际通讯》1924年6月第36期。
[1] 维经斯基：《中国当前的政局》、《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99—101页。
[2] 《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17—18页。
[1] 《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329页。
[2] 《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332页。
[3]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622—623页。
[1]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622—623页。
[1]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625页。
[2]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715页。
[3]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725），第747页。
[1]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725），第747页。
[1]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1]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第181页。
[2] 这里的“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即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体会议。
[1]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下，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8月版，第475、476、49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