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撰者话
王树声，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了“黄麻起义”，是鄂豫皖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他英勇善战，功勋卓著。建国后，任国防部副部长、总军械部部长等职。为改善部队武器装备、加强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严于律己，廉洁奉公，保持了人民公仆的本色。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一
王树声，原名宏信，乳名国荫，1905年5月26日（清光绪三十一年农历四月二十三），诞生于湖北省麻城县乘马岗区项家冲。家有兄弟姊妹十人，他排行第五。
王树声的祖父，在家乡靠教私塾兼行医度日。他的两个儿子，仗着一身好力气，成年累月种田、磨粉、养猪，农闲时跑小生意，勤劳节俭多年，置下了水田十余石（四十余亩）、山林数块、房子三间、耕牛四头、马一匹，再加粉房的家业。在那贫瘠的山乡，已算殷实之户。王树声六岁时，这个大家庭一分为二。他的父亲分得半壁家产。王树声十岁左右时，父母先后被病魔夺去生命。年过花甲的祖母，挑起支撑全家、抚育一群幼小孙儿的重担。
王树声父母去世后，家境日衰，老祖母让树声的哥哥和弟弟退学务农，独留下他一人继续就读。聪颖的树声，理解老人的一片苦衷，刻苦用功，埋首书卷，终于在1923年考上麻城县高等小学堂，并以优秀的成绩，博得老师和同学的赞扬。
在麻城县高等小学堂的教师中，最受王树声和同学们敬仰的，首推王幼安。王幼安是王树声同房共祖的亲叔伯长兄，在湖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曾受到董用威（必武）等进步老师的培育，毕业后应聘返回故乡母校执教。他秘密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在家里设置一个隐蔽的书房，藏有不少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小册子，以及国内外出版的进步书刊。王树声和他的同窗好友蔡济黄、刘文蔚、桂步蟾、徐其虚等，在王幼安的引导下，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刊，领悟其中道理，相互探讨祖国前途，渐渐明白中国深受灾难的根源，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与反动的军阀和帝国主义侵略者斗争，才有光明的未来。
1924年底，王树声由麻城县高等小学毕业。因为老祖母再无精力当家，不得不使几个孙儿各立门户。王树声被迫辍学，负起赡养祖母、照料家业的重担。这期间，他曾在本乡当过塾师，充任过本区乘马岗初等小学校长。
就在王树声苦闷、彷徨的时候，他的好友桂步蟾、徐其虚等，由省城带回北伐已经开始的消息，还向他介绍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讲述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的情况。王树声越听越入神，急切地问：国民党和共产党究竟在什么地方，怎么参加? 几位好友告诉他：在武汉上学的同学，不少都参加了国民党，现在是奉命回家乡联络同志的。王树声便经他们介绍，加入了中国国民党。
中国共产党麻城县的秘密组织，发现王树声对共产主义竭诚拥护，对革命事业披肝沥胆，就由刘象民和桂步蟾出面，向王树声透露了真情：他们既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又按照党的决定，以个人身份加入了中国国民党。王树声得知这一情况，坚决要求参加共产党，并且表示：即使流血牺牲，也在所不惜。经刘、桂二人介绍，1926年春天，王树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共麻城特别支部和乘马岗党小组的领导下，王树声积极开展革命宣传工作，在他的影响下，他的大哥王宏忠，二哥王宏恕、堂兄王宏学、堂弟王宏儒、堂妹丈马友雷等，都先后加入了共产党。国民党麻城县党部正式成立以后，王树声便和同志们一道，打着国民党的旗号，以公开或者合法的身份，在四乡“办党”( 麻城群众对筹办国、共两党组织的俗称)。
1926年10月15日，正值农历九九重阳节。麻城北乡中心乘马岗，一大早不少人从四面八方涌来，汇聚到街头一座大会馆，庆祝“办党”来了。
王树声主持大会。县、区领导和民众代表先后登台演说，会上，散发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铲除贪官污吏”、“实行二、五减租”等传单。在全场欢呼声中，乘马岗国民党区分部成立，王树声为书记。同时，中共乘马区支部也秘密建立，作为国民党乘马区分部的领导核心，王树声任第二乡党小组长。
紧接着，王树声与同志们一道广泛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协会。一天，王树声来到东岳庙湾，号召办农会。周边很多湾子的贫苦农民，争先赶来。王树声激情洋溢地对乡亲们说：“大家盼望的好世道来了! 北伐节节胜利，军阀纷纷垮台。那些吃穷人血、喝佃农血的地主老财，也快完蛋了! 我们要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怎么打? 一个拳头不行，要靠我们穷苦人团结一心，组织自己的农会，才有回天之力。”大伙欢欣鼓舞，围住了王树声，抢着报名入会。登记完毕，王树声高举花名册，激昂慷慨地宣布说：“从现在起，大家都是顶天立地的农会会员了! 今后哪个胆敢再欺压你们，你们就来找农会，农会就是大家的靠山!”
不久，在王树声等人的发动、领导下，乘马区农民协会宣告成立，王树声为组织部长。农民协会成立之初，农友们看到农会的不少大、小领导，包括王树声在内，要么本身是地主家庭，要么和土豪劣绅沾亲带故，大家不免心存疑虑。王树声明白，农民是最讲“眼见为实”的。因而，他一再向共产党组织表态：“我们这些人家的田地和钱财，都是靠剥削来的。我们既然自愿参加了共产党，就坚决不再跟地主老财和土豪劣绅站一起，我们要革命他们的命!”他带头动员自己的兄弟姐妹，和他们一道亲自登门，向本家佃户和债主宣告，从今后再不收租收息，并当场退佃、退押，焚毁了地契、借约。农友们疑虑顿消，奔走相告：跟王树声他们一起干吧，人家是真革命!
农民运动的烈火，由此熊熊燃起。那些地主恶霸、土豪劣绅，怕得要死，恨得要命，想尽花招，妄图顽抗。其中，最猖狂的，莫过于罗家河大恶霸丁枕鱼父子。丁枕鱼外号“麻城北乡一只虎”，其子丁岳平，也是一只“吃人狼”。他家有良田六七百亩，放债无数，鱼肉乡里，无恶不作。农民运动兴起后，下令减租减息。这对虎狼父子，发誓要跟农会斗到底。冬月十六那天，当农友们在罗家河街头，刚刷了几条打倒土豪劣绅的标语，就被丁家的爪牙撕得粉碎，还疯狂砸了罗家河农会的办公室。
乘马区农会主席胡静山，听了这个消息，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与会者虽火冒三丈，却又面带难色。只因丁枕鱼是王树声的舅公，怕他下不了狠心。这时，王树声急匆匆赶来，正气凛然地对大家说：“要革命，就不能讲情面。谁反对农会，就是我的亲娘老子，我也要跟他斗!”说着，拍案而起，和农会其他领导人带着上千农友，高举灯笼火把，挥动锄头扁担，直扑罗家河，逮了丁枕鱼，狠斗了这个大恶霸，最后押往县城。
目睹此情此景的广大群众，莫不为王树声的“大义灭亲”深深感动。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远，有口皆碑：人家王树声，硬是脱胎干革命哪！
1927年春节，家家户户正在欢欢喜喜过年的时候，王树声接到县农会指示，要他带领乘马区农民，火速往县城救急。
原来，麻城北乡一些逃避农民运动，跑到外地的土豪劣绅，勾结国民党右派，以麻城县代理商会会长李舜卿和工贼、工会会长“罗偏头”为代言人，要挟国民党麻城县党部释放被关押的土豪劣绅，并扬言要砸烂县农会。就在他们要下毒手的时刻，王树声等带领数千农民大军，浩浩荡荡开进县城，逮捕了兴风作浪的李舜卿和“罗偏头”；与李、罗狼狈为奸的县长刘芳和县承审官徐某，也被县农会罢了官。事后，王树声任县农会组织部长。
不久，以蔡济黄为首的中共麻城县委成立，王树声为委员。就在这时，“四一二”政变发生。未几，逃窜在河南光山的麻城土豪劣绅，纠集当地反动红枪会上万人，反扑回来，为首的就是丁枕鱼的儿子丁岳平等。他们一路毁青苗、拉耕牛、抢财物、杀群众，血洗乘马、顺河两区，最后包围县城，狂叫：“要清党，要报仇，要杀人!”制造了震动全国的“麻城惨案”。
中共麻城县委组织逃难进城的农友和城关的店员、贫农、学生，守城迎敌。王树声端起步枪，撂倒了其中最狂的一个“教师爷”，当场戳穿了红枪会“刀枪不入”的鬼话。紧接着，守在城头上的群众，用石头、瓦片、灰罐，如冰雹般向城下砸去，打得暴徒们头破血流，乱作一团。
混战中，另一匪首“王九聋子”带了一帮人想偷袭西门。王树声在暗处架好了一门土炮，待其靠近城门时，轰隆几响，把“王九聋子”炸了个粉身碎骨。丁岳平慌了手脚，急忙收拾残兵，向后侧倒退几里。
然而，麻城县仍在反动红枪会的重重包围之中。为了解围，县委决定派人到武汉搬兵。王树声主动请命，只身突围去省城求援。
主持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工作的董必武，听了王树声的报告，立刻联系各方，组成麻城惨案调查委员会，并指令正在黄安剿匪的省警备团一营，会同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三百名武装学生军，由王树声引路，驰援麻城。援军离麻城还老远，围城的红枪会便纷纷逃散。
5月16日，麻城解围。第二天，王树声、蔡济黄等召开群众大会，根据湖北省新颁布的《惩治土豪劣绅条例》，对罪大恶极的丁枕鱼、李舜卿等进行公开审判，正法示众。会后，王树声等随农讲所学生军和省警备团的官兵，在新组建的农民敢死队的配合下，分途追击逃窜在乘马地区的红枪会，沿途解救了无数被关押、吊打和受残害的革命群众。
二
“七·一五”汪精卫集团公开叛变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此时，麻城县原被打得七零八落的封建反动势力和他们操纵的民团、红枪会，重新猖獗起来，不断向乘马、顺河一带进犯。革命队伍中少数不坚定分子，有的绝望，有的逃避，有的变节。王树声和蔡济黄、刘文蔚等，则继续率领广大农民自卫军、农民义勇队和穷苦人民，与反动的民团、红枪会日夜拼杀。
鄂豫边境百里交界线，是革命与反革命较量的主要战场。一天，得到确切情报：原西张店民团团长、大恶霸王芝庭，纠集了河南新集的民团和红枪会匪三四千人，准备杀回老家。王树声等县委领导经过缜密地分析、研究，断定：分隔鄂豫两省的北界河，是敌人进犯的必由之路。这儿东边山峦起伏，草深林茂，正好打它个“伏击战”。8月18日夜晚，王树声调集队伍，在北界河口东部山岗，布下三道天罗地网：第一线，是手握钢枪的农民自卫军；第二线，是带梭镖、土炮的农民义勇军；第三线，是成千上万拿锄头、扁担等的农民群众；西边山岗，还请来了邻县黄安协同作战的大批农民武装。
第二天，在近午毒辣辣的日头下，大队的敌人像一条长蛇，向北界河蠕动。一俟敌人进了包围圈，随着王树声振臂高呼一声“打”，就是三通令炮，一阵排枪。埋伏在草丛、树林、山隙、岩洞的农民自卫军和义勇队，如猛虎下山，向敌人扑去；漫山遍野的农民群众，也齐声助威，霎时，把敌人的先头部队打了个晕头转向，当场缴获战马6匹、步枪12支、驳壳枪6支；后面的敌人，也被追打得乱了套，自相残杀，夺路逃命。匪首王芝庭，被生擒后斩首。
9月间，王树声等麻城县委领导人，听到“八七”会议精神的传达，就雷厉风行地展开暴动的宣传、组织工作。从9月26日起，麻城和黄安两县统一行动，成群结队的农民日夜捕捉土豪劣绅，没收地主财产，打击反动势力，搞得一片火红，史称“九月暴动”。但是，由于两县党组织缺乏领导起义的经验，没有及时在农民协会的基础上建立起革命政权，没有及时在农民自卫军的基础上建立起革命军队，因而未能把农民运动推进到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阶段。不久，由于国民党派兵干扰，致使斗争暂时停顿下来。
湖北省委总结黄、麻“九月暴动”的正反经验，认为两县仍有相当雄厚的农民运动的实力，仅仅麻城乘马岗一带，由王树声等指挥的农民自卫军就拥有长短枪百余支，能动员起来的群众上万；而且，当地土豪劣绅已基本除尽，土地分配了不少，继续组织暴动仍大有可为。10月间，省委派吴光浩等组成中共鄂东特委，加强对黄、麻地区的领导；11月初，又在黄安七里坪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作出了武装夺取黄安城，建立革命政权和革命军队的决定。
1927年11月13日，吴光浩、王树声等带领农民自卫军、义勇队，在成千上万挥动着大刀、长矛、渔叉、鸟铳的农民协同下，一举冲进黄安古城，活捉县知事贺守忠，把革命的红旗插上了黄安城头。
18日，大别山区第一个工农民主政权——黄安农民政府诞生了；与此同时，黄、麻两县农民自卫军也改编成为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黄安为第一路，麻城为第二路，由潘忠汝、吴光浩分别任正、副总指挥兼司令，王树声任第2路分队长。
12月5日夜，国民党一个师向黄安突然袭击。起义者虽与敌进行殊死搏斗，终因力量对比悬殊，黄安城被国民党军攻占。鄂东军总指挥潘忠汝和许多优秀战士在突围中英勇献身。吴光浩等收集突围出城和在城外的百余工农革命军，决定大部分转移到黄陂一带，留下少数人枪由王树声等率领，在黄、麻北部坚持斗争。
王树声和他的战友历尽艰险，与敌周旋。与王树声一起留下坚持斗争的麻城县委书记蔡济黄和鄂东军第二路党代表刘文蔚等不幸殉难；王树声的老祖母，也被丁岳平等折磨致死。王树声和他的小分队，决定分散活动，四处寻找党组织和大部队。1928年2月的一天，化装为小商贩的王树声，在与麻城相邻的罗田县三里畈，找到了吴光治率领的工农革命军。大伙向他诉说了别后两个多月的情况：吴光浩等率领鄂东军的七十余名战士，与王树声等分手后，冲破敌人的封锁，转移到敌人统治薄弱、群众基础好，而且山高林密、便于回旋的黄陂县木兰山，改番号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他们趁农历年关奇袭山南的罗家岗，赢得胜利，现在又转战到三里畈，准备重返木兰山。王树声听后甚为兴奋，随即和战友们离开三里畈，登上木兰山。他被任命为第七军二分队党代表。
第二分队活动的范围是，麻城南乡白果、白鸭山一带。王树声和大部分战士都是本县人。他们一回到故乡，就解决了白果扬子山的民团，缴枪二十余支。在白果近处，有一条通往武汉的大道。平日人来车往，川流不息。有一天，王树声化装成“生意人”，带了几个战士，走进了路边一个叫枫树店的小客栈。王树声他们刚刚坐下吃了饭菜，就瞥见客栈外停下一乘轿子。一个头扣礼帽、满脸横肉的胖家伙走下轿子，由四五个身着黑衣、斜挎短枪的保镖簇拥着进了店门，一屁股蹲在王树声的桌子对面。
王树声一眼就认出了：他就是本县福田河反动透顶的团总，外号“杀人魔王”的彭汝霖! 王树声急中生智，递了个眼色给自己的战士，就装着解手先出了门。几个战士，跟随出来，王树声即悄声吩咐两个人，在门外监视，其余的，跟他再回去，看他的示意行事。
待王树声他们再一入座，彭汝霖就把凶煞的目光扫了过来。看王树声有些面熟，可又不大相信。这个被严令通缉的共产党要犯，竟敢光天化日之下，坐在这阳关大道吃喝! 于是，试探着问道：“你、你可是王、王……”没容他说完，几个战士就在王树声的目光一闪之下，从桌边“唰”地猛起，下了彭汝霖几个随从的枪。
彭汝霖还以为是“兄弟民团”连声说：“不要误会，不要误会！”
王树声冷笑着，走到他面前，拍拍他的肩膀，说：“彭先生，恭喜你呀!我就是你们下了赏钱，要买人头的王树声。现今给你送来了，咹，拿大洋来吧!”
彭汝霖霎时面无人色，慌着要摸手枪。王树声一把扭反他的胳膊。两个战士扑上，把他捆了起来。随即，把彭汝霖和他的一帮爪牙，押到客栈外的一片沙滩上，亲手处决了这个血债累累的老反革命分子。
回头，王树声又对那几个跪倒求饶、吓得发抖的爪牙，厉声训斥道：“看见了吧，这就是反动分子的下场! 不过我们晓得，你们有些人当民团，也不是情愿的。今后只要改邪归正，不和革命作对，我们就既往不咎，可如果胆敢再危害革命，欺压穷人，彭汝霖的今天，就是你们的明天!”
他们发誓说：“再不敢”，连连叩头而去。
王树声率部和其他三支小分队一起活动在木兰山周围的许多地方，神出鬼没地打击着敌人。短短20余天，就初步改变了原先“被动”、“挨打”的不利局面。
1928年4月初，驻黄安的蒋系十二军与桂系十八军发生内讧，十二军败退河南。王树声率部与第七军各分队一道，趁势重返黄、麻起义老区，把七里、紫云、乘马、顺河等区的地主武装打了个抱头鼠窜。
但为时不久，依然控制着黄、麻主要城镇的敌十八军，又加紧了对起义地区的“清剿”。经过游击战锻炼的工农革命军第七军，靠着乡亲们的全力支持，凭着对环境的熟悉，跟敌人展开了角逐。王树声和他的战友深感：一日数迁的争战，太疲于奔命，很需要一个落脚点；而他们多次穿梭的柴山堡，正处于鄂、豫两省的黄安、麻城、光山三县交界点，山高地险，既无敌军驻守，群众也有革命的要求，是个比较理想的依托地。他们认为，在这里落脚，不仅可以利用敌人的空隙，得到休息机会，还可扩大革命势力，支援黄、麻老区。第七军领导人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在恢复黄、麻老区的同时，开辟柴山堡新区。
王树声与战友进入柴山堡地区河南湾不几天，国民党十八军驻黄安县柴云区的一个营，由当地“清乡团”配合，土豪方小亭带路，奔袭而来，妄图将立足未稳的工农革命军一举消灭。王树声他们抢先占了制高点，一个反冲锋，将敌冲垮，生擒两敌，缴获了枪三支。这一仗虽说战果不大，影响却不小。仅仅百人左右的工农革命军，打败了整营的国民党正规军，显示了革命的声威，震撼了反动势力，使第七军在柴山堡逐渐站住了脚跟。
工农革命军以柴山堡为根据地，时而聚，时而散，不断向四处扩展。王树声重点开辟的地方是林家山。这是个山高林密的好地方，离王树声老家不远。前两年农民运动兴起时，王树声曾来这里发动穷人，斗过土豪劣绅。大革命一失败，反动派卷土重来，好多百姓家破人亡。这次王树声再返林家山，乡亲们一见，就与他抱头哭成一团。王树声率部多次向敌猛击，活捉了曾血洗林家山的土豪李先流和白枪会头子李光进，为死难群众报了仇。这样，林家山遂成为王树声在柴山堡的一个小小“革命根据地”。
有了坚固的革命根据地，共产党组织和军队随之也逐渐发展起来。5月，黄安和麻城联合县委会成立，王树声为县委委员；7月，第七军纳入全国红军统一建制，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下辖四个大队，王树声为第一大队党代表，大队长为潘遐岭（后为晏仲平）。
入冬，中共鄂东特委重新组成，王树声为委员。随后，他率部与二大队一起南下游击，先后打垮乘马、顺河等地四个反动民团和麻城一营敌军的“清剿”。至年底，恢复了乘马、顺河老区大部分地方。
1929年一开春，蒋、桂之间又爆发战争，原驻黄、麻的桂系十八军大部被调走。红军抓住这一大好时机，由柴山堡分头出击。王树声率一大队与三大队一路，共同攻打反动派势力最猖獗的黄安北部，先拿禹王城，再攻熊家畈，三克涂家湾，拔除了起义老区内的几个“钉子”，使这一带红色区域连成一片。6、7月间，王树声和他的战友们，先后粉碎了敌人代号为“罗李”、“鄂豫”和“徐夏”的三次“会剿”。年底，鄂豫边第一次党代会和首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相继召开。1930年春，鄂豫皖边特委成立，统一领导这里的三块革命根据地和三支红军，实现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
三
1930年4月，鄂豫皖的三支红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原第十一军三十一师改编为第一军第一师，下辖五个大队，王树声任第一大队队长。
不久，蒋、阎、冯军阀大战爆发，驻鄂豫皖边的蒋系军队调出参战，根据地周围只剩下新调来的川军，守备空虚。红一军领导人认为，这是一个向外发展的好机会，遂兵分两路，向皖西和京汉铁路南段进击。
6月中旬的一个夜晚，王树声所在的红一师，在师长徐向前指挥下，由大悟的二郎店直扑杨家寨车站，全歼守敌两个连，缴枪百余支。战后，全师由五个大队扩编为三个支队和一个特务大队，总兵力由800人发展到1200多人。王树声为第一支队队长。
红一师扩编不过三天，敌军长郭汝栋发兵两团，到处搜寻红军。徐向前师长命王树声率所部第一支队任主攻，隐藏在阳平口山脚左翼，第二、三支队集结于山头配合，布阵迎敌。
6月29日，红一师特务大队进至郑家店诱敌，稍一接触，即边打边退，敌司令官催师追赶而来，待敌钻入伏击圈内，王树声一跃而起，高吼一声“打”，即率领众战士冲向敌人；山顶的兄弟部队，如泰山压顶，向敌人砸来。绰号“双枪兵”、“鸦片鬼”的川军，丢盔弃甲，四窜逃命，跑不动的就跪下求饶。
这一仗，不过两小时，就全歼来敌千余人，缴的枪，俘虏的人数比整个红一师还多!受红军这次伏击战胜利的激励，应山县委领导杨家寨至王家店铁路两侧的数千农民，一夜之间，将那段铁路扒了个稀烂，使蒋介石的武汉行营大为震惊。
杨平口伏击战以后，红一师进行第二次扩编，将原来的三个支队改编为两个团，兵力增至一千五百多人，王树声为第一团团长。
稍事休整，红一师又开赴京汉路边，伺机扩大战果。未几，得到应山县委送来的情报：敌钱大钧教导师一个团，新从武汉开到花园镇车站。此团装备精良，但系训练性质，战斗力较弱。徐向前师长在派人确切查明敌虚实和阵势后，果断决定，以突然夜袭，消灭敌人。
7月29日，天色一黑，王树声即率部由青山口出发，向花园镇逼进。不料，后卫掉队，延误了时间，到达目的地附近时，已快黎明。准备配合行动的应山县委书记，一见红军，就焦急地说，可把你们盼来了。徐向前师长问，情况有无变化? 回答没有，只怕有点晚了。到底是撤还是打? 徐向前紧急与团、营长们研讨。王树声根据当地提供的“情况没有变化”的最新信息分析，认为时间虽“有点晚了”，可敌人尚蒙在鼓里，正好利用天快亮，敌人通党会放松警惕的麻痹心理，打它个冷不及防。他力主按原定计划——打! 徐向前一声“好”，拍板定夺。王树声率所部第一团与兄弟的第二团，乘着黎明的曙光，借着庄稼的掩护，直扑花园镇车站。果不出王树声所料，敌人有的刚刚起床漱洗，有的还在呼呼鼾睡，遭突然猛击，霎时乱成一团! 步兵营、机枪营一个个被收拾干净。敌团长只有举手投降。敌副团长驱使炮兵营，驻守镇西北角一座祠堂顽抗。王树声指挥部队，一面火线喊话，瓦解敌人，一面在祠堂附近堆起棉花和柴草，准备火攻。敌慌恐哗变，打死副团长，摇起白旗。这一大仗，红军无一牺牲，全歼敌军1400多人，缴获重机枪18挺，迫击炮5门，长短枪800多支。
在庆祝“八一”建军三周军时，红一师以缴获的大量精良装备，进行第三次扩编，原有的两个步兵团补足为三个营建制，另组一机炮团，兵力达三千多人。王树声仍为第一团团长。
1930年冬，蒋介石对各革命根据地开始了大规模的“围剿”。11月上旬，红一军先发制人，从南线对敌发动反击。王树声指挥下的第一师第一团和三个兄弟团协同，猛攻黄陂北的姚家集和黄安城，给两地守敌以沉重打击，迫使黄安之敌仓惶退走；进而，王树声等再挥师突袭谢店，在消灭夏斗寅部一个营后，又乘敌不备，冒雪夜袭新洲县城，全歼刚撤至这里的郭汝栋部第二混成旅，缴获大批军需物资。
12月中旬，在罗田待机行动的红一军，挥戈北上，重点打击皖西之敌。王树声奉命率部从敌人手中夺回了皖西根据地中心金家寨；继克麻埠、独山、叶家集，直逼六安、霍山，并在东、西香火岭将反扑之敌打得溃不成军。至此，敌人对皖西根据地的“围剿”遂被粉碎。
1931年1月中旬，红一军与新由黄梅、广济转战来的红十五军会师于麻城长竹园，奉命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由邝继勋、徐向前分任正、副军长，下辖两个师、一个独立团；王树声被委任为第十师第三十团团长。
1月下旬，王树声率部参加围攻麻城磨角楼，击溃敌援兵四个团之后，又奉命攻打新集。新集（今新县县城），是鄂豫皖三省交界的重镇，位于光山南部。它三面依山，一面临河，青石城墙，易守难攻；加上这些年来，鄂豫边的土豪劣绅和匪徒多麇集于此，加修堡垒，给攻夺城寨带来极大困难。开始，王树声组织的突击队，已经将云梯靠上了城墙，可敌人放下滚木，打翻了云梯，使突击队无法登城。夜晚，敌人在城垛上到处点燃灯笼火把，照得如同白昼，使偷袭的计划无法实现。王树声发动大家献计献策，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明里，继续不断向敌人进攻，吸引其注意；暗地，在远处对着城墙挖坑道；同时，动员群众收集土炸药和秤砣碎铁，装入棺材，以坑道爆破攻城。
2月10日，也就是农历腊月二十三“过小年”那天，在王树声的指挥下，只听惊天动地一声巨响，那被敌人吹嘘为“铜墙铁壁”的新集城墙，哗啦啦炸开了一个大缺口。红军战士一涌而进，全歼了守敌。被红军占领了的新集，后来成了鄂豫皖边区的首府。
3月初，红四军一部在京汉路李家寨车站，伏击敌一列兵车，击毙敌旅长侯镇华。敌郑州和武汉“绥靖”公署主任刘峙、何成浚慌忙采取行动，妄图南北夹攻红军。
3月8日，敌三十四师师长岳维峻率部由孝感进抵双桥镇；而与之协同作战的其他两路敌军，尚在信阳、广水一带徘徊。正在双桥镇以北待命的红四军，抓住这个大好战机，集中了王树声等部五个团，连夜向双桥镇之敌发起奔袭。王树声率部担任正面突击。激战七小时，活捉岳维峻以下数千名官兵，粉碎了敌人第一次“围剿”。
3月下旬，敌人开始对鄂豫皖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王树声指挥的三十团，先在商（城）南独山歼敌2000，迫使敌皖西方面的堵击部队后撤；继在光山浒湾歼敌近千，给敌北线堵击部队以沉重打击；最后在黄安桃花歼敌近两团，使南线之敌再不敢出犯。敌之第二次“围剿”又被粉碎。
取得两次反“围剿”胜利的鄂豫皖根据地，更加巩固；红军的战斗力显著提高，兵员由原来的三个师增至四个师。1931年5月王树声任第十三师副师长兼三十七团团长。
1931年11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于黄安七里坪宣告成立，下辖第四和第二十五军两军，全部兵力达三万。徐向前任方面军总指挥，王树声为第四军第十一师师长。
红四方面军成立不久，敌人开始了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11月10日夜，黄安战役打响。黄安，系敌人南线的前哨基地，守敌为一个整师。这里的敌人有许多外围据点作掩护，并可得到邻近的宋埠、黄陂等处敌军的接应。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采取了清扫外围与围城打援相结合的战术，并把打援这一重要任务交给了王树声。
王树声率领十一师，在黄安独立团配合下，迅速攻占敌外围最大的据点和援敌的必经之路高桥河和桃花镇，全歼敌一个团，完全切断黄安之敌与外地的联系。黄安守敌几次出兵向南反扑，都被红军击退。敌师长赵冠英频频告急，乞求外援。
12月7日，宋埠之敌两个旅出援。王树声率部阻击，予敌以重创后，即撤至嶂山。敌追至嶂山脚下。王树声指挥两翼反击，消灭其一个团，余敌逃回原地。
12月18日，黄陂之敌倾巢出动，再加宋埠之敌一个旅，分两路大举北援。王树声督师死守桃花镇，多次与敌展开肉搏。正当敌军逼近王树声的指挥部的危急时刻，徐向前总指挥带援兵赶到，周围的赤卫军和游击队也赶来助战，敌人的增援被彻底打垮。
桃花镇阻击战的成功，敲响了黄安之敌的丧钟。12月22日，黄安城为红军攻破。敌师长赵冠英和他的下属五千多人，悉数成了红军的俘虏。为纪念这一战役的重大胜利，黄安由此改名为红安。
1932年1月13日，红四方面军又北上豫南，发动商（城）潢（川）战役。这次战役中，王树声率领红十一师始而作为正面攻击部队，与敌交锋于商潢公路间的战略要点北亚港，击溃敌5个团，堵住商城守敌的退路；继而又作为全军的左翼，与兄弟部队一道在豆腐店迎击援敌，击溃其19个团，直逼潢川近郊，不战而取商城。此战役前后仅十余天，就解放商潢公路沿线广大地区，歼敌五千余，使蒋介石的嫡系第二师受到毁灭性打击，师长汤恩伯被撤职。但王树声也在这次战役中负了重伤。这时，张国焘来到鄂豫皖苏区实行肃反扩大化，王树声因一贯作战英勇，又负了重伤，幸免于难。
同年6月，王树声伤愈，被调任为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师长，率部参加了消灭张钫第二十路军的潢（川）光（山）战役。
四
1932年10月，本来愈战愈强的红四方面军，由于张国焘的错误领导，第四次反“围剿”失败了。被迫撤出鄂豫皖根据地，于10月12日夜冲破敌人的重围，越过京汉路，开始了战略大转移。
王树声率七十三师在转移中时而任全军前锋，时而任全军后卫，一路打垮敌人的堵截、追击，于1932年底，进入陕南。
红四方面军进入陕南以后，获悉统治四川的几派军阀爆发混战，川北防务极为空虚。考虑到川北十余县，境内崇山峻岭，极有利于开展游击战争。于是，很快作出决定：集中力量，乘机向南发展，创建以川北为中心的川陕边根据地。
1932年12月17日，七十三师作为全军的开路先锋，在王树声率领下出发了。经过两天急行军，翻过大巴山，到达川北通江边的两河口，守敌一个连逃窜。王树声率部前进，再占泥溪场。全军主力相继到来。随即，总部下令兵分三路，向前推进。王树声率七十三师向南江发展。
红军如天兵飞降，四川军阀田颂尧慌忙从嘉陵江沿岸调兵前来阻击。
1933年1月19日，王树声率部来到南江县城东南尖子山，迎面碰上敌一个团。王树声乘雪夜抢占制高点，将其击溃。1月26日至28日，王树声采取“四面包围，挖心战术”，再战甄子垭，又歼敌薛岳部一个团。2月1日，王树声陪同徐向前总指挥，率领红军健儿，进入南江城。红军不进商店，不号民房，全在街道旁屋檐下歇息；他们进城的头件大事，就是打开反动衙门的黑监牢，解救被关押的阶级兄弟。当晚，在城内举行盛况空前的游艺大会，军民提灯游行，倾城狂欢。祝捷的锣鼓余音未尽，王树声就兵分四路，很快解放了南江周围的碑坝、长池等战略重镇。
就在王树声指挥七十三师解放南江地区前后，其余几路红军也突破敌田颂尧部的阻击、反扑，把红旗插上川北要津通江、巴中的城头和周围许多地区。
为了创建革命根据地，在七十三师负责的南江地区，王树声遴选数百名政策性强、作风正派、富有地方工作经验的干部和战士，组成多支宣传队和工作队，深入农村，组织群众，帮助建立党的地方组织和革命政权；并要求部队在战斗空隙，随时随地做群众工作。通（江）南（江）巴（中）广大地区的穷苦农民，在红军工作队的支持下，高举土地革命的旗帜，没收地主的田财，建立自己的各种组织。
正在混战中的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等，得悉以上情况，感到前景不妙，遂接受蒋介石要他们“立即停战言和”的敦促电，停止在川西的火并，一致对付红军。1933年1月底，蒋介石委田颂尧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同年2月中旬，田颂尧及其所部开始对川陕边革命根据地发动三路围攻。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决定采取“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的战术。王树声受命率七十三师两个主力团，于南江及其以西三江坝地区布防，与位于南江西南木门、长池一带的十二师两个团一道，迎击敌之左纵队。
2月18日，敌三路纵队全线发起攻击。由17个团组成的左纵队集中全力猛攻三江坝、木门、长池地区。红七十三师在王树声指挥下，与兄弟部队十一师紧密配合，依托险要阵地，对来犯者给予猛烈还击。
田颂尧见势不利，火速抽调右纵队的8个团增援左纵队，合计约25个团之兵力，再度向长池发起猛攻。王树声指挥七十三师配合红十一师，凭险固守，在高壁寨、中魁山等地，又重创敌8个团。随即主动放弃长池，转移到八庙垭设伏。当敌军被诱至我设伏地区时，王树声指挥七十三师主力与十一师一道奋力反击，全歼敌一个整团零一个营，击毙敌团长何济民。3月18日，王树声率部主动撤出南江城，并在甄子垭、梁炮台等地给敌以大量杀伤后，和十一师部队逐步收紧阵地转移至贵民关、官路口、观光山一线。
在此期间，巴中方面的红军也在歼敌右纵队千余之后，主动撤出巴中城，收紧阵地至清江渡一线。
敌发动的三路围攻一个月过去了。田颂尧虽重新占据了巴中、南江两城，却付出了伤亡8000之众的代价，士气大挫，攻势顿减；红军主力则占领新的阵地，继续顽强的阻击敌人。
3月下旬后，战局呈对峙状态。4月26日，敌军又在全线发动猛烈进攻。
为了诱敌深入，4月29日，红军主动撤出所占的最后一座县城——通江。
田颂尧欣喜若狂，传令继续猛攻。敌担任主攻的左纵队13个团，于5月中旬进至空山坝以南地区。此时，川东的刘存厚，认为有机可乘，急忙以八个团抢占竹峪关，给红军右侧以威胁。
孤军进到空山坝的敌右纵队，粮草补给无着，连日只能杀马充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当机立断，命王树声率七十三师和十一、十二师各一部，结合地方武装，坚守空山坝地区之大、小骡马和鹰龙山、鸡子顶等主要阵地，顶住敌人各纵队的前进；同时，命十、十一师主力迅即向东边刘存厚部反击。5月15日晚，反击告成。刘存厚伤亡“八百人马”，被打出竹峪关，败退六十多里。红军乘胜集中全力向空山坝之敌压来。七十三师在王树声指挥下多次与敌展开白刃战。5月21日拂晓，开始总反攻，红十一师向敌左侧迂回猛攻。敌遭突然袭击，军心顿乱。王树声指挥正面阻敌的七十三师，以及担任右翼进攻的十、十二师，乘机向敌发起强大攻势，将敌左纵队分割包围于空山坝以南的余家湾、柳林坝地区，激战三昼夜，全歼敌七个团，击溃六个团，毙伤俘敌旅长杨选福以下官兵五千余人。
敌左纵队受到歼灭性的打击，中、右纵队也狼狈而逃。王树声等率部紧追残敌，沿途又俘敌六千多。
5月26日，王树声指挥红七十三师收复南江城后，继续穷追猛打残敌，于6月10日夜，以两个连奇袭敌险要阵地华盖山，仅以轻伤两名的代价歼敌五百。随后，七十三师又在乘胜西追中，占旺苍坝，将逃敌一个旅大部歼灭，直逼广元城下。
与此同时，其他兄弟部队也先后夺回通江、巴中城，并迫近仪陇、苍溪。
历时四个月的反三路围攻，以敌损兵折将2.4万余人而结束。田颂尧只得收拾残兵败将，退守嘉陵江沿岸。
同年6月底，红四方面军在徐向前主持下，于南江木门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了扩编红军的方针。方面军原来的四个师，分别扩编为第四、九、三十和三十一军。王树声任三十一军军长，下辖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师，实有七个团，八千余人。7月，王树声任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兼三十一军军长。
1933年7月间，蒋介石任命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命其统率各派军阀对红军发动新的围攻。当时，刘湘与刘文辉的混战还难分难解，无力他顾。红四方面军遂抓住这一有利战机，在敌人新的围攻尚未到来之前，先发制人，从8月中旬到10月底，接连发动了仪（陇）南（部）、营（山）渠（县）和宣（汉）达（县）三次进攻性战役。
王树声，率领新扩编的三十一军，先于8月间向广元方向猛攻，连克元坝子、红士关等要点，又占千佛岩、柳林子险要阵地，并以部分兵力配合仪南战役的主攻部队红九军，迅速解放了仪陇全县，占领了这一带的大批盐井，打破了敌人对川陕根据地的食盐封锁；10月间，王树声又指挥三十一军主力和三十军一部沿嘉陵江东岸大造向西进攻的声势，有效地配合宣达战役的主攻部队，解放宣汉、达县、万源三座县城，给刘存厚的川陕边防军以沉重打击，夺得他苦心经营多年的兵工厂、被服厂、造币厂，解决了红军弹药补充、枪炮维修和军服装备等不少难题，红四方面军和川陕根据地再次得到迅猛发展。
同年12月中旬，在蒋介石对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的同时，刘湘又发动对川陕根据地的新围攻。参加这次围攻的敌军分为六路，共120余团、20多万人马，还有18架飞机助战；战法分东、西两线，战术是分进合击，步步为营，稳扎稳打。
红四方面军针对敌人的战略、战术和他们已经暴露出的种种弱点，由总指挥徐向前亲自指挥，集中四军全部，九军、三十军及新编的三十三军共12个团，主要对付敌主力第五路对东线的重点进攻：王树声任西线前敌指挥，统一指挥三十一军主力和九军、三十军各一部共十个团，以钳制敌一、二、三、四各路，并监视陕南之敌。
从1933年岁末到次年秋，东、西两线红军，在徐向前、王树声指挥下，与六路围攻之敌，展开较量，斗智斗勇，多番拼杀，大小胜利不断；敌军节节失败，士气日益低落。特别是东线，在万源保卫大战中，守城红军浴血苦战12天，不仅重创进攻之敌，大伤其元气，而且抓住了敌之弱点，为全面反攻创造了良机。
经过缜密策划，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作出决定：夺取山势险要的敌关键阵地青龙观，作为此次总反攻的突破口，并下令红三十一军二七四团死命完成这一艰巨任务。该团系王树声亲手创建，素以擅长攀山夜摸常胜闻名。出征前夕，徐向前和王树声，亲临火线，向参战将士，面授机宜，鼓劲助威。
8月9日，夜色浓重，小雨淅沥。二七四团的英雄们，在伸手不见五指的丛山里，大家探索着泥泞、崎岖的小路，爬峰越岭，屏息而行。深夜时分，抵近敌阵地前沿。敌人的工事，筑在数十公尺高的悬崖陡壁上。雨中苔藓，光滑如油，但英雄们攀藤附葛，硬是爬了上去，以“夜老虎”般的迅猛，首先打掉了敌人的哨兵，接着抢占了制高点，又向驻大庙的敌旅部直冲过去。
酣睡的敌人惊醒后，以猛烈的火力进行反扑。但失去了指挥的敌人，抗不住红军山上、山下，东、西两侧的前、后夹击。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降的降，两小时不到，红军就歼敌一个旅，占领了青龙观!
随着青龙观缺口的被打开，红军迅即分兵多路，向敌纵深楔入，四面开花，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席卷敌军。
疯狂向川陕边红军发动六路围攻的刘湘，以“官损五千、兵折八万”，“耗资一千九百万元”的惨重代价，彻底失败；而被围攻的红军，却在十个月的英勇奋战中，打出了一个比原先更广阔的川陕根据地!
五
红四方面军原来创建的川陕边根据地，在嘉陵江以东地区。1934年秋，在取得反六路围攻大捷之后，红军即决定扩大战果，于次年元、二月间发起广（元）昭（化）战役。就在此时，实行战略大转移的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贵州，并拟继续前进转入川西，在泸州上游渡江。为争取更大发展前途，密切协同作战，中共中央电示红四方面军，“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是近时期向嘉陵江以西进攻”。红四方面军遂撤广昭之围，回师西渡嘉陵江。
嘉陵江，系蜀境的四大河流之一，水深江阔，中、上游出没于高山峡谷，更是奔腾湍急。敌人凭借这天险，配以重兵，在沿岸构筑了坚固的江防工事，又掠走和炸毁了江中所有的船只。
红四方面军正、副总指挥徐向前、王树声，带领参谋侦察人员，沿嘉陵江东岸翻山越岭三四百里，勘察地形，了解敌情，寻觅渡口，捕捉战机。最后，选中了苍溪县城南塔子山下，为突破嘉陵江的主要渡口；还决定动员一切力量，在最短时间内，造出一批能载运三个团兵力的战船和几座竹浮桥，以突袭强渡的战术打过江去。
经过月余的备战，在根据地广大群众与能工巧匠的全力支持下，克服重重困难，制造了75条木战船和三座竹扎浮桥，与此同时，准备渡江的突击战士，在王树声领导与老艄公的指导下，刻苦操练，也掌握了划船、泅水、水战、登陆的本领。
1935年3月28日夜晚9时，以王树声为首的渡江前线指挥部发出命令：“急袭渡江开始!”
顿时，待命在各渡点上的突击队，驾着涂有“奋勇杀敌，争取革命早日成功!”大红字的木战船，如万箭齐发，直射对岸。行至江心，被敌发觉，密集的炮弹呼啸打来，炸起的水柱冲天而立，火光映红江面。有的船被击中，有的船被打穿，不少战士负伤了，牺牲了。但是，不管敌人的炮火如何猛烈，终究挡不住红军的前进。在对岸塔子山顶红军炮火的反击和掩护下，红军突击队前仆后继，登上滩头，从左、右两侧插入敌阵，炸飞碉堡，压住敌人；随即，后继大部队通过附近强架的竹扎浮桥，一涌过江，打垮了敌人多次反扑。天明，强渡完全成功!
紧接着，红四方面军分兵三路，乘胜疾进。王树声率领三十一军作为右翼，直取剑门关。
4月1日，王树声扬鞭来到剑门关附近。纵目一望，这剑门关险要非凡。它横跨剑阁、昭化两县大剑山的主峰，扼川陕咽喉；关口南北，山岭迤逦，七十二峰如波涛起伏；关口两旁，峭壁似箭，倚天而立，其间仅有一条狭窄的古道相通，真有“一夫当关，万人莫入”的气势。
第二天凌晨，已占领了剑阁县的红三十军，派出八十八师赶来增援，王树声迅速指挥部队，对剑门关形成东、西、南三面包围之势，分路展开进攻，很快击溃了剑门关外围守敌。
王树声指令全军“最善摸”的九十三师二七四团，向主峰守敌猛扑。但敌人依仗着山头险峻的地势及预构的集团防御工事，拼力固守。红军连续两次冲锋，都未奏效，被迫退了下来。
王树声细致观察了敌人的阵势，重新调整部署。决定集中迫击炮和机关枪，掩护突击队，对敌各集团工事，实行逐点攻击。
近午，战斗重开。九十一师和八十八师，率先向敌关口东、西两侧阵地猛击，连续攻下五里坡、烟灯坡、李家嘴、青城山等一系列制高点，从两侧迂回，逼近剑门关的后关门，抢占关口，封锁通道，堵死了敌人的后路，把关内敌人团团围在石牛道内；紧跟着，二七四团再次向主峰发起冲锋。但当接近山顶时，又被敌人暗堡的严密火网，打得抬不起头来，进退维谷；而奇怪的是，红军的掩护炮火，却逐渐稀落下来!
这时，在前沿指挥的王树声满面血红，两眼冒火。他下令传来炮兵连连长，厉声问：“为什么不打炮了?”连长回答：“报告首长，炮弹不多了!”王树声又问：“还有多少发?”连长回答：“三门炮只有十发了!”王树声稍一思忖，以既威严又鼓励的音调命令连长：“限你们三炮打中敌主峰那个大暗堡!胜败在此一举，明白吗?”
片刻之后，随着几声炮响，只见敌主峰的鸭蛋形工事，被摧垮了。王树声高喊：“打得好!”下令吹起冲锋号。红军勇士们，奋身跃起，一片杀声，冲上了主峰，和敌人展开了白刃战! 经过一阵厮杀，守敌大部被歼。敌团长陈林当场毙命；另一团长杨作荣跳崖而死；向关外逃窜的残敌，也被追击消灭。
红军攻下了剑门关，敌在嘉陵江西岸，再无屏障可依。王树声率部高歌猛进，战无不胜。强渡嘉陵江战役，历时24天，歼敌万余，先后攻克阆中、南部、剑阁、昭化等九座县城，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至北川，南达梓橦，北抵川甘边，纵横二、三百里的广大地区。
这时，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渡过金沙江，准备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根据当时的敌情和红一方面军的动向，红四方面军决定向岷江地区发展，争取两军会师。红四方面军行将出动时，王树声深入各部队进行迎接党中央的动员。
5月，红四方面军向岷江地区西进，王树声是全军后卫部队的指挥。6月14日，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王树声被总司令部任命为岷江支队司令，继续担任全军的后卫。
两军会师以后，为加强团结，互相学习，各自抽调干部和战士互为补充，交流经验。一方面军以袁光邦为政委的一个无线电队，被派到王树声的司令部工作，王树声给以热情欢迎、多方关怀。
按照中央确定的松潘战役计划，红军北上部队开始进攻毛儿盖的战斗。王树声通过电台联系，遵循军委的指示，指挥部队频繁出击，迷惑敌人，使胡宗南不能抽调兵力加强北面防线，从而出色地完成了掩护任务。
同年7月下旬，党中央到达毛儿盖。8月5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一、四方面军迅速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决定。根据这一决定，军委确定两军混合编队，组成左、右两路军，分途北上。
时任岷江支队司令的王树声，受命率部向毛儿盖集中。途经红一方面军三军团驻地时，兄弟部队不仅为他们修桥铺路，而且在粮食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把自己本来很少的口粮送给他们吃。这种高度友爱精神，使王树声深受感动。到达毛儿盖后，王树声部被编入右路军，王树声受到毛泽东和朱德的亲切接见。接着，他们在党中央的直接率领下，跨过被称为“人间绝境”的大草地，到达班佑地区。
正当右路军取得歼敌一个师的胜利的时候，张国焘采取分裂主义的立场，电令右路军之四方面军部队不再北上，重新南下。
在南下途中，王树声由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的位置又下到三十一军任军长。
同年10月8日，由北上半途退转回来的红军，分左、右两个纵队大举向南进攻。王树声率部作为右纵队，沿大金川与左纵队齐头并进。他们穿过深山绝壁、急流峡谷，运用夜摸、奇袭和迂回的战术，夺占要隘，强渡急流，十余日内就击溃敌杨森、刘文辉所部六个旅，占领了懋功、丹巴两县城及绥靖、崇化、抚边和达维等重镇。
紧跟着，红军又发动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由三十一军组成中纵队，担任主攻。10月24日，王树声率部跨过积雪茫茫的夹金山，于11月1日攻陷宝兴，击溃杨森部3个旅，乘胜进占灵关镇；又连续打垮刘湘教导师一个旅和一个团的阻击，沿途俘敌千余，直逼芦山城下。刘湘命其独立旅由名山驰援芦山，被另路红军全歼。12日，芦山城遂被王树声率领的中纵队攻占。11月16日，王树声率领的中纵队又攻占了名山东北重镇百丈关。
为阻止红军攻势，刘湘急调其主力八十多个团，集结于名山及其东北地区，组成屏障成都平原的阵势。11月19日，敌十多个旅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由北、东、南三面向百丈地区的红军阵地开始反扑。王树声等率部忍着严寒、疲劳，与优势之敌浴血奋战七昼夜，虽歼敌1.5万多，可自身伤亡也相当惨重；加之补给困难，不得不于11月下旬撤出百丈，转移到名山西北莲花山一带扼险防守。
百丈关的失利，是张国焘擅自率军南下造成恶果的大暴露。这时，敌人集重兵于名山、邛崃、雅安、天全、康定、泸定等地区，大肆修筑碉堡，加紧封锁，使红军陷于极端困难的境地。红军的兵员、粮食和被服补给都大成问题，战士们只能以土豆、野菜充饥，以棕榈皮御寒。
中共中央率领的红军一、三军团，自9月中旬由川、甘边北上后，经过转战，于10月间到达陕北，同当地红军会合；接着，又粉碎敌人的“围剿”，使陕北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12月2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并一直保持着与红四方面军的联系。
时代的召唤和党中央的关怀，在红四方面军引起强烈的反响。尽管张国焘对中央的路线仍进行诬蔑，但王树声和广大红军干部战士迫切要求维护党的团结，北上抗日与中央会合。
1936年2月初，敌人开始向天全、芦山地区大举进犯。前有强敌、后无根据地依托的红四方面军，被迫于当月中旬撤离天芦地区，向西北转移，并发动了康（定）道（孚）炉（霍）战役。经过一番苦斗，全军虽脱险而出，于4月上旬占据东起懋功，西达甘孜，南抵瞻化，北连草地的一片地区，但王树声和大家清楚地看到，这儿是人烟稀少、生产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又远离抗日前线，终非正途。他们都迫切希望北上抗日。
就在此时，获知红二、六军团正从黔滇边北进，要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消息。王树声带领所部，在“迎接二方面军”、准备北上“创建西北广大抗日根据地”的口号下，积极开展整编训练和筹备物资等活动。
1936年“七一”党的生日前后，由任弼时、贺龙等率领的红二、六军团，渡过金沙江，跨过大雪山，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由于朱德、任弼时、贺龙等的坚持，和包括王树声在内的广大红四方面军干部、战士们的强烈要求，张国焘不得不决定北上与中央会合。
7月初，二、四方面军联合编为三个纵队北上。王树声及其所属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为中纵队，第三次过草地。虽然出动之前全军在吃食等方面已作过较充分的准备，可由于路程遥远，时日过长，所带的干粮一天天在减少，又不得不再次以野菜、草根、皮鞋、皮带等充饥。后来，由于草根、野菜全被前边走过的人吃得精光，部队干部战士饿得东倒西歪，掉队的战士逐渐增多。看到这种情景，王树声刚毅地说：“几次爬雪山、过草地都没使我们这些战士倒下，难道现在还能让他们再躺在这里吗?”他和师、团许多干部亲自压阵当收容队，把自己的坐骑让给重病号，并在路旁高声呼喊，为大家加油。在军长这种热情关怀和鼓动下，广大战士精神振奋，紧咬牙关，终于闯过于草地，进入甘南。王树声因对张国焘的不满被降职为红四方面军教导团团长。
六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不久，王树声奉命西渡黄河，先北进，以执行“宁夏战役”；后西征，以“打通国际路线”。
王树声由于长征的积劳，正疾病缠身，完全有理由不再出征，但他还是去了。然而一出师就不利。10月25日，由甘肃靖远西渡黄河时；即受到敌人的阻击和飞机轰炸，全军只抢渡过一大半，就被截断了。
时任红四方面军教导团团长的王树声，渡过黄河后，即随九军行动，按照“宁夏战役”计划北进，首战一条山、锁罕堡；再战打拉牌、镇虏堡。这几仗，红军虽取得一些胜利，但因对手是盘踞西北多年、反共顽固的马家军阀的部队，他们多为骑兵，作战机动、灵活，又在本乡本土，不愁各种供应，所以，几仗之后，就使远途奔袭、没有根据地依托的红军，开始陷于被动局面。“宁夏战役”计划因军情变化而放弃。11月11日，中央军委电令渡河红军为西路军，并命陈昌浩、徐向前率领部队西进，打通新疆的通道。
随即，西路军再振旗鼓，分三个纵队向西进击。王树声随九军行动，为第二纵队，在左翼，由镇虏堡向古浪进发。
红军向西挺进之中，敌人的主力首先咬住了向古浪进发的九军。11月10日，九军刚进至干柴洼地区，次日清晨，敌三个骑兵旅和大量民团即三面猛扑过来。在这里打掩护的九军二十七师，与敌激战竟日，始脱身转至横梁山，与军部及二十五师会合。随之，敌三个骑兵旅又追击而来。九军再经一昼夜拼杀，才将敌击退，得以在15日占领古浪城。
夺取古浪的胜利，一时也冲昏了九军主要领导者的头脑，进城之后，没严密布防，就高枕入睡。次日凌晨，敌人步骑五个旅，另四个民团，在飞机、大炮配合下，从西南和东北，向古浪城发起反攻。九军领导者惊起仓猝迎战。经指战员反复肉搏，方驱敌后退。但在反击中，又遭敌骑兵的逆袭，伤亡惨重。后在三十一军一个团的接应下，才撤出重围。这一仗虽歼敌4000，但九军的元气大伤，军参谋长陈伯穉等壮烈献身。
在这危难之际，王树声受命任西路军副总指挥兼第九军军长。
退出古浪，王树声即率九军向兄弟部队控制的河西走廊转移。为避敌骑兵的袭击，不便走大路，也不能白天行军。战士们只能傍着山间小道，踏着冰凉的小溪，趟来趟去。原计划奔赴凉州（武威），因敌人已有防备，又改向永昌。
王树声预料，敌人在古浪得手之后，决不会善罢甘休。因此，九军一到永昌县城，王树声就急令部队，连夜修工事。果然，枪眼还没掏毕，敌人五个旅和七个民团就打来了。
敌人先用大炮猛轰，接着就是骑兵冲锋。王树声指挥部队沉着应战，据城抗击，多次杀退敌人的进攻，歼敌两千多。但终因敌众我寡，还是被迫撤退了。
与永昌战斗的同时，敌人还抓住红军战线过长、兵力分散、供给困难等诸多弱点，以重兵猛攻了山丹城的五军团和永昌城外的三十军阵地，使红军受到不少损失。
西路军西进的月余内，虽毙、伤敌六千有余，但敌凭其源源不断的补充，实力并未受到多大影响；而西路军由于得不到补充，由过黄河时的2.1万余人，减至1.5万余人，战斗力大为削弱。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黄河以东出现了有利于革命的变化，西路军奉命于永昌地区休整，伺机东进。但很快，“西安事变”和平解放，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遂撤离山丹、永昌，冒着大风雪，继续西征。年底至次年元月，先后占领抚彝( 今临泽) 和高台，打开了接近新疆的通道。正准备继续前进，河东风云突变，蒋介石背信弃义，撕毁“和平协定”，调大军威逼西安。为策应友军，西路军再次奉命停止西进，就地牵制敌人，并创建根据地。
王树声率九军一部驻扎在抚彝城东50里的沙和堡。1月中旬的一天，他得悉敌将发动进攻。考虑到所部远离总部，处境孤立，不宜死守，决定当夜主动撤退，向抚彝靠拢。刚刚起营，就惊动了已包围沙和堡的敌人。霎时，枪声响成一片，队伍被打乱了。当王树声率部出生入死，辗转汇集到西路军总部时，迎接他的又是一连串令人无比悲痛的消息：1月20日，高台失陷，守城的五军军长董振堂以下三千余人，大部分壮烈牺牲；1月21日，救援高台的骑兵师，在中途被敌所阻，师长、政委于激战中英勇献身；总部直属队所在地抚彝复陷敌手，突围而出的战士遭敌截击，损失严重。
西路军全部人马，被数万强敌团团包围于倪家营子地区四十多个屯庄，处境险恶。中央虽有东返的电示，但在敌优势骑兵的拦截下，欲急进避战达到东进，是不容易的，甚至危险颇大；只有暂时集结全军，据地固守，用坚决的战斗力争完成东进的任务。
敌人发觉西路军有东返的意图，1月23日，以大炮轰击、机枪扫射，向倪家营子红军阵地发幼连续猛攻。而红军弹药奇缺，几乎全凭肉搏与敌格斗。每当敌人冲锋近前时，坚守在残垣断壁之间的红军，不分男女老少，都一跃而出，杀声连天，冲入敌群，挥舞着长枪、大刀、木棍，以及一切可以当作武器的东西，与敌拼搏；有的手中武器毁了，就赤手空拳，扑向敌人，拳打、脚踢、口咬，扯下敌人的耳朵，抓掉敌人的胡子；有的重伤员也至死不下火线，不少人拉响了护身的手榴弹，与周围的敌人同归于尽。战斗的悲壮、激烈，足以惊天地、泣鬼神! 拼杀了月余，虽消灭敌人上万，但西路军全部兵力，也不足万人了。
2月21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鉴于长期困守无望，决定回师东返。当晚，分两路突围。王树声率九军为右翼。
24日，九军进到甘州( 今张掖) 西南之西洞堡一带。王树声和他的司令部住进了西洞堡这个大寨内。一驻下，即得到消息，大批敌人正尾追而来。王树声想，敌人是骄兵，正可利用这点，杀他一个“回马枪”。他缜密地布置阵地，传令准备战斗。为加强主攻兵力，他把警卫、通信连全派了出去；还亲自监督战士们擦枪，集中子弹、手榴弹。深夜敌人到了。敌人一反常态，没有安营扎寨，就包围了西洞堡，来了个突然袭击。打了一阵，没见接火，敌人以为红军再无还手之力，大队人马就涌进了西洞堡。陡然，冲锋号响了，杀声四起；排排手榴弹，投向敌群，炸得敌人人仰马翻；没有死的，抱头鼠窜，迎候他们的，又是红军架在路口的、吐着火舌的轻、重机枪；敌人的骑兵，失去了往日的凶风，有的被戳破了马肚皮，有的被砍断了马腿。激战半夜，敌一个骑兵旅及一个宪兵团被打垮，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
翌日，九军和三十军又在龙首堡一带，全歼追敌宪兵团，缴枪一千二百多支及大批军需物资。
这些胜利，打击了敌人的锐气，鼓舞了自己的斗志，本有利于西路军摆脱险境，迅速东返。但西路军主要负责人，却过高估计了这一胜利的作用，认为敌我力量已经起了决定性的变化，决定重返倪家营子，准备继续西进，完成既定的任务。
2月26日，部队返抵倪家营子。这时，被敌洗劫一空的倪家营子，吃无粮草，住无房舍。第二天，敌又以重兵围攻。全军与敌血战七昼夜，伤亡惨重，弹尽粮绝，陷入极度困难的境地。
3月5日夜，王树声随同大家再度突围，向西北转移。7日于抚彝南三道流沟遭敌包围，苦战五天，才又突围出来。
不断的突围，不停的战斗，把大家拖得筋疲力竭。常常是凌晨刚刚驻下，敌人的骑兵就追上来了。考虑到西路军四川籍战士较多，熟悉山地战，总部遂决计向祁连山转移。
3月21日，西路军刚抵祁连山的梨园口，敌骑兵又蜂拥而至。担负后卫的九军，在王树声指挥下率先抢占了梨园口西山头，力抗追敌，掩护三十军展开。战斗异常激烈，仅仅几小时，就有两个多团的红军，在阵前洒尽热血；军政委陈海松、宣传部长黄思彦，二十五师政委杨朝礼等，当场献身。王树声不停拼杀，才在一批警卫员的奋力掩护下，得以死里脱身。
九军战斗失利，敌人倾全力向三十军压来。红军又有两个团捐躯沙场。
总指挥部率余部边战边撤，退入祁连山区。一清点，全军连同大批伤员在内，已不足3000人了。
3月14日，西路军全部转移至康隆寺南40里的石窝地区，再遭敌骑兵袭击，损失两个团。至此，全军仅剩一千五百余人，又被山下敌两个旅包围，情况危急已达顶点。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主持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将余部整编为左、右两个支队；左支队千余人，由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等率领，顺祁连山往西走，隐蔽转移，摆脱敌人，向安西、新疆方向前进；右支队五百余人，由王树声和毕占云分别率领往东走，准备出山，同敌人周旋，向黄河方向东移；同时，为分散敌人的注意力，还决定陈昌浩和徐向前另分为一小路，脱离大部队，往东潜移。
王树声率领的右支队，很快将敌人不少兵力吸引去了。3月15日，右支队首先与尾追之敌马彪旅，激战于黄番寺地区，接着又与围攻之敌两个旅激战，大部分战士流尽最后一滴血，只剩百人左右突围。
王树声率领这百余人马，在祁连山打游击。
随着不停的战斗，严寒的加剧，王树声的部下一天天减少，两个月不到，百余人已锐减到三十余人骑。有些战士再也忍受不住，哽咽着对王树声说：“副指挥，这样的日子太折磨人了，真不如跟敌人拼了还痛快! 拼他一个够本，拼他两个赚一个。”“是啊，跟敌人拼了最痛快，也最简单。可同志们要知道，我们不是做生意，搞什么赔本赚钱；我们还重任在身哪! 现在可以明白告诉大家了，我们在这里既不是东藏西躲为活命，更不是占山落草当流寇，而是为了牵制敌人，掩护我们的左支队继续西进，打通国际路线!”
听着王树声这番感情深重的回答，大家忆起来了：为什么分编左、右支队时，尽管九军损失最严重，王树声还是一再要求战士们集中子弹和手榴弹，并挑选了身体强壮的同志，支援左支队。他想的是革命大局，顾的是整体利益啊!
晓得了这些大义，同志们再苦也都默默忍受了。
在不停的战斗中，熬过严冬，盼来春夏。6月的一天，在一次遭遇战中，王树声率先竭力拼杀，突出祁连山时，已不足十人了。他们在山丹分为两股，决意东返陕北。王树声带两名战士，历经艰辛，穿过了浩瀚如海的腾格里大沙漠，走到镇远县境。正待过黄河时，夜晚忽遇敌人，王树声一行三人又被冲散。只剩下王树声孤身一人。他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到延安去，一定要找到党! 沿途，他乞食为生，历尽艰辛。路经宁夏中卫县境时，碰到一位名叫俞学仁的好心老人，护送他到了陕甘苏区的固原县。
1937年8月，王树声到达延安。毛泽东听说王树声归来了，马上挂电话亲切地对他说：“你回来就是胜利。”并接他吃饭，为他洗尘。这是他没想到、也是最为感动的。本来，王树声是抱着“负荆请罪”，甘愿接受党纪、军纪处分的思想去见毛泽东的。可当他一五一十汇报了西路军的作战经过，并以极为沉痛的心情检讨自己的过失之后，毛泽东非但丝毫没有责备他，反而表扬他勇于承担责任的自我批评精神，鼓励他放下包袱。听说他渴望学习，毛泽东当即亲笔写信，介绍他去抗日军政大学。“抗大”毕业后，王树声又申请转到马列学院继续深造。
1938年冬，王树声告别延安，奔向华北抗日前线，初任晋冀豫军区（后改为太行军区）副司令员，继任代理司令员；尔后，军区与129师合并，任太行军区副司令员兼人民武装部部长。
1942年，王树声调回延安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参加整风运动。
七
1944年，日本帝国主义为挽救其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失利，于4月18日首先从河南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的作战。面临日军的进攻，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很快丧失豫鄂湘桂铁路沿线城镇。
1944年冬，王树声奉命率领游击第三、第四支队，由延安出发，向豫西敌后挺进。
经过月余急行军，一天黄昏时分，王树声率部来到中条山下。途中，曾收到来电，说黄河封冻，要他们趁机快渡。所以，部队在山麓喘息未定，王树声就传令“翻山”，连夜溜溜滑滑下了冰雪覆盖的中条山，天亮前来到黄河岸边。
王树声和其他一些领导，急步沙滩，观察研究，决定先组织试渡。侦察部队的三十多名勇士，斗志昂扬地开船了。离岸不远，一块楼般高的浮冰，排山倒海而来! 渡船躲避不及被撞了个粉碎，一些勇士，随之献身了! 这时，大批日伪军正分两路追来。王树声和他的助手们，心如火焚，齐聚滩头，筹谋良策。
王树声说：“眼下当务之急，是找一些有经验的老船工，向他们讨教。”当即派出一批侦察员，四处寻访。不多久，王树声眺望到一个侦察员，背一捆东西跑来，身后跟一老汉。稍近，侦察员兴冲冲地喊：“报告首长，有办法了! 对岸过来一位老大爷，我请来了!”王树声大步迎上，紧握老汉的双手，急切地问他，是怎么过河的? 老汉指指侦察员帮他背的那捆木炭，说：“我是踩冰过来卖这个的。”“这么说，黄河上游封冻了?”王树声激动地说：“请你老人家带我们过河好吗?”老汉点点头说：“中。不过那得等我卖了这木炭。”王树声忙说：“这炭我包了。多少钱?”老汉伸出了一个表示一块钱的二拇指。王树声即刻回头对管理员说：“快，给老人家五块大洋!”
老汉动情地望着王树声说：“早听说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可把你们盼到了! 走，我给你们带路!”
传令编队过河的嘹亮军号声响彻云天。王树声和其他首长，站在黄河岸边亲自指挥。战斗部队首先跑步通过，接着是辎重和后勤；直到最后一个分队离岸，他才随同下河。待日伪军追到黄河边时，八路军早已到达南岸。
进入豫西，王树声督师，马不停蹄，一杆子插进了渑池县境。时令已近农历年关，部队即暂驻休息，司令部驻扎在县城。
豫西情况异常复杂。最突出的一个特色，就是“土围子”星罗棋布于广大农村。在封建地主的统治下，一个个乡、村、镇，都用泥土砖石围了起来，明碉暗堡林立；有的打着抗日招牌，有的扯着反共旗号，但有一共同点：都不让共产党进他们的围子，更不许八路军接近围子的老百姓。
王树声经过调查研究后认为：这些“土围子”，绝大多数是为“保家活命”的。他们之所以不要外界接近，主要原因是，这些年来河南人民，确实被水、旱、蝗、汤（恩伯）的“三灾一害”和日伪的烧杀抢劫害苦了，同时，再加受了反动宣传影响，不明了共产党、八路军抗日救国的真相。所以，进入豫西，王树声就反复教育干部和战士们，要体贴人民、爱护人民；并约法三章：不进围子，不走小路，不踏青苗。
大年初一，王树声等通过地下党，邀请各界代表人物来司令部举行团拜，请大家吃红薯面饺子。席间，他和大伙话家常：“过年，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大节。按北方风俗，应该包白面饺子的；可现在，吃红薯面饺子都难。乡亲父老们想想，这究竟是什么缘由呢?”大伙异口同声说：都是日本鬼子闹的，再加汤恩伯这一害!“众人是圣人哪!”王树声点头说，“所以，我们共产党、八路军，跋山涉水，千里迢迢，由延安开到这里，正是为了同河南人民一道抗日救国。我们是一家人。今后希望大家多多帮助、支持我们。有什么意见和要求，欢迎父老和兄弟们提!”
人民子弟兵的模范行动，老百姓一一看在眼里，共产党、毛泽东派来的延安老八路的好名声，迅即传扬开来。大多数“土围子”里的群众，消除了心中的疑虑和戒备，把八路军视为“自家人”，争相打开寨门，欢迎八路军往来和进驻。但仍有一些“脚踏两只船”，不大相信八路军的实力。尤其少数极顽固、反动的“土围子”，仗着人多势众，工事坚固，粮弹充足，狂言“决不买共产党的账”，誓与八路军斗到底。这个问题不彻底解决，既是我们前进的障碍，又是身后的祸害。王树声作出决断，对一个最猖狂的“大土围子”，首先开刀。
这个大寨子，号称“千人铁军”。寨主原系国民党军上校团长。他与日本鬼子暗中勾结，成了八路军的“死对头”。先前在那一带活动的八路军小部队，曾两度与其交火，都没奏效，更助长了他的嚣张气焰。
王树声亲率主力，来到寨前，带领参谋人员，把寨子的里里外外，探究了个仔仔细细，订出周密的作战方案。
第一天和第二天，王树声指挥部队对“土围子”进行佯攻，掩护在北门掏地洞、装炸药。第二天，八路军向东门发起猛烈进攻，吸引大部分敌人。突然一声巨响，把北面的寨墙炸开了一个大豁口，八路军战士穿过豁口冲出进去，消灭了敌人。
这么一来，不要说那些尚在“观望”、“动摇”的寨主，就是原想跟八路军斗到底的顽固寨主，都纷纷向共产党靠拢。
扫平了顽固的“土围子”，王树声挥师挺进嵩山一带，与先期在那里活动的八路军皮定均、徐子荣部会师。2月底，组建河南军区，王树声任司令员。嵩山雄踞中原腹地，占据了它，既可威胁郑州、洛阳两大城市，又可控制京汉、陇海两大铁路，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敌人深知其得失的厉害，因而驻守登封的日、伪军，闻讯后紧急倾巢出动，猛扑过来，妄图诱迫我军于嵩山决战。王树声抓住敌人急于求战的心理，首先分兵多路，在嵩山山间，日夜与敌巧妙周旋，把敌人主力牢牢“吸引住”；接着，出其不意，奇兵直捣登封。
登封，位于嵩山西南，系日、伪军大本营之一。敌人没想到，八路军会乘虚而入。当敌人由嵩山火速回师救援时，八路军在登封县城下摆出“大打”的架势；敌人在城外布下“口袋阵”，妄图把八路军“装”进去。哪知天黑以后，八路军却神不知鬼不觉地跳出“口袋”，迅速分散，反拉起一个大网，把敌人“罩”了起来。深夜，城内城外之敌，双双发起攻击，都以为打的是八路军，愈打愈凶，一直互相厮杀了半宿，死伤累累。及至打得精疲力竭，八路军猛冲过来，一网打尽，解放登封。
在战登封的同时，王树声还分兵在嵩山周围的临汝、伊川等地，广泛开展攻势，拔除许多日、伪据点，使豫西大片国土得以收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但是，当八路军一部往偃师县城受降时，那些日、伪军，不但拒绝投降，而且还动了枪炮。八路军为防意外，暂且向后撤退。半途又得情报，沿陇海路向郑州急奔的大批国民党军队，插进了我第一军分区的后方。回撤的我军快速收拢，准备拦截。此时，王树声率两个主力旅赶到。他当即布好阵势，大义凛然地警告国民党军队：不准通过我抗日根据地内部去抢夺胜利果实! 国民党军队只得绕道而去。随后，遵循党中央的战略部署，王树声指挥部队，从日、伪手中接收了不少城池、要地和武器、物资；对胆敢反抗者，严惩不贷。
国民党阴谋发动内战的迹象日益暴露。为作好迎战的准备，王树声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将豫西的甜队进行调整，组成第一纵队，计划北渡黄河，开赴华北。正待启程时，王树声又接到南下的命令。10月，第一纵队与新四军第五师和八路军南下支队，会师在桐柏山区，当即成立新的中原军区，并将主力整编为两个纵队，王树声任第一纵队司令员。
王树声指挥所部在桐柏山区活动了一个时期，又奉中央电令，率部开往豫皖苏边界。
中原军区部队撤离桐柏山时，分为两路。王树声的一纵队为一路。他们通过确山县，越过京汉路，1946年1月，进占豫东南的光山县，并很快与赶来的二纵队汇合。此后，为贯彻国共两党达成的停战协定，我军放弃光山。于是，一、二纵队又分为两路由光山继续南下，拟绕道向苏北津浦路东的新四军靠拢。刚行至泼陂河和宣化店，被早有预谋的国民党重兵围困。王树声鼓动大家：敌人胆敢进犯，就狠狠揍它；它要缩回去，我们就好好练兵。第一纵队在泼陂河被困半年光景。除了外围小仗断断续续，其余大部分时间就是练兵、学习，密切注视着国民党、蒋介石的一举一动，只等时机一到，就冲杀出去。
八
1946年6月25日前后，我受困的中原部队，遵循中共中央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的电示，全线出击，分途突围。
王树声率领的第一纵队，作为南路突围主力，先后突破敌飞机助战、铁甲车巡逻的京汉铁路，闯过重兵防守的汉江，打垮敌人的前堵后截，于8月初到达崇山峻岭的鄂西北。中共中央命令他在鄂西北创建根据地；并任命他为中共鄂西北区党委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
鄂西北虽然地势偏僻，群山闭锁，却有重大的军事价值。由这里西进、北上，可分别直趋川、陕，威逼国民党的大后方；东去、南下，又可兵临武汉等城市。因之，抗战时期蒋介石就在这儿全力经营，不容异己染指。我军一进入这个地区，敌人立刻集中重兵，展开“清剿”。我军则以游击战的方式，与敌进行“迷藏战”。王树声笑着对大家说：“毛主席的这一招高哇! 我们现在就像孙悟空钻进了铁扇公主的肚子，我们动一动，蒋介石就不好受呢，别看他睡的是弹簧床，我们睡的是岩洞老林!”
敌人紧紧缠住我军不放。有一股尾追王树声部的敌军，伪装成我军“掉队”人员进行偷袭，已经打掉了我们的头道哨；幸亏二道岗发现，大家才脱险。随后敌军又“盯”上来，有一天，王树声率部急行军一昼夜，来到神农架的千家老林，发现有处地形像“囚笼”。他灵机一动，早早把队伍隐蔽四周，打了个漂亮的埋伏战，狠狠教训了敌人。
王树声和他率领的部队的重要任务，就是要把敌人这股不小的力量死死拖住，给华北战场我军以有力的配合。但这番道理，并不是每个干部、战士都能想得通，不少战士有牢骚。王树声给大家做细致的思想工作。他打着生动的比喻说：“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个整体，就像一个活人，其中每一支部队，又像人身体上的每个器官，有作头的，有作眼的，有作口的，还有作手、脚，作屁股的。都想作头、口、眼这光彩的部分，那手、脚、屁股这苦差的部分谁来作?! 而没有手、脚、屁股，一个人还能成为完人，还能活得好吗?!”
当时，医药缺乏，不少伤员的疮口发炎化脓，久久不愈。王树声的两脚也因脚气病感染而溃烂。即使这样，王树声常将坐骑让给重伤员，自己则一瘸一拐地随队伍前进，一再鼓励大家千万不要掉队。鄂西北地瘠民穷，开头，战士多少还能吃点苞谷，日子稍长，就没五谷沾牙了。没有粮吃，就只有找些野菜、野果、野木耳之类充饥。露宿山野，更是常事。实在冻得睡不着时，王树声就跟战士们讲他当年在家乡闹革命和长征的故事。他常说：“现今我们吃一些苦，正是为了我们子孙后代不再受压迫、受剥削；我们吃不上，穿不上，也正是为了他们今后有工作、有饭吃、有衣穿。”他还风趣地说：“你们想想，谁能像我们一样头顶星星睡大山，原始森林草当餐啊! 这种神仙过的日子，只怕胜利后想过也过不上哩。”王树声言传身教，鼓起了指战员战胜困难，坚决完成党中央交给的牵制敌军兵力任务的信心。
敌人依仗着兵力的优势，把我外围的小部队，日复一日地消磨了不少。我竹山、竹溪军分区，就是这样失掉的。敌人得手后，又凑集重兵，于年底向我武当山中心地区压来。这里地势形似“笼子”，分散、突围两难；加之，我大部分干部、战士恋地、恋战心切，与敌人展开了以主力对主力的硬拼。结果，元气大损。
面对困境，以王树声为首的区党委决定取消军分区，改建3个支队，部队就地坚持，部分南过长江。
1947年的2月，王树声直接指挥的部队，只剩下了千余人。他们边战边走，向荆（门）当（阳）远（安）一带活动，捕捉突围南渡的战机。但就在这转战途中，他们又受到敌人的一次伏击，兵力损失近半，电台也丢掉了。
在艰险的环境中，王树声的身体被病魔折磨得孱弱不堪。他的血压急剧上升，终日昏昏沉沉。可是，行军中，他仍咬紧牙关，迈着艰难的步伐，随队伍前进。
目睹这幅情景，战友们一再劝慰他，希望他离队休养。为了不拖累部队，王树声只好接受大家的劝告。中共中央中原局很快批准了王树声的休养申请。在辗转北上的途中，他仍时刻关心着部队。他在荆门布置地下党组织，要和留下的部队保持密切的联系，叮嘱他们要千方百计掩护部队；经过上海时，他又派专人到荆当远建立秘密交通，筹措经费，联络并接送失散的人员。在山西晋城休养期间，他细细回顾鄂西北的战斗历程，具体分析了其中的得失，向党中央写出了长篇报告，为自己未能完成党中央交给的创建鄂西北根据地的任务而痛心，恳切地请求组织给自己以处分，并再给予“戴罪图功”的机会。
1947年6月间，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军的战略进攻开始了。
病未痊愈的王树声，要求随刘（伯承）邓（小平）大军南征。中共中央批准王树声的请求，任命他为鄂豫军区司令员。
鄂豫军区包括湖北东部和河南东南部诸县， 方圆六百余里， 人口七百五十多万。这里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地区，从大革命到抗日战争，共产党领导人民没间断过对敌人的斗争。所以，王树声一归来，就对群众进行宣传：现在的形势和我们中原突围时大不一样了。我们刘邓大军已牵住了国民党几十万军队，就要在大别山周围和蒋介石决一胜负。我们是大别山人民的子弟兵，再不会走了，一定要和大别山父老共存亡，为重建大别山根据地战斗到底。
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无异一把利剑，直插敌人的胸窝。蒋介石急调二十多个旅的兵力，妄图趁我立足未稳，将我就地消灭或赶到淮河以北。因而，鄂豫军区一建立，王树声就指挥所部配合刘邓主力，与来势汹汹之敌展开了交锋，从1947年10月至次年3月，先后粉碎敌30万之众的“重点清剿”，支持与筹建各级政权和地方武装，保护土地改革，为重建大别山根据地打开了局面。
1948年春，由于全国战局的需要，刘邓野战军主力转移到淮河以北另觅战机。敌人趁隙又以二十多个旅，配合众多民团，再次侵入大别山区，四处建立据点，实行“筑寨并村”，制造“无人村”，恢复保甲制度，疯狂进行“扫荡”。各地反动分子向群众进行血腥报复。因敌我力量悬殊，王树声只好避其锋芒，率部暂时分散于深山峻岭，日夜与敌抗争。他以身作则，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断以刘、邓首长的指示向大家敲警钟：“部队纪律不好的现象如不纠正，我们肯定站不住脚。部队纪律坏，是政治危机的开始，政治危机就必然带来军事危机。”环境再艰苦，王树声也决不允许部队进占民房，更不准住老百姓的“内室”。他的司令部常驻庙宇、祠堂。一扇门板，一捆稻草，一条军毯，一包衣物，就是他的全部“家当”。他的棉袄烂得满身窟窿，也不让调换。他说：“咱们的刘、邓首长，不也都穿的是破棉袄么!”
有一天，一个跟王树声不久的炊事兵，见首长身体虚弱，工作又艰苦，便买来一只老母鸡，想为首长“滋补”一下。正要宰，被王树声瞧见，忙问：“鸡是从哪儿来的?”炊事兵回答：“从湾子里。”王树声喝令：“快给人家送去!”炊事兵解释说：“是我们花钱买的。”王树声见炊事兵满脸委屈，转而和颜悦色开导他说：“小同志，买也不好啊! 你要知道，大别山的老百姓，这些年被国民党反动派糟蹋得太苦了。那些土匪兵一来，烧杀奸淫，拉牛抢猪，闹得鸡犬不宁。就算我们花钱买老百姓的鸡，人家也未必情愿，还不是怕我们当兵的? 母鸡是穷苦百姓的小摇钱树，油盐酱醋，针头线脑，全靠它呀，你想过没有?”炊事兵被王树声说得泪眼汪汪，马上把鸡送还了卖主。
看了司令员这种不畏艰苦的榜样，广大战士都自觉地遵守纪律，受到人民群众的由衷拥护，使王树声和他的部属在优势敌军的严密“包剿”中，仍能利用空隙，穿梭出击，先后痛歼了黄冈、霍邱、固始、商城等地的“保安团”多股；击毙或生擒潢（川）光（山）商（城）经（扶）四县反动指挥官陈履谦，以及国民党鄂东战地视察小组正、副少将组长刘心怡、周齐稷等以下官兵四千多人，逐步从困境中摆脱出来。
同年夏天，我中原野战军发动的开（封）睢（县）杞（县）和襄（阳）樊（城）诸战役的强大攻势，迫使蒋介石将“扫荡”大别山的部分部队外调；加之，在土改中纠正了“打击过宽”的偏向，执行新的政策，鄂豫军区的形势又日渐好转。王树声因势利导，由山地转向平畈，向敌薄弱地区展开反击。
他先是率部攻坚，在滕家堡痛打敌主力整编第七师第五一二团，全歼其两个王牌连，尔后，又挥戈横扫，突袭反动分子猬集的麻城，并在中途宋埠镇设伏，将弃城往武汉逃窜的“民团团总”、“剿共司令”等大小两千多顽固、凶残的反动家伙，悉数活擒。这么一来，不仅铲除了根据地的一大祸根，而且使得周边许多区、乡反动政权的“保安团”、“小保队”，纷纷向我缴械投降或消声隐迹。
1948年底，淮海战役打响了。“清剿”大别山的敌正规军大批撤走，留下的不过二十余团。王树声抓紧时机，分兵出击，先后解放商城、固始、新县、黄安等多座县城。
在王树声指挥攻打固始县城的战斗中，城内有一批青年学生，被敌人裹胁着突围南逃。王树声发觉后，迅即率兵飞马急迫，一气跑了二十多里，方始赶上。逃敌很快被打散，剩下的男女学生惶惶然不知所措。王树声下马，微笑着对他们说：“大家不要怕。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国民党反动派，把我们共产党、解放军污蔑为青面獠牙、吃人的恶魔。你们现在可以仔细地看看嘛，我们究竟是人还是鬼?”
瞧着这位佩戴“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说话颇像“大官”、打扮却像“士兵”的共军，青年男女们顿时放松了紧绷的心弦，露出惊喜交错的笑容。只听这位共军又接着说：“我们晓得，国民党反动派没安好心。他们要把你们骗去当炮灰。所以，我们就追你们来了。我们也晓得，你们对共产党、解放军的认识，思想不可能一下子转过弯来。所以，我们也不勉强留下你们。我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会再见面的。很快，国民党、蒋介石就要垮台了。建设新中国需要你们这些青年知识分子。到时候再欢迎你们! 好，现在你们解放了，自由了，可以走了!”这些被解救的青年学生，日后不少积极投身革命，成为建设新中国各行各业的骨干。
1949年4月下旬，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重新建立起来的大别山根据地，成了刘、邓大军的强大后方和各路南下大军的桥头堡。此时，王树声一面乘胜消灭残存境内的国民党反动地方武装，为我军扫清渡江障碍；一面积极协同我地方政府筹粮备款、修桥开路，支援大军南下。
我大军南进之后，流窜四处的鄂豫皖边的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分子，又乘隙溜回原地活动；白崇禧不甘心失败，于1949年5月派大土匪头子汪宪、樊迅等，潜伏大别山，妄图在长江以北建立所谓“游击根据地”，开辟所谓“敌后第二战场”。面对以上形势，王树声又杀向剿匪的战场，仅以半年左右的时间，就歼灭和生擒匪“鄂豫皖边人民自卫军”正、副司令汪宪、樊迅以下1.5万多人，出色地完成剿匪任务，大大巩固了鄂豫皖大别山区，有力地支援了各路南下大军。
1949年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党中央通知王树声赴京观礼。王树声以剿匪任务尚未彻底完成，放弃了参加开国大典的机会，继续奋战在大别山区。
九
1949年5月，中南重镇武汉解放。王树声率部和兄弟部队一道，进驻江城，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北省军区第二副司令员。他主动请缨，再次奔向大别山的剿匪战场。1950年，剿匪任务完成。王树声任湖北军区司令员。
在王树声当了“大官”的消息传开之后，不少沾亲带故的，满怀希望找上门来，想沾光捞个“一官半职”。王树声都一一拒绝了。
但他从不忘给故乡的亲友，逢年过节寄点零花钱或衣物，表示心意；要是哪个身体不适，他还特地寄些紧俏的药材和补品。这样的资助他订立了一个“杠杠”，那就是，无论如何不能太超过老苏区一般群众的生活水平。最初，他的夫人对此不以为然，怕亲友们“生气”，王树声则说：“不是我小气，得想想，比比老苏区的广大人民和烈士家属，我们如果对自个儿的亲友太优厚了，他们又怎么想呢? 千万不能只顾小人情，丢了大人情啊!”
1954年，王树声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1955年9月，被授予大将军衔。
1955年12月，王树声由湖北奉调进京，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军械部部长。1956年9月，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总军械部是个新设的单位，人员来自五湖四海，一切工作近于初创。上下的关系，各方的矛盾，错综复杂。王树声上任不久，一个突出的感受，就是部里的领导班子不够团结。几个副部长，缺乏互相尊重，互相支持的精神，反映在工作上，就是扯皮较多，合作不易。
王树声为了把一班人团结起来，首先从自身严格作起，虚心学习每个同志的长处，坚决克服自己的缺点；发扬民主作风，事事依靠群众，鼓励大家充分发表意见。然后，集思广益，集中正确的，采纳执行；对不适宜的，不是排斥了事，而是耐心解释、诱导，令人心情舒畅。
他不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相反，对自己的“老部下”，要求比一般人更严。有一位副部长是他红军时代的老下级，有人称其为“旅行家”，议论纷纷。王树声闻讯后，即找他了解事实真相。原来，这位同志工作爱抓基层，不太管部里的事，因而出差较多，顺便跑的地方也广一些。王树声既肯定了他工作深入的一面，也指出了其照顾全面不够的一面。老部下心悦诚服，作了改进；周围人员也深受教益。
新中国从反动派手中接下的军械工业，是个破烂摊子。我军的武器装备又绝大部分缴自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军队，堪称五花八门的“武器联合国”。我国的军械工业，几乎是白手起家，重新创业。其时，军械工业和其他经济领域一样，苏联曾给予一定的帮助。但在如何学习苏联上，认识却并不一致。他主张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开展自己的工作。按我国的实际情况，办自己的军械事业。当时外国所提供的军械设计图纸，有相当一部分是陈旧的，不少甚至是三十年代的水平。之后，由于我方的力争，对方才供应了我们一些较先进的样品和资料。但如要照样制造，原材料又要依赖从对方进口，代价十分昂贵。原材料能不能国产? 制造工艺能否改进? 问题就这样尖锐地摆出来了。
王树声确信，自己的科技人员和广大军工们，头脑不比任何外国人笨。在彭德怀的全力支持下，他领导部属投入了“改革”的探索。
这方面，最典型的事例之一，就是国产与进口炮管的对比试验。这种炮管是一种新式武器，每分钟可打两百发，威力甚大；但缺点也多，打不好久，炮管就烫得不能再射击了，只有重换。因而，每门炮至少要附带三个备用管。其时，我军大量装备此种炮，需要炮管为数很可观；而制造炮管的原料又全赖外国，贵得惊人。我国的科技人员，以“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最后研究出了制造这种炮管的原材料，但外国专家就是不相信。怎么办? 分工经管此事的人员，提出：拿国产的炮管与外国的炮管“比武”让事实说话，究竟孰优孰劣？
对这种合理化建议，王树声深表赞许，并上报彭德怀批准。于是，架起两种炮管，在外国专家的眼下，比试了半个月。结果，进口的每支炮管，打了一万发就中间打红了，非得换不可；而国产的，打两万发还可以。打红了，用冷水浸浸，接着又能射击!
通过国产材料制造新式炮管的成功实践，使王树声得到不少鼓舞和启示。最基本的一点，就是“不能盲目迷信外国”，要相信自己。
王树声领导、支持他的下属们，经过科学实验、对比、研究，将外国协助我们建设的军械工业先后在材料利用、蓝图设计、工艺流程等方面，作了改进或创新。不仅提高了产量、质量，还为国家节约了大量资金，并锻炼出了一支水平越来越高的军械工业队伍。
为了加快我国军事工业的发展，有人提出要建立军械研究所。当即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他们说：“设想倒很美，可是科研人才呢? 技术专家呢?”倡议者说：“那些留用的科技人员，可以为我所用嘛！”反对者说：“我们的军事机密，能靠国民党反动派留下的那些人嘛?”王树声听了双方的意见，经过审慎地调查研究，提出：不少留用的军械科技人员，虽然出身于旧社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但大多数人都不同程度的具有爱国主义的思想和正义感。他们受时代、环境的局限，为国民党反动派服了务，有的出于被迫，有的为混口饭吃；真正死心塌地反革命、反人民的，是极少数。特别是，全国解放已经六七年，通过新旧对比和党的教育，他们的思想和政治觉悟，也在逐渐提高。抗美援朝时期，不少留用的科技人员，参加了国民党丢失军械弹药的检查、装箱，基本上都能作到尽职尽责，有的并表现突出。现在，为什么不能从中择优选用一些，作为军械研究所的一支力量呢?
新中国的第一个军械研究所，在王树声支持下诞生了。开始，虽设备简陋、人员不多，但由于上下同心协力，成绩却也裴然。在武器装备方面或有改进，或有创新，对我国军械工业的发展，作出了可喜的贡献。
随着我国军械工业的发展，全军的武器装备，日益充实、更新。如何更妥善地储存和保养这些装备? 就是随之而提出的一个新课题。在这方面，既少外国的模式，又缺国内的经验。王树声紧紧依靠大家，群策群力，先后建起了中心的化验室和资料室，对各种弹药的保险期作出科学的化验鉴定；对各种武器的特性和维修，作出详细的说明，印成文字资料，发给各部队。同时，总军械部还在全国适中地区，建起了一批设备较完善的、能制造各种军械配件的大修械厂；在师、团普遍建立了能搞中修、小修的修械所，以及各种等级的军械仓库，从上到下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安全管理和保养维修的体制，受到全军的欢迎。
1959年，总军械部撤销，同年11月，王树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1972年任第二政委。
王树声到军事科学院上任不久。有一天午饭时，他照例跑到公共食堂排队打饭，只见自己前边站着一个年青战士，手里拿着一套饭盒。他有些好奇，微笑着问小伙子，你一个人吃饭，带这么多饭盒干啥?
小伙子回答，是给首长打饭的。
王树声又问，是哪位首长，我怎么不认识呀?
小伙子说，我们是刚从外地调来的。
王树声只轻轻“噢”了一声，再没说什么。
年青战士打饭回去，对自己的首长说起这件事。那位领导很快打听到问话是王树声，顿觉惭愧，再不让勤务兵代他打饭，自己排队去了。
王树声有三男二女。自孩子们懂事起，他就与夫人为儿女定出了：要热爱劳动，不许好吃懒做；要艰苦朴素，不许奇装异服；要尊老爱幼，不许怠慢教师、欺压同学；要平等待人，不许以“高干子弟”自傲；要谦虚谨慎，不许对外炫耀父母；要公私分别，不许公家小汽车接送等等规矩，多方严格要求，培育他们健康成长，堂堂正正做人。
1972年冬，26岁的长子王鲁光准备成家了。全家除了为新人安排了一间房、一张床和两条棉被，就再无其它了。王树声的警卫员杨伯钧自作主张，准备将军事科学院首长休息室的两把金丝绒面椅子和一张大理石面茶几，暂时借来布置一下新房，等婚后再归还。晚上下班时，小杨把这几件家什搬到了汽车上。王树声瞥见了，问是怎么回事? 小杨只好如实回答。王树声脸一沉，要小杨马上物归原处。鲁光听说，认为父亲未免“太过分”了。王树声教导儿子说：“结婚要那些玩艺儿干什么? 往日，同志们结婚，连个‘窝’都没有；于今，你们有房、有床、有被，就很不错了嘛! 再说，结婚是自个儿的事，怎么能随便动用公家的东西呢?”
王树声作为国防部副部长，出国访问过，也接待过不少国家的贵宾。不论是外国政府或个人馈赠他的大小礼品，他都悉数上交。勤务员认为礼品是送给首长个人的，有几次拿到了车上，都被王树声劝阻了。他说：“我这个副部长，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外宾打交道的，礼品怎么会是赠送我私人的呢? 公私分明，是我们革命战士的一个起码准则，今后务必牢记呀!”
王树声调京之初，组织上决定给他修建一幢住房。他只要求盖成一般的平房；并且，不要单独院落；不要森严警卫，屋内的陈设，只要日常的家俱。
六十年代初，全国进行“备战”。有关部门计划为王树声修建室内防空洞，正准备动工，被王树声“卡”了。他的夫人想不通，就说：“别的首长家都修了，为啥我们家例外?”王树声回答说：“我考虑国家这么困难，我们能为人民省一个钱也好嘛。”
总军械部撤销后，王树声的住房，成了另一单位的属地，有关部门决定为他另觅地方，建造新居。
第一次，城建规划部门为他划定的地点，是西城护城河畔的一座古庙宇，请王树声前往过目。王树声连连点头：“嗯，不错，不错!”可一打听，这古庙原是某自治区驻京办事处时，他即刻连连摇头说：“哦，不妥，不妥!”
过了些时候，规划人员又在东城为王树声找到一个旧院落，单门独户，王树声现场得知，那原是某民主党派中央机关所在地，就决断地说：“算啦，算啦! 怎么好侵占人家民主党派的机关呢?”“他们早被红卫兵赶跑了!”带路人说。“那是胡闹!”王树声浓眉一锁道：“那是破坏党的统一战线。早晚还得请人家回来!”
第三次选的地点，在玉渊潭附近，王树声见不远处有几间农舍，即问这碍不碍事? 规划人员说，得搬迁一下。王树声一摆手，说：“还是罢了! 凭什么要撵人家老百姓? ！”
就这样，王树声在他那外墙简陋、内廊狭窄的寓所，住了18年，直到他长辞人间。
1974年1月2日，王树声病情恶化，生命垂危，已进入昏迷状态。
但随着轻轻一声“总理来了”，王树声倏地睁开眼睛，挣扎着要坐起来。周恩来急忙紧赶几步，跨近病榻，连声说着：“莫激动，莫激动”，紧紧握住了王树声骨瘦如柴的大手。
总理说：“树声同志，我是代表党中央、毛主席来看你的”，王树声万分激动，泪如泉涌!
“谢谢敬爱的总理! 谢谢党中央和毛主席! 谢谢，谢谢……”他浑身颤动着，抱着总理的手，再也说不下去。
周总理既温情、又庄严地说：“树声同志，党中央、毛主席了解你，我们了解你! 你是党的一个好同志，为革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你是鄂豫皖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
王树声摇着头，流着热泪说：“我不能算! 不能算!”
1月7日，王树声与世长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