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1月，王昆仑因国民党立法院院长孙科的提名而担任了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以后便常住南京。这时，他除了与《人报》保持密切联系，与沪、锡、宁进步青年保持广泛接触外，还在国民党上层人士中进行抗日反蒋活动。与此同时，王昆仑积极设法寻找共产党的地下组织。 1933年初，王昆仑向其好友左恭郑重提出，请左帮助他寻找共产党（左是中共地下党员，但当时王昆仑并不知道）。

当时，卢志英任中共地下党南京市委书记。上级党组织给卢的任务是恢复党的南京市委和各级基层组织，并设法打进国民党的心脏部门，取得军事情报^[1]。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并请示上级党组织的同意，卢志英亲自做王昆仑的工作。第一次长谈是在南京王昆仑的寓所进行的。此后，卢志英又多次找王昆仑谈话，王多次向卢提出了加入共产党的要求。经请示中共中央批准，由卢志英介绍，王昆仑于1933年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王昆仑就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期，不顾个人安危，成为战斗在国民党高层内的一名特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王昆仑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有意识地与一些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将领交往，一方面获取国民党上层方面的军政信息，一方面做推动这些人参加抗日的工作。通过这些工作，王昆仑不仅向党中央提供了许多重要的情报，而且对一些地方实力派人物的思想转变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为了方便从事地下工作，王昆仑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霞飞坊租了一套寓所。每隔一两个星期，王昆仑就从南京来到上海，与上海中央组织指定的有关党员联系。王昆仑与中共组织的联系有些是心照不宣的，比如与艺术家金山（中共秘密党员）的联系，有些则是直接与自己的领导人卢志英等联系。

王昆仑入党后，开始酝酿以读书会的形式把进步青年组织起来，以培养抗日救亡活动的骨干。1933年5月，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王昆仑在“万方多难”的情况下，在南京秘密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他把这一情况向卢志英汇报后，卢不赞成，认为政治色彩太浓，建议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改为“读书会”。同年秋初，王昆仑在孙晓村的帮助下，正式发起组织了“读书会”，会址就设在南京成贤街无锡同乡会（王昆仑寓所）里。读书会刚成立时，有王昆仑、孙晓村、曹孟君、胡济邦、王枫、勾适生等六人。不久，又吸收了吴茂荪、吴元戍、汪季琦、顾清侣、张锡昌、秦柳方、袁轶群、薛宁人、孙克定、华应申、狄超白等人。

读书会定期进行国际国内形势分析，有计划地组织成员阅读《唯物辩证法入门》，李达的《政治经济学教程》，并以河上肇《经济学大纲》以及《读书月刊》、《世界知识》等书刊作为辅助读物^[1]。在读书会中，王昆仑着重从事形势分析，“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阴谋。”^[2]1934年，薛葆鼎、汪德彰、季洪、千家驹等人加入了读书会。这时，除了成贤街王昆仑寓所活动的一组外，还分别在中央大学、政治学校、金陵中学等单位建立了读书会小组。

读书会组织的扩大，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特别是在国民党的政治学校发展读书成员，更为国民党当局所不容，因而读书会成员顾清侣等人曾遭逮捕（后经王昆仑通过上层关系营救出狱）。

南京读书会由吴茂荪出面，于1934年春季到秋季在陈铭德、邓季惺夫妇主办的《新民报》上办了副刊——《时代认识》，共出了19期，在南京的知识分子中起了一定的启蒙作用^[3]。读书会部分成员在南京还参与创办新知书店和狄超白主编的《通俗经济学讲话》的编写工作。

中共南京地下组织没有直接出面领导读书会，但当时中共南京市委书记顾衡（与王昆仑是无锡同乡）经常过问读书会的情况和工作，并提出指导意见，一些中共党员在读书会中起了骨干作用。

在王昆仑的支持下，原南京读书会的成员张锡昌于1934年在无锡组织了读书会。同年，王昆仑与中共上海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曹亮也建立了联系。

1935年5月《何梅协定》签订后，华北危机进一步加深。为挽救民族危亡，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全国各阶层、各党派、各界同胞、各军队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上海担任塔斯社记者的钱俊瑞，在电台上收听到“八一宣言”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的报告，立即向中共上海“文委”作了汇报。在上海“文委”的推动下，宁、锡读书会与上海救国会筹备会的领导人决定在无锡太湖“万方楼”召开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精神的会议。“万方楼”是王昆仑之父于1933年建成的，是座落在无锡太湖七十二峰山馆西下坡的一座三层小楼。王昆仑目睹民族危机日益加深，遂取意于杜甫《登楼》诗中“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的名句，命名这座楼为“万方楼”，并请国民党元老经亨颐题写“万方楼”三字悬于大楼正门之上。1935年8月底，南京、上海、无锡三方的救国会读书会才俊相继来到这里。会上，由“文委”的钱俊瑞作了政治报告。他着重指出当前形势的关键是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超过了国内的阶级矛盾，今后工作方向是贯彻党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并介绍了沈钧儒等在上海的活动情况。之后，由王昆仑分析了国民党政府内部的情况；孙晓村、曹孟君介绍了南京读书会的社会活动情况；曹亮讲了各方面应怎样进行联系等等^[1]。

万方楼会议使与会者统一了思想认识，明确了当前的奋斗目标，在这次会议上，王昆仑、曹孟君、孙晓村等接受上海意见，以南京读书会为基础，筹备“南京救国会”。会议着重讨论了“南京如何工作”，也讨论了“要不要提反蒋”和“如何争取合法公开”等问题^[2]。

王昆仑经常去上海进行抗日反蒋活动，引起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注意，但戴笠等人因抓不到把柄，只能对王昆仑在南京、上海、无锡等地的行踪进行严密监视，以便伺机下手。在“万方楼”会议召开之前，戴笠命令军统特务系统上海法租界组长沈醉带领12名特务，分三批先后到无锡侦察、布置，准备在“万方楼”会议期间，一旦抓到证据，便对王昆仑下毒手^[3]。但由于他们无法摸清“万方楼”会议的内容及与会成员的真实政治身份和背景，加之王家在无锡一向受到当地士绅和群众的尊敬，王昆仑在国民党内又是立法委员，与孙科关系密切，便未敢轻举妄动。

“万方楼”会议后，南京读书会成员回到南京，立即着手成立南京各界救国会的筹备工作。1935年秋季以后，南京妇女界救国会、文化界救国会、职工救国会先后成立，并开展各种抗日救亡活动。王昆仑同各界救国会中的领导人孙晓村、王枫、薛葆鼎、狄超白、曹孟君等均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是南京各界救国会的幕后主要领导人。

在此期间，王昆仑还利用他在国民党内的特殊身份和关系，营救了一些被国民党特务逮捕的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

[1]　卢大容：《我的父亲卢志英烈士》，《上海党史资料丛刊》，1981年第3辑，第77页。
[2]　卢大容：《我的父亲卢志英烈士》，《上海党史资料丛刊》，1981年第3辑，第77页。
[1]　薛葆鼎：《关于南京读书会的情况》，《南京党史资料》1986年第4辑，第10页。
[2]　孙晓村、汪季琦：《南京读书会和南京各界救国会》，《南京党史资料》第3辑，第73页。
[3]　孙晓村、汪季琦：《南京读书会和南京各界救国会》，《南京党史资料》第3辑，第73页。
[1]　孙晓村、汪季琦：俑京读书会和南京各界救国会》，《南京党史资料》第3辑，第74页。
[2]　钱俊瑞：《无锡万方楼会议前后》，《南京党史资料》第11辑，第3页。
[3]　沈醉：《我这三十年》，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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