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昆仑对蒋介石的独裁专横十分不满，他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的其他领袖人物身上。1927年9月16日，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操纵的“特委会”在南京成立，王昆仑的精神为之一振。不久，王昆仑因是何应钦指挥的东路军的要员，便成了由汪精卫等8人组成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委员之一^[1]。

1928年1月9日蒋介石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在1928年2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又当选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这使王昆仑大为失望，他辞去了国民党内职务。他认为国民党必须加以彻底改造，才能获得新生，而要彻底改造国民党就必须既反蒋又反汪，而拥护胡汉民、孙科上台。于是在1928年2月，与钟天心、谌小岑等人发起组织“再造社”。在李济深的资助下，王昆仑在上海创办了《再造旬刊》，并任主编。在《再造旬刊》上王昆仑公开发表了他以孙中山五权宪法为根据设计的政治改造方案和党务改造方案，其基本内容是：排斥汪精卫，抑制蒋介石的独裁，造成蒋、胡分掌军权、党权，并以党权制约军权的政治格局。9月，胡、孙都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再造派的许多骨干分子也纷纷进入南京政府当了官，再造派的活动也就停止了。此时王昆仑并未到南京担任什么实际的职务，而是以在野之身来往于沪、宁、锡等地进行反对蒋介石独裁的社会活动。此外，他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认真研究革命理论书籍，二是同进步青年交往。

1928年9月以后，王昆仑在无锡太湖别墅中的“方寸桃园”和“松庐”研读了许多革命书籍。其中有吴念慈重新翻译的普列汉诺夫著的《史的一元论》、《中国社会史的论战》、蔡元培题词的李季著的《马克思传》^[1]。

在学习革命理论和对中国当时社会状况进行研究的基础上，他思考着如何才能使自己更好地报效祖国，而不致成为官僚政客们争权夺利的工具。与此同时，他还广泛地接触了上海、南京和无锡等地的进步青年，并同他们经常举行座谈讨论，把自己思考的问题告诉他们。这批进步青年后来都成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骨干，有些人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1年2月28日，蒋介石扣押胡汉民于南京汤山。此后王昆仑的反蒋情绪更加强烈，积极参与在广东召开的国民党非常会议和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的活动，并担任广州国民政府机关报《中华导报》的主编^[2]。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被迫下野，孙科当了行政院长。王昆仑本期望胡汉民、汪精卫、孙科三位文人巨头联合起来反蒋，但使他大为失望的是，胡汉民并不支持孙科。这使王昆仑对国民党的统治及其派系斗争有了新的认识。从此，他表面上虽与胡汉民、孙科等人仍比较接近，但他在思想上却已开始倾向于国民党内的左派和民主派，并积极寻找新的领导革命的力量。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中，蒋介石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镇压爱国学生运动以及学生们的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促使王昆仑从思想上与国民党反动政府彻底决裂。1932年3月，王昆仑在他署名为“大鱼”的文章中，以笔录几个经常在一起的朋友讨论问题的形式，借“H”之口说：“无奈我们的党都已成为军阀政客贪官污吏的大集团，变成了欺骗民众——近来并且亲手屠杀民众的总机关，总而言之是一个民众革命的对象。”“我要去发现新的革命、新的人生，我必须去找真的群众的安慰。”^[3] 王昆仑在这篇文章中虽未公开喊出推翻国民党的口号，也未直接表明拥护共产党，但其思想倾向已是十分清楚的了。

通过对国共两党的比较，王昆仑认识到中国真正的希望之所在，对共产党产生了热切向往的感情，并渴望成为一名为人民革命事业奋斗终生的共产党员。

[1]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503页。
[1]　这些书均陈列于无锡王昆仑的故居七十二峰山馆内，书上署名“鲲”。
[2]　王朝柱：《王昆仑》，第87页。
[3]　王昆仑：《战争、政治、人生之四——干革命的人们》，《人报》1932年3月20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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