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1月国民党召开五全大会，王昆仑依照中共党组织的指示，通过“竞选”，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这样他就具备了在国民党高层人士中进行统战工作的更有利的条件。他的工作对象主要是国民党元老、国民党左派、国民党内的正直人士以及各地方实力派。他积极推动这些人积极投入抗日活动。

1936年4月，受中共中央派遣，冯雪峰到上海，很快与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并提出为建立一个秘密电台筹集经费^[1]。王昆仑得知这一消息后，便主动承担了为电台募集资金的任务。这是一笔数目很大的资金，非一般人所能承受。王昆仑想到了刘湘。刘湘是地方军阀，蒋介石叫他来南京，他不敢不来，来了又怕被软禁，总想在蒋介石政府里多找些关系。因王昆仑背后有孙科，刘湘便找了王昆仑，想叫王昆仑帮他了解情况，说说话^[2]。王昆仑利用刘湘的这种心理，在南京多次找刘湘谈当时形势，谈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指出蒋介石反共与消灭非嫡系势力，乃是“一石两鸟”的阴谋伎俩，并力劝刘湘与中共合作，促蒋抗日。否则刘本人与国家均无前途。刘湘对王昆仑所作的分析十分赞赏。王见时机已经成熟，便对刘说，共产党现在在陕北，枪支弹药和给养都比较缺乏，希望得到刘的资助，刘表示同意。刘回川前希望王抽时间到四川去谈，并要王设法介绍一位中共负责人去成都晤面。随后王昆仑就介绍冯雪峰入川与刘湘会谈。刘、冯会谈后不久，王昆仑提出要刘湘资助中共十万元。不久，刘湘通过他设在上海租界的机构，拨了六万元转到王昆仑账上，冯雪峰随即派当时的交通员郑育之到上海“大世界”对面一家银行，将六万元支票取出转交中共地下组织。上海地下党便用这笔钱建立了秘密电台。那时中共中央早已转移到江西苏区，上海中央分局在1934年也已撤销，中共地下党组织得到的许多重要情报，主要靠上海这部秘密电台向陕北报告^[1]。

冯玉祥是一位著名的爱国将领，有过参加辛亥革命、举行滦州起义、发动北京政变、发起察哈尔抗战等一系列爱国壮举。王昆仑对他十分敬佩。1935年11月，为了共赴国难，冯玉祥结束了他在泰山的流亡生活，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王昆仑经常去拜访他，共商抗日救亡大计，并与他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36年秋，王昆仑两次到冯玉祥在南京和平门的公馆与他交谈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冯玉祥对共产党的主张表示十分赞成。同年11月，王昆仑又争取到冯玉祥对“南京各界救国会”推动召开的“各界援绥抗战大会”在幕后的有力支持。

在国民党元老中，有一些人对共产党是抱有敌意的，如吴雅晖、居正、谢持、张继等人，但他们在国难当头时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也有不满情绪，因而在抗日的问题上表现出一定的进步性。根据这一情况，王昆仑积极地对他们展开工作。王昆仑是国民党中的老党员，原来就跟国民党中的一些元老过从甚密；如今他又是国民党候补中执委和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就更便于同他们接触，加之王昆仑在九一八后即努力宣传抗日，在元老派中也有相当的声誉。利用这些有利条件，王昆仑经常有意识地向他们透露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主张，帮助这些元老派逐步地接受了联共抗日的思想，并公开或暗中支持民间的一些抗日救亡活动。至于一贯主张国共合作的宋庆龄、何香凝、于右任、经亨颐、柳亚子、张西曼等，王昆仑在1935年后更是与他们经常进行联络，共商救国大计，共促国共合作。“1936年11月在中央饭店举行的南京各界援助绥远前线大会上，何香凝、经亨颐、柳亚子都到场签名，主持这次大会的便是早年西山会议派中的张继，而王昆仑、孙晓村都公然坐在主席座旁帮助张继主持大会。”^[2]

孙科的“太子派”中有许多人是王昆仑的密友，王昆仑也尽其所能对他们开展工作。“太子派”成员多属年轻的知识分子，在国民党达官周围担任幕僚，他们能对国民党某些党政要员施加一定的影响。加之“太子派”的首领孙科倾向抗日，孙又是立法院长和国民党中常委，因而在立法院中形成了实力雄厚的抗战派群体。王昆仑、梁寒操（当时任国民党中执委和立法院秘书长）则成为立法院中抗战派的核心人物，立法院成了国民党政府五院中力主抗战的一个院。王昆仑还通过孙科的关系，把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安排到一些部门中去，让他们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国民党内的朱家骅、陈立夫、陈果夫在抗战前夕也受到王昆仑一定的影响^[1]。

1936年7月15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四人公开发表了名为《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公开信。该信要求蒋介石放弃“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联合国内各党派和人民群众一致抗日；希望各地方实力派采取推动中央政府抗日的态度；赞成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王昆仑在公开信发表前就读过它，并完全赞同，在公开信发表后，他又立即将此信告知冯玉祥将军。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表示对此信极为不满，冯玉祥说此信他早就知道，没看出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蒋追问冯是怎么知道的，冯说是王昆仑告诉的。蒋转而厉声责问王昆仑是怎么知道的。王昆仑镇定地说：“这封《公开信》早就送报馆了，我是听他们说的。”蒋又追问：“那你一定也读过共产党的《八一宣言》了吧？”王昆仑说：“据我所知，岂止是我王昆仑读过《八一宣言》？蒋委员长您不是也读过吗？”^[2] 气得蒋介石拂袖而去。1936年9月，王昆仑将中国共产党1936年8月25日致国民党书和毛泽东分别写给宋庆龄和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四人的信，向孙科和冯玉祥等人作了通报。冯玉祥认为共产党人有推动国民党与共产党联合一致抗日的极大诚意，于是在国民党中央会议上当面责问蒋介石，为什么不把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的公开信向全体中委传达。蒋介石一愣后反问冯玉祥：“焕章同志，这件事你是怎么知道的？”冯玉祥说：“我是听王昆仑说的！”蒋介石责问：“又是你王昆仑，你又是从哪儿得到这样的消息的？”王昆仑答道：“我是从法国出版的中文报纸《巴黎时报》上看到的。”蒋介石又训斥道：“堂堂的国民党候补中委，为什么专爱看外国的报纸？”王昆仑反唇相讥道：“中山先生亲自制定的国民党党章有没有规定，国民党员不允许看外国报纸？”^[1] 蒋介石无言以对。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后，蒋介石被迫与中国共产党讨论合作抗日问题。8月初，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飞抵南京参加蒋主持的国务会议。会议期间，王昆仑经潘汉年介绍与周、朱、叶亲切会见。周恩来对王昆仑作了重要指示，其基本内容为：一是要王昆仑积极做孙科等人的工作，二是把组织关系转为直接领导。从此，王昆仑就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做国民党上层的工作^[2]。

1937年8月，王昆仑约见来南京参加最高国防会议的刘湘，向他分析当时的局势，希望他能亮明坚决要求抗日的态度，率兵出川抗日。刘湘接受王昆仑的劝告，在最高国防会议上说明抗战才能图存，表态愿意率川兵30万出川抗日，提供壮劳力500万、出粮食若干万石支持抗战。

1937年，王昆仑加强了同沪宁线各地救国会的联系，特别是进一步加强了同上海的“全国各界救国会”的联络。是年9月，“全国各界救国会”的著名领袖、被周恩来誉为“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的沈钧儒，就曾在潘汉年和王昆仑的陪同下来到无锡王昆仑家中，共商抗日大计。王昆仑约请“南救”领导成员张锡昌、薛葆鼎来与沈老一道交谈。沈老对救国会的活动作了指示，王昆仑分析了形势，中共中央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潘汉年也讲了话。大家还就无锡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形式和方法进行了研究^[3]。

[1]　冯雪峰：《冯雪峰文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506页。
[2]　孙晓村：《谈南京救国会》，《南京党史资料》第11辑，第13页。
[1]　曹克勋：《刘湘捐款给中共中央建立电台》，《团结报》1985年5月11日第4版。
[2]　明今（薛葆鼎）：《冯玉祥小驻苍鹰渚》，《无锡日报》1985年3月5日第4版。
[1]　薛葆鼎：《关于“南京读书会”的情况》，《南京党史资料》第4辑，第13页。
[2]　王朝柱：《王昆仑》，第165页。
[1]　王朝柱：《王昆仑》，第168页。
[2]　王朝柱：《王昆仑》，第182页。
[3]　明今（薛葆鼎）：《沈钧儒夜宿姚宝巷》，《无锡日报》1985年3月7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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