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月政协会议后，蒋介石集团在美国的支持下，加紧了对国民党内民主派的迫害，并对冯玉祥实行变相软禁，派特务将冯与外界隔离开来，冯玉祥决定到国外去开展争取和平民主的活动，便向蒋介石提出去美国考察水利的要求。蒋也巴不得将冯放逐国外，便同意了他的要求。

冯玉祥出国前夕，王昆仑从南京专程赶到上海送行，并于1946年9月2日，在上海公和祥码头，送冯到“美琪号”轮船上。行前，两人合影留念。

冯玉祥将军出国之时，王昆仑的处境已经十分困难。1947年2月，蒋介石集团悍然宣布要中共代表团离开南京，从而彻底关闭了和谈的大门，王昆仑的处境更加危险。王昆仑计划与夫人曹孟君先去香港，然后待机赴解放区，遂以申请赴美考察为名暗中购买了去香港的船票。不料临行前被特务发现，只好退了船票。1947年秋，国民党特务已将王昆仑列入暗杀的黑名单中。“小民革”领导机构得知消息后，立即派周旧邦去上海通知王昆仑。王得信后，先是住进上海仁济医院暂避，紧接着又向他的顶头上司孙科提出，说自己严重的胃病在国内难以治愈，希望到美国去疗养。在孙科的干预之下，国民党政府也只好同意王昆仑的要求。

曹孟君也是上了国民党暗杀黑名单的，王昆仑无法为她弄到去美国的护照，只好与她暂时告别，于1948年1月19日，携女儿王金陵在上海公和祥码头登上了出国的轮船。随后，曹孟君在好友李剑华、胡绣枫的帮助下隐蔽了起来。

1948年2月，王昆仑经旧金山到纽约。这时，冯玉祥在吴茂荪、赖亚力、王枫等人的帮助下，已建立了“旅美中国和平民主同盟”。这个组织有成员二百多人，并出版了双周刊。王昆仑抵美后即被选为该组织的中央执行委员，积极协助冯玉祥将军开展活动。王昆仑经常到冯玉祥寓所参与冯将军重要活动的谋划，冯将军有时也亲临王昆仑的居处晤谈。在纽约期间，王昆仑还经常陪同冯将军到华侨中开展活动并出席冯将军演讲会。

1948年2月，美国政府在国民党政府的要求下通知冯玉祥不得继续留在美国。冯将军觉得，人民解放军正在以摧枯拉朽之势撼动着蒋家王朝，他继续留美已无多大意义，遂与苏联驻美国大使馆联系，终于在7月31日登上了苏联“胜利号”客轮，并计划经苏联回国。王昆仑这时因搞不到离开美国的出境证及其他护照而不能与冯玉祥同行。在这种情况下，王昆仑请1945年到美国进修化工的表弟薛葆鼎设法帮助他找到中共在美国的组织。薛葆鼎经请示当时的《华侨日报》编辑、中共驻美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唐明照同意，将王昆仑介绍给唐。复经唐明照同意，薛葆鼎设法给王昆仑及其女儿王金陵搞到了离开美国的出境证及去英国和法国的护照。王昆仑与女儿第一站到达英国伦敦后，在费孝通侄儿费成武和画家张倩英夫妇的帮助下住了下来。大约一个月后，王昆仑与女儿到达巴黎，得到王金陵一个初中同学的帮助，暂住了下来。几天以后，又在中共赴法工作人员孟雨的帮助下，王昆仑一行领到了去捷克的护照。到捷克后，在中共工会领导人刘宁一的帮助下，王昆仑一行获得了去苏联的护照，并很快地到了苏联^[1]。在党组织的精心安排下，经过近三个月的长途跋涉，1949年1月，王昆仑终于进入了东北解放区。2月25日，王昆仑又与35位民主人士一起抵达北平，在火车站受到董必武、彭真等领导同志的热烈欢迎。

1949年4月29日，周恩来在北京六国饭店亲切地会见了王昆仑等“小民革”的领导人，对“小民革”的作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5月20日，王昆仑等“小民革”领导成员在许宝骙家举行冷餐招待会，约请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林伯渠、李维汉、邓颖超等同志到会。在这次冷餐会上，周恩来对王昆仑等“小民革”领导成员作了一次重要讲话。他指出，“小民革”与中共之间相知甚深，在许多斗争行动上与中共一致，在国民党内部起了进步的分化作用。周恩来对“小民革”今后的组织形式问题也作了重要指示。6月16日，周恩来又在新政协筹备会议上谈了“小民革”的性质、工作等问题，再一次对“小民革”的历史作用给予了肯定的评价。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隆重召开，王昆仑参加了这次会议，听取了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重要讲话，更加明确了民主党派在新中国的性质、任务和作用。

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后，王昆仑与“小民革”其他领导成员，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小民革”自身的情况和周恩来对“小民革”领导成员三次讲话的精神，一致认为：“小民革”多数成员可以分别归口到其他民主党派中去，少数原来未加入其他党派的盟员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加入“民革”或其他民主党派（“小民革”在历史上就有与“民联”、“民促”联合的动议，只是囿于当时的客观条件而未合并），“小民革”组织则可以至此结束。9月17日，在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会议上，王昆仑与王炳南、许宝驹、阎宝航、金仲华、吴觉农、袁翰青等七人代表“小民革”，发表了《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结束声明》。声明说：“本盟中央委员会根据目前形势和盟员郑重决议，自即日起宣布本盟的终结”。

“小民革”结束后，大部分盟员加入了1949年底成立的中国政治学会这一全国性的学术性的人民团体。王昆仑当选为政治学会副会长，会长则是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林伯渠。

1949年8月，王昆仑被“民联”推举为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1949年9月21日至30日，王昆仑作为“民联”十名代表之一，自始至终地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参与了《共同纲领》以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等重要法规的讨论和制定，并当选为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常委。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王昆仑作为贵宾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观礼。在天安门城楼上，周恩来对王昆仑说：“昆仑，你还记得吗？‘五四’运动时，学生在这里挨打；三十年后，人民做了主人，我们上了主席台，这可真是天翻地覆的变化。”^[1] 聆听着周恩来的谈话，追忆几十年来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王昆仑这位当年“五四”运动的参加者感慨万千。新中国成立了，他决心为中国人民的幸福和新中国的强大而努力奋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王昆仑被任命为政务院政务委员，直接参与政府机构的工作，参与政务院重大决策的研究和制定。

1954年9月，王昆仑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会常务委员，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常设机构的一名成员。

[1]　崇庆余于月坛北街甲1号访问薛葆鼎时记录，1992年5月27日下午。
[1]　《王昆仑文集》，团结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38页页下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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