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局面的形成，使王昆仑大为振奋。但是王昆仑没有料到国民党军队在强敌进攻面前不堪一击，至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华东战场全线崩溃。国民党中央政府不得不从南京迁往武汉，王昆仑也随之到了武汉。

到武汉后，王昆仑创办了《全民周刊》，鼓励军民的抗日斗志，及时报道战争动态。1938年3月，《全民周刊》与邹韬奋主编的《抗战》三日刊合并，刊名改为《全民抗战》，该刊在武汉沦陷后迁到重庆，继续出版。《全民抗战》还另出了通俗版和战地版。皖南事变后，《全民抗战》被迫停刊。

1938年，王昆仑不顾身患严重胃病，与曹孟君和范长江为首的中国青年记者协会的一些记者到李宗仁指挥的第五战区的徐州前线慰问部队将士，抢救难童和报道战场消息。在徐州会战后期，王昆仑等曾遭敌军围困。突围后回到武汉，王昆仑写下了《风雨涡河》、《临沂的老太婆》、《萧山一牧童》、《炮车队长》、《守蒙城的士兵和副师长》等战场纪实的报告文学作品，于1938年下半年在邹韬奋主办的生活书店出版的《徐州突围》一书中发表。这些作品讴歌了抗日军民英勇顽强的抗敌壮举，如实地报道了抗日军民缺乏武器弹药和给养不足等严重困难，无情地揭露和鞭挞了日本侵略军的野蛮和凶残。

1938年6月，经过前线战场的生死考验，王昆仑与曹孟君在武汉结婚。邓颖超就王昆仑与曹孟君结婚一事曾这样写道：“孟君是一九三三年入党的地下党员，活跃在妇女运动的前列。我与她长期共事，她也是我的战友。为此，我内心非常高兴，于是，我和恩来与昆仑的关系更进一步。”^[1]

武汉会战后期，根据中共中央长江局的指示，王昆仑溯长江而上到达重庆，密切注意汪精卫的活动，并及时向中央报告。1938年10月，周恩来抵达重庆后，王昆仑直接向周恩来报告了情况，并表示了自己对时局的担心。周恩来向王昆仑分析时局时指出：汪精卫的倒行逆施，绝对阻挡不了抗日的洪流！周恩来拿出一份登载《论今后敌人的动向》文章的《新华日报》，要求王昆仑好好看一下。听了周恩来的谈话，看了《新华日报》，王昆仑对时局的前景有了清醒的认识^[2]。

王昆仑还利用中苏文化协会积极开展秘密的统—战线工作。他担任了中苏文化协会常务理事并任秘书主任。中苏文化协会不仅为促进中苏友好和中苏文化交流做了大量工作，而且成了国民党统治区进步势力公开进行爱国民主活动的重要阵地。1938年10月，他领导了《中苏文化》的复刊工作，并主持《中苏文化》的组稿、出版、发行工作，担任会刊委员会主任。他为该刊撰写了一批很有份量的政论文章，如《文化交流与文化战斗》、《三民主义革命者的历史试炼等》。他用那支犀利的笔，奋力推动抗日，维护团结、反对投降，并传播中苏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1939年，王昆仑在《高尔基逝世三周年》一文中以充满着激情的笔调写道：高尔基“这的确是一个崇高而亲切的名字！他常常用自己的奋斗史和全部著作鼓励我们，要我们和他一样为自己的时代而努力！因为他在外国文艺中距离我们最近，所以我们最能接近他，也最喜欢他。”“莎士比亚、大仲马、小仲马、拜伦、托尔斯泰、莫泊桑……自然也永久巍然坐在文艺的庙堂中，然而高尔基活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只有也以‘居于人生的深渊之中’的‘粗壮声音’，使四万万五千万人都‘浮到自觉光明与自由的上面’来回答我们这个崇高而亲切的朋友！”^[1] 他在1940年写的《论抗争的五月》一文，对中国近现代史中发生在五月的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一系列壮举作了精确的论述，并以唯物主义的观点总结了这些斗争的经验和教训。

王昆仑还经常约请一些著名爱国领袖人物和中共领导人为《中苏文化》撰文，使该刊成了抗战时期大后方极具特色和战斗力的一份革命刊物，在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抗日，维护中苏友谊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1]　邓颖超：《〈王昆仑文集〉序》，《王昆仑文集》，团结出版社1988年12月出版，第1页。
[2]　王朝柱：《王昆仑》，第202页。
[1]　王昆仑：《高尔基逝世三周年》，《王昆仑文集》，团结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180—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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