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9月，田汉偕妻子易漱瑜归国，经左舜生介绍，到中华书局上海编辑部任职，开始了他归国以后的文学政治生涯。

五四运动后，在文化领域里，面临着建设新文学的任务，译介外国文学作品是其中的重要的内容之一。鲁迅、郑振铎、瞿秋白、刘半农、沈雁冰等身体力行地译出大量作品。田汉除自己译介了一部分作品外，还制订了巨大的编辑译著的计划。在戏剧方面，先后翻译出版了一批日本现代剧和莎士比亚等欧洲作家的作品。在社会科学方面，主要是译介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作家的作品，比如武者小路实笃、秋田雨雀、菊池宽的作品等等。

田汉这个时期的突出成就是组织领导了南国社。1924年1月，田汉与妻子在上海创办《南国》半月刊，到3月停刊，共发行四期，在社会上产生一定的影响，特别是田汉创作的话剧《获虎之夜》在刊物上发表后，影响广泛。人们称赞《南国》半月刊给沉闷的上海文坛，尤其是戏剧界，带来一股“清新芳烈的艺术空气”，展现“湖南牛”的那种“戆直而爱蛮干”的性格与精神。

1924年8月，田汉送妻子易漱瑜回湖南治病。1925年1月，妻子病逝。同年春，任教长沙第一师范学校。应爱好戏剧朋友的要求，曾组织了长沙戏剧协会，并创作了话剧《黄花岗》。

回到上海后，田汉由于这时对社会运动与艺术运动持二元论的见解，“即在社会运动方面很愿意为第四阶级而战，在艺术运动方面却仍保持着多量的艺术至上主义”^[1]。因而它一方面促使田汉的作品具有社会意义和在艺术上逐趋完美；另一方面往往为追求艺术至上而忽视政治，导致听从了老友、国家主义者左舜生的劝说，于1925年8月在国家主义者曾琦主编的《醒狮》周刊上创办了《南国特刊》。该刊于1926年3月停刊，历时近7个月，编发24期。《醒狮周报》在当时是被称为“醒师派”的刊物，他发表的文章，难免不被人视为替“醒狮派”作宣传。

共产党人林伯渠这时正住在上海，他劝告田汉：“上海的情况很复杂，各党各派都有。今后你不要在《醒狮》上发表文章了。”^[2] 在“理智与感情，政见与友谊”的选择上，他选择前者，“于是那发行到二十来期，有过相当的热心的读者的《南国特刊》便戛然中止了。”^[3]

1926年春夏之交，《南国特刊》停办后，田汉本来准备与郭沫若等赴广州应聘中山大学文学院，因种种原因没有成行。田汉便与唐槐秋、姚肇里、唐越石、唐琳、顾梦鹤、陈望道、左舜生、宗白华、黎锦晖等发起成立“南国电影剧社”。亲撰《启示》，声称：“酒、音乐与电影为人类三大杰作，电影年最稚，魅力亦最大，以能白昼造梦也。梦者心之自由活动，现实世界压榨之苦闷至梦境而宣泄无余，惶梦不可以为伪……”并标明该社的目的为“将合群策群力，以纯真之态度，借Film（影片）宣泄吾民深切之苦闷，努力不懈，期于大成，略述所怀以召同志”^[4]。第二年元月，田汉为《银星》杂志撰写《银色的梦》（共15篇），登载在该杂志的第5—13期上，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所以南国运动实开始于电影运动，亦即造“银色的梦”。可是在旧中国这个靠电影来“造梦”和“宣泄苦闷”的思想是无法实现的。他“竭一年之力，弄得大家焦头烂额”。

直到1927年5月，田汉又应陈铭枢、何公敢之邀去南京任总政治部宣传处的艺术顾问。他带着南国影剧社全体社员前往南京就职，“把戏剧方面的责任托诸欧阳予倩和唐槐秋”，自己专负责电影方面之事^[1]。田汉计划自编自导电影《南京》、《广州》、《武汉》三部曲，还写出《南京》的本子，排定演员，着手摄制；7月，他亲赴日本聘请摄制人员，同时进行考察。当他返回南京时，政局已发生重大变化：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宁汉合流；中国共产党人在南昌举行“八一”起义，展开轰轰烈烈的武装革命斗争。8月13日，蒋介石宣布下野，南京政权落入桂系军阀手中，随后南京一片混乱，艺术科无形解体。任职不到三个月的田汉遂卸职返沪。返归上海之初，他曾“一时沉入非常幻灭之中”^[2]，经过反思，构成了一些新的觉悟，这就是：“第一，我觉得乌合之众是不可以成事的。……要想做真正的运动，非切实训练些人不可。第二，我觉得艺术运动是应该由民间硬干起来，万不能依草附木，因为依附的东西，看去总成了被依附物底形态，而且被依附物一倒也要随之而倒的。”^[3]

1927年8月，田汉应上海艺术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黎锦晖之请出任文科主任。是年秋，上海艺大校长负债出走，经全校学生一致推举田汉接任校长。

1928年元月，应上海艺大学生会的请求，经与徐悲鸿、欧阳予倩商议，决定筹建南国艺术学院，下设文学、绘画和戏剧三科，分别由田汉、徐悲鸿和欧阳予倩主持，邀请著名人士任教。“南国艺术学院属于南国社事业之一部”^[4]。它的开办，一不靠官，二不靠资本家，三不多收学费甚至不收学费。田汉艰苦备尝，硬撑半年多，到暑假后便停办了。

南国艺术学院存在的时间不长，它的主要成绩是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和在杭州西子湖畔开展了有意义的戏剧活动。正如田汉说的：“南国无以为宝，唯人才以为宝!”他们培养的人才，在文学戏剧方面有：陈白尘、陈明中、陈凝秋、左明、郑君里、唐叔明、金焰、赵铭彝等。在绘画方面的有：吴作人、刘毅、刘汝醒等。在音乐方面的有：张曙、冼星海、吕骥等。学院停办后，留下的学生则转到南国社从事戏剧活动。1928年11月，南国社经过改组，分成影剧、总务、戏剧、出版四部，分别由田汉、王芳镇、周信芳、左明任部长，由于当时的环境较适合戏剧运动，南国社也因戏剧运动为社会瞩目。

在这个时期里，田汉共创作话剧27部，编译话剧一部，约占他一生创作总数的1/3。同时他还翻译话剧12部。由于田汉的戏剧创作是紧跟时代步伐，适应形势需要的，因而有的剧本是废寝忘餐赶写成的，有的是直接写刻在蜡纸上，有的是边写边排，有的甚至没有写成剧本，先排练演出了。就质量和品位来说，以《获虎之夜》、《湖上的悲剧》、《苏州夜话》、《一致》、《卡门》和《名优之死》为佳。

《获虎之夜》是南国前期的代表作。剧本的背景是辛亥革命后湖南一山村。富裕猎户魏福生，为给女儿莲姑多添一份嫁妆，体面地嫁到高门大户陈家去，准备当晚再打一只老虎，结果打中莲姑的心上人黄大傻。剧本以喜剧开场，以悲剧结尾；接触了婚姻与阶级这一社会问题。它控诉了封建包办婚姻的罪恶，歌颂了莲姑的反抗精神，“是我国独幕话剧创作臻于成熟的一个标志”^[1]。

《苏州夜话》是一部揭露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的佳剧。剧中主人公刘叔康原是一个不问政治的老画家，在军阀的炮火声中，安然作画，心上还想“他们会对与打仗无关的艺术家表示敬意”^[2] 吧！但现实粉碎了他的艺术之梦，大兵冲散了他的妻子女儿，还破坏了他的巨画。之后，他放弃艺术参加革命，打过仗，受过伤。“革命成功”之后，他发现“血又白流了!”在幻灭之余，他到欧洲去研究绘画，回国办学，教育青年一代。剧本表现了一个艺术至上的艺术家接触了社会的真实，打破了他那沉酣的美的幻梦。反映了田汉的思想观点的转变。

《名优之死》是田汉南国时代最成功的作品。它抓住时代特点：旧社会封建恶霸对艺人们的摧残和迫害，反抗不再是单个人了。刘振声，一代名优，为人正派，做事认真，重“戏德”。他关心和爱护徒弟刘凤仙，把她作为自己艺术上的希望与理想的寄托。但刘凤仙在恶霸杨大爷的引诱下堕落了，刘振声的理想破灭了，他不再逆来顺受，他起来斗争。最后，虽然倒在舞台上，但唤醒了其他艺人的反抗的意识。该剧成功地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一扫早期“伤感”色彩，作品揭示悲剧的社会根源，在悲剧性的结局中透露出对光明未来的信心和希望。该剧讲究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语言上达到了“声声肺腑，字字衷肠”^[1]，所以特别感人。该剧在1957年纪念话剧运动50年上演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把它作为经常上演的保留剧目之一。

南国有了一批好的剧本，又有一批好的导演、演员和舞台工作者。因此，他们在各地公演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好评，出现“万人空巷，迎南国”的局面，赞誉之辞盈耳，比如南国是“戏剧的太阳的黎明”，是“一朵清新的艺术的花朵”^[2]。

1930年6月，南国社公演了根据法国作家梅里美同名小说改编的六幕话剧《卡门》。田汉在改编中“把现代西班牙的革命运动反映了一些进去”^[3]，想“藉外国故事来发挥革命感情影响中国现实”。剧本借剧中主人公之口说：“我不能留在旧的记忆里了，我要向新的努力去找生活了”，“旧的生活啊，旧的爱啊，旧的世界啊，永远和你少陪了”。这是《卡门》主人公被杀害之前的话，也是转向中田汉的心声。左翼文艺批评家钱杏邨说：“《卡门》，在事实上，还只是代表了在转变中的南国的发展的最高的戏剧。”^[4] 然而公演的第三天，即1930年6月11日，国民党当局就下了禁演令。1930年9月下旬，南国社被查封。“南国”从此结束了。南国的躯壳虽死，然而南国的精神不朽。“南国精神”就是百折不挠地做民众戏剧运动，坚强的团结精神和紧跟时代步伐，在探索中前进，在前进中探索的精神。这一时期，给田汉以最大促进力量的是党的关心和支持。1930年初，他与郑伯奇会见过当时党中央的实际负责人李立三，思想上受到很大的影响。2月，他参加了鲁迅等领导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后来又做了“左联”发起人之一，参加“左联”的成立大会。他既在理论上作了自我批判，在组织上参加了党直接领导下的左翼团体，更在实践上革新自我：摆脱了政治上两元论的见解，要使艺术为无产者服务；摆脱创作上艺术至上主义和感伤主义，接受无产阶级的现实主义。他说中国的新剧运动应“走到大众中间去”，“群众将成为新戏剧的主角”。田汉这种转向性的变化，在文坛上产生很大的震动，很快就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慌，他的名字立即被列入黑名单。幸亏鲁迅及时通知他，使他思想上有所准备，并逃出了反动军警的魔爪。

[1]　《田汉文集》第14卷，第246页。
[2]　田洪：《回忆田汉》，载《湖南戏剧》1981年第1—4期。
[3]　《田汉文集》第14卷，第248页。
[4]　《田汉文集》第14卷，第249页。
[1]　《田汉文集》第14卷，第267，268页。
[2]　《田汉文集》第14卷，第279，280页。
[3]　《田汉文集》第14卷，第279，280页。
[4]　《田汉文集》第14卷，第303页。
[1]　何寅泰、李达三：《田汉评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0页。
[2]　陈瘦竹：《田汉的剧作》，选自《现代剧作家散论》，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　屠岸：《〈名优之死〉剧作和演出》，《戏剧报》1961年第11—12期。
[2]　《南国的戏剧》，上海萌芽书店1929年版。
[3]　田汉：《编辑后记》，《南国》月刊第2卷，第2期（1930年5月）。
[4]　钱杏邨：《关于南国的戏剧》，《南国周词》第16期（193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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