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田汉在南京《新民报》上发表《决心》一文，指出：“中国的生机在坚决的对日抗战。不趁此奋然而起，天下盖无不可忍之事。而中国生机殆有断绝之虞。”

抗战之初，田汉在南京应“首都报人慰劳抗敌将士公演会”的请求，只用五天时间，便创作了四幕剧《卢沟桥》，打响了“抗战戏剧”的第一炮。开演前，国民党特务前往阻止，在洪深和广大观众的有力支持下，终于得以胜利演出。刚刚出狱的“七君子”观看了演出。剧终时，“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即紧握着田汉的手说：“田先生，祝贺你，感谢你! 这戏很成功，观众的情绪也很高，我早就爱唱你的《义勇军进行曲》，以为你还在狱中呢。”^[3]8月，田汉作《中国空军歌》，热情赞颂为中华民族解放而战的中国空军英雄。

抗战初（1937年），中共代表团到南京，为田汉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4]。1937年9月21日，被管制在南京两年有余的田汉，告别石头城奔赴战火纷飞的上海，随即参加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执委会。他应阿英之请，在《救亡日报》为何香凝训子“努力奋斗御敌”的电文上，书写了一篇热情洋溢、酣畅淋漓的跋文，成为田汉抵沪后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字。嗣后他与郭沫若、夏衍冒着战火到奉贤南桥镇、嘉定前线访问张发奎、罗卓英将军；与周信芳等带领平剧界爱国艺人到上海近郊前沿阵地宣传演出，慰问抗日将士与伤员。11月，他偕田洪、安娥离沪，经南京、江西返长沙，在长沙创办了宣传抗日救国运动的报纸《抗战日报》。此后，他曾两次往返于长沙、武汉。在武汉组织全国戏剧界援助华北游击战士募捐联合公演，并在武汉筹备成立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简称“剧协”），担任剧协常务理事和话剧部主任。1938年3月，参加中华全国文化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与郭沫若、老舍、茅盾、丁玲等45人被推举为协会理事。

1938年4月1日，国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正式成立。田汉放弃了在非常艰难环境下创办的《抗战日报》，到三厅任第六处长之职，具体掌管艺术宣传，还参加了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三厅领导干部秘密党小组，其成员有郭沫若、阳翰笙、杜国庠、田汉、冯乃超等^[1]。

田汉“自加入三厅后，始终都穿军装，马裤上套一双长筒马靴。在厅里每天一清早起来便率领着第六处和附属队的朋友做早操，早操后再开始办公”^[2]。“三厅”主办的“武汉各界第二期抗战扩大宣传周”，分别组织戏剧、歌咏、美术、电影、文学等宣传活动。田汉均积极参与组织、领导。4月9日为歌咏日，郭沫若最担心这次场面能否打得开，但经田汉、冼星海和张曙等满怀信心地倾尽全力组织筹划，到歌咏日那一天，当郭沫若看到那么多歌咏队聚集在旧华商跑马场，竞惊叹地问田汉：“从哪儿产生出了那么多的歌咏队来？”田汉说：“这是几年来所播下的种子，今天是我们的收获日。”宣传周后，田汉便率领一些文化界人士从武汉乘火车北上，去抗战前线台儿庄慰问抗日将士。7月，田汉与阳翰笙、张季龙等共同负责筹备“武汉各界抗战周年纪念献金周”，因准备工作做得充足，出现了“献金狂潮”^[3]。在“三厅”成立的最初几个月里，田汉主要精力就放在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和组织文艺界工作上。同年夏天，他根据“三厅”成立初期周恩来的部署，与洪深、石凌鹤、张曙等以汇合于武汉的上海救亡演剧队各队为基础，选拔人才，编成政治部直属抗敌演剧队十个队。为便利在部队进行工作，演剧队进行军事训练。在训练期间，田汉身先士卒，与队员“一起操练，一起跌打滚爬”，并把抗敌演剧队分配到备战区去，加强国统区抗日宣传工作。同年9月，田汉在武汉举办了“留汉歌剧演员战时讲习班”，亲任教育长，编班歌，发抗战宣传品，对艺人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1]。

随着抗战前线的吃紧，田汉随“三厅”撤退到长沙。不久，又集合入湘的平剧宣传队与原在长沙的湘剧团体在长沙举办“战时讲习班”；并将三个湘剧团体分别组成湘剧抗敌宣传一、二、三队，随“三厅”一起南下，从事抗战宣传工作。因国民党军政当局实行“焦土政策”，放火烧长沙。当时周恩来等同志从大火中撤出后，立即组织善后救灾工作。田汉率两个湘剧抗敌宣传队和演剧六队由衡阳返回长沙，“于瓦砾灰烬中掩埋尸体，收容伤员，发放救济金，给火后的长沙人民做了大量的抚慰工作。”^[2] 同时，田汉还与廖沫沙、龚啸岚、刘建庵等创办发行长沙大火后的第一份报纸《新长沙报》。而对于在大火中失去父母和家庭的孩子，他则想法收容起来，教他们唱歌识字，让他们卖报纸，使他们生活有了着落。并且还很快地组织湘剧艺人，开锣演戏，对于安定长沙人心，恢复市面繁荣起到积极作用。1939年年初他又在长沙集合平、湘剧队，主办了为期三个月的“长沙旧剧演员讲习班”。同时，他还组织所属湘剧队在长沙举行“义卖”公演，田汉则赶写了描写长沙大火的《火城记》以供演出。

1940年5月，田汉应召赴重庆继续参加三厅工作。4个月后，蒋介石下令免去郭沫若厅长之职，成立徒有虚名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依然由郭沫若主持。三厅成员全部转入“文工委”，田汉任“文工委”第二组组长^[3]。在“文工委”成立的第二天，由田汉任主编的《戏剧春秋》在桂林创刊。在重庆田汉还先后两次组织了“戏剧的民族性问题”和“历史剧问题”座谈会，发表《关于抗战戏剧改进的报告》^[4]。

1941年3月“皖南事变”后，根据中共南方局关于“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田汉由党组织安排离开重庆，乘船东下。3月6日，抵湖南安江时，拜访海军名将萨镇冰。月底抵南岳，在南岳菩提园蛰居数月之久，一面读书写作，一面支持南岳住持巨赞法师进行佛教改革，成立湖南南岳佛教救难协会（简称“佛救”）和佛教青年服务团（简称“佛青”），开展僧人救亡运动^[1]。春夏间，杜宣从桂林赴南岳访问田汉。8月23日，田汉偕老母幼女欣然去秋意正浓的桂林，又在桂林活动三年。在这里，他除了指导帮助杜宣进一步筹建新中国剧社外，又指导帮助文艺歌剧团和中兴湘剧团的成立；既在生活上关心艺人，更重要的是写剧编戏支持他们的艺术事业。

在抗战期间，田汉最突出的贡献之一是创作了大量的激励和团结全国军民抗日救国的话剧和电影剧本。除《卢沟桥》（1927年8月）外，还有《最后的胜利》（1937年冬）、《怒吼吧，漓江》（活报剧，1939年8月）、《秋声赋》（1941年冬）、《再会吧，香港》（1942年初，与夏衍、洪深合著，因遭禁演，后改名《风雨归舟》）、《黄金时代》（1942年6月）等。

田汉在抗战时期的特大贡献，是改编戏曲，改新旧剧。田汉自小与旧剧（湘戏、京剧）结缘，是倡导旧剧改革的先驱者之一。早在长沙师范读书时他就按照京剧和院本写作过《新教子》和《新桃花扇》。自日本回国后，即有志于改革旧剧曲。在上海艺大“艺术鱼龙会”上便与洪深、欧阳予倩、周信芳、高百岁等讨论新旧剧之得失，认为旧剧是“广大军民最熟悉的艺术形式”^[2]，“我们建设中国的新歌剧不能不以旧的歌剧为基础”^[3]，并先后写作和改编过《雪与血》、《林冲》、《五人义》等戏曲剧本。过去，田汉一直想抓旧剧的改革，但找不到一个历史契机。抗战爆发，民族精神高扬，艺术的民族形式受到重视；传统戏曲虽有不少糟粕，但包含着强烈的民族精神。现在历史的契机来了。为了动员广大军民争取抗战胜利，改革旧剧使它适合当前需要成为迫切之课题。尤其是田汉五四运动中诞生的新作家，他本人的创作从来就与传统的旧文学血脉相通，又很了解中国老百姓，特别是广大农民的审美情趣，他懂得要使戏剧为抗日宣传服务，传统戏曲比话剧更有优势。再加上抗战的现实使田汉更有可能把散漫的旧艺人组织起来，把改革旧剧的思想付诸实现。因此，在抗战中，田汉一方面大力提倡旧剧改革，另一方面致力于改编旧戏曲，为时代服务。他创作了《明末遗恨》（上集）、《杀宫》、《土桥之战》、《新雁门关》、《旅伴》、《新儿女英雄传》、《江汉渔歌》、《岳飞》、《武松》、《南明双忠记》、《新会缘桥》、《金钵记》和《武则天》（上集）第14部，其中有一半作于桂林。

京剧《土桥之战》是一部赞颂民族英雄史可法忠贞爱国精神的好戏。该剧酝酿于左翼文化运动时期，是田汉与京剧名伶高百岁合作编演的京剧《史可法》之一幕，最后在抗战时期完成的。

《江汉渔歌》是田汉于1937年10月在桂林写成的。故事来源于《汉阳志》，写“宋时金兵南犯，汉阳空虚，太守曹彦约起用民间豪杰许、赵观、党仲升等联络江汉渔民数万，大破金兵，汉阳赖以转危为安，开军民合作取得伟大胜利之前例”^[1]。剧本不仅借历史故事宣传军民合作，奋力抗日，而且还写到老渔民阮复成和他的女儿春花在激战过程中的沉思与忧虑：曹太守暂时起用各路豪杰义士抗金，但骨子里还把他们当成“洞庭反寇”、“杨么余党”，内心在盘算着把金兵赶走了，再来跟民众算帐。实际上包藏祸心，点出民族统一战线中暂时潜隐着阶级斗争。《江汉渔歌》是田汉剧作中在抗日时期演出最多影响最大的一部戏曲。

《新儿女英雄传》写明代嘉靖年间，兵部尚书、两江总督张经因讨倭有功，被通倭卖国的权奸严嵩陷害致死。张经之子张知方、女儿张惠兰由京城逃出，继承父志，在民族英雄戚继光率领下，肃清倭寇，捍卫国家，剧本通过剧中主人公之口宣称：“抗战不懈，驱逐倭寇”，“千万以国家为重，外患肃清。一切都是光明，一旦国家亡于异族，什么都是黑暗”。强调要扫平敌寇，“恢复中原”^[2]。紧密结合现实，激励人民挺身于抗日救亡的斗争。

西南剧展（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的简称）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一次规模空前的剧人大会师和剧艺大检阅，也是改革旧戏曲成果的大展览。它展示出田汉与欧阳予倩等著名戏剧家和爱国艺人在抗日时期从事戏剧创作和实践的丰硕成果。剧展开始筹备于1943年11月，正式开幕于1944年2月15日，5月19日闭幕，历时三个多月。而这时正是日寇逼近桂林，全城即将开始大撤退的时候。可是参加西南剧展者却有来自广西、广东、湖南、四川、江西、湖北、云南等省共千余人。有28个团队演出戏剧剧目73个（包括话剧、戏曲、新歌剧、傀儡戏等），观众达十多万人次^[1]。在开幕的当天，田汉发表了《宝贵这空前的盛举》一文，指出这次活动的目的是：政治上“向广大戏剧工作者再动员”使“戏剧配合大反攻”；文化上期望出现“更本质的、合目的性的舞台，更高级的、朴素真实而建立在人体肌肉与发声器官的同到的训练的表演，更动人的、集中的、激烈的调子”，肯定戏剧界为抗战做出的贡献，指出戏剧文化战士“为光明、为民主自由而战斗”的前景^[2]。

西南剧展实质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两位最有代表性的两栖于新旧剧的戏剧家率领神州“戏剧兵”高举抗战戏剧大旗向着改革旧戏曲、繁荣新戏剧的大进军，是沟通新旧剧的桥梁。当时美国戏剧评论家爱金生在《纽约时报》上撰文称颂：“这样庞大规模的戏剧展览，有史以来，除了古罗马时代曾经举行过，还是仅见的。中国处在极度艰辛的环境下，而戏剧工作还能以百折不挠的努力，以保卫文化、拥护民主而战，功劳极大。”^[3] 田汉在剧展期间曾写过一首诗，意味深长：“壮绝神州戏剧兵，浩歌声里请长缨。耻随竖子论肥瘦，争与吾民共死生。肝脑几人涂战野，旌旗同日会名城。鸡啼直似鹃啼苦，只为东方未易明。”^[4]

田汉创作了大量诗歌，为抗日而呼号。伟大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为诗人田汉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加上他诗才敏捷，诗作累累，既有新诗，又有旧体诗，既有歌词，还有旧体辞曲。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时期，他的诗歌词曲作品约121首，其中旧体诗词89首，新诗11首，歌词21首。郭沫若说，田汉“旧诗做得满好”。^[5] 老舍也曾对曹禺说过：“田汉同志的诗是我们无法比的，他是个真正的诗人。”^[6]

从内容上来看他在抗战时期写的诗歌，可分为三类：

第一，揭露日寇侵略暴行、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与无穷的痛苦。如组诗《京沪征尘》、《从上海到长沙》和长诗《衡阳道中纪行》以及《大火后重返长沙》等。还有揭露国民党“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给抗日人民造成危难的，如《惊闻洪深兄惨变》长诗，《题徐悲鸿作〈猫园〉》、《佛西嘱题》、《赠玛莉》等。

第二，赞美抗战将士，讴歌抗战人民。比如赞朱德太行南下的“河上烟云障马头，中原怒指泪难收。敢辞征战连年苦，未复春秋九世仇”；写周恩来率三厅人员出发长沙的“猎猎秋风卷柳丝，将军慷慨誓雄狮，画囊在背琴悬肘，齐向乡村出发时”；赞张发奎将军的“浦江两月波涛壮，始信人间有铁军”；吊唁郝梦麟将军的“男儿端合沙场死，况在家危国难时。白水村头哭军长，东方从此去雄师”；歌颂昆仑关战场战士的“一树桃花惨淡红，胡关阻塞驿亭空。倭师几处留残垒，汉帜依然卷大风”。

第三，赞颂作家、艺术家的爱国热情和高尚品质。除为郭沫若祝寿的长诗《南山之什》与前述《庆祝西南剧展兼悼剧人殉国者》等诗外，有赞颂鲁迅“雄文未许余曹及，亮节堪为一代风”；称赞夏衍的“岂有诗篇追太白，愿为草木逐苻坚”；称赞欧阳予倩的“一曲梨花两行泪，灵均辞赋少陵诗”；称赞柳亚子的“九死犹能写不平，吴江原岂以才名”，“万里投荒绝险事，脚根不软诗囊富”等等。

阳翰笙说：田汉的诗作“以深厚的功力和卓越的才能，反映了中国人民在党领导下艰苦斗争的历程，抒发了无产阶级积极有力的豪情”^[1]。其中关于抗战诗歌，不仅抒发了人民的心声和抗日的决心和力量，表达了抗战主题，而且充满了浓郁的时代气息，跳动着时代的脉搏和忧国忧民的深情。

[3]　《田汉文集》第13卷，第80—83页。
[4]　茅盾：《在田汉悼会上的悼词》。
[1]　郭沫若：《洪波曲》第214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
[2]　郭沫若：《洪波曲》第214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
[3]　郭沫若：《洪波曲》第57，92页。
[1]　张向华编：《田汉年谱》。
[2]　魏杰：《抗战期间田汉在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田汉与湖南戏剧》。
[3]　阳翰笙：《战斗在重庆——回忆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斗争》，《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1期，《田汉文集》第16卷，第558页。
[4]　1941年7月桂林《戏剧春秋》，第1卷，第4期。
[1]　《田汉文集》第15卷，第189页，第12卷，第225—226页。
[2]　《田汉文集》第15卷，第57页。
[3]　《田汉文集》第14卷，第281页。
[1]　《田汉文集》第8卷，第524—525页。
[2]　《田汉文集》第8卷，第516页。
[1]　1944年2月16日桂林《大公报》和1944年3月2日重庆《新华日报》。
[2]　《田汉文集》第15卷，第328—333页。
[3]　《西南剧展》上册，第159页。
[4]　《田汉文集》第12卷，第317页。
[5]　郭沫若：《先驱者田汉》。
[6]　曹禺：《戏剧工作者的良师益友》，载《人民戏剧》1979年，第4期。
[1]　阳翰笙：《田汉所述走过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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