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雄伟庄严的天安门广场，回荡着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年过半百的田汉决心为繁荣新中国的文化事业尤其是戏剧艺术事业鞠躬尽瘁。
1949年7月，田汉当选为中国“剧协”常委并任“剧协”主席。12月被任命为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局长。长期以来，田汉最关心的是戏曲改革。他与阿英、周扬、周信芳、马彦祥、袁雪芬、梅兰芳、赵树理、欧阳予倩等筹组中国戏曲改进会，团结戏剧工作者，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努力进行戏改工作。他心系着花过多年心血并视之如命的戏曲艺术。虽然他是这方面的内行、专家，然而他仍兢兢业业地深入民间，调查研究，多次主持和参加戏改讨论会、座谈会和全国戏曲工作会议，安排地方剧团来京演出，赴各地出席戏曲观摩演出，参加各种戏曲讲习班的活动，并亲任第一届戏曲编剧讲习班主任，竭力探索戏曲改革中遇到的历史与现实、政治与艺术、内容与形式等复杂问题。他对毛泽东就新平剧《逼上梁山》给杨绍萱、齐燕铭的信，是深深膺服的，决心跟党走，忠实执行党的文艺路线。但又觉得这并不等于可以用简单的结论涵盖中国丰富的戏曲遗产。在旧戏舞台上就有不少来自民间的替大众说话的旧戏曲，在这些戏曲中人民并不都是渣滓；而那些专写“老爷太太少爷小姐”的《西厢记》、《白蛇传》、《牡丹亭》一类戏并不都是应予否定的“历史的颠倒”。可是，时任戏曲改进局副局长曾受到过毛泽东肯定和表扬的杨绍萱却把《逼上梁山》的路子作为新中国戏曲改革的唯一的路子并连续改编了许多戏曲剧本，歪曲历史和神话传说，叫古人喊出现代人的口号，在周恩来签署的《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中受到批评，认为这是一股“反历史主义、公式主义的倾向”。然而这些问题并未因此获得解决，对传统戏曲的粗暴禁演、乱加否定的做法时有发生。为此，田汉先后给周扬写了十封信，1950年4—6月份，《人民戏剧》创刊号和第三期发表了三封^[1] 其具体内容虽有不同，但核心是为中国旧戏曲请命。田汉曾亲自对900多个京剧剧目进行分类统计和考察，发现其中主要处理鬼神怪异或迷信题材的凡109种占12％。其中有的是写人类和自然力的关系，有的写人和异类如狐、鬼、虫、蛇、花木、人和神仙鬼怪，人和疾病，和不可抗拒的命运等等。这中间有可笑的愚昧和落后，但也有不少天真有趣、含意深远的故事，足以考见人类的智慧发展的轨迹。例如《窦娥冤》中“六月下雪，三年亢旱”的情节并不纯是迷信，而是“何等不满意当时的现实，而只是相信自然力会来替百姓们主持正义。中国人看自然常常是有这样感情的”。他还从古代水患说到民间关于水神的传说，找到人民大众喜欢《白蛇传》一类神话戏的原因。京剧《除三害》中的周处，《八大锤》中的陆文龙，《四郎探母》中的杨延辉，《玉堂春》中的王金龙，这类由恶向善的人物，并非宣扬“反动”而有着“美丽的民主成分”。他认为照旧因果论的说法，道德上的努力是可以这样转祸为福的。这虽与我们的新人生观有距离，却也可以鼓励大家为善和对社会负责任。而对于那些有宗教思想和宗教色彩的戏，不能一概斥之为迷信。比如《劈山救母》“客观上是一个反对封建压迫的美丽神话故事，把这看成迷信戏而加以禁止是不必要的”。昆曲《思凡》，则是表现反宗教的人性呼唤，更具有价值。《童女斩蛇》与《河伯娶妇》，更具有启蒙作用。而《河伯娶妇》，写了“明智果决为人民解除痛苦，启迪智慧的官吏，是我们民族的夸耀”。他进一步说明：“封建社会的任何优秀人物不可能完全没有迷信落后的观点，把他们写得和今天一样进步是反唯物史观的。”同时“因果报应的思想，一方面是统治者以愚民的必要加以利用发展的结果，一方面也由于封建时代人民没有力量，不免向神仙鬼怪和来生果报寄托他们对现世的苦闷不平”。对这些问题只有通过讨论，“接近真理”，在执行政策上才能“不会有太大的偏差”。田汉在戏曲工作中还坚持了一手抓旧戏曲改革，一手抓话剧的繁荣，主张“两条腿走路”：“既要多反映当前实现斗争的现代戏，也要细致英明地挖掘和改革古典剧目”。
田汉的上述思想，从艺术上来说是对的，从政治上来说是符合党和政府的文艺路线和政策的。作为文化部副部长和党组书记周扬，太体上是接受这些思想的。由周扬任主任、田汉任副主任的戏曲改进委员会和全国戏曲工作会议基本是按照以上思想去运作的。可是，《人民日报》社论却说：“提倡迷信愚昧的戏（如舞台上出现鬼神，宣传神仙是人生主宰者等等）是旧戏中的有害部分，应该加以否定。”^[1] 不少地方对旧戏乱加否定和禁演屡见不鲜，这不能不使田汉有些困惑不解。后来对《武训传》的批判更使他很难想得通。但是他还是检讨认错，发表了《〈武训传〉使我猛醒》的文章。胡风文艺思想遭到批判时，开初他也有类似的情况，后来他还是跟上来了，主持中国“剧协”召开的胡风文艺思想的讨论会。反右派时，吴祖光的言论与他讲的基本相同，开始他很是困惑，不久，他又主持了“剧协”召开的批判吴祖光等的座谈会。他虽感到苦闷，甚至迷惘，但他相信自己是爱党爱国的，既然党说要批判，自有其道理。他当然要紧跟上。田汉在写信给周扬阐述自己观点的同时，还将自己的观点体现在创作实践中。他呕心沥血在50年代写的《白蛇传》、《金麟记》、《西厢记》就是在上述戏改思想指导下进行旧戏改革的精品。尤其是《白蛇传》和《金麟记》堪称体现他这一时期戏改观点的典范。
《白蛇传》是田汉在1943年根据民间故事编写的京剧《金钵记》重新改编的新作。剧本通过白素贞、小青等感人的艺术形象，经过精心的洗练剪裁，“强烈地表现了中国人民，特别是妇女追求自由和幸福不可征服的意志，以及她们勇敢的自我牺牲的精神，她们在远非她们的力量所能抵抗的强暴的压迫者面前敢于抵抗，没有丝毫动摇，没有妥协；她们至死不屈，简直可以说，她们的爱战胜了死”。^[2] 该剧发表后，广为戏曲界所认同，较快地统一了中国各剧种不同的《白蛇传》版本，演出后普遍受到观众的好评，其人物性格之鲜明，立意之深刻，结构之严谨，唱词之优美，在中国京剧苑里可谓是绝伦而轶群。
《金麟记》在明代为传奇剧本《鲤鱼精鱼篮记》（又名《观世音鱼篮记》），写鲤鱼精化成美女与人相爱，最终被观音大师收入鱼篮，修成正果，做了鱼篮观音。原属禁演剧目。田汉在改编时保存了原作中反封建的精华和真假包公、真假牡丹仙女、真假天师等浪漫主义成分，对于宣扬封建迷信等糟粕作了扬弃，进行重大修改。突出了张珍和鲤鱼精对爱情的热烈执着的追求。剧本改编好之后，京剧和不少地方戏多以它为范本，竞相移植。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赵燕侠和越剧表演艺术家王文娟都曾领衔主演该剧，甚得观众的好评。
作为文化官的田汉，善于团结艺人，关心艺人的日常生活和艺术生命。1956年，田汉与翦伯赞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到湖南、广西视察，也深入剧团的演出场所和宿舍，与部分演员交谈。在湖南，了解到剧场条件差、行头陈旧、住房紧张，部分演职人员生活困难等情况，当即将自己部分稿费连同工资一起约两千元，赠给确有困难的老艺人或遗孀，以示慰问。^[1] 在广西桂林，他看到了几乎与长沙相同的一幕。回京后，他便写了《必须切实关心并改善艺人的生活》和《为演员的青春请命》。这两篇文章均表达同一主题：为民请命。田汉以视察中亲眼所见的事例为依据，指出老艺人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关心，艺人的生活条件差，演员的青春在官僚主义的管理下被残酷地浪费。老艺人不但生活苦，更苦的是自己的事业后继无人。在《为演员的青春请命》中，田汉痛心地指出演员“每天的宝贵光阴消耗在按时上班看书、看报、闲聊天，开没有完的无谓的会，干业务以外的一般琐碎的工作”，他的心在为演员流泪，“这样的不应该流的眼泪今天在这里那里还是有人在流着，在电影界，在话剧界，在广大戏曲界，甚至在历史比较浅的新歌剧界，不止女演员在流，男演员也在”。^[2]
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非常了解和爱护田汉的文化部领导周扬叫田汉少管事，写自己的剧本^[3]。田汉照办了。随即，他带着秘书下去深入生活，并紧跟革命形势，于1958年1月写出了歌颂“大跃进”水利工程中“人海人山几大群，居然挑土有红裙”的五首绝句^[4]。2月，写作了快板诗《歌一九五八之春》。6月创作了“总路线”赞美诗——话剧《十三陵水库畅想曲》。该剧着重描写水库建设者的充沛政治热情和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具有交响乐气势。并在客观上反映了当时极“左”狂潮，真实留下大跃进时代人们的风貌。
1959年3月10日，西藏发生叛乱。为了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周恩来总理交给他一项政治任务：写话剧《文成公主》，用历史上唐太宗与吐蕃“和亲”的故事，宣传民族团结的伟大意义，并证明西藏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田汉受命后很投入，先后在北京参观了西藏阶级斗争实况展览，查阅了大量有关史料，并就历史问题和佛学问题请教了翦伯赞教授和巨赞法师。“夜以继日，不顾辛劳地阅读，思考”，并在6月动笔，9月后拿出初稿。该剧原属悲剧，戏剧冲突主要放在阶级斗争上。周恩来等同志看了彩排，指出：“戏的主题必须明确是民族亲好，要反映出当年藏族最兴盛的景象，汉藏两方面的服装、道具、排场，不能悬殊太大，要使今天的藏民能看到自己民族光辉的过去。戏不要涉及制度问题，要自始至终围绕民族团结亲好做文章。”^[1]班禅大师除对有关吐蕃的人物气派、服装布景、仪仗队等提出意见外，也认为写汉藏亲好的戏不应有不幸的场面^[2]。田汉接受了这些意见，经过多次修改，“以历史主义的态度，民族平等的原则和高度的艺术技巧”^[3]，把剧本写成一曲汉藏民族颂歌。在剧本中，他着力刻画了具有美丽心灵和外貌的文成公主与吐蕃英王松赞干布的形象。为了汉藏人民的友好与民族团结，文成公主决心奉父皇李世民“利乐边民”的政策，不顾个人安危，远嫁吐蕃。在旅途中与恶劣的自然环境和险恶的主战派分子的阴谋进行了英勇机智的斗争。在李道宗及唐文锡夫妇的支持下，终于战胜千难万险，与松赞干布成亲，使汉藏和睦相处，安居乐业，并将先进的唐代文化带到吐蕃，促进了吐蕃的文明开发。剧中松赞干布智勇双全，胸怀大略，适应人民的意愿和要求，数次派使臣来唐求婚。在吐蕃内部主和派与主战派激烈复杂的斗争中，明察是非，排除障碍，亲迎文成公主并相见成婚，使汉藏友好长期和睦相处。剧本结构严谨，情节紧张曲折，被人们称为田汉的“天鹅之歌”，与《关汉卿》一道誉为田汉话剧创作的“双璧”。
话剧《关汉卿》则是田汉创作艺术的巅峰，它熔铸了田汉一生的思想和艺术的精华，是田汉全部剧作中龙之睛、玉之光。其主题是为民请命，既写了“为民请命”，又写了人民为“请命”者再“请命”，比一般“为民请命”的戏更高一筹。郭沫若看完《关汉卿》剧本初稿后，在给田汉的信中说：“我一口气把您的《关汉卿》读了，写得成功。关汉卿有知，他一定会感激您。”^[1]田汉没有写关汉卿的一生，而撷取关汉卿斗争生涯中一朵光彩耀目的浪花：从《窦娥冤》的创作、演出，展开了关汉卿与元代统治阶级的尖锐斗争，赞颂关汉卿与朱帘秀的诚挚爱情，尤其是他俩不畏权贵，为民请命的高贵品质，揭露贪官污吏阿合马、郝祯一伙和民族败类叶和甫的肮脏灵魂；抨击元朝统治者的残暴和社会的荒诞黑暗以及老百姓痛苦悲惨的处境，成功地塑造了人民戏剧家关汉卿光彩照人的形象。剧中关汉卿敢于冒犯元朝统治者制定的关于“妄撰词曲诬人以犯上恶言者处死”^[2] 的律令，大义凛然地“一定得把这些滥官污吏的嘴脸摆在光天化日之下示众，一定得替那些负屈衔冤的好心女子鸣鸣冤，吐吐气，让大家知道在百姓们的心里还是有公道的，还是看得清是非的”^[3]。他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坚持“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竹可焚而不可毁其节”^[4]。面对死亡，坦然豪迈地说：“我们的死不就是为了替百姓们说话吗？人家说血写的文字比墨写的要贵重，也许，我们死了，我们的话说得更响亮。”^[5] 面对民族败类叶和甫的诱惑，丝毫不为所动，重重给对方一记耳光，并说：“狗东西，你是有眼无珠，认错了人了。我关汉卿是有名的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的铜豌豆，你休想替勿辛那赃官来收买我。”^[6] 许多文化名人在评《关汉卿》时说过：“我感到这个剧本凝聚了田汉同志一生的经验和感情”，“田汉是写他眼中、他心中的关汉卿”，“田汉就是关汉卿!”关汉卿的感受，田汉确是体验到的，他以实象出发，重意境，如米颠之书、道子之画，形象地塑造了一位愤怒的戏曲战士的形象。剧本写成后，一年内不仅在话剧而且在戏曲舞台上受到欢迎；不仅在中国，也在日本、苏联以及其他国家演出。并先后被译成日文、俄文、英文。
田汉在1961年夏创作的京剧《谢瑶环》，可以说是一个力图表现“为民请命”者的高贵精神及其失败悲剧的新剧本。它是田汉：1960年冬到1961年春视察西安，观看陕西碗碗腔《女巡按》演出，“根据当时毛主席、周总理提出的要发扬民主、下情上达的正确提示，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1] 进行很大的改动而编写的。在改编中围绕“为民请命”这一中心主题，田汉把原剧“骂武则天的改为肯定武则天，却对她作一定的批评”，并让武则天出场。剧中武则天所倚重的宫女谢瑶环敢于反对皇亲权贵为民请命，武则天支持她，并说：“为民请命，何罪之有？”^[2] 谢瑶环巡按江南，依旨“察吏民善恶，观风俗得失，查问疾苦，赈济饥民”。她不辱使命，倚尚方宝剑，为民除害，斩蔡烽炳，杖武宏，救萧慧娘，退豪右强占的田地和强征的铜铁，“三吴百姓，举手称庆”。她坚持正义，至死不屈，当武三思、来俊臣假传圣旨，肆意诬陷，她据理力争，在来俊臣的淫刑威逼下，她“宁为玉碎不求瓦全”，并发誓“变厉鬼也要与奸贼们周旋”! 正气浩然，被酷刑致死。武则天在剧中起着主持正义的作用，她为谢瑶环的事，亲临江南，斩来俊臣、武宏，贬武三思，替谢瑶环平反昭雪。谢瑶环死后，江湖义士袁行健，哭倒于亡妻谢瑶环坟前。皇谕要他“速径洛阳见驾，另有封赏”。袁行健却说：“俺乃荒野匹夫，要什么封赏？瑶环一死，此心已碎，见了圣上就请她开张视听，采纳忠言，使百姓有击壤之乐，无涂炭之苦。若再宠信奸佞，残害忠良，只怕天下从此多事了!”^[3] 这就不只是规劝，而是警告了。《谢瑶环》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堪称当时中国剧坛一流之作，亦为田汉戏曲创作画上一个句号。
田汉虽是坦荡赤诚地做人，具有满腔政治热情，但他不善于识别政治风向，更不善于处理官场上的人际关系。在周总理、周扬等同志保护下，他躲过了被打成“右派”的灾难，但他并未引起警戒。1961年，毛泽东大力提倡调查研究，并希望1961年成为调查年。田汉积极响应号召，到南方视察。当看到“南方许多农村老百姓没饭吃，连树叶、树皮都吃光了，全身浮肿，没得力气”，接着他很气愤地说：“有些农村干部以为天高皇帝远，倚仗权势、拉帮结伙、欺上瞒下，不如实反映情况，大搞浮夸风，害得百姓有苦难言……”^[4]1962年3月，田汉主持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座谈会，即“广州会议”。他得到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指示，激情又鼓荡起来了，尽力鼓励与会文艺界人士，出气通气，打破思想顾虑，畅谈各种问题。
正是在这种思想情况下，田汉写了京剧《谢瑶环》。他满怀对人民的忠诚，又在戏剧创作中为民请命。1962年，《谢瑶环》正式在舞台上演出，“轰动了北京，轰动了全国”。然而，这时一场社会浩劫即将来临，悬在田汉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就要掉下来了。
1963年12月，毛泽东以极大愤怒对中国文艺界尤其是戏剧界进行严厉的批评，并作了对文艺工作的第一个批示。批示下达后，作为戏剧界领导者的田汉，完全被打入闷葫芦，苦闷极了。但他心地善良，对党忠诚，存在着天真的幻想：只要中宣部真实、全面地向主席反映文艺界及文联各协会的情况，主席会改变看法的^[1]。可是他哪知道这是他的浩劫的前奏! 同月29日至次年1月22日，上海举行了华东现代题材话剧会演。作为全国“剧协”主席的田汉赶去参加。可是到会后受尽了冷遇和敌视。在好心朋友力劝下，他愤然离沪到苏州，在苏州洞庭西山和司徒庙写下了两首诗：“中流慷慨唱黄河，歌手余音尚未磨。待向西山寻旧句，苍茫无奈太湖波。”“裂断身腰剩剥皮，新枝依旧翠云垂。司徒庙里精忠柏，暴雨飘风总不移”。^[2] 抒发了他当时心中苦闷悲愤之情，也反映他刚强不屈，志不可夺的性格。
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给中宣部《关于全国文联及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作了批示（对文艺工作的第二个批示），再一次严厉批评文联及其所属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大多数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康生据此公开点名批判田汉，并将田汉的《谢瑶环》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随即“剧协”及文联各协会紧急“整风”，田汉与孟超首当其冲，成为众矢之的。他只能接受批判，作出检查，踏上了一条愈来愈悲惨的道路，成为“文化大革命”最早的受难者之一。
1965年，田汉被下放到北京郊区顺义县牛栏山公社“劳动锻炼”，继续写“检查”^[3]。尽管他这时的糖尿病已很严重，可他仍无怨言，默默无言地接受改造。他本想写剧本，但现实怎能给他这个机会？！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先后在上海《文汇报》和全国各地报刊登出。全国上下大批吴晗。与此同时，《红旗》杂志登文批判《中国电影发展史》，田汉、夏衍、阳翰笙遭指名批判。“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拉开了。一批现代文化精英被打入“炼狱”。田汉陷于没完没了的检讨之中。江青曾给了田汉一条“光明的路”，让田汉“反戈一击”，“揭发批判××（指周扬），带头把文艺界的文化大革命搞好”^[1]，田汉毅然地委婉拒绝了。
1966年1月，《剧本》登出署名云松的长文《田汉的〈谢瑶环〉是一棵大毒草》。2月，《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相继转载。《戏剧报》也以编辑部名义刊出《田汉的戏剧主张为谁服务？》的文章，诬陷田汉竭力鼓吹和提倡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传统剧历史剧；贬低和排斥无产阶级的革命现代戏，提倡资产阶级现代戏；提倡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定工农兵方向。于是全国上下掀起一股批田汉的狂浪。田汉处境越来越险恶，虽然他认真学习毛泽东著作，真诚检查，但始终过不了关!
1966年中共中央“5·16”通知下发后，“文化大革命”浩劫在全国开始了。《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群众起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1966年7月，田汉和文化部、文联系统的“批斗”对象集中在社会主义学院，接受集中营般的“教育”和批判。8月，田汉回到王府井大街文联大楼接受“红色恐怖”的非人折磨。不仅要挨“红卫兵”们的批斗，还勒令他下跪，唱侮辱人格的“我是牛鬼蛇神”的歌。一天傍晚，田汉从报上剪下一篇文章准备仔细阅读，哪知报纸反面恰有毛泽东像被剪掉了头。“红卫兵”发现，立即将他当作“现行反革命”批斗。拳打脚踢之后，用一条红色的细绳拴住他的脖子系在桌腿上，绳短，他必须弯下腰背，气上不来，几乎窒息而死^[2]。
1966年12月4日深夜，田汉被抓。他坦然与母亲告别：“妈，没事，你多保重。事情会弄清楚的。”随后，他被架上汽车拉走了。后来，得知他被“监护”在北京卫戍司令部，地点是秘密的。他经常和被关在一起的人，被卡车拉出来批斗，批斗后再秘密监押。家属和亲友不知道他关在哪里，也无法“探监”^[3]。
大约在1967年初，由一个军人控制的“田汉专案组”成立。从此田汉在那与世隔绝的漫长的日子里，唯一的生活就是接受专案人员的审讯和逼供，遭受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此时，因停药，他的糖尿病更严重，还被逼喝自己的尿，田汉拒绝了，虽遭拳打脚踢，坚决不从。田汉终于病倒了，糖尿病、肾病和心脏病一起爆发，被送进301医院，病历上的名字为“李伍”。这里日夜有卫戍战士看守，不时有人来审问、逼供。在田汉生命垂危时，专案组还在审讯他，直到发现他答非所问，人已昏了过去，审问者们才悻悻而去。1968年12月最初的几天，田汉处于昏迷之中，但常沉吟：“放我回家，见见我妈妈吧!”可是没有如愿^[1]。
1968年12月10日，田汉因遭受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在301医院病房内，孤独地离开了人间。一代剧坛巨星陨落了。田汉死后，他的遗物没人敢取，骨灰也没人来领。他的骨灰盒里，只有一副他常戴的眼镜和一张《义勇军进行曲》的唱片^[2]。
1970年到1971年，全国开展大规模的批判“四条汉子”运动，继续向已死去的田汉身上泼污水。1975年以“组织”的名义宣布田汉为“叛徒”，“永远开除党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979年，田汉的冤案终于得到了平反昭雪。这年4月15日，田汉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追悼会由人大副委员长廖承志主持，文联副主席沈雁冰致悼词，给田汉以高度的评价。
1982年，田汉的《义勇军进行曲》被正式定为国歌。之后，田汉的戏剧重现舞台。1999年，《国歌》故事片在全国上映。田汉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里。

[1]　1950年4月《人民戏剧》创刊号和6月该刊第3期共发表三封信，见《田汉文集》第16卷，第7—56页《怎样做戏改工作——给周扬同志的几封信》，另外7封未见发表。
[1]　《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旧剧改革工作》，《人民日报》（解放区版）1948年11月23日。
[2]　转引自田汉：《〈白蛇传〉序》，《田汉文集》第10卷，第443页。
[1]　田洪、陈绮霞：《回忆田汉》，《湖南戏剧》1981年，第1—4期；张文祥：《田汉与湖南戏剧界》，载《神州一代戏剧魂——忆田汉》，第125页。
[2]　《田汉文集》第16卷第193—194页。
[3]　1998年6月董健访问李超的记录。
[4]　《田汉文集》第13卷，第98页。
[1]　戴平：《汉藏如潮看唐葩》，上海《戏剧艺术》1979年，第3，4期。
[2]　《田汉文集》第7卷，第384—385页。
[3]　翦伯赞：《给文成公主应有的历史地位——看了田汉新的话剧〈文成公主〉和昆曲〈文成公主〉以后》，《光明日报》1960年5月6日。
[1]　《田汉文集》第7卷，第357页。
[2]　戴不凡：《响当当的一粒铜豌豆——读话剧剧本〈关汉卿〉断想》，《文艺报》1959年，第16期。
[3]　《田汉文集》第7卷，第20—80页。
[4]　《田汉文集》第7卷，第20—80页。
[5]　《田汉文集》第7卷，第20—80页。
[6]　《田汉文集》第7卷，第20—80页。
[1]　杜近芳：《深长的思念》，《人民戏剧》1979年，第4期。
[2]　《田汉文集》第10卷，第451—452页；高济立：《从女巡按到谢瑶环——简谈〈谢瑶环〉剧本的改编》，1961年12月9日《陕西日报》。
[3]　《田汉文集》第10卷，第396页。
[4]　田双桂：《我所看到的田汉》，《神州一代戏剧魂——忆田汉》，第128页。
[1]　董健：《田汉诗》，第884页。
[2]　《田汉文集》第13卷，第410—411页。
[3]　《田汉文集》第16卷，第604页。
[1]　田双桂：《我所看到的田汉》，1998年6月5日《法制日报》。
[2]　董健：《田汉传》，第860页。
[3]　《田汉文集》第16卷，第604页；田双桂：《我所看到的田汉》。
[1]　《田汉文集》第16卷，第604页；田双桂：《我所看到的田汉》。
[2]　廖静文：《回忆悲鸿的挚友田汉》，载《神州一代戏剧魂——忆田汉》，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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