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撰者话
谭平山，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广州共产党组织的主要创建人之一。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谭平山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兼组织部长，他为帮助孙中山改造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做出了重大贡献。大革命失败后，参加领导了南昌起义，任革命委员会主席。南昌起义失败后，受到了错误的党纪处分，在党外，他仍坚持革命立场，作了大量有益的革命工作，后恢复党籍。建国后，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他“为党为国奋斗终生”[1]。
一
谭平山，1886年9月28日出生于广东省高明县明城新坊一个裁缝家庭，乳名彦祥，曾用名谭鸣谦、谭聘三等。他十岁开始在明城读私塾。1898年考入明城东洲书院。他在这里受到了严格的教育和训练。
1904年夏天，谭平山于东洲书院毕业，考进广肇罗中学。1906年，父亲病危，他急忙赶回家中探望。父亲临终叮嘱，要谭平山读大学，“守成创业，振发家声”。不久母亲也相继去世。他的大哥谭干祥遵从父亲遗托，继续支持谭平山学习。1908年，谭平山考进广东高等学府一两广优级师范。他在“优师”学习期间，开始关心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走出了“守成创业，振发家声”的思想境界。
1909年，他毅然加入同盟会
[1] 并参加过一些秘密反清宣传活动。1910年，他毕业后，到雷州中学任教，并继续开展反清宣传活动，在师生中传播民主主义革命思想。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推翻了清王朝。1912年1月，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正式成立。接着成立临时参议院，各省纷纷成立临时参议会。谭平山被推选为广东省临时议会议员，参加议会活动。不久，他出任雷州中学校长。1913年1月，谭平山以同盟会会员的身份转入国民党，成为国民党较早的党员之一
[2]。
1916年，他调到阳江任教，1917年考上了北京大学，在文科哲学系学习。和谭平山一起考进北京大学的有他的同乡谭植棠、陈公博。
1918年秋，谭平山与俞伯平、张崧年等14人，加入了在陈独秀支持下由罗家伦、傅斯年、顾颉刚等发起组织的学术组织，出版了新的学术刊物——《新潮》。谭平山为《新潮》的创刊号写了一篇哲学论文《哲学对科学宗教之关系论》。1919年3月25日，他在《新潮》上发表了《“德谟克拉西”之四面观》一文，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巨著《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热情宣传社会主义新思想。1919年5月，“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爆发，北京大学成了五四运动的中心。谭平山参加了5月3日晚在北京大学法科礼堂召开的大会，5月4日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集会和游行示威，还参加了当天痛打章宗祥，怒斥陆宗舆，火烧赵家楼曹汝霖住宅的斗争。
1920年初，谭平山和陈公博、谭植棠等商议后，创办了《政衡》杂志社。谭平山一方面在《政衡》社翻译出版亚当密士Adams 著《劳动问题》，日本森贤隆著《农村社会政策》等进步书籍，另一方面，又为《政衡》写了一系列专论和时评。谭平山在《中国政党问题及今后组织政党的方针》论文中，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与各国实际相结合，不能生搬硬套的见解，认为这是马克思本身所规定的真谛。
1920年夏天，谭平山和谭植棠、陈公博在北京大学毕业后回到广州，分别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公立政法学校和省立甲种工业专科学校任教。这三所学校是广州响应五四运动和积极开展活动的重点。为了宣传新思想，唤起民众，促进局势的发展，1920年10月，谭平山与谭植棠、陈公博等筹办《广东群报》。谭平山具体负责该报的新闻编辑。在他主办的新闻版上，大量报道各国工人运动和共产党活动的情况，介绍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并为该报撰写专论和时评。
1920年底，陈独秀应陈炯明的邀请，到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长，谭平山任副委员长。陈独秀来到广州后，与谭平山等商讨组织共产党的问题，并于1921年3月成立广州共产党小组后来统称为广州共产主义小组
[1]，书记先是陈独秀，后为谭平山。
广州共产党组织建立后，正式决定把《广东群报》和沈玄庐主编的《劳动与妇女》作为自己的机关刊物，加上当时由上海迁来广州出版发行的《新青年》，便形成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5月，他与陈独秀等，被广东省教育会杂志聘为撰述员。6、7月间，为了培养从事基层宣传工作的干部，陈独秀以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名义，创办了“宣讲员养成所”，“注音字母教导团”，谭平山担任教员，与陈独秀、谭植棠等利用这些场所向学员灌输进步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中共一大精神，决定在广州共产党小组的基础上，成立中国共产党广东支部，以谭平山为书记，陈公博负责组织，谭植棠负责宣传，隶属中共中央局领导。由于党组织的不断发展，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中共广东支部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共广东区执行委员会（简称粤区委），仍以谭平山为书记。为了贯彻中共一大决议，大力开展工人运动，1921年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即中国工会办事处），广州成立了南方分部（后改为广东分部），由谭平山任分部主任。
1922年1月12日，香港海员在林伟民、苏兆征的领导下举行大罢工。第二天，香港罢工海员陆续回到广州，受到中共广东支部和中国旁动组合书记部南方分部的积极支持和热情的接待。1922年4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南方分部进行改组，再次选举谭平山为主任。
谭平山在广东从事建党活动的同时，还进行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筹备工作。1920年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成立不久，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在广州积极响应，于同年11月，成立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负责人是谭平山。1921年10月，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总团提出改组，目的是标明以马克思主义为中心思想。谭平山受上海总团的委托，在广东着手重新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
1922年3月14日，广东省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州东园召开成立大会，谭平山主持会议。他在会上报告筹备建团的经过和将来的计划。4月6日，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采用通讯选举办法进行选举，谭平山被选为执行委员会书记。
1922年5月1日，在中国劳动组织书记部的领导下，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谭平山出席并领导这次大会。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张特立（即张国焘）在大会上讲“无产阶级革命之必要”，陈独秀讲“劳动节的来由及意义”，张椿年（即张大雷）也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的身份发表演讲。会后，十多万群众举行大游行。谭平山以中国劳合组书记部南方分部主任身份，高举红旗，走在游行示威队伍的前面。
5月2日，全国劳动大会选举谭平山、林伟民、黄焕庭、邓培、谢英伯等五人为主席团。谭平山在会上作了大会筹备工作报告，并主持大会。大会至6日闭幕。
1922年5月5日至1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谭平山在大会上报告了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情况。会后，谭平山领导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按照这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做了大量工作，推动了广东青年的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1922年6月，广州的政治局势发生了突变，粤军军阀陈炯明在英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的支持下，公开叛变。孙中山的第二次“护法”宣告失败。此后半年多，广州处在陈炯明的军阀统治之下，中共广东组织转入地下活动。党的主要领导因“护陈反孙”，受到党中央的批评，谭平山被调往北京警监学校工作。中共粤区委改组由冯菊坡负责。谭平山在北京以警监学校教导主任为职业，从事革命活动。7月，谭平山与邓中夏、毛泽东、王尽美等签名，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发动劳动立法运动，提出《劳动法大纲》19条。
二
1923年2月，孙中山着手进行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创建广东革命根据地。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谭平山于3月由北京回到广州，重新担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参加孙中山重新组建的大元帅府工作。4月10日，陆海军大元帅府宣布设立宣传委员会，谭平山与陈独秀等21人被孙中山任命为委员。陈独秀担任委员长职务，谭平山协助陈开展宣传工作。他们积极支持阮啸仙、彭湃等开展农民运动。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确立了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进行合作的策略方针，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的独立性。会上，谭平山被大会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9月，中共中央机关从广州迁往上海，谭平山被任命为中央驻粤委员。中共三大以后，为了促进国共合作，谭平山以大元帅府宣传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率宣传员杨殷、刘尔崧、侯桂平等北上宣传孙中山的功德，调查民众受军阀摧残的情况，安慰民众。10月24日，孙中山委任廖仲恺、谭平山、邓泽如、陈树人等九人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923年10月25日，改组国民党的特别会议在广州召开。谭平山被选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被任命为该委员会书记兼组织委员，参与筹划改组国民党的工作。为促进国民党改组和国共合作，推动国民革命运动，中共中央驻粤委员谭平山与中共广东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组织的领导人，于1923年11月组成“粤区国民运动委员会”。谭平山担任该委员会最高执行委员。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文明路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礼堂举行。谭平山以广州特别区代表身份与李大钊、瞿秋白、林伯渠、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出席了这次大会。谭平山被指定为党务审察委员会委员和国民党章程草案审察委员会委员，代表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做了《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在国民党一大期间，谭平山和李大钊、毛泽东等共产党人担任了大会的重要职务，对促进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起了重要的作用。30日，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谭平山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31日，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谭平山与廖仲恺、戴季陶等三人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党部常务委员会委员。谭平山还兼任中央党部组织部长，负责处理中央党部日常事务。国民党一大后，谭平山与廖仲恺受孙中山的委托，到中山县九区视察农民运动，组织农民武装。
1924年10月10日，中共广州地委在广州第一公园举行庆祝双十节警告商团示威大会，参加大会的有三十多个团体，约五六千人。谭平山任大会主席。会后举行游行示威。当游行队伍行进太平路（现人民路）时，遭到商团袭击，商团叛乱发生了。事件发生后，10月15日，中共广州地委、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联合发表《告广州市民书》，揭露商团叛乱的实质。在中共广州地委的支持下，孙中山成立了镇压商团叛乱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自任会长，并特派谭平山与廖仲恺、陈友仁为全权委员，主持平叛。在工团军、农团军、黄埔学生军及人民群众支援下，迅速平定了商团叛乱。
1925年1月11日至21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谭平山出席了大会，并与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等人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22日，谭平山出席中共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分工仍为中央驻粤委员。
2月，广州革命政府举行第一次东征，讨伐军阀陈炯明。谭平山与彭湃随东征军出发赴海丰。
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13日，谭平山参加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在广州北较场干部学校大礼堂举行的哀悼大会，并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务委员的身份发表演讲，号召革命军人继承总理遗志，联系群众，宣传三民主义，打倒军阀。当时国民党右派活动猖狂，冯自由、马素等分别在香港、上海等地造谣挑拨，不断进行分裂破坏革命统一战线的活动。为了维护革命统一战线、加强左派在国民党中的地位，谭平山等3月26日，召开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决议将冯自由、马素、江伟藩三人开除出党。
5月1日，中国共产党任命谭平山为中共中央驻国民党中央党团书记。当天，他出席广州各界数十个团体万余人举行的“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大会，代表国民党中央在大会上发表演说。
5月8日，中共中央局鉴于广东离中央驻地上海甚远，因此指定由谭平山、周恩来、罗觉（罗亦农）会同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及鲍罗廷五人组成临时委员会，代表中央局就近指导广东的一切工作
[1]。由于当时“驻广州的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图谋不轨”。为此，17日，谭平山“出席黄埔国民党特别区党部会议，报告形势，动员黄埔军校师生，准备对付叛乱。”他还同“中共中央广东临时委员会其他成员一起分析杨、刘的阴谋及当时的形势，研究对策。”谭平山“在广州河南士敏土厂同廖仲恺一起主持召开会议，布置开展宣传活动，以配合平定杨、刘叛乱的军事行动”
[2]。
进入6月后，谭平山和中共中央广东临时委员会直接参与组织广东东江、北江、南海等地区的农民自卫军驻江屯要道，截击杨、刘叛军西逃。许多地方的农民自卫军和政府军一起，全歼滇、桂叛军，再一次巩固了广东革命政府。8月20日，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遇害，广东革命政府组织廖案特别法庭，谭平山与林伯渠和广东高等审判厅厅长卢源兴，广州地方审判厅长杨宗炯和李章达等五人组成特别法院，审判与廖案有关的人员。
11月27日，谭平山与林祖涵、李大钊、于右任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候补执行委员致电各级党部，严斥参与西山会议的国民党右派分子。12月，谭平山参加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四次中央全会。全会指出，邹鲁、谢持、张继等以个人名义召开的所谓中央全会是非法的，而取消李大钊、谭平山等九名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党籍是分裂革命的反动行为。全会决定于1926年1月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严肃处理西山会议派。
1926年1月1日，谭平山出席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在《中国农民》上发表了《国民革命中的农民问题》一文。1月3日晚，谭平山向出席大会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介绍这次大会的筹备情况、中心议题和斗争策略等等。4日，他被选为大会主席团七个主席之一。7日，他向大会做了《党务总报告》，阐述了国民党一大以来国民党党务进行的概况；总结了两年来国民党在革命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指出了党内存在的问题；批评了西山会议派的分裂活动。谭平山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委员、常务委员兼中央组织部部长。
2月，谭平山与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代表粤区参加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特别会议。会议认为广东是中国国民革命唯一的根据地，而广东政府也只有向外发展的北伐，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才能使广东革命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3月20日，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右派，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向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突然袭击。当时，谭平山在北京，4月29日，他和苏联顾问鲍罗廷一起回到广州。5月15日，谭平山出席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的二届二次中央全体，并在会上作了关于南北政治的报告，内容概要有：一、北方政局的变化；二、国民军失败的经过；三、两广的统一；四、湖南唐生智的输诚；五、“三·二○”事件。但这次会议通过了蒋介石在会上提出的旨在排斥打击中国共产党的“整理党务案”，谭平山被迫离开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和秘书处。5月22日，在闭幕式会议上，谭平山提出四点希望：“（一）党员须大家提起革命的责任；（二）党内真正要团结起来；（三）两党互相提携提导（原文如此）；（四）从速出师北伐。”
[1]7月12日至18日，谭平山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第四届第二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8月6日，他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发表了《反英运动与结束省港罢工》一文，回顾了省港大罢工与英国政府及香港当局谈判过程，高度评价了省港大罢工在中国国民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同时号召全国同胞们支持结束省港罢工，扩大反帝运动。
11月22日至12月16日，他以中国共产党代表的身份，与国民党的代表邵力子一起离沪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这时，谭平山的弟弟谭君牧、妹妹谭竹山都在东方大学学习。谭平山和邵力子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向中国留学生报告了中国革命的情况，两人同时被莫斯科中山大学授予“荣誉学生”的称号。11月22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第一次会议上，谭平山与布哈林、斯大林等22人当选为会议主席团成员，谭平山代表中国共产党向大会致词。26日，谭平山在讨论布哈林的报告时表示，赞同布哈林对于“资本主义稳定”问题的分析，并就布哈林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农民工作方面的错误问题作了补充性的发言，指出存在的矛盾和错误产生的原因。他说：“广州政府的现行政策不符合群众的要求与利益”，“担心革命力量会发生某种蜕化，革命阵营中会发生纠纷”，原因是“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权还没有足够的保证。”
[1]29日，谭平山在会上作了《关于中国情况的报告》，系统汇报和论述了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和策略。着重谈了和国民党合作的统一战线问题和农民问题，并多次提到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他说：“毫无疑问，中国民族革命，只有在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取得彻底的胜利。”但是，若说：“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已经取得领导权，已经是革命的领导者，这就是夸大他的成就。我们必须争得革命领导权。”
[2] 同月，谭平山向大会递交了《关于中国问题》的书面报告。11月30日，斯大林作了《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演说，其中赞扬了“提纲起草人，特别是谭平山和拉费斯”。共产国际的这次会议，根据斯大林演说的精神和谭平山的报告，吸收了彼得罗夫、米夫的提纲和拉费斯意见书中的合理部分，通过了由罗易起草的《中国问题决议案》。12月，谭平山被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中国委员会主席。从此以后，谭平山的名字，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联系到一起了。1927年2月17日，谭平山返抵广州。
3月中旬，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委会在武汉举行第十三次全体会议，谭平山缺席，但仍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政治委员会委员，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国民政府农民部长。4月2日，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在武汉成立，谭平山与邓演达、徐谦、顾孟馀、毛泽东等五人被任命为土地委员会委员。14日，谭平山代表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出席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典礼，并发表演说，强调：“要解决农民问题”，“要解决土地问题”。4月4日至20日，谭平山出席在武汉召开的共产国际代表、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共湖北区委三方联席会议，讨论当前的工作和贯彻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会议决议。会议决定撤销驻汉口的中共中央临时委员会，成立由中共中央委员、中共湖北区委、共产国际代表联合组织一个常务委员会，领导武汉地区党的工作。谭平山被选为联席会议常务委员。4月8日，他出席并主持武汉国民党中央第六次扩大会议，欢迎国际代表罗易。9日，与毛泽东、邓演达、彭湃等13位通电就任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职务。继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后，4月15日，广州也发生反革命政变。谭平山和吴玉章、林伯渠、恽代英、毛泽东、董必武等，与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委员、政府委员联名发表通电反蒋。
4月27日至5月9日，谭平山出席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任大会主席团成员，参加了陈独秀、瞿秋白等13人组成的政治委员会和毛泽东、彭湃等10人组成的农民土地问题委员会的工作。在中共五大上，谭平山继续被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农民部部长。6月4日，中共中央常委据中央组织部提议，决定在国民党中央机关和国民政府设立党团、党团干部会。谭平山被中共中央再次任命为中共驻武汉国民党中央党团书记。5日，他出席国民党中央召开的湘、鄂、赣三省党部联席会议，报告农民问题。13日，与谭延闿、毛泽东、邓演达、陆沉等，以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的名义，发出《全国农协最近训令》，揭露了各地土豪劣绅和反动军队围攻农会、屠杀农民的罪行，要求各级政府明令保护农民协会，制止反动暴行，号召“农民协会本身尤应更加努力，团结农民，严密组织，武装自己，以反抗土豪劣绅武装袭击，镇压一切反动封建势力之挑拨离间”。并派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江西籍学员150人，赴江西开展农民运动。17日，他与毛泽东代表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呈请国民政府保护工农组织，严惩屠杀工农的反革命。6月底，由于武汉国民政府叛变日益明显，谭平山以因病请假就医为名，离开农民部。他在辞程中说：“职能力薄弱本难胜任，又值时局紧张，农民运动，颇多非难，就职以来，亟思有以改正，俾得趋于轨范，勉力从事。操劳过度，以致旧病复发，不能支持，拟即迁入医院，稍事休养。”
[1]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对于时局的宣言，公开揭露汪精卫等把持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的反革命行为，并宣布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武汉政府。谭平山与在国民政府担任部长的共产党员苏兆征联名发出辞职书，决然退出武汉政府。当晚，在离开武汉以前，他与已加入国民党的陈公博等进行了一次谈话。认为：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只有从农民暴动起来没收，直至农民自己能够解决为止。他强调：“中国共产党应该存在”，“应该改组国民党”，或另组第三党。如果因为怕第三党不能真正代表农工和小资产阶级，不得不拿共产党来推进这个第三党。
三
在武汉国民党政府实行分共清党后，中共中央确定组织民众武装起义的新政策，着手制定在湘、鄂、粤、赣四省发动秋收起义的计划。为此，在武昌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撤退的部署，迅速地将党的各级组织转入地下，并把聚集在武汉的共产党员派往各地掌握武装力量，以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将从事军队工作的中共党员集中南昌、九江一带，做联络张发奎返回广东的准备。
7月19日，谭平山与李立三、邓中夏等受中共中央的指派，从武汉抵达九江。此时，由中共掌握的革命军队集中在九江者约6个团。党的不少负责同志，亦相继转移至九江。7月20日，由谭平山召集了一个座谈会，准备武装起义。参加座谈会的有邓中夏、李立三、聂荣臻、叶挺等。会上，多数主张叶挺即刻联合贺龙的军队举行起义，“向武汉政府示威”，“表示我们反对分共主张”，“保持国民党的三大政策，胁迫张发奎赞成这一主张，反对武汉政府”
[1]，并派李立三与邓中夏到庐山，将这个决定委托在庐山的瞿秋白返回武汉向中共中央报告，待中央命令到达后即行起事。23日，谭平山为约定贺龙参加南昌起义，特地介绍贺龙与九江的各省代表见面，就南昌起义事征询贺龙的意见。贺龙表示坚决支持和参加起义
[2]。24日，谭平山等在第三次的九江会议上决定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作为集中党权、政权和军权之最高机关
[3]。27日，谭平山与恽代英、李立三等一起到达南昌，住在贺龙的二十军司令部。28日，周恩来到达南昌后，在南昌江西大旅社正式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国共产党前敌委员会，负责领导南昌起义的工作。谭平山参加了前敌委员会
[4]，并与其他前委成员一起讨论领导发动起义事宜。29日，“由谭平山、韩麟符负责召集国民党的左派中央执行委员及各省党部负责代表，准备组织国民党政治及常务机关。”
[5]7月30日张国焘自九江赶到南昌。在前敌委员会上，张国焘称：“中央意见宜慎重，国际电报如有成功把握，可举行暴动，否则不可动，将军队中的同志退出，派到各地农民中去。”又说：“目前形势，应极力拉拢张发奎，得到张之同意，否则不可动。”
[1] 谭平山与周恩来、恽代英、李立三、彭湃等人一致反对张国焘的错误主张。认为“暴动不能迁延，更不可停止，张已收受汪之包围，决不会同意我们的计划，”
[2] 争论数小时，会议未得结论。31日早晨，再次开会。由于谭平山和前委成员一致据理力争，才迫使张国焘放弃了他原来的主张，“最后表示服从多数”
[3]。会议决定于第二日（8月1日）凌晨二时举行暴动。决议明确“由贺龙、叶挺、谭平山、周恩来组织国民党内的特别委员会，主张（持）这个运动”
[4]。
8月1日凌晨，周恩来、朱德、叶挺、贺龙、刘伯承等领导中共掌握和影响下的国民革命军两万多人，在南昌举行了武装起义，于拂晓占领了南昌全城。9时，由谭平山、韩麟符等以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名义，在原江西省政府西花厅，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各省、特别市、海外党部等代表联席会议。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革命政权——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谭平山被推举为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会委员、委员会主席。他出席革命委员会在南昌贡院侧举行的就职典礼，并在会上代表革命委员会致答词。起义成功后的当天，谭平山与宋庆龄、邓演达、彭泽民、林祖涵、恽代英等国民党左派中央执行委员一起联名在南昌《民国日报》上发表纲领性文件《中央委员会宣言》。此宣言是由谭平山起草，经前委改定的，这是一篇声讨蒋、汪反动派的檄文。同日，联席会议还通过了《中央委员各省区特别市海外各党部代表联席会议宣言》（简称《联席会议宣言》），它用国民党左派的名义，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为基础，分别提出内容一致的政纲，这个纲领不仅反映了国民党左派人士愿望，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组织统一战线，进行民主革命的主张。8月2日，谭平山与宋庆龄、邓演达、贺龙、郭沫若、恽代英等人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团的名义，发布《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令》，任命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和国民革命军第九、二十军领导人。翌日，谭平山率领与革命委员会所属机关工作人员，撤离南昌，随军南下。27日，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攻克瑞金城后，谭平山与周逸群介绍贺龙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10日，南昌起义部队到达长汀。为避免帝国主义对革命委员会和起义军的无理干涉，应付外交事务，决定成立国民政府，谭平山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会委员长。谭平山向起义人员作了一次关于土地革命的报告，强调要进行土地革命，平分地主的土地给农民，起义军进入潮汕后，谭平山提议放弃新的财政政策，经前敌委员成员讨论通过。10月4日，他出席在普宁流沙召开的南昌起义领导人员会议，会议决定南下的起义队伍分散撤离潮汕。10月7日，谭平山与吴玉章、李立三、恽代英等到达海丰；10日，与吴玉章、蔡鸿干、许一真和姜济寰等，从惠来城附近的小村庄步行一夜，来到惠来县甲子港，乘船往香港，到港后旋即赴澳门。
11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左”倾盲动主义的指导下，通过了《政治纪律决议案》，认为：“谭平山同志自第五次大会后，当任国民党农民部长一直到南昌暴动前后的行动与主张，完全反对土地革命的政策。其行动更多离开党而自由行动，最著者如当年七月武汉国民党及政府开始排共之际，曾秘密与邓演达等联络主张取消中国CP. 而另组织第三党，并向知识分子同志中作反对中央另组织第三党之宣传；同时忽视党的决议，不得中央许可私自向汪精卫请假，在请假呈请书内复大骂农运之棘手；与汪精卫代表陈春圃谈话，更大骂本党中央及农运；最后中央政治局决定其赴莫，亦未遵命前去，及至九江南昌更充分发展其个人行动，在九江因为他和贺龙谈话之投机和贺可反张，便在负责同志会议中，鼓动不管中央不管党而白干的反党空气，至南昌仍继续其第三党的宣传，在同志中在国民党员中，其后在革命委员金中更多先做后通知或径不通知前委的举动，其于屠杀豪绅和没收土地等政策，亦时妨碍其行动，这些表示都是违背党组织的行动，应即开除党籍”
[1]。谭平山受开除党籍处分。对此，1944年3月，周恩来在延安党校所作的报告中谈到谭平山被开除党籍的原因时说：“是张国焘反对南昌起义，谭平山对一位师长说，张国焘若反对起义就把他杀掉。当时我任前委书记，这位师长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党内斗争不能这样做。后来有人把这件事告诉了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代表就决定把谭平山开除了。今天看来，这个处分是不完全妥当的。”
[2]1928年初，他在澳门休养了两个月后，从澳门回到上海，寻找党组织，获悉已被开除党籍，要求复议，并要求党组织送他到莫斯科学习，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的教训，以便更好地为党工作，但遭到拒绝。谭平山一如既往关心党的工作，关心中国革命的进展，他给党中央写信提出自己的看法。鉴于当时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谭平山认为这是“超时代的策略”，指出：中国共产党应继续不断地与其它政党合作，绝对不能抛弃城市和农村的小资产阶级，而应积极地领导他们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斗争。他认为俄国多数党在1905年后，1917年前，反对沙皇的反封建的联合战线，是中国共产党现在所应该认为最可宝贵的经验。
这时，在上海汇聚着大批寻找革命出路的青年人，但是“群龙无首”。在这些人当中，一部分是与蒋介石决裂或被蒋介石国民党开除的左派民主人士；一部分是游离了中共或被中共开除或与中共失去联系的共产党人。谭平山和邓演达在这两部分人中很有代表性。这些人在政治上找不到出路，在生活上也很困难，不甘沉沦的谭平山为了更好地继续革命，他借自己在各方面的影响，开始出面联络召集会议，多次协商重新建立革命组织事宜。他在上海联络部分脱党的中共党员、国民党左派分子，成立了“国民党左派联合办事处”，准备建立新党。谭平山和邓初民起草《党纲》和《政纲》，主张“实行民族的社会革命，向着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走”。
1928年3月，谭平山在上海一家外国人开的旅馆里主持召开了第三党（“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会议选举谭平山、邓演达、邓初民、章伯钧、郑太朴、朱蕴山、李世璋、张曙时、马哲民等为中央领导机构成员。邓演达为总负责人，在邓未回国前，由谭平山代理。中华革命党成立后，谭平山又起草了《中华革命党宣言草案》，这一文件概括了该党筹备期间草拟的“党纲”和“政纲”的内容。6月下旬，谭平山在上海召集了中华革命党负责人的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宣言草案，这个《宣言草案》共有八章，阐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前途。回答了人们提出的中华革命党与国民党、共产党之间的关系等一系列的问题。《宣言》指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三特质”的革命。
中华革命党成立以后，谭平山于1928年5月25日创办了《突击》周刊，6月1日又创办了《灯塔》周刊。1928年6月13日，他以中华革命党主席团的名义发布了《训令第一号》。
中华革命党利用自己的宣传阵地，揭露和批判国民党反动统治，宣布：“站在革命的立场，向失了革命本质的封建集团的党宣战”；主张“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打倒新旧军阀”
[1]。《突击》和《灯塔》发表了许多“时评”和“通讯”，揭露国民党屠杀共产党和革命者的暴行。
1928年夏，中华革命党中央派郑太朴携带《中华革命党宣言草案》去德国征求邓演达的意见，拟公开发表。邓认为：“谭平山的三民主义，不红不白。”
[2] 他指示：“这个纲领暂时不要发表。”《宣言》虽然没有公开发表，但主要内容已经通过该党的机关刊物《突击》透露出来。
中华革命党的成立，并不断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国民党改组派把中华革命党说成是中共的“工具”。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也攻击中华革命党是“共产党的工具”，“共产党的附庸”
[3]，“他们的纲领还是联俄联共和暴动三项”
[4]……
共产国际出于对邓演达、谭平山的成见，认为谭平山所组成的新党“将是孟什维克的反工农的党，做蒋介石及其他工农刽子手的走狗”；并指示：“中国共产党应当实行严厉的斗争”，“是党当前的任务”
[5]。1928年7月，中共“六大决议案”指出：“大会同样赞成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对于邓演达、谭平山的所谓‘第三党’的估量。”
[6]1930年5月，邓演达由香港密秘回到上海，起草了《我们的政治主张》这一新的纲领。在酝酿改组中华革命党的过程中，谭平山支持邓演达的反蒋主张。但在党的理论指导、土地政策、党的名称、革命斗争方式等重大问题上两人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关于党的理论指导，谭平山认为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已为蒋介石、汪精卫所玷污，而且三民主义“缺乏阶级基础”，“浅尝科学洗礼”，因此，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重新解释，使之成为“科学的三民主义”，来作为指导革命的理论，从而把革命推向社会主义。关于党的名称问题，谭平山认为自蒋、汪叛变革命后，国民党不再是革命组织，而是反动组织的总称，国民党早已失掉人心，而且我们的主张与国民党是完全不同的，用中华革命党的名称可以表示我们与国民党决裂，而且还可以说明我们是继承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关于反蒋斗争方式问题，谭平山认为必须发动工农群众开展斗争，不能单纯策动国民党军队，搞军事投机。在新纲领正式通过之前，谭平山向邓演达表示，要出国作短暂的休息，希望邓演达主持全部工作。邓演达表示同意，但希望谭平山什么时候感到要回来工作，就什么时候回来
[1]。不久，谭平山由上海到香港转入地下活动。
邓演达回国之后，制定《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纲领》即《我们的政治主张》，领导行委进行反蒋斗争，特别是准备武装反蒋，极大地震动了蒋介石的反动统治。1931年8月17日，由于陈敬斋的告密出卖，邓演达为龙华警司逮捕。行委中央及在上海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邓演达在狱中仍然坚持斗争。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为排除异己，于11月19日凌晨将邓演达杀害。邓牺牲后，行委与十九路军仍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33年11月，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等在福建成立反蒋的“福建人民政府”。“这时革命者纷纷赴闽，谭平山在香港指挥其事，并设法与中共方面取得联系，争取对福建人民政府的支持。”
[2] 福建事变失败后，临时行动委员会领导人黄琪翔等数人撤退到香港。
四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谭平山在香港与中共中央派来的代表张云逸及其他爱国人士商谈抗日救国大计。不久，他从香港经广州赴武汉，要求从事抗日活动。1938年春，蒋介石知道谭平山到了武汉，便想利用谭平山这块招牌点缀自己的门面。他特别召见谭平山，征求谭平山对施政的意见。谭平山既坦率又抱幻想地说：“国民党已经衰老，现在抗日战争，要依靠新生力量，要增加新血液，改造国民党。”他被蒋委派参加起草《抗战建国纲领》。3月，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谭平山被恢复国民党党籍，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这期间，张国焘想拉拢谭平山，要求与谭见面，遭到谭平山的坚决拒绝
[3]。陈独秀也约见谭平山，谭平山同意见面。但事先声明不谈政治。陈谭两人在汉口南京饭店谭的住处见面，开始时只是谈各自的经历和生活，谈了两天，后来，在谈话中双方的观点不一致，不欢而散，从此，两人再也不见面了
[1]。国民党在武汉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陈诚任部长，周恩来、黄琪翔任副部长，谭平山被任命为政治部指导委员和设计委员。1938年7月，三民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干事会成立，谭平山被任命为干事会常务干事兼法制委员会主任，并被指定参加起草三民主义青年团章程。谭希望乘抗日救亡之机，将国民党改造好。但后来事态发展证明他的良好愿望只是一种幻想。10月，武汉失守后，谭平山离开武汉到了重庆，这时的“国民党政府，开始了它的政策上的变化，将其重点由抗日逐渐转移到反共反人民”
[2]。谭平山开始对国民党采取消极的态度。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采取“防共”、“限共”、“溶共”的反动方针，取消了抗日初期中共和其他民主党派争得的某些民主权利。谭平山对蒋介石的幻想破灭了。他对大家说：“现在看来，蒋介石还是原来的样子，没有改变，我想把三青团搞成革命组织，但是，实际上成了欺骗青年的反革命秘密组织。”他在思想上陷入徬徨和苦闷之中
[3]。蒋介石很注意谭平山的动向。在重庆市内，蒋介石害怕谭平山与进步人士接触，再给他带来麻烦，常派贺衷寒、康泽到谭平山家，实际上是暗中监视谭平山的行动。谭平山乘市内住房挨了日本飞机轰炸之机，全家搬到了郊区，贺、康一班人就很少到谭家。他从此摆脱了十三太保的纠缠和监视，与共产党人以及其他进步人士接触也就更多了。
1939年，与谭平山共患难几十年的原配夫人杨丽莲因患脑溢血病逝，留下两个孩子。53岁的谭平山精神十分苦闷。
蒋介石这时越来越反动，国民参政会的斗争逐渐公开化，谭平山也卷进了斗争的漩涡。他向中共党组织提出要求，重新审查他的历史，恢复他的党籍，并表示要到延安解放区去的决心。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劝他继续留在国统区，多做争取团结各抗日民主力量的工作
[4]。从此他心情舒畅，干劲倍增。他对别人说：“今后我的行动与党的行动同一步调，党的态度就是我的态度。”
[5]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谭平山看透了蒋介石的阴谋，他以到成都去担任国民党政治训练班教官为名，从重庆搬家到成都，不参加国民参政会的活动，也进一步摆脱三青团等特务的纠缠和监视。1941年1月，蒋介石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为抗议蒋介石的反共政策，谭平山与中共代表一起拒绝参加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党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在成都期间，他积极参加了成都地区的民主运动。1942年，谭平山从成都搬回重庆，在董必武、徐冰等同志的帮助下，他的积极性得到进一步的发挥。他在斗争中结识了原北平市女一中校长、进步分子孙荪荃女士，并与她结了婚。谭平山不仅在政治上走了光辉的大道，生活上也有了安慰。他赋诗云：“绝代英雄绝代痴，相逢只恨十年迟。”
[1]孙荪荃是教育界进步人士，早在1935年底，就在北平支持中共地下党组织，拨出女一中后院的大房间给中共外围组织“黄河水灾赈济会”做为办公的地方，使党组织能充分利用赈济会团结进步人士进行斗争
[2]。
从1939年冬到1941年春，国民党接连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鉴于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开始注意到做国民党内部爱国人士的工作。皖南事变后，便开始在国民党内部建立中共的外围组织。1941年夏，成立了“中国民族大同盟”，1942年改称“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民革”
[3]。发起人有王昆仑、王炳南、邓初民、刘仲容、许宝驹、邓翰笙、闽刚侯、吴茂荪、侯外庐、屈武、阎宝航、高崇民、郭春涛、梁蔼然、赖亚力、曹孟君、谭惕吴等18人
[4]。“民革”的成员大部分是国民党民主派人士，也有共产党员和其他民主党派成员参加。
1943年初，宪政运动再度兴起的时候，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来、董必武等启发帮助和“民革”的活动联络下，谭平山、甘祠森、陈铭枢、杨杰、王昆仑、郭春涛等成立了“时事座谈会”，通过这个座谈会，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团结各种民主力量。事前，谭平山先找到甘祠森说：“现在抗战处于一个很困难的时期。抗战初期，大家兴高采烈，抗战救亡运动搞得很活跃，现在蒋介石一压，沉寂了。过去的运动，文化界、青年界比较活跃，政界、教育界、工商界要差一些。政界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国民党内也有些民主进步分子、中间分子，需要有人去团结他们。几个朋友和我谈到这个问题，打算搞个座谈会，你为如何？”
[1] 甘祠森极力支持谭平山的意见，并由他出面，先后与郭春涛、许宝驹、邓初民、陈铭枢等取得联系和同意。以后，这个座谈会定名为“民主同志座谈会”。中共中央南方局的负责人，很重视民主同志座谈会，董必武还专程到谭平山家中了解情况，董老听后很感兴趣。他说：“你们这个座谈会搞得很好嘛。抗战的胜利，民主的实现，要靠大家去做才有希望嘛。你们交了许多同情革命的朋友，也是对我们党的支持嘛”
[2]。这个“民主同志座谈会”坚持了三年多。
1943年8月，谭平山与参加民主同志座谈会的陈铭枢、杨杰等发起组织成立国民党内民主派组织。先成立了一个筹备小组，成员有：谭平山、陈铭枢、杨杰、朱蕴山、王昆仑、郭春涛、许宝驹、于振瀛、何公敢、甘祠森等十人。参加活动的还有柳亚子、邓初民、余心清、李世璋、吴茂荪等。谭平山是小组主要负责人之一。这个组织最后定名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谭平山领导的十人小组还研究“民联”的政治主张和组织路线，认为应该以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为旗帜，团结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爱国民主分子同国民党内的反动派进行斗争，“主张中国国民党应即自动结束党治，建立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
[3]。
从1944年上半年起，“民联”开始吸收会员，扩大组织，着重政治倾向好的，政治上可靠的和政治上能发挥作用的三个条件，采取比较慎重的方针。是年冬天，谭平山积极筹划召开民联全国代表大会，建立中央领导机构，制定政治纲领和组织章程。抗日战争胜利后，谭平山领导十人小组加紧进行召开民联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起草《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政治主张》、《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第一次全体大会决议案》、《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组织章程》等，经过十人小组讨论，最后由谭平山和陈铭枢一起定稿。
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代表中共应邀到达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谭平山、张澜、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等民主人士在重庆机场欢迎并会见了毛泽东。9月2日，谭平山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举行的庆祝中苏同盟条件签订和欢迎毛泽东来渝参加国共谈判的鸡尾酒会上，又一次与毛泽东见面，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新华日报》发表了《发扬民国十三年的精神》的时评，说：“谭平山先生和毛泽东同志都是民国十三年并肩奋斗的同志，回想起22年以前，国共两党和全国爱国同胞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精诚团结，终于推动了民国十六年如火如荼的革命运动，这些事实，一定会有深切的感受”
[1]。
10月28日，谭平山在被誉为“民主之家”的“特园”的重庆上清寺，主持召开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第一次全体大会。大会通过了《政治主张》、《组织章程》、《第一次全体大会决议草案》等几个文件草案；成立了中央临时干事会，参加干事会的除筹备组十人外，增加了柳亚子、马寅初、邓初民、余心清、高崇民、阎宝航、李世璋等七人。推举谭平山、陈铭枢、杨杰、柳亚子、朱蕴山、王昆仑、郭春涛七人为常务干事。谭平山是“民联”中央常务干事会的实际主席。民联成立以后，出版了半公开性的机关报刊物《民联》。谭平山从此有了一个可靠的舆论阵地。他对人说：“我现在和蒋介石和国民党一刀两断，绝不参加他们的一切活动，他们如果想迫害我，在重庆呆不下去，我可以去解放区。”
[2] 谭平山一反过去躲在幕后与上层人物联系策划的活动方式，他公开抛头露面，出席各种会议，发表讲话，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各种罪恶阴谋。
1946年1月20日，重庆各界民众在沧白堂举行有二千多人参加的庆祝国内和平大会。谭平山与冯玉祥、陈铭枢、郭沫若、邓初民等在会上发表演说，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谭平山领导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特地发表《对政治协商会议之意见》，要求释放政治犯，撤销特务机关，停止内战，结束一党专政，结束国民党训政，组成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
[3]。
1月28日，为团结广大坚持执战的各阶层人士，继续投入反内战、要求和平的民主运动，《新华日报》刊出“一·二八”抗日十四周年纪念专页，谭平山赋诗《纪念“一·二八”十四周年》：
“一鸣淞沪炮，抗日急先锋，
守土完天职，横戈扫敌踪，
苟安人泄杳，持节我从容，
民主将军志，自由正响钟。”
他还出席“民联”在重庆广东酒家举行的纪念“一·二八”上海淞沪抗战十四周年宴会。宴会以纪念“一·二八”抗战为名，邀请国共两党代表和各民主党派人士参加，扩大“民联”的政治影响。
2月10日，重庆23个民主党派和群众团体在较场口召开“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遭到国民党特务、流氓的袭击和破坏，郭沫若、李公朴等许多进步人士挨打受伤，酿成骇人听闻的“较场口事件”。谭平山与邓初民、陈铭枢、翦伯赞、邓发等到医院慰问受伤人士，并强烈指责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2月，李济深来到重庆，准备参加国民党第六届第二次中央全会。谭平山为争取李济深，团结更多的国民党内民主派，主动向他汇报民联的情况，希望他将来能够领导民联。他还策动孙科、李济深、冯玉祥具名，设宴邀请“有崇高威望足资号召”的上层人士聚会，交换国民党民主派大联合的意见。当天出席宴会的除孙科、李济深、冯玉祥、于右任、覃振、熊克武、龙云、刘文辉外，还有谭平山、陈铭枢、杨杰、朱蕴山和邓初民等。这次宴会为国民党民主派大联合打下基础。
1946年4月15日，谭平山与夫人孙荪荃一起致唁函给中共驻重庆代表团周恩来、邓颖超，痛悼王若飞、邓发、秦邦宪、叶挺等“四·八”遇难烈士，并写《满江红》词以致悼念：
起陆神州，记当日，警钟怒发。唤群众，奋争平等，自由团结。北伐艰难坚苦斗，中兴仰赖和平决。竟谁知，铁马半空煨，天柱折。封建毒，犹待天；民主路，正开掘。痛何堪丧失，许多英杰。革命殊勋留史册，仔肩重任期今哲。为国家灾难哭知音，泪成血[1]。同月，谭平山与冯玉祥、张澜、沈钧儒、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邓颖超、李德全、郭沫若等百余人发起组织召开“四·八”遇难烈士追悼大会筹备会，他出席了4月19日，在重庆召开的陪都各界追悼王若飞、叶挺、秦邦宪、邓发等“四·八”烈士万人大会。
4月15日，谭平山在重庆主持最后一次“民联”中央常务干事会，部署今后的工作计划，“民联”在重庆的工作就正式结束了。5月28日，谭平山与李济深、冯玉祥等乘船离开山城重庆，东下赴南京、上海。这艘船也巧名“民联号”。由冯玉祥出面，在船上发起创办了一份《民联日报》，冯玉祥任社长，谭平山任主编，王宠惠为法律顾问。《民联日报》有社论，有时事新闻、船上新闻、沿途码头的商业新闻，有古诗、今诗、有散文，也有谜语。谭平山不仅自己写稿，也请船上的文化界、学术界的名流撰稿。《民联日报》成了“民联号”船上旅客每天必读的报纸，船上旅客十分欢迎。
谭平山回到上海后，同样履行了自己同国民党一刀两断的诺言，从不到离上海咫尺之遥的南京，拒绝参加国民党的一切活动，继续公开痛斥国民党反动派。他在上海发表的对中国时局观感中，指出：“中国欲成为真正和平民主统一的国家，必须先将人民的力量组织起来，使人民获得充分发挥力量的机会”如果做到这一点，“封建残余之古旧中国，可蜕变为近代化民主国家。”
[1]1947年2月，谭平山在上海主持召开“民联”临时中央干事会议。会议通过了《民联第四次政治会议政治报告》决议案，公开揭发批判了国民党内的反动派，号召全体成员“为实现三民主义，实现和平，实现民主而奋斗”。
3月12日，谭平山与张澜、马叙伦、马寅初、郭沫若、沈钧儒等中国民主同盟代表及各阶层民主人士，对同年3月10日在莫斯科召开的美、苏、英、法四国外长会议发表意见，要求莫斯科四国外长会议对于中国的问题，“要一致遵守不干涉中国内政的约束”，“要尊重中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同情中国人民为争取和平民主独立的运动”，以便使中国内战尽早结束。
1947年以来，国民党加强了对民主党派的迫害，造谣说：“民联和民盟等组织受中共的控制”。7月初，又公布所谓“戡乱总动员令”。有人告诉谭平山，蒋介石想干掉他的危险信号已经出现，劝他赶快离开上海。谭平山于是年秋出走香港，再一次过他的流亡生活。这次流亡生活和他1928年到上海相比，谭平山的心情不一样。中共组织对他的生活和工作，给以热情的关怀和支持，他的斗争的目的也更加明确了。他准备以香港为基地，团结各界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推动华南民主运动的发展。他在香港的活动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注意。《星岛晚报》以《民主“美髯公”谭平山》为题，介绍了谭平山的生平，回顾了谭平山早期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组建广东党组织的历史功绩和影响，再次提出过去有关“南谭、北李、中间陈”的说法。《华商报》载文介绍谭平山说：“谭先生为国民党元老，现在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央常务干事，他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事业有年。而今皓首银须，精神矍铄，纵谈民主极具信心。”
[1] 谭平山回答记者时说：“此次南下的任务，是受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之命，与国民党诸先生筹商国民党民主派的联合计划。”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纪念日，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香港召开，大会决定由谭平山、陈铭枢、柳亚子领导的民联，与李济深、蔡廷锴等领导的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王昆仑、许宝驹等领导的民主革命同盟（简称“民盟”）和其它国民党民主分子联合组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
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正式成立，发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宣言》、《告本党同志书》，并通过了《中国国民党行动纲领》等文件，公开宣布脱离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大会选举李济深为主席，谭平山、何香凝、冯玉祥、蔡廷锴、朱蕴山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当天，谭平山挥毫赋诗《迎一九四八年十韵》，发表在《华商报》上。诗云：
香岛风云会，煮酒贺新年。
举首向北望，大地遍烽烟。
百万豪杰士，揭竿卫人权。
京畿旗震动，崩溃岂偶然。
嗟尔贪污吏，欲壑深难填。
好战者必死，独夫生命捐。
可敬老战友，道义符[2] 铁肩。
相率整齐鼓，持节穷益坚。
摧毁凶残敌，号角集英贤。
众志自成城，衰朽愿执鞭[3]。
1948年，整个中国的政局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革命胜利在望。美蒋反动派为阻止中国革命继续前进，开始扶植所谓“新的第三种势力”，把已经被抛弃的中间路线经过乔装打扮，作为旗帜打了出来。1948年1月，政学系的《大公报》连续发表了《自由主义者的信念》，《国际第三方面势力的抬头》等社论，宣传所谓“自由主义”的“中间路线”。
3月3日，谭平山与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邓初民、侯外庐等，出席香港《华商报》召开的在香港各民主党派代表和各民主人士以“美蒋‘和谈’阴谋与‘自由主义’运动”为题的座谈会，谭平山发表“争取全民集体自由，个人自由才有保证”的谈话，号召大家对自由主义运动，“不仅要洞悉其阴谋，揭破其阴谋，还要和他们作坚决的积极的斗争。”指出：“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就是向反动的独裁统治者争取中国人民的集体自由，然后我们每个人的个人自由才有保证。”
[1]6日，他在香港《华商报》发表《巩固统一战线，粉碎和平阴谋》的文章，指出：“美国施展和平阴谋”，实际上是为蒋朝“输血的工作”，是一种“补救”。美蒋发动和平攻势的目的有三：第一、“一方面是企图欺骗中国人民，掩饰美帝援华亡华，延长中国内战的罪恶；一方面，是企图代蒋府寻找一个喘息的机会，以待美援到手，恢复挣扎力气”。第二、“分化革命势力，争取一班对美帝有幻想的‘自由分子’，‘中间路线者’，改善蒋朝尽失民心的孤立状态”。第三、“故意散布和谈空气，明知不可能，却可以推卸内战责任，而转移于民主党派。为此，对美蒋的和平阴谋，除了揭露和打击之外，还要整顿我们的革命队伍，清除一班苟安妥协的动摇分子，巩固革命的统一战线，把革命战争进行到底”
[2]。11日，他在《群众》周刊上，发表题为《土地改革与民主统一战线》的文章，阐述了土地改革与统一战线的关系。认为土地改革是具体实现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12日，谭平山出席民革举行的孙中山逝世22周年纪念大会，并发表演说，指出：蒋介石违背孙中山先生的遗训，必为人民所推翻。4月24日，针对蒋介石召开的伪“国大”和炮制伪宪法，谭平山代表“民革”“民联”发表讲话，号召所有三民主义的真正信徒们，更加要靠拢人民，更加努力参加战斗，加紧推翻南京反动统治，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
1948年5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5月5日，谭平山代表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同民革代表李济深、何香凝，民进代表马叙伦、王绍鏊，民盟代表沈钧儒、章伯钧，农工民主党代表彭泽民，以及李章达、蔡廷锴、郭沫若等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无党派人士，联名通电国内外和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热烈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一”号召，表示愿同国内各界及海外侨胞，“共同策进”，“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在香港，《华商报》以《目前形势与新政协》为题召开座谈会，谭平山因故未出席，但是，他向座谈会提交了一份书面意见，表示完全同意中共中央的“五一”号召，举行新的政治协商会议。22日，谭平山在《华商报》发表了《适时的口号——论中共“五一”节口号》的文章。文章分析了形势，指出：反动势力正在没落，而进步势力正在增强，在这样有利于民主势力的形势下，民主党派保持现状，不做进一步要求的表示，是不能满足人民要求的。中共的“五一”节号召，就是适应人民要求的号召。又指出：新的政协是各民主党派分担革命责任的会议，而不是分配胜利果实的会议。
7月15日，谭平山出席在香港的民主党派代表、民主人士等在六国饭店举行的集会，纪念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的爱国民主人士闻一多、李公朴。他在会上发表演说，希望大家学习闻、李两教授的革命精神，“行百里者半九十”，要吸取辛亥革命和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不要上当受骗，将革命进行到底。
8月20日，为纪念廖仲恺先生殉国23周年，谭平山著文《完成廖仲恺先生遗志》，指出：廖仲恺先生的革命精神是永远活着的，活在国民党民主派心中，活在真正革命的三民主义信徒心上，活在一切革命群众心上。直到现在，他的精神更因人民革命力量的广泛发展而发扬光大。号召实行廖先生遗志，建立比民国十四年更进一步的民主联合政府
[1]。
9月6日，谭平山出席在香港的民主党派代表、民主人士举行的集会，庆祝华北人民政府成立。他在会上发表演说，号召一致努力，加快全国民主团结，促使南京反动政府加速崩溃。
中共中央与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进步协商后，决定邀请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代表到解放区去，一起研究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具体事宜。周恩来亲自领导这项工作，希望谭平山带动其他民主人士代表一起北上。9月15日，谭平山与沈钧儒、郭沫若、蔡廷锴等在中共南方局的有关同志护送下，动身离开香港乘船北上，经过16昼夜的颠簸，抵达丹东进入东北解放区。10月14日，中共发给东北局高岗、李富春电指出：“谭平山为中共秘密党员，谭的组织关系一向由周、董联系。”
[1]11月25日中共中央代表和到达哈尔滨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各民主人士在一起，就新政协的性质、任务等问题，达成协议，并开始了筹备建立新中国的工作。
1948年底，国民党濒临全国崩溃，美蒋反动派又策划了新的“和平”阴谋。他们企图用李宗仁代替蒋介石的“换马”把戏，“寻找途径，恢复和谈”；宣称要组织有“自由分子和党派参加的，包括共产党在内的联合政府”；他们还策划了西南五省的联防运动，企图阻止革命向前发展。1月22日，谭平山与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55位抵达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代表和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一道，发表了《对时局的意见》，一致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包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民主人士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并宣布：“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贯彻始终，以冀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中国早日实现”。
2月1日，谭平山与进入解放区的56位民主人士致电毛泽东，盛赞解放区和人民革命的胜利，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复电表示欢迎，赞扬“诸先生长期为民主事业而努力，现在到解放区，必能使建设新中国的共同事业获得迅速成功。”25日，谭平山与沈钧儒、李济深等35位民主人士，由东北到达解放了的北平。从此，他更加积极地投入了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的战斗。
4月23日，谭平山代表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与其他民主党派负责人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黄炎培、马叙伦、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陈其尤等发表联合声明，一致表示赞同和竭成拥护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对人民解放军发出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2]。
6月上中旬，谭平山以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代表身份，出席在北京举行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首届全体会议。谭平山被选为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二小组（并负责领导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条例”）组长。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开幕。谭平山出席了这次会议，并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22日，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团召开会议，选举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31人为主席团常务委员。谭平山也被选为主席团常务委员，参加整个大会的领导工作。谭平山还是政协组织法草案整理委员会召集人，代表新政协筹备会第二小组，向大会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起草经过和主要内容”的报告。9月30日，大会结束。在这次大会上，谭平山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五
1949年10月1日，谭平山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19日，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他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
1950年3月4日，他在北京车站欢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访苏回国。6日，他以民革中央委员身份发表谈话，说：“中苏新条约的签订，是中苏两大国家人民团结的力量，击败帝国主义及战争贩子策动和制造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空气和挑拨离间中苏两国人民亲密友谊的阴谋，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胜利。”
[1]是年6月26日，毛泽东在政协第一届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闭幕词《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中，号召全国一切人们和各民主党派过好土改关，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要求全国各阶层人士和各民主党派，必须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谭平山写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一文，要求民革成员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指出：整风就是一种批评，它把共产党内的一些歪风，加以清除，把党内存在的某些问题，改正过来，毛泽东思想就是从反对教条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他认为：“只要我们能时时自己检讨，改正错误，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我们是有光辉前途的。”
[2]10月1日，他撰写了《庆祝国庆，迎接任务》一文，要求民革成员在庆祝伟大的国庆同时，不要忘记自己在统一战线中负起配合工作的责任和任务。他勉励民革同志：“要加紧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
[3]12日，国民党民主党派代表会议在北京开幕，谭平山出席会议，被选举为主席团成员。他在会上发言，号召“学习马列主义，因为马列主义是革命的真理，而能适用于各国家、各民族”，应用马列主义武装我们的头脑；向中共学习，以共同完成中国革命的任务。在这次大会上，他再次当选为民革中央常务委员。
11月16日，谭平山撰写《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以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84周年。文中指出：“我们纪念孙中山先生，就应该拿出中山先生不断追求进步的革命精神去纪念他。”又说：如果我们的思想，还停留在20年前，我们就会落后，就不能说是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他认为：在新民主主义时代，应该以新民主主义的思想体系，作为我们指导思想。只有这样，才能把中山先生的思想汇流到新民主主义这个洪流中来
[1]。
1950年底，谭平山出席并领导了民革第二届第二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确定了新民主主义的思想，就是本党的领导思想，人民政协共同纲领，就是本党的共同纲领。”会议号召：为使本党能在统一战线的强大队伍中，尽其应有的责任，我们应该有充分的信心和毅力来迎接并创造新的世纪
[2]。
1951年6月28日，他特意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的纪念文章，热烈赞扬、歌颂中国共产党。9月底，他向《新民报》记者谈国庆感想，盛赞新中国两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认为作为统一战线一员的民主党派，过去有过贡献，在今后的建设中，应该做出更大的贡献。
12月25日，谭平山出席民革中央与北京分部在北京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化俱乐部联合举行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动员大会。他在讲话中强调：本党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一员，我们必须以国家主人翁的态度，积极参加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这一伟大的运动。号召“民革全体同志，协助政府随时随地检举贪污浪费。”
1952年2月，他在《民革汇刊》第25期上发表了《民革同志的思想改造问题》一文，指出：在叙述国民党民主派的斗争历史时候，一点也不能忘记在统一战线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并带头联系自己的实际检查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号召民革同志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改造思想，要求民革同志要以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理解中国革命的问题。9月22日，谭平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三年来的人民监察工作》一文，总结了建国三年来人民监察工作的经验，指出人民的监察工作，必须坚持“人民的立场和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必须坚持“监察工作的路线，”必须坚持“监察纠举与改进工作结合，教育改造与纪律制裁相结合的方针。”10月24日，他在《各级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要积极参加司法改革运动》一文中，指出：司法改革运动是在“三反”运动胜利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措施，要求各级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应积极参加司法改革运动。
1953年1月9日，谭平山出席民革第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总结1950年冬天二中全会以来的工作和讨论今后的工作方针”。特别是着重讨论如何执行1953年国家三大任务，继续加强抗美援朝，开始大规模建设和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问题。
就在这一年，谭平山患高血压病，但他仍坚持处理民革和人民监察委员会的工作事务。1954年1月，他撰文《学习总路线与改造思想》，在《民革汇刊》第44期上发表。文章要求民革的各级组织，在思想改造方面，要紧密地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要以老老实实的态度，加强自己的主观努力，刻苦地进行自我改造。”
这年9月15日至28日，谭平山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1955年7月14日，谭平山出席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8月20日，他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在北京举行的廖仲恺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的纪念大会，并代表民革中央在会上发表演说，赞扬廖仲恺先生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和有力助手，是中国人民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斗争中的一员杰出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和爱国主义者。他强调纪念廖仲恺先生，必须从廖仲恺先生的遇害吸取教训，百倍地提高警惕，加强当前反对内外敌人的斗争
[1]。
1956年4月2日，谭平山在北京逝世，享年70岁。遗体在北京中山公园中山堂入殓。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邓小平、李富春、聂荣臻、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等出席了入殓仪式。
[1] 1986年，朱学范为谭平山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的题词。
[1] 谭平山自己填写的干部履历表。引自元邦建：《谭平山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 谭平山自己填写的干部履历表。引自元邦建：《谭平山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 谭植棠：《关于广东共产党的成立》；《谭平山研究史料》第379页。
[1] 《周恩来年谱》（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3月版，第16页。
[2] 《谭平山史料研究》第564页。
[1] 《广州国民日报》1926年5月24日。
[1]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文献资料》第一辑，第171—173页。
[2]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文献资料》第一辑，第249页。
[1]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29日。
[1] 叶挺：《南昌暴动至潮汕失败》。
[2] 李立三：《“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
[3] 李立三：《“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
[4] 王健英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红旗出版社1983年第5版，第80页。
[5] 南昌起义纪念馆编：《南昌起义》，第557页。
[1] 李立三：《“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
[2] 李立三：《“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
[3] 李立三：《“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
[4] 叶挺：《南昌暴动至潮汕失败》。
[1] 中共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82—483页。
[2]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73页。
[1] 《中国工农民主党历史参考资料》第一辑，第89—90页。
[2] 江峡：《邓演达年谱简编》，《邓演达历史资料》，第382页。
[3] 《第三党讨论集》第97页。
[4] 《第三党讨论集》第74页。
[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1928年2月25日，引自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五册，第43页。
[6] 《六大以来》（上），第15页。
[1] 张军民：《中国民主党派史》，第61—64页。
[2] 转引《谭平山研究史料》，第581页。
[3] 访谭平山的儿子谭秉文记录。引自元邦建：《谭平山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 访谭平山的儿子谭秉文记录。引自元邦建：《谭平山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 访原民革中央副主席甘祠森同志的记录。引自元邦建：《谭平山传》。
[3] 访原民革中央副主席甘祠森同志的记录。引自元邦建：《谭平山传》。
[4] 访谭平山女儿谭宗文记录。引自元邦建：《谭平山传》。
[5] 访问甘祠森记录。引自元邦建：《谭平山传》。
[1] 《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四期，第98页。
[2] 孙荪荃在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务院参事。
[3] 1948年后，为了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相区别，把1941年成立的“民革”改称为“小民革”。
[4] 《屈武文选》，团结出版社1988年1月版，第208页。
[1] 甘祠森：《回忆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4期；《谭平山研究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第496页。
[2] 甘祠森：《回忆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4期；《谭平山研究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第499页。
[3] 《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政治主张》。
[1] 《新华日报》1945年9月2日。
[2] 访问甘祠森记录。引自元邦建：《谭平山传》。
[3] 重庆《新华日报》1946年1月26、27日。
[1] 中共代表团编：《四八烈士纪念册》。
[1] 《新华日报》1946年11月18日。
[1] 香港《华商报》1947年12月23日。
[2] “符”字可能为“负”字之误—编等。
[3] 香港《华商报》1948年1月1日。
[1] 香港《华商报》1948年3月14日。见《谭平山文集》第496页。
[2] 香港《华商报》1948年3月6日。见《谭平山文集》第492—493页。
[1] 《华商报》1948年8月20日。
[1] 见高岗、李富春档案。
[2] 《人民日报》1949年4月23日。
[1] 《人民日报》1950年3月6日。
[2] 《民革汇刊》1950年6月30日。
[3] 《民革汇刊》第一卷，第七期。
[1] 《民革汇刊》第一卷，第十、十一期合刊。
[2] 《民革汇刊》1951年第1期。
[1] 《民革汇刊》1955年第9期。《谭平山研究史料》第59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