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恢复各民主党派、工商联的活动，民盟随即酝酿成立了民盟中央临时领导小组，史良被推为召集人。在民盟中央临时领导小组最初两年的时间里，由于对新时期统战政策和民主党派的性质、任务和作用等问题认识尚不明确，“左”的余毒尚未肃清，许多盟员包括民盟的基层干部都还心有余悸。史良和临时领导小组其他成员面对这种局面，着手恢复健全各个工作部门，组织调查成员的变化情况，整顿和重建基层组织，帮助共产党和政府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使民盟成员的冤假错案陆续得到平反。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1979年10月，民盟举行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史良在大会开幕式上做了指导性的发言，她要求全体代表要把这次大会开成“一个解放思想、发扬民主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一个动员全盟同志为四个现代化多做贡献的誓师大会”。在随后召开的民盟四届一中全会上，史良当选为民盟中央主席。此时，史良的身体已大不如前，多党合作事业的需要使她毅然挑起了这副重担。她私下里对友人说：“我今年80岁了，盟中央要我担任主席，我还要努力为民盟、为国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民盟“四大”以后，在史良的主持下，民盟的自身建设和面向社会、为经济建设服务等工作都出现了开拓性的进展。在落实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方面，史良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她很重视来信来访工作，对许多上访信件亲自签批并提出具体意见，还经常打电话催问办理情况。到1981年12月，5000多位被错划成“右派分子”的盟员经过复查后获得改正，占被划为“右派分子”盟员总数的97％。1982年，民盟成立了专门的“知识分子工作研究小组”，负责综合各地情况，反映意见，为中共解决知识分子问题提供帮助。史良对民盟组织的重建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到1983年底，除西藏、台湾外，民盟在各省、市、自治区一级都恢复了组织，民盟的县、市委员会由“文革”前的97个发展到150个，基层组织发展到2300个。史良还重视调动盟员的积极性，她经常鼓励大家：“民盟作为革命的爱国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在党的领导下为四化服务，大有可为。”

鉴于史良的崇高威望和她为新时期民盟工作做出的贡献，1983年12月，民盟五届一中全会再次选举她为中央主席。据应邀出席“五大”开幕式的习仲勋同志回忆，史良是抱病坚持来参加大会的，当她坐着轮椅出现在主席台上时，全场起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后来，史良的身体每况愈下，有些会议已无法亲临现场，但她总要递交书面发言，为民盟的发展鞠躬尽瘁，不遗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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