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四五月间，上海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曾发出密令，要“不择任何手段，立即逮捕史良”。

这时，史良正因高血压病在家中静养，而战事已迫近上海，她时常接到来处不明的电话，告诉她“小心，小心，今晚捕人”。4月26日深夜，复旦大学盟员龚忠祥和谢开志被捕，民盟上海市组织进行了营救，史良亲自找到施剑翘的弟弟、国民党七十四军军长施中诚等设法营救。此时，她知道危险可能随时发生，正准备离家躲避。5月10日，她接到中共地下党员吴克坚的电话，告诉她今晚特务要逮捕她，她和陆殿栋立即前往霞飞路新康花园顾正寰家中躲避。顾是陆殿栋的好友，因上海战事紧张，全家已迁移别处，其房屋便交由陆无条件使用。

11日凌晨2时，上海警备司令部20余名警察和便衣特务将史良的寓所团团围住，然后蜂拥入宅。警特用枪逼着工友宋阿福，问道：“户长陆昭华( 殿栋) 在哪里？陆史良在哪里？”宋回答说：“不知道。”话音未落，就被打了一记耳光。警特立即搜遍二三楼，并把全家大小人口全都集中一处，个别讯问。但未得到史良的消息。

当晚，特务们又来到史家，他们将司机阿宝、工友宋阿福关在一个屋子里，通夜严刑拷问，惨号之声，闻于邻里。阿宝受不住酷刑，供出陆殿栋的弟弟陆殿奎的住址。特务立即将陆殿奎抓获，并对他进行毒打，目的是寻找史良的去处。但仍一无所获。

此时，司机阿宝又被迫供出了史良姑母家的地址，于是特务又将她的姑父母逮捕。史良的姑母看到丈夫年老，不堪受刑，便说出了史良妹夫鲁觉吾的地址。14日天还未亮，鲁觉吾便被抓起来。他未说出史良的去向时，特务便将他西装衬衣撕破，裤子剥下，全身滥打。史良在新康花园公寓躲避了几天，14日清晨，妹妹史孟云派人前去通知说：“因亲戚、司机、服务员等被匪特逮捕，你们的地址不能保密，要赶快离开。”于是史良和陆殿栋匆忙离开新康花园，前往亲戚石懋钟家中藏匿。史良到了那里，看见里弄墙壁上贴了许多标语，上面写着：“一人不报，全家杀绝，一家不报，全里杀绝。”她心中暗想：国民党特务真是恶毒之至。可是，不到20分钟，警特人员就赶到了新康花园。但已人去楼空，特务大失所望，只得悻悻然离去。当史良得知姑父和表弟因受牵连而被捕时，心中十分焦急，想去投案自首，以便使他们获释，后为石懋钟等人劝阻。

史良的女秘书田惠青不知道史良姑母家已被特务霸占，15日，她到那里探视，当即被特务逮捕审问。当特务未从她口中得到什么消息时，便将她的衣服剥下，只剩下一条单裤，吊在墙上，用皮带狠狠打了一个小时，她承受了极大的痛苦，始终硬挺着，不肯屈服。特务说：真厉害! 不愧是史良秘书，把她送去活埋! 这样，史良的亲戚朋友许多都被关在一个拘留室里，等候执行。拘留所长接到上司命令，要将他们用卡车装运投入黄浦江里淹死。但途中卡车损坏，当停车修理之际，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已打进城里，枪声不绝，执行人员逃命四散，田惠青等终得幸免于难。

与此同时，史良和陆殿栋再次逃往别处，一些人家已不敢收留。史良也不敢轻信那些关系不深的人家，只能到可靠的同志那里，而这些同志本身也处在被监视中。正在踌躇之际，24日晚，国民党军队纷纷溃退，25日上海解放，史良才从虎口脱险，死里逃生。事后了解，经办这个案子的，是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即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是杀人不眨眼的特务头子毛人凤。

当史良得知上海解放的消息时，立即打电话给中共上海市委负责人。在电话里，党组织告诉史良，他们正在四处寻找她，听说她还活着，十分高兴。第二天，史良返回家里，一路上看到全上海市人民都在庆祝解放，内心无比激动。当她看到宋庆龄时，百感交集，她们相拥而泣。不久，史良到了北平，作为中国民主同盟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她深深体会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没有她自己。

旧中国一去不复返了，史良从早年就向往、追求并为之奋斗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已经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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