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史良参加了妇女团体指导委员会，这是一个妇女界的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它的指导长是宋美龄，委员包括各方面的人士，如邓颖超、宋庆龄、沈兹九、刘清扬、吴贻芳等。史良也被聘为它的委员，并兼任妇指会联络委员会主任。史良在妇指会工作期间，以她卓越的才干和充沛的热情，在联络组织和动员妇女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促进了各妇女团体的联合。

史良和宋氏三姐妹都处得较好，她们都是她的好朋友。30年代在上海，因营救政治犯和参加救国运动，史良就怀着敬佩的心情和宋庆龄时有交往，宋庆龄也很喜欢她。在武汉和重庆，由于妇女指导委员会的工作关系，她和宋美龄的过从也很密切。而史良也注意利用这种关系做一些有利于抗日的事情。

在国民党顽固派统治下，文化出版事业备受摧残。邹韬奋是“生活书店”的创办人和负责人，在全国各地设有五十多个书店，有三百多人参加工作。但到1940年，大部分被国民党勒封，并且有不少地方的书店负责人遭受逮捕。为此，邹韬奋非常焦急，便去找史良想办法。史良想起了宋美龄，想通过她向蒋介石说情。史良便给宋美龄打电话，约好中午去宋的住处。

在午餐席上，史良郑重地对蒋介石说，生活书店是抗战的书店，出了许多宣传抗日的书，这样的书店却遭封闭，太不公平了。蒋介石听了却故作惊讶，说：有这样的事吗？岂有此理! 岂有此理! 他一边这样说，一边表不一定去查。可是在这次谈话后，各地的书店仍然继续被封门。邹韬奋气得忍无可忍，终于离渝出走到香港去了。

在这期间，国民党反动派曾通过宋美龄对史良进行过拉拢和诱惑。一次，宋美龄请史良吃饭，蒋介石也在座。宋对史良说：“国民党需要增强新的血液，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妇女就太少了。”还说：“国民党的确腐败，你为什么不加入国民党，一道把它进行一番改革呢？”宋还表示愿意做她的介绍人。但史良保持了清醒的头脑，虽然她对宋美龄的印象是好的，她能干，大方，说话、做事得体，但却不能因此而模糊她们之间政治立场的分歧。所以，史良拒绝了宋美龄的拉拢。

国民党参政会一届五次大会后，宪政运动被国民党完全破坏而消沉下去。紧接着国民党便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重庆的一些其他抗日党派也受到压迫，被视为“共产党尾巴”的救国会自然首当其冲。妇女指导委员会中的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被迫撤离，史良也撤出了妇指会。史良回忆说：“我退出妇女指导委员会也是在1942年，当时我已在重庆恢复了律师业务。在我恢复律师业务后，第一件案子是国民党反动派的重庆市公安局强占民房的事件，我代表当事人大中华药房，在重庆的大公报上，以半版篇幅对反动政府公安局的违法行为进行了公开谴责，这激怒了反动派。蒋介石亲自向妇女指导委员会进行了申斥，在此情况下，我被迫退出了妇女指导委员会。但我仍然继续坚持向压迫人民的黑暗势力进行斗争，后来，大中华药房案件终于在舆论支持下取得了公平解决。”^[1] 从此，史良和宋美龄的关系也就中断了。

[1]　《史良自述》，第50页。

本文地址： https://www.yishiweijian.com/zhonggong/20221214451.html

文章来源：主编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