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进县立女子师范是当时常州最高学府之一，也可以说是史良人生旅途的第一站。她日后的工作、生活和革命经历，主要是在这里打的基础。

史良进入女子师范后，读书非常用功，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她意识到，一个人尤其是妇女将来要在社会上站得住脚跟，只有靠自己的努力，自强自立，顽强拼搏，掌握丰富的学识，才能实现理想。

她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我在所有的求学时光真可以说是一个死用功的学生了，那股用功劲是没法形容的，心里只有书本书本，其余的什么也不留意。……那时候不懂得什么性近性远，只知拼命用功用功!”^[1]

史良并不是死读书，她很关心国家大事和周围发生的事情，对于不合理的现象具有强烈的反抗意识。早在女师附小念高小三年级时，她就曾领导同学们驱逐了一个不学无术的算术教员。为这件事，她虽然被记了一次大过，却获得了同学们的一致拥护。到女师读书后，史良担任了该校的学生会会长。当时的校长非常无能，同学们都对她不满，于是决定举行罢课示威，将她赶走。史良勇敢地承担起了这件事情。在那次行动中，她们先向劝业所请愿，后来大闹县公署，包围达三小时，围困劝业所达13个小时，声势很大，最后终于取得了胜利。

史良从青年时代起，就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意识，这一方面是她父亲灌输的结果，更主要的是接受了时代的感召和呼唤。

史良的爱国思想，在五四运动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1919年5月4日，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以北京大学学生为首的北京学生约3000人，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提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要求收回战前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取消“二十一条”，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伟大的五四运动迅速波及全国各省市，形成巨大的声势。常州的学生也掀起了一个规模浩大的罢课运动来响应五四运动。常州的省立第五中学、女师和男师学生代表在县文庙明伦堂开会，正式成立三校学生联合会。史良被推为副会长兼评议部主任。

据史料记载，在这场运动中，史良和她的同学们在公园演讲，听众达三四百人，“诸女士演讲甚恳切，听者无倦容”。^[2]

当时，常州的封建保守势力把女师看成革命大本营，曾策划撤换支持学生爱国运动的校长，停办女师。县知事公署一边备致公函，呈请江苏省教育厅核准，一边把停办告示贴在女师校门口。

史良和同学们非常气愤，把告示撕下后，起草了通电全国学生联合会的文稿和《敬告各界》的公开信，又带领同学大闹县署，致使县署暗中把史良的父亲抓去威胁。史良闻讯，赶到县署，表示“一人做事一人当”，据理力争，义正词严，迫使县署备车将其父女俩送回家。此事当时轰动了武进县和常州城。武进《商报》的1921年《辛酉大事记》中记载道：“3月8日，学生史良等挽留刘校长”；“5月17日，学生代表史良等十余人赴县谒姚知事”；“7月17日，学生史良等三十余人赴县署要求收回徐蘩任令”……据女师校史记载，校长虽未能留住，女师却得以保存。史良领导的护校运动，是争取和维护女性教育权利的斗争，是她从事妇女运动的开端。子冈曾在《史良律师访问记》中写过史良的一句话：“我又是个爱闹风潮的家伙哪! 在常州女师时就闹得不亦乐乎。我的反抗情绪是浓厚的。”

在这场斗争中，史良显示了她的出色的组织才能、演说才能和斗争智慧。其后，她和另一位同学接受了大家的委托，代表常州县的学生到南京去请愿。这是史良第一次登上了全国性的群众斗争舞台。它鼓舞了史良，使她认识到群众中潜伏着的巨大力量。

关于史良在五四运动中的表现，与她当年同学或熟悉的一些老人回忆起来，都交口称赞说：“史良生活俭朴，常穿一件蓝布衫和裙子，头上扎着辫子。她的口才好，人挺能干，在五四时期积极参加各种学生运动，带领同学上街查抄日货”，“史良在学校很朴素，不讲究，她学习成绩很好，班上有四十多人，考试成绩总是前几名，在同学中很有威信。她有男子气质，我们在一起打闹玩时，她总要做男孩子，说话也像男孩子，与别人争总要占上风，做事样样要抢在前头。五四时期史良参加社会活动很积极，闹学潮她是带头人，喜欢出人头地，胆子很大，天不怕，地不怕。她的宣传鼓动能力很强，我们一被她鼓动说服，就跟着她走了”。

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兴起并发展，各种刊物如雨后春笋，西方的各种思想纷纷被介绍到中国，思想界呈现空前活跃的气氛。史良在常州女师读了一些新书报，接触了一些新学说。她曾回忆自己五四时期在女师的情况时说：“五四运动以后，在中国的大地上，蓬勃发展起了以科学与民主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这个运动吸引着广大的青年，我也被它吸引了。我常常看当时流行的一些书刊，如小说《夜未央》，期刊《改造》等。在我的头脑里，装满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成天幻想着一个公道的社会和一个虚无缥缈的无政府世界。”

五四时期，史良初露锋芒，显示出她超群的胆略和才华，是一位女强人。她领导的女师护校运动，实际上是争取和维护女子教育权利的斗争。她在女师的护校斗争，也是她从事妇女运动的开端。

[1]　子冈：《史良律师访问记》，《妇女生活》第2卷第4期，1936年4月16日。
[2]　《记昨日城区之演讲》，武进《晨钟报》，1919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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