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良于1922年暑假从女师毕业后，到了上海。由于常州女师英文程度太浅，她先在大同大学补习英语。在大同大学学习英语半年以后，她又转到上海女子法政学校学习。这所学校是练习所性质，不到半年就毕业了。随后，史良又入上海法政大学（1930年改名为上海法政学院) 学习。法政大学为著名法学家徐谦所办，成立于1924年，为我国法学界培养过不少专门人才。史良是这所学校的第一期学生。她先攻读政治，后来转攻法律。这为史良后来从事律师职业、主持新中国司法工作奠定了专业知识基础。

史良向一位朋友谈起她学习法律的动机时说：在学校时我比较活跃，喜欢做点事，发言时候也多，慢慢地自己有了一种企图，想改造环境，想做一点事，也许是有点领袖欲吧。当时又傻傻地痴想着要一个国家走上正途，只要政治上来几个人才就好了，真有点“一手打成天下”的怪想头。所以起初是进的政治系，过了半年想想政治太空洞，不如学法律，好像还有一点东西放在那里。我又感到法律虽然被一般人轻视，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是特权阶级的护身符，但在目前，我们还需要它，我们现在还是一个需要法律的国家。同一样东西，要看人的用法怎么样。我曾看见多少被陷害的有着革命意志的青年，弄得有冤无处诉，他们没有钱，没有请律师，我便感到不妨在这方面试一试，做一个不出卖灵魂的律师。

在上海读书期间，史良是住在同学赵馥家里。她还有一个上海的女同学祝惠芳，史良的学费和生活费，多由这两位同学资助。史良在法政大学学习期间是半工半读，除读书外还做一些社会工作，以补充生活费用的不足。

1927年，史良从法政大学毕业，怀着天真的幻想进入了社会。她踌躇满志地想用学到的知识为社会做些贡献，为国家的振兴尽一份力量。但现实生活是残酷的，史良毕业后，因为找不到适当的工作，不得不放弃法律专业，到一个行政单位去做事。那个单位的负责人姓刘，是一个国民党的官僚兼党棍。史良十分讨厌他，两人之间不久就发生了矛盾。当时正是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政治气候很恶劣，反动派的气焰十分嚣张。史良作为一个刚踏入社会，涉世未深的女青年，和这样的人对立，当然不会有好结果。很快，刘便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史良逮捕。史良回忆说：“这时我已开始感到做人处世之难。但我的不肯屈服的性格使我终于无法抑制自己的忍耐，当面顶撞了他。这个姓刘的家伙很坏，竟以思想问题的罪名把我逮捕了。”^[1]

被捕以后，史良被关进监狱，这是她生平第一次坐牢。与她同被关在一起的，还有一些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有的关押三四天就被枪决了，有的虽然没有判死刑，但却受尽了折磨。这次坐牢，使她亲眼看到了旧中国监狱的黑暗和司法的弊端，以及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这对她后来决心做一名主持正义的律师，营救政治犯，产生了很大影响。

史良当时没有任何党派关系，但她却感到与革命者同时被关在一起很光荣。她曾做过一首诗，以革命者自诩，大意是：一个正直的人，是有高尚情操的，宁可冤屈而死，也不会在任何情况下，同恶势力妥协。

后来，这首诗被吴稚晖看见了，一口咬定她是共产党员。史良在监狱中关押了两个多月，后因证据不足，由蔡元培先生保释出狱。这时她已从自己的经历中看到了旧社会的黑暗和国民党反动官僚的丑恶，感受到生活的艰难，认识到斗争的艰苦，从天真的迷梦中惊醒了。

[1]　《史良自述》，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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