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部撤销后，史良被推选为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左”的浪潮不仅冲垮了中国的司法制度，也剥夺了史良运用法律手段为人民服务、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机会。然而，她万万没有料到，这还只是事情的开始，更大的灾难还在后头。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国完全成了一个无法无天的世界。个人迷信盛行，人民的民主权利和人身自由被肆意践踏，公检法被彻底砸烂，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遭到严重破坏。1966年8月下旬，民盟中央被红卫兵勒令解散，机关被查封。民盟中央副主席、北京市副市长吴晗遭到残酷迫害，不少负责人挨批斗。史良也受到冲击，她的家被抄，还被勒令在机关里检查交代问题。只是由于周恩来总理对她采取了保护措施，才免受进一步的迫害。

尽管接连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史良始终保持着对党的信任和忠诚，保持着乐观向上的心态。当时她的汽车被停开，作为惩罚，还要经常到机关参加体力劳动。她把参加劳动当做锻炼身体的手段，在坐三轮车往返机关的路上，她经常对家人说，她一生最佩服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她坚信她所热爱的中国共产党会很快扭转这种不正常局面。乌云绝遮不住太阳，黑暗总要过去，光明一定会来临。

在黑白颠倒的年代里，史良依然保持着爱憎分明、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品质，时刻关心着身处逆境的战友和同志。1967年国庆节前夕，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和过问下，史良收到了一张参加国庆观礼的通知。她躲过民军机关造反派头头的监视，乘三轮车来到南池子，从那里步行走到天安门。在城楼上，她见到了思念已久的宋庆龄大姐。在那种场合，两人只有紧紧地握着对方的手，互相注视着，都把想说的话留在了心头。几天以后，宋庆龄派人给史良送来一罐亲手制作的可口小菜。史良体会到这是宋大姐在鼓励自己要勇敢地面对生活。战友的关怀和慰藉，使她的心情逐渐由“文革”初期的愤慨趋于平静。

钱伟长回忆说：“‘文革’期间，当时我正处境困难。没见到她之前，心想，像我这样当时是右派，她不会见我吧。但是，她不但接见了我，而且很亲切地问我的情况，还问了很多盟员的情况。我们一直谈了两个多钟头。当时，尽管她的处境也很困难，但谈话中从不涉及她自己，只关心别人。”另据曾任史良秘书的薛玉清同志回忆，“文革”期间，天津一名盟员之子受到政治迫害，在云南被判入狱。这位盟员通过介绍去见史良，请求协助申诉平反。史良十分关切，仔细询问案情始末，并热情支持他的申诉和抗议。后来，这位盟员的妻子得到史良的支持只身赴滇，几经周折，终使其子获释出狱。

“文革”后期，在周恩来总理的安排下，民主党派少数人恢复了学习活动，史良参加了民盟和民进组成的联合小组，为恢复统一战线做了准备工作。

1976年初，与史良相濡以沫40年的丈夫陆殿栋先生因脑溢血猝然辞世，史良的精神受到沉重打击，身体逐渐衰弱，与以前善于交际、豪放自若的样子判若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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