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政府从一开始就对救亡运动采取敌视态度，特别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以后，不断对它施加压力，攻击救国会是“危害民国”、企图颠覆政府的“反动组织”。一个由蓝衣社分子组成的名叫上海特区最高会议的组织，在上海开了一个秘密会议，竟然作出三条决议：第一，要用暗杀的方法对救国会首脑处以死刑；第二，收买救国会内的动摇分子；第三，绝对禁止救国会的言论、集会行动。这些都表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救国会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决心。
1936年11月22日深夜，史良正在她的寓所里休息，突然一阵吵闹声将她从睡梦中惊醒。史良赶紧去开门，几个彪形大汉一拥而入，他们问了史良的姓名，不容分说，就将她逮捕了。史良知道自己没有犯什么罪，因此心地坦然，态度从容，毫不畏惧。当夜她被押解到卢家湾法国巡捕房，在那里看到了与她同时被捕的邹韬奋，两人相距只有十多步远。邹韬奋在《经历》中说：“我于十一月二十二日的深夜被押解到卢家湾法巡捕房。在巡捕房门口下了汽车以后，那个法国人和翻译在我左右拥着走上石阶。……刚走上台阶两三层，瞥见有两三个人也夹持着史女律师往前面走。她身上穿着西式的妇女旅行装，上身穿的好像男子西装的上身外衣，下面穿的好像水手穿的大裤脚管的裤子，外面罩一件女大衣，全身衣服都是黑色的。我看她态度很从容，偶然回过脸来，脸上还现着微笑。”^[1] 与史良、邹韬奋同时被捕的还有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
在法庭上，史良坦率回答一切问题，承认自己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中央执行委员，承认在国事问题上主张全国团结，一致对外。审讯过后，七人便在23日夜间被保释出狱。当时，史良正在负责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组织工作，为了其他同志的安全，她出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设法保护组织。哪知在保释出狱后的当天，法院再度前来拘捕，史良巧妙地逃走了。在她逃走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到处画影图形，悬赏5万元通缉她。在这种情况下，史良仍然很乐观。为了嘲弄国民党反动派，她甚至在一张悬赏通缉她的招贴下面拍过一张照片。一个月以后，救国会组织工作料理完毕，史良便决定自动投案，到法庭上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
史良到苏州投案，颇具戏剧性。因为她是一名因拒捕而被国民党悬赏通缉的在逃犯，如果在途中被抓获，那国民党当局就会通过他们的宣传机构肆意渲染，这对于救国会和自己都很不利。因此她向朋友借了一辆汽车，从上海赶往苏州。动身前还特意请沈兹九为她化了装。汽车一直开到江苏高等法院的门口，史良说出自己的名字，并说是来投案的，检查官大吃一惊。法院收留并侦讯后，将她羁押于女监。人们将这七位爱国人士同时被捕的事件称为“七君子”之狱，史良是七君子中惟一的女性。
在女牢中，史良和60多个女犯关押在一起，她们几乎全都是劳动人民。由于朝夕相处，彼此渐渐熟悉起来，而且彼此了解各人的案情。史良在狱中一方面积极为自己的“爱国有罪”进行辩护，以便在法庭上与敌人开展斗争，一方面还帮助那些女犯们分析研究案情，告诉她们辩护的方法。有两个女犯本来被判了死刑，在史良的帮助下改为无期徒刑。在这些女犯中，有些是不识字的，史良便做她们的义务教师，一些不识字的女犯在史良离开时已经大体能够看懂报纸了。
当时沈钧儒等6人关在一起，天天见面，有事大家商量决定，“六个人是一个人”，比较容易形成思想和行动上的统一。而史良独居一囚室，孤军奋战，也始终和六君子保持言论和行动上的一致，使国民党反动派无隙可乘，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沙千里曾说：“她在苏州羁押期间，坚持斗争，孤军奋战，很有气节，受到社会各界的特殊的赞扬。”^[1]
1937年4月3日，江苏高等法院以所谓“以危害国民为目的而组织团体，并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的“罪名”，向“七君子”提起公诉，并内定以“危害民国罪”各判处五年徒刑。与此同时，国民党又暗中通过叶楚伧、杜月笙等出面，对“七君子”进行劝降迫降活动，声称只要他们写悔过书，进反省院，就释放他们。但“七君子”认为这是对他们的极大侮辱，表示宁愿坐穿牢底，甚至杀头，也决不投降。
6月11日下午，江苏高等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史良和她的辩护律师俞钟骆、俞承修、刘祖望，同沈钧儒等其他六名被告及其辩护律师一同出庭。史良不畏强暴的倔强个性和她充满自信与正义感的内心，使得她在法庭上面临审讯斗争，反而显得格外精神焕发，态度从容。
审讯开始后，史良作为第七被告最后一个受审，下面是部分审讯记录：
问：你在救国会担任什么工作？
答：妇救常委及全救常委。
问：全救大会宣言和纲领是什么意思？
答：团结抗日。
问：你赞成各党派联合救国吗？
答：凡是中国人，除汉奸卖国贼外，都应该联合一起抗日。
问：联合各党派是联合共产党吗？
答：救国会的意思任何党派都要联合，不管它是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男女，分的只是抗日不抗日。
问：建立统一的抗敌政权是不是另组政府？
答：政府与政权是有分别的，政府是国家机构，政权是这个机构发挥的力量。譬如五权宪法的五权也就是政权，并不能说要五个政府! 我们主张的是扩大政权，始终未想到改组政府。
问：你反对宪法吗？
答：并不是反对宪法，不过是要把抗日放在第一。
问：你们主张联合各党各派，这不是共产党提出的口号吗？
答：救国会主张不分阶级，不分党派，不分男女，一致抗日救国，是由于全国大众的要求，不是跟着共产党喊的口号。
问：你们是组织人民阵线吗？
答：救国会从来没有讲过“人民阵线”这句话，并且中国也不需要人民阵线。
问：那么，救国阵线呢？
答：救国阵线就是人民大家一起来站在一条抗日救国的阵线上。……
问：你知道救国会是违法的吗？
答：不知道，我们觉得起诉书对被告援引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是绝对错误的。如果一个国民真的犯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在今日，也只有劝导才是道理。我们并没有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把我们所有的抗日行动和救国主张硬硬的拉到危害民国上面去，不知是何用意。
问：救国会登记了没有？
答：本来要登记的，因怕政府为难，所以没有登记。我们知道，如果政府准许我们立案，日本一定要和政府过不去。事实上，我们救国会代表曾不少次数正式和上海党政当局接洽；二中全会开会时用全救会的名义到南京去请愿，中央派中委马超俊正式接见我们，接受我们的主张。这一切证明救国会是合法的。^[1]
这样，史良和他们唇枪舌剑，在这场斗争中，国民党当局完全失败了。这样的审讯一共进行了五次，国民党当局一无所获。
作为“七君子”中惟一的女性，史良的斗争意志和姿态显得格外醒目。现在还可以看到她当时留下来的一幅墨迹，那是她1937年6月在狱中为采访她的记者题写的“明志”之词，正文全文是：“除非把我幽禁到无人的荒岛，我才没办法宣传和抵抗侵略者的残暴，但是我还要设法训练着不害人的野兽，准备有一天替侵略者作最后的决斗，因为侵略者的残暴实在超过野兽百倍。”
由于“七君子”在狱中坚强不屈地斗争，加上全国人民的巨大声援，特别是宋庆龄等为了营救“七君子”，于6月底7月初倡导了救国入狱运动，宋庆龄严正指出，七人之罪，罪在爱国，若果如此，则我们也应入狱，因为我们也是爱国的。入狱运动在国际国内都产生了很大影响，给了国民党很大的压力。“七七”抗战爆发后，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江苏高等法院于7月30日裁决将七人交保释放。争取救国无罪的艰苦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1]　《韬奋文集》第3卷，第89页。
[1]　沙千里：《漫话救国会》。
[1]　《救国会》，第306—3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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