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钧儒回到浙江，开始参与革命党人的活动。他参加了光复会的革命活动，特别在教育界中进行宣传鼓动和秘密联络工作。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浙江革命党立即筹划起义，在杭州设秘密机关，日夜会商举事以及建立新政府事宜，沈钧儒参与其中，与褚辅成、陈时夏等负责政治组织方面的设计准备工作，草拟浙江光复的通电、布告等。起义的前一天，沈亲赴抚院，要求增韫拆毁旗营城墙，将满人编入汉籍，宣告独立，以免惨杀，但为增韫拒绝。11月4日晚，起义枪声打响，一夜间杭州光复。第二天，建立浙江省军政府，浙江立宪派领袖、著名士绅汤寿潜由沪归杭就任浙江都督，通电全国，宣告独立。起义时，沈钧儒亲自到谘议局，降龙旗，升白旗。

浙江光复后，沈钧儒在省都督府任临时警察局局长，致力于稳定社会秩序。汤寿潜就任都督后，因害怕革命蔓延，立即向外国列强和封建势力妥协。由于汤接受了旗营协领贵林的假投降，贵林父子图谋利用残余力量组织叛乱。经告发，逮捕了贵林父子交军事法庭审讯，沈钧儒参加会审，断然判处贵林父子死刑，立即执行。在沪办事的汤寿潜闻讯，匆忙赶回责问沈钧儒，沈严正答道：“此案人证物证俱全。用军法紧急处分，是我们的责任。”^[1] 汤只好作罢。这次对复辟势力的果断处置，人心大快，社会秩序也渐趋安定。对于外国列强，沈钧儒也毫不容情。汤寿潜曾下谕，“外人之生命财产，亦宜切实保护”。英人梅藤根借口保护英国侨民，要求在西湖保做塔一带圈地设立英国侨民住宅区，如租界一样。沈钧儒将这一无理要求驳回，并警告他不许乱来，梅藤根请沈到他家里，茶点款待，竭力恭维，企图拉拢软化。沈钧儒则当面严词拒绝他的圈地要求，并派警察在保做塔一带加强巡查，终使梅藤根的阴谋未能得逞。

1912年1月，浙江省临时议会成立，沈钧儒被选为省议员，参与制定《浙江省临时约法》。2月，他被委任为省军政府教育司司长。任内对全省学校规章制度多所兴革，在整顿浙江教育时，因“淘汰了一些无能的校长，遭到嫉恨。怕下台的那些校长就是当地绅士，绅士是‘万能’的；然而我却不管这些，担任法学院校的必须学过法的，担任商学院的必须学过商的。他们被撤换后便造谣毁谤”^[2]，沈钧儒则坦荡行事。

是年5月，他经同盟会浙江支部长褚辅成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8月，又参加了柳亚子等人创立的南社。这时，孙中山已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成果。

1913年初，沈钧儒由浙江议会推选为第一届国会浙江省候补议员，4月赴京参加第一届国会第一次常会。孙中山、黄兴在上海发起讨袁运动，即“二次革命”。沈钧儒在北京亦与褚辅成、张耀曾、谷钟秀、刘崇佑等发表宣言反袁，以贯彻民主精神，拥护约法为职志，并极力反对袁向帝国主义银行团大借款。

袁世凯镇压了“二次革命”后，下令解散国民党，撤销国民党员参众两院议员资格，为复辟帝制做准备。沈钧儒毅然表示反对。袁世凯对反对者大施迫害，将八个议员在离京南下途中逮捕关押，其中有沈钧儒的多年好友褚辅成。沈在危险中逃离北京，回到南方。这时，浙江都督朱瑞甘当袁世凯的走卒，沈见时局日非，遂辞去新任各职，寓居杭州，同时与坚持反袁的李烈钧、李根源、张耀曾等经常联络，运筹反袁斗争。

1916年初，袁世凯称帝，激起了全国的反袁浪潮。4月12日，浙江省宣告独立，赶走朱瑞，与西南护国军采取一致行动，成立都督府。沈钧儒复出，任都督府秘书，协助新都督吕公望谋划军政方针，通电全国，“一致讨袁”。不久，袁世凯在一片讨伐声中死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恢复临时约法，召开旧国会，南北重告“统一”。沈钧儒曾作为浙江省代表到北京商讨国策。

1917年初，沈钧儒的挚友张耀曾代表西南方面入阁任司法总长，并函邀沈钧儒北上任司法部秘书，沈欣然从命抵京。沈钧儒本是学法律出身，尤注重国家的宪政法制，认为只有走上法治之途，才能防止军阀干涉国家。政学会的主张与他的想法不谋而合，因此，他到京即加入了政学会，此后几年的政治活动就与政学会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他担任司法部秘书一职，主要任务即代表张耀曾出入国会，参加政学会的活动。

不久，黎元洪与段祺瑞之间发生“府院之争”，段为取得日本借款，唆使督军团、公民团包围国会，威逼议员通过对德宣战案，激起公愤。 1917年6月，沈钧儒随张耀曾辞去司法部职以示抗议。不久，北京上演了张勋复辟丑剧，段祺瑞乘机轰走张勋，独揽大权，拒不恢复旧国会和临时约法。孙中山从上海到广州，举起护法旗帜，组织护法军政府，召集国会非常会议，邀请旧国会议员到广州开会。张耀曾、褚辅成等国民党国会议员纷纷前往，沈钧儒亦南下。

1918年国会非常会议在广州召开。沈由第一届国会候补议员递补为国会议员，赴广州开会，并留下来参与政治活动。沈钧儒怀着“护法”的热诚，为反对北洋军阀势力而奔走，常往来于广东、福建、浙江之间，曾到鼓浪屿、漳州等军事重地，策划浙军援闽，支持护法军政府的军事行动。1919年南北和谈在上海举行，他在广州提供建议，坚决主张不能牺牲护法原则乞求和平。1920年，他曾一度出任护法军政府总检察厅检察长。

1921年，广州政局发生变化，沈钧儒回到上海，从事著述，翌年春担任了政学会机关报《中华新报》主笔。张耀曾为该报社社长，张秀鸾为总编辑。沈在《中华新报》上以“宪生”为笔名，撰写了多篇社论，检讨辛亥革命以来民主共和不能实现的原因，认为最大的病根在于“迷信势力硬要统一”，或拥袁，或拥皖，或拥直，造成“集权主义之弊”^[1] ；而其更深刻的历史渊源，是“吾国政治素重人治，而人民对于政治亦素无感情，与欧美之一切归纳于法治者迥异”，“欲救其弊，惟有致力于立法之事，使一切组织从新更始，悉依法而立”^[2]。他鉴于民国以来军阀们屡次毁法坏法的教训，寄希望于人民，指出“政治之根本，决在民力”^[3]，“无论对于立法机关与政府，仍必赖国民有力之监督为其后盾”^[4]。而欲做到这一点，“应亟普及国民政治教育”，以改变“全社会之人终日昏睡麻木不感觉问题”^[5]。他还认为社会改革之所以不见成效，病根又在作为国家组织缩影的家庭，还保持着封建家长制的恶俗，“家庭问题实在是社会问题中最紧要的根本问题”。于是，他撰写了《家庭新论》，提出了一系列改造旧式家庭的崭新主张。该书先连载发表于《中华新报》，以后正式出版，很受读者欢迎，在社会上起到了反封建的思想启蒙作用。

这个时期，沈钧儒认为，“联省自治”不啻为“根本而且永久之救国要策”，中国现在之弊病，如国家不统一，军人干政，地方之政不举等等，“惟联省主义则为对症发药，可以根本革除之”^[6]。与地方军阀借“联省自治”之名、行巩固自己统治之实所不同，他把制定省宪，“代人治以法治”，看作“联省自治”的关键，认为只要广泛宣传，普及政法教育，唤起人们宪政觉悟，“联省自治”就可以实现^[7]。因此，他热心参加了褚辅成在沪发起组织全浙公会，谋浙江自治的活动，参与起草浙江省宪法，并编撰了《宪法要览》、《制宪必携》等小册子，为省宪运动大做宣传。

1923年6月，曹锟贿选总统。因沈钧儒是参议院秘书长，有相当的影响，因此对他极尽拉拢收买。沈钧儒断然拒绝，并对这种违法丑行加以揭露抨击。曹锟下令抓他，他被迫又一次逃离北京。

沈钧儒在辛亥革命后的十几年里，为实现共和宪政的理想，煞费苦心，奔走南北，迭遭挫折，终于认识到，在北洋军阀势力下要实现共和宪政只是一种幻想。他的目光转向了国共合作下掀起了大革命高潮的南方，寄希望于南方。

[1]　《浙江咨议局第一届常年会议事录》第2册，第141—143页。
[1]　沈钧儒：《辛亥革命杂忆》，《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第139页。
[2]　沈钧儒：《我的生平》。
[1]　《十年病根》载1922年4月9日《中华新报》。
[2]　《好政府与法》，载1922年5月21日《中华新报》。
[3]　《战后之研究》，载1922年5月2日《中华新报》。
[4]　《建立国家基础于人民意见之上》，载1922年5月21日《中华新报》。
[5]　《应亟普及国民政治教育》，载1922年2月25日《中华新报》。
[6]　《联省主义与救国》，载1922年6月7日《中华新报》。
[7]　《联省主义与救国》，载1922年6月7日《中华新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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