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钧儒恢复自由后，于1927年4月下旬回到上海。不久，出任上海法科大学教务长，同时执行津师职务。

沈任职后，开始苦心经营这所私立大学，力图以此为中国培养出一批以法治国的人才。他不仅在学校管理上实行民主，如财务的管理，每月都要把全校的财务收支情况公布一次，而且在学校教育上主张学术民主，学术自由。他认为在学术研究上，只有将各派不同观点进行比较研究，才能得出真知，“一切真理都应从事实的比较中求证。”因此，他不顾国民党反革命派掀起反共高潮，迫害进步学者，对文化实行法西斯专制的反动政策，大胆地聘用了一些有真才实学的进步教授，如李剑华、潘振亚、潘大逵等，并容许他们在讲台上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讲课，以至可以抨击国民党反革命派反人民的暴政。学校还开设了苏联新经济政策课。他主张学生可以自由讨论各种问题，可以自由组织团体。他曾对学生说：“法律上公民有集会结社的自由，学生应该懂得国家大事，如果只是埋头读书，不研究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怎么能够培养成为国家有用的人才呢？只有把国家大事进行讨论研究，互相切磋，集思广益，才能够找出挽救国家的正确方向，提高学生的认识，将来为国家出力。所以对学生的任何政治活动都不要加以干涉。”^[1] 当时学校学生按政治态度、学术观点和兴趣分别组织了几个学会团体，有进步学生组成的社会科学社，这是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也有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为背景的右派学生组织的法学会。进步学生组织开展的活动，往往受到当局刁难，但沈钧儒总是给予积极支持，帮助提供活动条件。由于他的态度，学生中的国民党分子也不敢过分嚣张。遇有进步教师和学生遭到国民党当局的迫害，他总是挺身而出加以保护，尽力营救。为此，国民党当局逮捕他的学生最感头痛。一发现抓到的是他的学生，就赶快往苏州和杭州的监狱转移。沈钧儒知道后便亲自赶往那里和当局交涉要人。他对穷苦学生总是充满同情，关怀备至。有的穷学生缴不起学费或住宿费，找到他，他便批条子予以减免，或自己掏腰包救济。他虽然主办的是私立学校，却比当时的国立学校，有更多的穷学生得到免费照顾。他思想民主，宽厚仁慈，深得进步师生的尊敬和爱戴。每当他从住处沿着虹口公园步行到学校，途中总有些学生前后左右拥着他走。每星期一的学校纪念周，有他出席讲话，人们就踊跃参加，挤满大礼堂，而他不出席时，纪念周就变得冷冷清清。《上海法科大学戊辰年刊》记载：沈教务长任职以来，朝乾夕惕，勤劳无间，一意以学校之事为事，学生之心为心，虽星期例假，亦复来校办公，且由寓到校，相距有二里许，从安步当车亦不以为苦，一切设施，事必躬亲。

沈钧儒从1928年起在上海执行律师职务，办案中坚持正义，主持公道，以保障人权为己任，同国民党当局恣意践踏人权，迫害进步力量进行斗争。他不避艰险，常为政治犯或冤狱进行辩护，对无力负担费用者，不仅自尽义务，还常常要自贴费用。这时期，他与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接触越来越多，逐渐加深了对共产党的了解和信任，常常按照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需要为营救被捕的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而奔走。1932年秋，法学院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朱剑农在杭州被国民党反革命派逮捕，关进杭州法院的监狱。沈钧儒闻讯后，立即由上海专程到杭州探监，即又赶到杭州为朱聘请辩护律师，参与研究出庭辩护问题。

1933年1月，沈钧儒参加了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等发起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该同盟的主要目的是营救政治犯，反对国民党反革命派对进步人士的非法拘禁、酷刑逼供和残暴屠杀，争取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沈被推为同盟上海分会的法律委员。他从法律角度配合斗争，参加了许多营救政治犯的活动。是年3月，国民党当局逮捕了廖承志、陈赓、罗登贤、余文化、谭国辅等五名共产党员。消息披露之后，同盟立即组织营救，廖承志先被营救释放，但陈赓等四人却被解往南京，羁押于军事监狱。4月3日，同盟开会决定成立营救政治犯委员会，宋庆龄、杨杏佛、沈钧儒等七人被选为委员，并决定推派宋庆龄、杨杏佛、沈钧儒、伊罗生四人为代表晋京，设法营救陈赓等四名共产党员。沈等四代表于5日到南京，立即向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司法行政部部长罗文干书面提出四项要求：“（一）立即释放一切政治犯；（二）废止滥刑；（三）给予政治犯阅报读书之自由，禁用镣铐及改良狱中待遇；（四）严惩狱吏敲剥犯人及受贿行为”（1933年4月14日《申报》）；并要求立即释放陈赓等人。他们还去监狱看望了被国民党当局无理监禁的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工作人员牛兰夫妇。

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正义活动极为忌恨，竟然于是年6月18日指使特务暗杀了同盟总干事杨杏佛。20日，同盟在万国殡仪馆为杨杏佛举行公祭，沈钧儒在这一天也冒死赶到会场，吊唁死者。由于白色恐怖空前严重，在杨杏佛被杀害以后，民权保障同盟被迫中止了活动。但沈钧儒和许多同盟成员一样，并未就此屈服。他继续以律师的身份对被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进行营救。

当时，国民党为加强其法西斯统治，对进步活动百般镇压，特务捕人是家常便饭，即使不是共产党，只要是接近共产党参加了一些进步活动的人也在所难免。上海法学院有个学生叫李哲明，当时并不是共产党员，只是参加一些学生运动，发表一些文章抨击当局，先后曾八次遭中统特务逮捕。其中1934—1935年间的三次被捕，沈钧儒都参加了营救。他凭藉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写信证明李哲明是一个好青年，表示愿意担保。李哲明出狱后沈钧儒留他在学校教务处工作。

1933年底，正值福建事变之际，国民党在上海进行大逮捕，一个晚上抓走了六七十个大学生和教授。上海法学院的李剑华教授也同时被捕，起初被关押在警察局看守所。沈钧儒知道后，亲自于当日夜间到看守所给他送去被褥。后来，李被关押在龙华警备司令部，沈钧儒又为此到处奔走设法营救。1934年3月，沈钧儒和褚辅成联名将他保释出狱。就在李剑华出狱的那天，沈钧儒夫人张孟婵在凌晨因患急性肺炎去世，沈钧儒素与夫人感情深笃，此时万分悲痛，但他抑制着自己的悲伤，打电话告诉李夫人胡绣枫，说他如约陪胡绣枫前往龙华司令部接李出狱。胡劝他不必再去了，料理夫人后事要紧，但他执意要去，使胡绣枫感动万分。

当时在上海的中共地下党员钱俊瑞，有这样一段生动的回忆：“1934年冬季的一个晚上，在白色恐怖异常严重的气氛里，我们约请二位著名律师，在中国银行的一间工作室里，商议营救两个被捕同志的事。张志让律师先几分钟到，接着一位个儿矮矮的美髯长者准时来到，他就是年方六十、我们久已钦仰的沈钧儒先生。我们向二位律师汇报了情况后，张志让先生想要讲话，沈老抢先象个壮年汉子似地，捋一下胡子，拍拍胸脯，带一点嗫嚅的话音，说：‘两个爱国的革命健儿让他们非法抓去，哪行？！一定要让他们放出来！由我包了，他们放心！’多么正气凛然，干脆利落的爱国老人呀”^[1] ！

[1]　转引自林亨元：《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沈钧儒纪念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55页。
[1]　钱俊瑞：《爱国主义的伟大旗手》，《沈钧儒纪念集》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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