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主编 时间：2022年12月09日 阅读：139 评论：0

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后，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国民党国防最高会议聘请沈钧儒和中国共产党代表等为国防参议会参议员。8月17日，他赴南京出席第一次会议。这时，中共代表团周恩来、叶剑英等也抵达南京。在一次中苏文化协会举行的茶话会上，他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即约好第二天到中共办事处去汇报救国会的工作，请示救国会今后工作的方针。通过这次会见，他对中共发展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更清楚明确了。回到上海后，沈钧儒将上海各界救国会组织改变为“各界救亡协会”，扩大了群众基础，更广泛地开展活动。在这之前，即他和其他六位救国会领袖出狱不久，国民党政府曾请他们到南京，由陈立夫、叶楚伧等出面谈判，要他们解散救国会。他们据理力争，坚持救国会不能解散，谈了三天没有结果。可见，他和救国会是信任共产党、愿意接受共产党领导的。他在上海曾对八路军驻沪办事处负责人潘汉年、刘少文说过：“我们和你们之间是心心相印的关系。”这是他的由衷之言，是他从患难中、苦斗中体会出来的，说明他已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上摆脱出来，有了新的政治方向。
八一三淞沪抗战时，他和上海中共组织协调配合领导各界救亡协会，发动民众，开展募捐，支援前线，救济难民，组织战地服务团开赴前线慰劳抗日战士；他还几次冒着炮火硝烟到前线视察战况，鼓舞士气。
沈钧儒在上海、南京期间，由于第二次国共合作，达到释放政治犯的协议执行以后，关在上海、苏州、南京监狱里的共产党员陆续释放。这些人出来以后，有许多困难。沈钧儒发动救国会成员为他们找住处，送衣服、药品，热情招待。有的要秘密去解放区没有路费，他就解囊相助。他还把救国会的一些青年组织成宣传队，分批送往内地去做抗日的宣传鼓动工作。有些青年要求到抗日前线去，他就找八路军办事处联系，安排这些青年到延安去，既为这些青年找到一条参加抗日的正确道路，又为中国共产党输送了新生力量。
到汉口后，沈钧儒与各党派人士筹组了全国抗敌救亡总会，他担任主席，为发展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了大量工作。与此同时，他创办了《全民周刊》，并任社长，柳湜任主编，李公朴等七人任编委。他提出把加强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将单纯的政府与军队抗战转变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作为刊物的基本任务。1938年7月，《全民周刊》与邹韬奋创办的《抗战三日刊》合并，改名为《全民抗战》（三日刊），由邹韬奋任主编，沈钧儒等六人任编委。《全民抗战》是当时最受欢迎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销数很快达到30万份，后来迁到重庆出版。
1938年9月，保卫武汉会战正在激烈进行中，沈钧儒和邹韬奋、王炳南等作为武汉文化界劳军代表，冒着沿途敌机轰炸、扫射的危险，到江西、湖南等处前线慰劳抗战将士，了解前方官兵的要求和急需解决的问题。看到这位爱国老人的前方将士都十分感动，备受鼓舞，纷纷向他倾诉衷肠。一位将领说：“见到爱国老人到前线劳军，我们不能不讲真话。抗战已经一年多，但战区动员民众的工作仍然落后于形势。前方部队不是不愿打或不能打，而是指挥系统混乱，死守挨打，处处被动。”^[1] 这些都使他对国民党政府实行片面抗战、消极防御带来的危害，有了清楚的认识。
武汉会战相持不到三个月，武汉三镇相继失陷。沈钧儒在1938年10月武汉失陷前夕才撤离到重庆。开始，他住在城内小梁子的青年会宿舍，1939年下半年搬到枣子岚垭83号良庄——这是观音崖下半山坡上一座三层小楼，他带着子女住在二层，同住的还有王炳南一家，三层上住着著名作家茅盾。他每天从这里步行爬上爬下，奔波于道路崎岖、高高低低的山城，不辞辛苦地从事着抗日救亡的工作。
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迫于形势的压力，为了掩盖它的一党专政而成立了一个装潢门面的国民参政会。这时，救国会已被公认为一个政治派别，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史良等救国会负责人被聘为国民参政员。尽管大部分“遴选”的国民参政员是国民党及其附庸分子，沈钧儒等爱国进步人士还是和被聘为国民参政员的中共代表一起，在国民参政会上为保障人民权利，争取民主政治，为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降，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沈钧儒出席了1938年7月于武汉举行的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开会前夕，他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希望“政府当局对参政会的决议尽量采纳，切实执行，打破过去决而不行，行而不彻的积弊。”^[1] 他在这次会上毅然提出了《切实保障人民权利》的提案，要求：一，“除法律赋有权限之机关外，绝对不许拘捕、禁押、审判、处罚人民，以保法权统一。”二，“通令各军警机关，除戒严时期外，不得拘禁、审判非现役军人，非违犯军事法规之人民，现在拘禁中者，应即解送司法机关。”三，“通令各军警机关，拘捕嫌疑之人犯，必须于二十四小时内解送审判机关。”四，“凡非依法律手续逮捕者应立即移送审判机关。”五，“通令全国查明现尚羁押之政治犯，予以释放。”六，“通令全国严禁刑讯。”七，“通令军警机关，凡人民团体及言论出版，非依法律不得解散、封闭、扣押、没收。”这个提案虽然被通过了，但是国民党政府并不付诸实行。在1939年2月举行的国民参政会一届三次会议上，他和中共以及其他民主党派参政员，提出《提请确立民主法制制度以奠定建国基础案》，在同年9月举行的一届四次会议上提出《请政府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案》，要求国民党政府明令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结束党治。
1939年10月，沈钧儒和各党派参政员25人发起召开宪政问题座谈会，在重庆银行大厦数度集会，到会者进行了热烈讨论，并公推85人筹备组织宪政促进会，他被选为促进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兼宣传委员会主任。为推动西南各省开展宪政运动，他于10月27日乘飞机到桂林，边视察广西地方建设情况，边大力宣传重庆宪政运动开展情况，发表了《关于宪政的几件事》的演讲，撰写了《实行宪政对我国政治前途发展之重要性》等文章，并通过接见记者谈话，宣传实施宪政对于抗战建国的意义以及实施宪政的途径。他批驳了国民党方面借口“军事第一”，反对实施宪政的论调，指出：“宪政本身对抗战建国是很重要”，“一个菜馆须要列一张菜单供客人参考，一个国家也须要订立一个宪法使人明确了解其本身的权利与义务”^[2]，实施全民的民主政治，使各党派都有参加政治的机会，以推动国内的政治，这已成为社会各方面共同迫切的要求了。”^[3]
由于沈钧儒坚持民主进步，和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更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忌恨。反动派造谣攻击沈钧儒和救国会，诬蔑救国会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组织，而是中共的“尾巴”和“应声虫”。他听到这些后不为所动，坚定地说：“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日、为国为民，它的政治主张是正确的，得到人民的拥护，我们赞成它的主张，有什么不好？作这样的尾巴不是很光荣吗！”^[1] 他照样坚持和中共驻重庆代表接触磋商，常到曾家岩“周公馆”去，在国民参政会上与共产党参政员全力配合。他响应中共中央1939年七七纪念时提出的“抗战、团结、进步”三位一体的方针，在《新华日报》成立两周年纪念时（1940年1月11日）为之题词：“以团结支持抗战，以民主巩固团结，是目前救国的途径。”表明了坚定而正确的立场。不管国民党顽固派怎样地诬蔑、威胁和恫吓，他都毫无畏惧、毫不动摇，坚持为抗战、团结、民主而斗争。
1940年5月，国民党顽固派竟造谣说沈钧儒、邹韬奋、沙千里三人将于“七七“在重庆领导暴动，如不成，将于“双十”再暴动。沈等闻讯后，都视为奇闻，一笑置之。但后来得知国民党各级党部和军警机关都得到密令要严加防范，并发现住所附近都有军警特务监视，于是三个相偕，前往军事委员会去见谣言制造者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责问有何证据。何应钦煞有介事地拿出两个自首学生的招供材料，却不敢答应叫那两个学生来当面对质。沈钧儒等严肃地向何表示：我们抗日救国的主张和行动是光明磊落的，对这种谣言和诬陷，我们十分坦然，无所畏惧；对何应钦相信这种谣言并且报告最高国务会议表示遗憾^[2]。由于各方面的压力，反动当局对他们三人未敢下手，但却继续派特务监视、威胁。有一天，特务竟公然闯进沈钧儒的房间，威胁他不许“非法活动”，否则将自取杀身之祸。特务头子戴笠还亲自出马，“关照”说：“沈老先生是我们所钦佩的，只要你北不出青木关，南不出上桥，我们负责你的安全。”^[3] 沈钧儒则始终不为淫威所屈，依然我行我素，照常工作、活动。他一生别无所好，唯一的嗜好便是收集各种多样的石头。他给自己堆满石头的书斋题名为“与石居”并作诗曰：“吾生尤好石，谓是取其坚。掇拾满吾居，安然伴石眠，至小莫能破，至刚塞天渊，深识无苟同，涉迹渐戋戋。”^[4] 他以石自励，在敌探环伺的险境中坚定而安然。
1940年冬，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沈钧儒和邹韬奋主办的《全民抗战》被迫停刊，生活书店分布在各地的五十多个分店相继被封闭或被限期停业，仅仅剩下重庆一店。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皖南事变”。中共参政员为抗议国民党的反共暴行，拒绝出席3月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大会。沈钧儒在这关键的时刻，爱憎分明，与共产党荣辱与共，毫不犹豫地带领救国会的几名参政员也宣布拒绝出席参政会，以示对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罪行的抗议。结果，到了1942年召开第三届国民参政会时，沈钧儒等几位救国会的参政员资格，都被国民党顽固派悍然取消了。沈钧儒领导救国会成员，把抗日救亡、团结御侮的活动转向建立和发展民主同盟的工作。
早在1940年初，周恩来领导的中共南方局，曾征求沈钧儒和邹韬奋的意见，可否把救国会或者以救国会为主，推动一些民主力量，建成独立的民主政团。沈和邹当即表示同意^[1]。沈钧儒根据这个精神，联络各方民主力量，经过多次会商，取得黄炎培等其他党派参政员的同意，决定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发展为一个第三者性质的政治团体。于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于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上清寺特园秘密宣告成立。沈钧儒原为民盟的创始人之一，民盟成立时，一部分发起人认为他和救国会同共产党员关系密切，担心会引起蒋介石的忌恨，便提出民盟发起时救国会暂不列名，以后再加入进来。沈钧儒为顾全大局，遂表示理解。当民主政团同盟10月10日在香港公开宣布成立、发表宣言和纲领时，救国会由邹韬奋、金仲华、张友渔三人署名发表宣言表示响应。直到1942年2月初，沈钧儒和救国会才正式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作为盟内的左翼力量，为民盟向着进步方向发展起着推动作用。
1942年，沈钧儒重操律师职业，与沙千里、林亨元、崔国翰等在重庆合办了一个平正法律事务所，名字是他起的，取意为公平、刚正，即要在黑暗的社会中为民抱不平，为进步事业伸张正义。因此，沈钧儒受理案件特别注重含冤受欺的平民百姓。一次，某位“名人”圈占了重庆郊外几十户贫民的大片土地，农民们哭诉上门，请求沈钧儒为他们主持正义。沈慨然允诺，登报警告那位“名人”，如果实行强占，将依法起诉。该“名人”见报后，慌了手脚，赶紧托人来表示愿放弃这种做法。遇到含冤而贫困的当事人，沈钧儒总是给予特别照顾，有时候不仅不收他们的公费，反而自己出资帮助他们。他还联系一些进步律师，成立平民法律扶助会，专为被迫害的人们和抗日军属义务辩护。他还受聘为新华日报社、群众杂志社、生活书店、鲁迅纪念委员会等十几家出版社、书店和文化团体的法律顾问，维护它们的正当权益，反抗国民党的淫威。如1943年他受鲁迅纪念委员会委托，致函国民党政府的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要求对《准风月谈》、《南腔北调集》、《二心集》、《伪自由书》等鲁迅著作的出版予以解禁。他和平正法律事务所，对于周恩来、董必武和八路军办事处同志介绍来的案件，总是积极予以办理；对受到国民党顽固派非法拘捕的爱国者、革命者，总是不遗余力地设法营救。
他所住的枣子岚垭83号良庄，经常有客人来拜访。无论对熟人还是生客，他都一视同仁，以诚相待。他特别喜欢与青年交往，对青年们总是怀着真挚的热情、友善的关切。他常常将手头的钱一个不剩统统送给求助的青年，以至临到自己用钱时不得不向朋友挪借。曾有几个青年要去延安，但没有路费，跑来向他求援。他当时恰好无钱，就当即找出一些衣服交青年们去变卖。家人见他盖的棉被破旧的不堪御寒，为他缝了一床新被，就在缝好的当天，他就将新被连同自己经常穿的棉衣，一并送给了一个素不相识的贫困青年。
沈钧儒不仅在物质上帮助青年，更多的是在精神上关心青年的成长。他在抗战时期出版的言论集《中鱼集》中，有许多文章是谈青年修养的。他根据自己几十年的人生经验，谆谆告诫青年：“看书，行万里路，静坐，这三者都是人生修养的要则。”^[1] 他认为，对于青年，最重要的莫过于读书，因为在青年时期，看书的效力特别大，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前途。他反对青年们读无聊的小说、诗词尺牍和处世秘诀之类，主张多读理论方面的书籍，以及中外名人传记，以增进知识，陶治品性。他还认为除了读万卷书之外，还要行万里路，在实际调查、考查中开拓心胸，扩展视野，增加对现实社会的认识。他又十分推崇静坐，他说：“所谓静坐，一定要万念不起，心如止水，在静中可以检讨自己的私欲及缺点，寻求真理。”^[2]“要做到静，首先要有所不欲。假使一个人一天到晚孳孳为利，一睁眼便想钱，这就静不下来。这种人一定是心气偏鄙，舒展不开。”^[3] 因此，对他对于钱财名利，总是视为身外之物，无足轻重，从而始终保持一种安贫乐道，无私无欲的乐观主义精神。要做到静，亦须不怒不气。“天下事不都是有理可讲么？有理就不会有气，而且动气又不能帮助解决事情。”因此，他反复向青年们传授自己的处世原则：“主张坚决、态度和平。”他虽然心中很有主见，却很能容忍别人的不同意见。他从不对人板脸动气，总是心平气和地摆事实，讲道理，即使在对敌斗争时也是沉稳坚定，从容不迫。他有许多政敌，却未必有一私敌；连十分仇视他的国民党顽固派也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和蔼敦厚、德高望重的老人。
1943年12月重庆，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教育界、法学界、妇女界知名人士，假座于百龄厅举行茶话会，为沈钧儒祝贺七十寿辰，有四百多人前来参加。著名教育家陶行知主持茶会。他说：“今天许多朋友到这里来庆祝沈先生七十寿辰，这不是平常的祝寿，因为沈先生毕生的奋斗、主张和生活都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人类。我们来开此会，主要是为了庆祝他的主张。他的主张是什么？就是抗战、团结、民主这三项。当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向中国侵略的时候，沈先生坚决主张抗战。为了要使抗战胜利，又坚决主张团结，他又坚决主张实行民主。这三项是沈先生的救国主张，今天我们庆祝他的寿辰意义并不寻常。”他还高声朗诵：“老人乐与少年游，老人没有少年愁；今日相忘老与少，共为民族人类争自由。”接着，于右任、邵力子、董必武、左舜生、郭沫若、陶百川、史良等相继发表祝寿讲话；文艺界人士表演了节目，育才学校的学生合唱了歌曲。最后，沈钧儒讲话，他说：“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话来表达我衷心的感谢和激动。最遗憾的是父母早生了我二十年，否则，岂不是年轻一点更好。最近听说大学教授可以请假一年去进修，我很羡慕。我常觉得自己除了身体健康之外，其他都不及朋友们。自己看书的机会太少，任何事情也做不好，自己很着急，我也想进修一年，看看书，学点外国语，并向朋友们努力学习。从今以后想做几件事，以回答朋友们今天对我的鼓励和期望。第一，促成早日实施宪政。第二，读了张默生所写的武训传，想到要扫除文盲，使不识字的人们也走到识字的世界中来。最后一件事，就是普及法律知识。”^[1] 讲话后，他带领大家引吭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同年9月15日，中共参政员林伯渠在三届三次民参政会上代表中共中央提出了召集国事会议组织联合政府的号召，将民主宪政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24日，重庆各界五百多人在迁川大厦礼堂集会，沈钧儒、章伯钧、邓初民、刘清扬等人在会上发言，响应中共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沈钧儒指出：“大家所讲的联合政权、国民会议，其实都很平常，容易做到。问题在政府能否接受，如何实行。政府如果表示对民主的诚意，只要五分钟就可以使言论自由，承认各党派地位，及释放政治犯……”^[1] 接着，他大声责问：为何张学良先生不予释放，杜重远先生至今生死不明？他的发言博得全场热烈的掌声。
为了适应日益发展的民主运动的需要，民主政团同盟内的无党派的盟员强烈要求改变同盟的党派联盟性质。这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召开全国代表会议。沈钧儒领导盟内进步力量，经过激烈的斗争，决议取消“政团”二字，改称中国民主同盟，以便让更多的爱国和进步分子参加进来。在这次会上，沈钧儒被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常委。
1944年11月间，周恩来在离开重庆一年零五个月后，又从延安返回重庆，郭沫若设宴欢迎。沈钧儒异常欣喜，宛若黑暗中又见秉炬人，乃作诗云：

经年不放酒怀宽，
雾压山城夜正寒。
有客喜从天上至。
　感时惊向城中看^[2]。

从诗中可以看出，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沈钧儒进一步与中国共产党形成了肝胆相照、亲密无间的关系。国民党当权者的妥协、独裁和腐败，中国共产党人的抗战、民主和廉洁，这黑白分明的鲜明对比，使他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1943年秋天，他曾对友人感慨地说：“现在人民的痛苦，真是如水益深，如火益热，惟中共才能拯民于水火之中，故我们必须跟着中共走，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我知道蒋介石恨我极深，但是他们对我任何迫害威胁我都不怕。顾亭林说七十老翁何所求，我所求者只是国家人民的利害，难道我还有什么可怕的吗？”^[3] 为了国家民族的前途，他认准了要跟共产党走，就更自觉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配合共产党组织多做工作。

[1]　陆诒：《为抗战、团结、民主而奋斗》，《沈钧儒纪念集》第210页。
[1]　1938年6月22日《新华日报》。
[2]　《中鱼集》，蛾眉出版社1943年版，第41、46页。
[3]　《中鱼集》，蛾眉出版社1943年版，第41、46页。
[1]　秦柳方：《踏着革命先行者的脚印前进》，《沈钧儒纪念集》第226页。
[2]　沙千里：《漫话救国会》第93页。
[3]　沈谱：《音容宛在》，《沈钧儒纪念集》第335页。
[4]　沈钧儒：《寥寥集》第89页。
[1]　钱俊瑞：《爱国主义的伟大旗手》，《沈钧儒纪念集》第83页。
[1]　《谈青年修养》，《中鱼集》第106页。
[2]　《谈青年修养》，《中鱼集》第106页。
[3]　沈钧儒口述：《七四老人健康访问集》，生活书店1948年版，第10页。
[1]　陆诒：《为抗战、团结、民主而奋斗》，《沈钧儒纪念集》第214页。
[1]　1944年9月25日《新华日报》。
[2]　沈叔羊：《爱国老人沈钧儒》第87页。
[3]　林亨元：《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沈钧儒纪念集》第2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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