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主编 时间：2022年12月09日 阅读：104 评论：0

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1932年初，沈钧儒等发起组织了上海各界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但由于国民党政府接受日本驻沪领事取缔抗日团体的要求，不久被封闭。而国民党政府的卑躬屈膝并没有满足侵略者的野心。1月28日，日军向上海的闸北、江湾、吴淞等处大举进攻。十九路军奋起抗击，上海人民同仇敌忾，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战高潮。沈钧儒精神抖擞地为支援前方，鼓动后方日夜奔忙。他亲自跑到前线去慰问抗敌将士，视察战况，根据前方需要在后方组织支援。他还穿上军装，带领法学院师生参加抗日军训。2月3日，上海法学院校舍在日军的炮火中焚毁。沈钧儒一方面组织学院暂迁外地办学，一方面积极参与各界民众反日救国组织的活动。
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炮制伪满洲国。沈钧儒和上海律师公会同仁李次山等，推动全国律师公会于11月14日在沪召开临时执委会，会议议决：对外发表宣言，通电国联的国内各公团，坚决反对伪满洲国成立；责成沈钧儒等起草文稿，并通函各地律师公会积极向律师同仁发起募捐，尽力援助东北义勇军，约集各地民众团体发起组织东北义勇军后援会。这次会议充满了抗日爱国的气氛，沈钧儒等成了全国律师界抗日救亡活动的带头人。
1933年初，日军又犯山海关。沈钧儒想到山海关是我国心脏的大门，是民族精神的象征，无论如何是丢不得的。为此，他竟然只身离开上海，风尘仆仆赶到战火纷飞的山海关，以他的行动去鼓励抗战将士。在一个寒风凛冽的夜晚，他由一个青年陪同，在两军对峙、敌情紧急的情况下，翻过重重战壕，爬到山海关城楼边去瞻仰“天下第一关”匾额，不禁流出悲怆的眼泪。但是，他身心系念的山海关，最后还是被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断送敌手。
国民党政府在日本侵略者的步步进逼面前步步退让，对内却加紧反共反人民的内战，迫害革命者和爱国者。国难深重，救国无门，沈钧儒的心日夜被煎熬着。他把殷殷的爱国之情，熔铸在他的诗中。1935年上海发生了轰动全国的“新生案件”。因为《新生》周刊刊登了易水（ 即艾寒松）写的杂文《闲话皇帝》，引起了日本侵略者的无理抗议，说是“侮辱天皇，妨害邦交”；国民党政府便恬然遵命，封闭了《新生》周刊，逮捕了该刊主笔杜重远，通缉作者艾寒松。沈钧儒曾以律师资格出庭为杜重远辩护，斥责日本无理干涉中国内政，要求根据本国法律宣判杜、艾无罪。国民党法庭最后还是将杜重远判了徒刑。沈钧儒在悲愤中写了《我所爱之国》一诗：

一

我欲入山兮虎豹多，
我欲入海兮波涛深。
呜呼嘻兮！
我所爱之国兮，
你到哪里去了？
我要去追寻。

二

国之为物兮，
听之无声，
扪之无形，
不属于一人之身兮，
而系于万民之心。
呜呼嘻兮！
我所爱之国兮，
求此心于何从兮，
我泪淋浪其难禁。

他自记道：“当新生案件宣判之第四日，我从杭州返沪车中，以铅笔写此诗于报纸角上，随吟随写，泪随声下，湿报纸。”^[1] 从诗中，可以听到他从心底里发出的爱国呼号和对卖国者的控诉。
1935年10月，著名爱国记者戈公振为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带病由苏联返国，不久病逝于上海。邹韬奋写了一篇悼念文章，记述戈公振在临终前吃力地断断续续地说：“在俄国有许多朋友劝我不必就回来……国势垂危至此，我是中国人，当然要回来参加抵抗侵略者的工作。”沈钧儒读了悼文，不禁泪如泉涌，当即写了四首五言绝句：“读《韬奋悼戈公振先生文》，诗是这样写的：

浙江古越国，勾践人中杰，
尝胆卧则薪，我是浙江籍。

苏州有胥门，炯炯悬双睛，
怒视敌人入，我是苏州生。

哀哉韬奋作，壮哉戈先生，
死犹断续说，我是中国人。

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
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

诗的最后四句，一连叠用了四个“我是中国人”，竟完全不顾旧体诗的格律，如火山熔岩喷薄而出。他后来说，这诗的“第四首先写一句，竟不能续，仍为此五字，再写，仍为此五字，写竟，泪洒满纸，不自禁其感之深也”^[2]。这首炽热哀壮、别具一格的诗，在当时不胫而走，广为流传，激发了不知多少人的爱国心、自尊心和责任心，使他们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

[1]　沈叔羊：《爱国老人沈钧儒》，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页。
[2]　沈钧儒：《寥寥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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