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28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亲赴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沈钧儒为中国共产党真诚地谋求和平而感动，亲自到九龙坡机场去迎接毛泽东，还曾几次到张治中的公馆“桂园”，拜会在那里工作的毛泽东，畅叙国事。沈钧儒不相信蒋介石对和平有诚意，很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他恳切地希望毛泽东提高警惕。毛泽东对沈钧儒的关心表示感谢，并耐心地向他解释道：我们共产党对和谈是有诚心和信心的。我们干一件工作……如果一开头就有了一半把握，再加上大家的努力，事情就比较好办了；比方两人谈恋爱，一方表示了很大的诚意，就已经有了一半的希望了。现在就看国民党方面了^[1]。毛泽东表示支持民主同盟提出的召开各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政治协商会议的建议，鼓励民主同盟为民主、和平而斗争。毛泽东的谈话，使沈钧儒受到鼓舞，明确了行动方向。他考虑到：为了在将来的联合政府中发挥作用，救国会应该迅速健全组织机构。这年冬，在他的主持下，重庆的救国会员在韦家园坝召开代表会议，决定将救国会改名为中国人民救国会；并鉴于救国会原来的政治纲领已不适合新的历史情况，通过了新的政治纲领。纲领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还根据毛泽东的《论联合取府》的主张，提出当前任务是彻底消弭内战，立即结束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2]。沈钧儒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国人民救国会主席。

11月中旬，沈钧儒和张澜、黄炎培等发起成立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在重庆举行五百多人参加的反内战大会，呼吁和平、反对内战，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并倡议在全国各地分别成立由各界人士参加的反内战联合会。

这年12月1日，国民党军警特务在昆明屠杀反对内战、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爱国师生，死四人，伤六十余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血案。这是反内战运动中第一次发生的流血事件。重庆各界人士在12月9日，为“一二·一”惨案举行昆明死难师生追悼大会，公祭三日，沈钧儒代表救国会主祭，并写了《献给生者与死者》一诗：“血洒昆明市，心伤反战军。座谈讵有罪？起祸竟从天。魑魅食人日，鸱枭毁室篇。防川终必溃，决胜在民权。”^[1] 愤怒鞭笞了国民党法西斯暴行，预言其必然灭亡。

1946年1月，沈钧儒作为中国民主同盟的代表之一，参加了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开幕时，他代表民盟主席张澜致词。会议期间，他参加了改组政府组和宪草审议委员会的工作，与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密切合作，仗义执言。在讨论扩大改组政府问题时，他指出，政府方案未列入地方政权，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政权，是一个重大的遗漏，这个问题应放在政治协商会议中来讨论。在讨论修改宪草问题时，他针对蒋介石企图将其个人独裁法律化的阴谋，一针见血地指出：“五五宪草，把地方权力集中于中央，又把中央权力集中于一人，这问题实在重大。”他还呼吁宪草应考虑到解放区的地位问题。他说：“中央领导的区域，现在牵涉十五个省区，地方很大。在解决这个问题时，应考虑到两个事实。（一）是抗日的历史性，中共领导的军队，努力抗战，收复许多地方，而形成今日解放区。（二）中共设施与政治进步性……对此种成绩，应加以鼓励保存和发展。”^[2] 他主张本着地方分权原则，实行联省自治，给解放区以法律上的承认。在政协最后一天会议上，民盟代表提议成立人民权力保障委员会，并推沈钧儒为召集人；除国民党代表拒绝参加外，大多数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都签名响应。2月9日，沈钧儒主持召开了筹备会议。

2月10日，沈钧儒参加在重庆较场口广场举行的陪都各界庆祝政协成立大会，坐在主席台上。忽然间，混在群众之中的国民党特务暴徒捣乱会场，木棍、石块、砖头不断向主席台飞来，李公朴、郭沫若、施复亮等人被殴伤，他也被特务围着谩骂不止，幸得群众和友人的帮助才得脱险。当天，他不顾危险又去市民医院看望慰问李公朴等受伤人员。

“较场口血案”的第二天，即2月11日，沈钧儒离开重庆，乘飞机回到上海。同年5月，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中央在国统区的代表机关和民盟总部也先后由重庆迁到南京，从此，南京和上海又成为全国政治斗争的中心。沈钧儒在新的阵地上，又英勇无畏地投入爱国民主运动之中，同国民党反动派镇压民主运动的暴行进行斗争。这年4月9日，西安国民党当局借故枪决了《秦风日报》法律顾问王任。沈钧儒联合林亨元等十余名律师联名要求调查王任案件的事实真相，“共谋伸张正义，建立法律程序。”^[1]6月23日，马叙伦等11位代表赴南京呼吁和平，在南京下关车站被化装特务包围毒打。沈钧儒闻讯，立即电函慰问马叙伦等受伤代表，表示“钧儒等一息尚存，势必为先生等后盾，不达永久和平不止。”^[2] 他还亲自赶到南京中央医院，去慰问受伤人员。

著名的爱国主义战士、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和闻一多先生，于7月11日、17日先后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噩耗传来，沈钧儒悲愤至极，与民盟的政协全体代表联名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严重抗议。他以对亡友的深切怀念，撰写了《李公朴先生事略》，赞颂“公朴先生是为民主而生，也是为民主而死的”^[3]。

10月19日，国民党军队攻下了张家口，蒋介石得意忘形，下达命令召开“国大”。为了避免国共和谈彻底破裂，沈钧儒和第三方面做了最后的努力。11月11日，即原定伪国大开幕的前一天，第三方面人士在南京交通银行聚会，决定联名致函蒋介石，要求将“国大”延期一个月，到时若按政协程序完成改组政府，第三方面将保证参加“国大”。沈钧儒在信函上签字后，即偕章伯钧、张申府去梅园中共代表团驻地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认为此事不妥，很容易为国民党留下把柄，上其圈套。沈钧儒等听了，立即赶回交通银行，拿回信件，撤销签名。虽然此举招致民盟内部的一些人不满，但沈钧儒却十分坦然。经第三方面人士恳求，蒋介石破例“宽宏”地决定“国大”开幕延期三天。14日，民盟总部开会通过决议，宣布在政协程序未完成之前，民盟决不参加分裂的“国大”。次日，非法的“国民大会”在蒋介石一手操纵下开幕，青年党和民社党追随参加。沈钧儒坚决主张将民盟内参加伪国大的民社党分子一律开除出盟。12月12日，沈钧儒出席《文汇报》座谈会，当主持人请他谈谈对“国大”和“宪法”的意见时，他直截了当地答道：“所谓国民大会，我是根本不承认的”；“这个宪法实在无聊得很，根本不值一谈。”表示了他对蒋介石导演的“国大”政治闹剧，已经没有气愤，只有鄙夷。为抗议蒋介石一边打内战，一边召开伪国大，中共中央电召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返回延安，参与人民解放战争的领导工作。周恩来于11月19日临行前，把中共代表在上海、南京办事处房屋委托中国民主同盟代管，并亲自把钥匙交给沈钧儒，还将放在上海思南路中共代表团客厅里的一个配有木架、玻璃罩的淡绿色瓷如意赠给沈钧儒，表示了中国共产党对他的莫大的信任。沈钧儒接受了周恩来的委托，珍惜地保存好玉如意。

沈钧儒坚决支持人民民主运动。1946年12月24日晚，北平发生美军强奸北大女学生事件，全国掀起了反对美军暴行的浪潮。沈钧儒曾任教务长的上海法学院学生，闻讯后成立抗议美军暴行委员会，出版《抗暴三日刊》。当时，“抗暴会“缺乏宣传经费，沈钧儒解囊相助，并多加勉励，使法学院学生深受鼓舞。

1947年2月9日，上海百货业职工在劝工大楼举行爱用国货抵制美货的集会，国民党特务手持凶器捣乱会场，打死打伤很多爱国职工，制造了轰动上海的“劝工大楼血案”。事后，国民党政府竟捏造事实，诬指沈钧儒为幕后策划者，郭沫若、马叙伦为主持者。当天下午，沈钧儒不顾反动派的谣言恐吓，和郭沫若、沙千里、胡子婴等到医院看望身受重伤的与会者，随即到黄浦警察分局交涉释放被捕的职工。他们又向新闻界多次发表谈话，抗议国民党暴行，驳斥国民党的无耻谎言。沈钧儒还和沙千里、林亨元、周新民等十位律师，应聘为百货业工会法律顾问，同国民党政府进行斗争。

1947年的5、6月间，上海的大专院校学生和全国学生一起举行了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示威运动。国民党政府肆意镇压、逮捕进步学生，6月5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董显光宣称：“自1945年11月以来的戒严令尚未宣告解除，所捕学生及记者，得由当地军事当局审讯之。”沈钧儒从报纸上闻言，怒不可遏，立即写了《“戒严”的法律问题》一文，发表在《时与文》期刊上，对董氏之言痛加驳斥，并疾呼：“胜利快两年了，人民得不到自由，得不到解放，所受到的是这非法的摧残与残暴的压迫，这样不讲法律，这样暗无天日，还说什么人权？还说什么民主？！”^[1]

这年5月，中国人民救国会在沈钧儒的主持下，在上海举行一届二次中央全会。会议通过宣言，抨击国民党政府破坏和平，撕毁政协决议的罪行，指出：“只有和平民主才能求得统一，以‘军事求统一’是一条残酷的悲惨的绝对走不通的道路”，呼吁“停止内战，实现永久和平，恢复政协路线，重新召开党派会议，解决国事，实现真正的民主。”^[1]

这时，美国政府派魏得迈来中国，沈钧儒这时已看清了美国的本质。这个他曾崇拜过的所谓“民主”国家的形象，在他心中破了产。他夜不成寐，于凌晨5时起床，写了一首诗《你号召了战争》^[2]，送交魏得迈，表示抗议和声讨。

国民党反动派在发动反人民内战一年之后，政治上、军事上都陷入困境，便穷凶极恶地强化其法西斯专政。10月7日，国民党西安警备司令部公然枪杀了民盟中央常委杜斌丞。27日，国民党政府内政部悍然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将“严加取缔，以遏乱萌”。在这黑云压城的严重关头，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史良、叶笃义等民盟领导人在沪举行紧急会议，决定派黄炎培、叶笃义赴南京，会同在京的罗隆基向国民党政府交涉。这时，国民党特务已把民盟主席张澜住所集益里严密监视起来。沈钧儒为了替张澜分忧，也住进了集益里。有人劝他：形势险恶，还是住在家里比较妥当。他说：“不，我一定要同表老住在一起，不能让他一个太寂寞，这样做，好。”^[3] 黄炎培等在南京经过一个星期的奔走，最后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与国民党达成协议，以当局“免除民盟盟员登记”，对无共产党党籍的民盟盟员“不采用《后方共产党处置方法》”为条件，“民盟宣告自动解放”。11月4日，黄、罗、叶回到上海，第二天，会同张澜、沈钧儒、史良、张云川等在集益里召开民盟中央常委扩大会议。当黄炎培报告谈判经过与结果后，沈钧儒即对“自动解散”表示异议，提出，协议还有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史良等也对协议持不同意见。讨论结果，11月5日终因局势所迫，最后决定以主席张澜的名义宣告民盟自动解散。

民盟的被迫解散，使张澜、沈钧儒这些首创民盟的老人们承受了巨大的感情创伤。张澜在宣告民盟解散的当晚，彻夜不眠。次日即以个人名义发表声明，宣布“对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之信念，及为此而努力之决心，绝不变更”^[4]。沈钧儒十分理解张澜此刻的心情，他亲自书写裱制了一副对联送给张澜，上联书：“无所任”，下联书“俨若思”，这是借用佛经和《礼记》中的古训，勉励老友“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

[1]　《毛主席在桂园》，1986年12月27日《团结报》。
[2]　《民主生活》周刊第6期，1946年2月20日。
[1]　沈钧儒：《寥寥集》第138页。
[2]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4月第1版，第137页。
[1]　1946年5月13日《新华日报》。
[2]　1946年6月28日《新华日报》。
[3]　《民主周刊》第1卷第39期，1946年7月13日。
[1]　《时与文》第1卷第18期，1947年7月11日。
[1]　《救国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3、414页。
[2]　沈叔羊：《爱国老人沈钧儒》第61页。
[3]　沈叔羊：《爱国老人沈钧儒》第61页。
[4]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3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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