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7月，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广东的国民政府出师出伐，所向披靡。北洋军阀政府日暮途穷，益趋反动。9月，沈钧儒离京南下，回到上海。

11月14日，沈钧儒和蔡元培、褚辅成等发起成立苏浙皖三省联合会，开展自治运动，以反对北洋军阀孙传芳盘踞东南，支持北伐。三省联合会还参加了上海工商学界代表组成的上海市民公会，协同开展自治运动。沈钧儒曾发表文章《联省民治谈》，主张将“自治”改为“民治”，开展民治运动，认为这样可以使省治基础更加巩固，并可以防止军阀官僚借“自治”谋私利^[1]。12月6日晚，上海特别市市民公会召开成立大会，公推沈钧儒、王晓籁、林钧三人为常务委员，沈为主席。12月12日，市民公会原定召开市民大会，因上海戒严司令部宣布禁止，遂改成团体代表会议，上海三百多个团体代表出席了会议。沈钧儒在会上宣读了通电。在市民公会中，上海党组织与上海中小资产阶级以及社会上各派头面人物有了直接接触，沈钧儒也在市民公会中与我党有了进一步接触。市民公会为后来上海举行的三次武装起义打下了基础，创造了条件。1927年2月17日，北伐军进入杭州。

国共合作的浙江省临时政府正式成立，褚辅成代理省主席，沈钧儒任政务委员兼秘书长，宣中华则主持国民党省党部工作，实为浙江省新政权的核心。沈钧儒努力工作，细致周到，把政府的日常事务处理的有条有序，与宣中华等共产党人配合默契。随着工作深入，左派和右派在反帝、反封建、工农运动等等问题上意见分歧，且日益尖锐。原来和左右两派都没有关系的沈钧儒和褚辅成，主持正义，明辨是非，自然地靠拢宣中华等左派，坚决主张反帝反封建，支持工农运动，而决不同国民党右派同流合污。

北伐军占领南京、进入上海后，蒋介石策划发动反共政变，浙江阴霾四布。沈钧儒、褚辅成知道很快就有决裂的一天，十分关心中共方面的方针和准备，常与宣中华等商量时局和应变对策。

4月11日清晨，把持了杭州市公安局的黄埔系反动分子章烈发动事变，在“清共”的口号下捕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积极分子，封闭和接管了省党部和总工会、学生会、妇女联合会等进步团体，包围了省政府。4月14日，沈钧儒和褚辅成、查人伟，也被反动派非法囚禁在杭州留守营小楼上。省政府委员庄崧甫了解到反革命派阴谋杀害褚辅成和沈钧儒，出面保护，当面怒骂反动分子是“无耻政客，戕害忠良”。因为庄是蒋介石的同乡和幼年时的教师，反革命派闻言才不敢对褚、沈下毒手。庄又专门跑到南京去见蒋介石，力说褚、沈二君是浙江名宿，众望所归，杀害此二君，将何以见故乡父老？蒋当然也知褚、沈在浙江的名望，也完全知道他们不是共产党人，就故意装着不知道他们被拘禁之事，下令浙江方面释放褚、沈二人。电令发出后，褚、沈二人被“护送”到南京，后回到上海，住下关交通旅馆。蒋派他的副官马文东去看望了他们，表示慰问，并嘱他们回上海休息。

就这样，国共合作的浙江省政权被国民党反革命派取而代之。沈钧儒在杭州被囚禁了七天，险遭杀害。以后，他写《楼居七日记》，记述了这次被捕的情况。他在短短两个月的国共合作中，受到了共产党人的启发和影响，开始认识到中共的政治方向是正确的。

[1]　《浙江月报》第一卷第二期，1926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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