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蒋介石在8月间，一连三次电请毛泽东到重庆商谈。8月28日，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等飞抵重庆。国民党派邵力子、张治中、张群、王世杰为代表，同共产党进行谈判。

邵力子一贯主张用和平办法解决国内争端。他曾说：“经过长期战乱，民生凋敝，国力衰弱，百废待兴，人民思治，全国人民亟须休养生息，团结一致，建设国家，岂能再启战端。”抗战需要国共合作，“和平建国也必须国共合作。”^[1]

重庆谈判开始，毛泽东就和平建国等问题同蒋介石进行多次商谈。从9月4日起，双方代表开始谈判。邵力子等提出，双方代表应该首先培养良好的商谈情绪，既然双方都有解决问题的诚意，就应互相让步。经过43天的谈判，终于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会谈纪要》。12月9日，中共驻重庆代表团宴请邵力子、张群、王世杰三人，只邵力子一人到会。席间，代表团同邵力子共同商谈了有关政治协商会议的问题。

政协会议前夕，重庆文化界招待出席会议的代表。邵力子在会上发言说，政治协商，“互相让步比互相竞争重要，我们要政府和我们的党，应当让的就要让。政府与中共的谈判能够有今天的成果，就是双方能互让。人民团体与其监督我们去争，不如监督我们让。”^[2] 有记者评论说，“邵力子老先生真是任劳任怨，大多数民主集会他都参加，必然地要听到各方面对政府的批评，而邵先生是政府的代表，可是他老又是如此地接近人民，至少像邓初民先生说的，有一半是站在人民这边。”^[3]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开幕。参加会议的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等五个方面的代表，共38人，邵力子是国民党代表之一。1月12日，邵力子在会上作《关于国共会谈的经过》的报告，就社会各方面对会谈的疑问作了说明。关于会谈双方究竟有没有诚意的问题，他说：抗战刚一结束，蒋主席几次打电报请毛泽东先生到重庆来，“毛先生一向不出来，这次也到重庆来了，这些当然都是最有诚意的表现。”他还说：“在会谈中，政府方面没有先提出具体方案，这或者要受良心的责备与朋友们的责备，我们没有在会谈中争取主动。但我们是乐于接受这种责备的。”又说：“倘若政府先提出具体方案，也许使中共方面认为政府已有一种定见，而有碍会谈的进行。”关于会谈双方是否有意不肯让步，以至僵持的问题，他说：“在若干点上，确有不肯让步的情形，政府如此，中共也如此。这因为：一是多年以来的事实造成的困难；二是两方面立场不相同，各有不能让步之处；但让步的地方确实不少。”他还说：“只要军令政令统一，一切问题都可商量解决。本人始终相信，双方都有诚意解决问题，其尚未能让步之点，因各有其不能让步的立场，但决非始终不能互让解决。”^[1] 邵力子认为，要使政协会议取得成功，唯一的道理就是互相让步，互相容忍；不但在利益和意见上互让互忍，而且要在理想上互相让步容忍。”^[2]

经过各方面代表的共同努力，1946年1月31日，政协会议通过了“政府改组案”、“和平建国纲领案”等五项决议案，确立了和平建国的方针，否认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政体。

然而，事隔不到半年，1946年6月，国民党撕毁“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发动了全面内战。邵力子痛苦地说：“在艰苦的八年抗战之后，国家又演变到这种地步，真是痛心。”蒋介石为掩饰发动内战的罪行，于11月15日由国民党单方面在南京召开所谓国民大会，邵力子认为：“在国家没有真正统一，上下没有共同意志时，急急忙忙召开国民大会，实属儿戏。”^[3] 蒋介石要邵力子担任国民大会秘书长，并参加立法委员的选举。邵力子不去就职，断然拒绝了蒋介石的邀请。他打算从此“跳出政治漩涡”，在社会事业上做点工作。

[1]　龚光朗：《折冲樽俎力倡和平的邵力子》，《和平老人邵力子》第179页。
[2]　《文化界的呼声》，1946年1月9日《新民报》。
[3]　《文化界的呼声》，1946年1月9日《新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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