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力子十分重视教育。他说：“教育的能力超过世间一切具有能力的东西。别的东西虽亦各有相当的能力，但皆有时而穷，在彼穷于应付的时候，只有教育的能力足以救济。所以世界最难解决的事，欲求得一最后解决的工具，除了教育便无别物。”^[1] 他把教育看作是改革社会最根本的大计，并身体力行。

辛亥革命后，邵力子在上海担任绍兴七邑同乡会副议长时，便积极筹办绍兴旅沪公学，并任副校董。他还积极支持家乡绍兴的教育事业，出资兴修陶家堰邵家溇明强小学、白塔头运川小学，独资在绍兴富盛金家岭创办棠荫小学，使附近儿童免费入学。他还支持朱仲华在绍兴创办稽山中学，担任设立人会议主席。

在主编《觉悟》副刊的同时，邵力子一直坚持在复旦大学任新闻系教授。他讲课内容丰富，分析精辟，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有一次，邵力子为《民国日报》会审公堂事，上课迟到了半小时，当他匆匆赶到学校时，教室里只剩下了两个同学。他赞扬这两个同学坚持上课，然后就坐在两个同学的身边，照常讲解新闻学的要义和自己的新闻学主张，一直讲到第二节的钟声响过才离开教室，临走时又将他的笔记本交给了学生。1923年复旦大学入学考试时，邵力子出的作文题是《说虎》。他在释题时提示学生：虎为百兽之王，然武松在景阳冈可以制服猛虎；苛政猛于虎，而“五四”运动可以打倒曹、章、陆。由于他的辛勤教学和成就，在复旦大学25周年纪念典礼上，被复旦大学授予法学博士学位。

1923年，国共两党人士酝酿成立培养革命人才的上海大学，不少人推举于右任为校长，于说他没有办学和教书的经验，还是请李大钊担任校长为宜。李大钊因忙于北方革命工作，不便南下，建议请邵力子为副校长协助工作。于是邵力子兼任了上海大学副校长。在校务委员瞿秋白、邓中夏等共同努力下，终于办起了上海大学。邵力子除了校务工作之外，还给学生上课，并邀请知名人士周建人、刘大白等来校兼课。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邵力子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农工委员、农工部秘书。

1925年上海爆发了“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帝国主义租界当局认为这个运动是由上海大学带头搞起来的，邵力子指导了这次运动，因此，上海护军使勾结租界当局，下令通缉邵力子，将其驱逐出境。

1925年6月，邵力子抵达广州。7月，被正式任命为黄埔军校秘书长。9月，军校国民党特别党部改选，邵被选为第三届党部执行委员。当月，邵力子受蒋介石派遣去出席张家口地区国民党会议。他此行的任务，主要是联络驻张家口的国民军将领冯玉祥。10月底，邵力子返回广州。在黄埔军校师生参加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时，邵力子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邵力子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

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邵力子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就在这时，接到共产国际准备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的通知，国民党也要派人参加。蒋介石派邵力子作为国民党的代表，出席共产国际会议。8月途经上海时，中共中央负责人陈独秀、瞿秋白等为他们开欢送会。瞿秋白代表中共中央发言说：邵力子“多年来为党做了许多工作，但这次到莫斯科开会，还是作为纯粹的国民党代表好”；相信邵力子今后仍能为党工作。邵力子从工作需要出发，接受了中共组织的意见，从此脱离了共产党^[1]。他同谭平山分别代表国共两党，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会议。

会后，邵力子暂时留在苏联参观学习，进一步了解苏联。此后一段时间内，他与国内的联系几乎断绝，偶尔听到国内的一些消息，也无法证实其虚实，每日在忧闷中度日，于是便去莫斯科中山大学旁听，并学习俄文。

[1]　邵力子：《学潮杂感》（三），1922年12月3日上海《民国日报》。
[1]　邵力子：《出使苏联的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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