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力子，初名景奎、凤寿，又名闻泰，字仲辉。生于1882年12月7日（清光绪八年十月二十七日）。祖籍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陶家堰。父亲邵霜，清朝科举出身，曾任江苏吴县县丞多年，并定居吴县盛泽镇，邵力子即出生于此。邵力子15岁时父亲去世，此后家境困难，寄住吴县外祖父家里。母亲经常到绣花庄领料做些手工，以维持家庭生活。

邵力子六岁入私塾读书，1898年16岁时受戊戌维新运动的影响，到上海求志学堂读书。第二年求志学堂停办，“曾考入广方言馆，始学法文”^[1]。不久又考入苏州中西学堂。1902年赴杭州应乡试，考中第67名举人^[2]。江苏县台曾邀他去任文案，他辞而不就，径去上海，入马相伯所办南洋公学特班学习，同学中有黄炎培、胡仁源等。该校语文教员蔡元培思想先进，富于探索精神，对邵力子的影响很大。1930年邵力子回乡完婚，婚后在浙江吴兴南浔镇小学任教一年，1905年又去上海震旦公学学习。在这里，他与于右任结为挚友。由于法国传教士干涉学校计划，只准学生学法文，不准学英语，并强制学生进教堂做礼拜，校长马相伯愤而离职，带领邵力子、于右任等28名学生集体离校，另办复旦公学（复旦大学的前身）。邵力子在该校边工作、边学习。

1906年，邵力子同于右任为筹划出版报刊，去日本考察并募款。他们在东京会见了孙中山。由于仰慕孙先生的革命主张，遂同于右任一起加入了同盟会。1907年4月2日，于右任、邵力子等在上海创办《神州日报》，积极从事反清革命的宣传工作。不幸的是，刚刚出版了一个多月的神州日报社遭大火焚毁，损失惨重，邵力子同于右任遂离开神州日报社。1909年，在同盟会上海支部的支持下，又共同创办《民呼日报》和《民吁日报》。这两份报纸由于攻击清政府，先后被当局查禁，邵力子经于右任介绍，到陕西高等学堂任教。由于他宣传新文化，支持学生与学校当局的斗争，被陕西地方当局驱逐出境，并于1912年8月加入了孙中山为理事长的国民党。回到上海，任《民主报》编辑，1913年《民主报》被迫停刊，邵力子回到复旦公学任语文教员，但他始终坚持民主主义的立场，积极追随孙中山进行“二次革命”和反袁斗争。

1914年，邵力子参加孙中山在日本组织的中华革命党。1916年1月，孙中山创办上海《民国日报》，以叶楚伧为主编，邵力子为报社总经理兼编辑。邵力子除在复旦公学继续兼课，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在《民国日报》的编辑和管理上，并撰文评论时弊。邵力子顶着压力，四处奔波，经济上东挪西借，或自己掏钱艰苦支撑。一次报纸就要排版，还没有纸张，他竟将身上的皮袍脱下来变卖，才使报纸按时出版。邵力子“毁家办报”，一时传为佳话。

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上海《民国日报》在要闻版的显著地位，从11月9日到11日，以《俄国大政变之情形》、《欧洲战电》、《突如其来之俄国大政变》为题，连续报道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消息。邵力子还到复旦公学讲演，宣传十月革命。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帝爱国学生运动。5月6日，上海《民国日报》以“本社专电”形式，最早刊出了北京“五四”运动的消息。当天一大早，邵力子手持《民国日报》，找到复旦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让他紧急集合全校同学。学生一到会场，邵力子就健步登台，大声朗读报上的专电消息，并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报告北京“五四”运动的起因和经过，动员大家去联络上海的大中学校，响应北京。

邵力子当即撰文高度评价“五四”运动。他在《跋（学生潮）》一文中写道：“天不亡中国，正气郁而复伸……蕴酿迄今，而有北京学生之‘五四’运动，上海学生之‘六五’运动，全国云集响应，商罢市、工辍业，皆惟学生之马首是瞻。欧美人相顾骇叹，谓西方之学子，未有若斯之能力也。”他鼓励学生应当再接再厉，“愚知我国之学生，则方抱无穷之隐痛，决不以此自熹，而爱国事业，亦方今作始。”^[1]

1919年6月16日，邵力子创办《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亲自担任主编。《觉悟》创刊时，没有来得及写发刊词，两天后，《觉悟》发表署名“力子”的《古训怀疑录》，宣告《觉悟》副刊的意旨，即在唤起群众的觉悟，解放人们的思想，为反帝反封建斗争扫清思想障碍。文章写道：“古人的说话，因着时势和他所遭的境遇，本含有各种特别的情形，现在却把他变成个普遍的、永久，教大家到现在还要奉他作金科玉律，自然要发生种种害处。我国学问的不能进步，就为着一般人对古训不敢怀疑的缘故。……到了近来，我国和欧美通商，外国的新潮流跟着我国的失败，一点一点的输进来，我们也就一点一点地觉悟起来”。“我既然有些觉悟，就不得不望大家都有此觉悟”^[1]。

《觉悟》从创刊的时候起，就表现了彻底的民主主义立场和初步的社会主义倾向，这同主编邵力子的思想是一致的。邵力子有计划地组织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恽代英、张闻天等共产党人写专论文章，前后共有二百多篇，还组织发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译文，如列宁的《共产主义与社会的进化》、《帝国主义》、《马克思政治学》（即《国家与革命》），恩格斯的《空想和科学社会主义》等等。

由于《觉悟》热衷于宣传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引起社会上一些人的讥讽，说《觉悟》是“出风头”、“赶时髦”，是“好奇”。邵力子还署名发表《提倡社会主义决不是好奇》，驳斥章太炎在寰球学生会的讲演中说蔡元培宣传社会主义是“好奇”，是“以社会主义动人”。文章说：“太炎先生晓得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吗？社会主义在今日还算是奇怪的东西吗？提倡他的人就算是‘好奇’吗？现在世界大势是什么趋向，社会主义是什么性质，本篇不能细讲，晓得的人已经是不少。单就太炎所说的话来看，实在是自相矛盾，可以证明他对社会主义不但是‘一知半解’，简直是‘毫无研究’”^[2]。在另一篇《主义与时代》中，邵力子说：“无论何种主义，都是时代的产儿。凡提倡某种主义，或为某种主义鼓吹，而能使社会蒙其影响的，必此主义能适应时代的潮流。”“现在的思潮界，社会主义已有弥漫一时的现象，这决非单为好奇喜新的心理所促成，实在是时代潮流中已有需要这种主义的征兆”^[3]。

在“五四”运动前后，邵力子就从陈望道由日本带回的书籍中，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书籍。他用“和文汉读法”阅读了马克思主义著作，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20年5月，陈独秀、李达等在上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邵力子为其成员之一。半年以后，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发展为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小组，邵力子为成员之一。他认为“主义”能促进人们努力向上，“有了主义，然后同航海者得了罗盘针一般，能朝着他的目的地前进；有了主义，然后在进行的途中，虽有种种困苦艰难，而能自慰藉，精神越发振奋；有了主义，然后能权衡轻重，遇着万不得已时，宁牺牲个人的暂时的幸福，以谋全体的久远的幸福”^[1]。“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能没有主义。”此后，《觉悟》的编辑工作，实际上是在共产党的思想影响下进行的，宣传的是中国应当走社会主义道路，应当以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社会改造的指导思想。

邵力子很早就把劳动者作为改造社会的主要力量，把劳动问题作为国家的主要问题。因此，《觉悟》另一个重要内容是讨论劳动问题，报道工人阶级的斗争情况。他说：开国九年，一般人对于军阀虽然十分痛恨，总没法推倒他，究竟是什么缘故？“实在是全国最多数的劳动者没有觉悟。”^[2] 因此，“其余什么运动，就都没有力量”。解决劳动问题，就成为社会最主要的问题。邵力子认为：“世界大战终结以后，全世界的人类，看作劈头应该解决的事情，就是劳动问题。”他驳斥了资产阶级学者说的“中国实业还没发达，资本阶级也未出世，劳动问题现在还没有发生的必要”^[3] 的说法，用事实说明“劳动问题早就在我们面前”。《觉悟》于1920年1月17日刊登声明：我们的报，从今天起，增加“劳动问题资料”一栏，欢迎各界投稿讨论。

为启发工人阶级的觉悟，1920年5月1日，邵力子在《觉悟》上署名发表了四篇文章，即：《今天是什么日子？》、《“八点钟工制”的成绩》、《减少工作时间与人道》、《学徒和劳动节》。在《今天是什么日子？》一文中，他兴奋地说：今天是什么日子？在工界方面说，“是最快乐吉祥的日子”；在官僚方面说，“是最危险不过的日子”。今年还只是形式上庆祝劳动节，以后“工人渐渐觉悟，一定有和‘官僚保护的资本家’短兵相接的日子”。他预计工人阶级和资本家的斗争是不可避免和即将发生的。他在《“八点钟工制”的成绩》一文中说：从美国、英国的实际看，八小时工制并不影响生产额。劝告中国的资本家也要讲求生产效率，不妨从这一点多用心研究。他又说：“本来‘八点钟工制’是要靠劳动界自身努力争得，不必和资本家讲话，但我以为资本家能够有些觉悟，可以减去阶级战争的痛苦，所以我也要解释他们的疑惑”。这里说明了邵力子对工人阶级的同情，但也存在着以阶级调和代替阶级斗争的幻想。

1921年5月，唐山煤矿工人罢工。对此事件，邵力子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他担心矿工们还没有组织团体，没有充分的基金，去和猛似虎、狠似狼的警察斗争，失败是意中之事。他说：“劳工运动在幼稚的时候，本是不禁挫折的，但因失败而促起劳工自身的觉悟，更因失败促进援助劳工者热诚，也未可知。”^[1]1922年初，爆发了香港海员大罢工，邵力子在《觉悟》上发表《中国劳工运动史上的大光荣》、《应该怎样援助香港海员呀》两篇文章，以为：“这次事件，不单是香港海员的事，实是全体劳动界的事，更是全体中国人的事。”他还指出：“罢工不但是劳动问题的要素，也是解决政治问题的利器哩。”^[2]

1923年“二七”惨案的第二天，邵力子发表了《京汉路大罢工》一文。他说：“劳动运动的进步，最先的一着必为力争团结权；能力争团结权的劳工，才是有真正觉悟的劳工。”文章总结说：“这次京汉路大罢工，一，可以促进劳工力争团体结权的决心；二，可以唤起一般劳工运动者对于武人的觉悟。”^[3]到了1924年“二七”惨案一周年时，邵力子在《觉悟》上发表了《勿忘二月七日》，说：“不是我硬要在大家欢笑声中提起这一件惨苦的事情，实在是一件事情是稍有良心的人所忘记不了的。不但是忘不了，还要深深地去想这一件事情的真意义才对。”文章回忆了“二七”惨案的经过，指出这次大罢工“决不只是吴佩孚、萧耀南和京汉路工人底搏战。实在是军阀和国民全体底搏战，也就是黑暗势力和光明努力底搏战。”文章说：“世界各国的劳工运动，没有不从力争团结入手的。他们获得团结权，也都不惜重大的代价，甚至以宝贵的生命为殉。京汉路工人去年今日的牺牲，正是为力争团结权而起，……他们伟大的人格和魄力，实在足以担当革命的事业。”^[4] 在邵力子主编《觉悟》的六年中，全国各地的工人罢工运动，几乎在《觉悟》上都有反映。

邵力子办报的特点，是在副刊上刊登大量群众来信、来稿。如“通讯”一栏，是编者联系广大读者的场所，也是读者相互交换意见的园地。在每天不断的通信中，几乎讨论了当时青年关心的一切问题，如反对包办婚姻，正确处理自由恋爱，妇女的求学权和思想解放，学徒的学习与工作，知识分子与劳动者的关系等等。许多青年的苦闷和心里话都愿投书《觉悟》，或到报社求救。邵力子总是亲切地接待来访者。认真答复来信，或在报上开辟专栏讨论，耐心地引导青年走上正确的道路。青年们把《觉悟》当成自己的良师益友。一个青年在来信中说：“我的案头放了几本《觉悟》，我随时想一想我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于《觉悟》精神？惟恐偶一不慎有堕落的倾向，才时时看看《觉悟》，借以提高我的觉悟能力、觉悟思想，以养成觉悟的人格”。这说明了《觉悟》在青年心目中的地位。

《觉悟》在邵力子努力下，办得有声有色，名噪全国，同北京《晨报》副刊、《京报》副刊、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并称全国“四大副刊”。邵力子在《觉悟》上署名发表的文章达950余篇。

[1]　邵力子《自传》残稿，转引自晨朵：《邵力子年表》，《和平老人邵力子》，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225页。
[2]　《浙江乡试录》，《绍兴县志资料》第9册。
[1]　邵力子：《跋〈学生潮〉》，1919年6月27日上海《民国日报》。
[1]　邵力子：《古训怀疑录》，1919年6月18日上海《民国日报》。
[2]　邵力子：《提倡社会主义决不是好奇》，1919年12月8日上海《民国日报》。
[3]　邵力子：《主义与时代》1920年12月21日上海《民国日报》。
[1]　邵力子：《大哉“主义”》，1921年4月7日上海《民国日报》。
[2]　邵力子：《解决政治问题的利器》，1920年3月27日上海《民国日报》。
[3]　邵力子：《我对于劳动问题的意见》，1920年1月17日上海《民国日报》。
[1]　邵力子：《开滦矿工全体罢工》，1921年5月14日上海《民国日报》。
[2]　邵力子：《解决政治问题的利器》，1920年3月27日上海《民国日报》。
[3]　邵力子：《京汉路大罢工》，1923年2月8日上海《民国日报》。
[4]　邵力子：《勿忘二月七日》，1924年2月7日上海《民国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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