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新年文告》，提出愿在保存“宪法”、“法统”等条件下与共产党进行和谈。1月4日，邵力子、张治中在南京召开文化界、新闻界招待会。会上，有记者问邵力子对元旦文告的看法，邵指出：文告提出了保存宪法和法统等五个条件，而语气又含有招降的意味，很不妥当。次日，新华社发表《评战犯求和》，剥露“文告”的实质。16日，蒋介石召集邵子力、张治中、张群、孙科等座谈对共产党提出八条的看法。邵力子说：人家本来就是战胜者嘛，我们还有什么话好说。蒋经国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邵力子公然主张无条件投降。”17日，国民党中政会讨论和谈问题，邵力子张治中主张和平，与主战派进行辩论。当时，国民党特务扬言：凡是主和的都是秦桧，要用手枪对付他们。因此，为防意外，邵力子经常躲在朋友家过夜。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被迫宣告下野，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职务。24日，改组后的行政院第一次会议作出决定：组织“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谈；派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章士钊、李蒸、刘斐为和谈代表。原准备以邵力子为首席代表，邵推辞说，还是由张治中为首席代表好，结果，张治中为代表团首席代表。邵力子接到任务后，对记者表示：“我感到这次的使命很困难，但人民迫切需要和平，国共双方也都有这样的看法，所以我又相信我们的使命能够达到。”

在正式和谈之前，李宗仁组织“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指定颜惠庆、章士钊、江庸三人为代表团成员，并要邵力子以私人资格一同前往北平，其目的是与中共交换关于和平的意见。2月14日，邵力子与“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到达北平，首先同叶剑英、董必武交换了意见。在中共举行的第一次招待会上，邵力子发言说：“和平未能早见是憾事，但和平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希望和平障碍得以扫除。”他说：“我来此，不能代表任何方面，惟江南人民切盼和平，并宁选北平式的和平，不选天津式的和平。”^[1] 盟日，邵力子同代表团成员乘飞机到石家庄，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并同周恩来就通邮、通航问题交换了意见。27日，邵力子同代表返回南京。他们在机场发表书面谈话：“同人等深觉和谈前途困难尚多，而希望甚大。”“上海和平代表团”和邵力子的北平之行，为正式和平谈判开辟了道路。

4月1日下午，张治中、邵力子等一行到达北平，住进六国饭店。当晚，周恩来等中共代表在六国饭店设宴招待南京代表团，双方代表初步交换了对和平的意见。2日，双方代表分别交谈，周恩来对张治中，李维汉对邵力子，叶剑英对黄绍竑，聂荣臻对李蒸，林彪对刘斐。晚上，周恩来汇集交谈情况之后说：根据两天来同南京代表个别交换意见看，除了邵力子外，其余几个人都说：“惩治战犯”这一条不能接受。李宗仁不是公开宣布承认毛泽东提出的八项原则为谈判基础的吗？怎么，代表团来了又变卦了呢？周恩来还就代表团来北平之前，张治中到溪口见蒋介石一事提出质问：“你们代表团是代表南京？还是代表溪口呢？”他说，这个问题不解决，和谈无法进行。要求代表团派人回南京问个明白。代表团决定由李宗仁驻北平联络员黄启汉赴南京请示。在黄启汉动身之前，邵力子特地找到他说：关于和谈，蒋介石一派是没有希望的，只希望桂系在武汉、南京、广西等地，局部接受和平解放，这样对整个局面就可起推动作用，邵要黄把他的意思转告李宗仁、白崇禧。可见邵力子对和谈是最有诚意的。李宗仁很快复电，再次表示“诚恳求和”。

4月8日，毛泽东分别接见了双方代表。由于南京方面未带来具体方案，4月13日，由中共方面综合12天来的讨论，拟出《国内和平协商草案》。南京代表对草案提出修改意见，主要是词句力求缓和，避免刺激，目的是希望能为南京方面所接受，使和谈不致破裂。当时，邵力子等南京代表的共同看法是：国民党的失败是肯定的，既然如此，何必还拖累国家和人民；中共的胜利是必然的，如果能促成和平解决，避免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不是更好吗！由于蒋介石的幕后操纵，到4月20日止，南京政府终于不肯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和平谈判最终失败。

谈判破裂后，南京代表团成员何去何从？成为每个代表反复思考的问题。23日晚，南京代表在一起商讨回南京还是留北平问题，早有准备的邵力子首先表态，坚决不回南京。经过讨论，全体代表决定不回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南京国民党政府官员逃散。23日，李宗仁逃到桂林观望。24日，邵力子、章士钊急电李宗仁，说：“此为公悬崖勒马之第二机会，盖长江之局面虽变，西南之版图犹存，盼公在桂林开府，屹立不动，继续以和平大义相号召。”^[1]5月18日，邵力子、章士钊又给李宗仁写了一封4000多字的长信，信中说：“此次和会，乃败者之所要求”，“大势如此，人心可知。真爱国者处此，应掬诚作最后计较，苟能为国多存一份元气，为民多救一人性命，试问尚有何顾忌而不肯为。”“于此犹必以国家为孤注，人民为刍狗，不忍于政权一日之得失，甘犯穷兵黩武之罪名，对人恕道全失，对己后祸莫测，岂非大愚不灵之甚者乎。”^[2] 这封信由刘斐带到香港转广州，面交李宗仁。

5月20日，邵力子同张治中、章士钊、李蒸、刘斐五人致电李宗仁、何应钦，为挽救和平做最后的努力。电文说：“大势已去，人心所向，难期苦撑待变，终恐于事无补，徒苦人民，且祸国家。……更何以对天下后世之历史责任。同人默察年来国共成败得失之易势，其主因在政治而非全在军事。盖中共积其二十余年之丰富经验，深得为民服务之道，而其严格之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又保证其上下一致，贯彻其主张与政策，因而获得人民之合作与拥护。同人等与各方接触，目击耳闻，知中共对维护国家独立，尊重人民生活自由，贯彻其城市政策，扶植民族工商业，确为有目共睹之事实，且亦符合国父革命之理想，决非吾党过去政策及作风所可企及。同人盱衡大局，以为今日只有以诚意承认错误，以勇气承认失败，坦然交替政权。”^[1] 敦促李宗仁、何应钦“力求所以勒马悬崖之计”。然而，李宗仁等仍听不进邵力子等的劝告。

5月27日，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邵力子、黄启汉等联络留在上海、南京等地的国民党立法委员五十余人，通电拥护中国共产党，声明同国民党脱离关系。由于邵力子对和平事业的努力，赢得了“和平老人”的光荣称号。

早在1948年12月，邵力子发表了一篇题为《柳暗花明》的短文，文中写道：“一个走错了路的人，如果不肯悬崖勒马，竟像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一般，却是自己会走入穷尽的境界的。路是永远有着的；就算没有，也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开辟出前进的路途，柳暗花明，正是寻出新路以后的境界”。“在‘山穷水尽疑无路’以后，忽然遇到‘柳暗花明又一村’，这全靠自己不丧失希望，寻觅正确的路途，前进，前进，不断前进。”“柳暗花明的境界，永存在我们的心头，可以增加勇气，坚强信心，中国永远是有前途的。”^[2] 这篇文章反映了邵力子当时的心情。

邵力子以67岁的高龄，终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了光明的道路。

[1]　邵力子：《政府与中共会谈经过》，《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上），重庆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330页。
[2]　邵力子在民主建国茶会上的讲话，《政治协商会议侧写》，文汇出版社，第6页。
[3]　《和平老人邵力子》，《联合画报》第226期。
[1]　刘斐、屈武：《青史有情》，《和平老人邵力子》。
[1]　程思远、张丰胄：《和平的使者》，《和平老人邵力子》。
[2]　张丰胄：《1949年国共和谈的有关史料》，《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
[1]　张丰胄：《1949年国共和谈的有关史料》，《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
[2]　邵力子：《柳暗花明》，《文艺春秋》，194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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