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撰者话
聂耳，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他短暂的创作生涯中，创作了《毕业歌》、《大路歌》、《义勇军进行曲》等歌曲，对唤起民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1954年，郭沫若为聂耳撰写的碑文中誉他为“中国革命之号角”、“人民解放之鼙鼓”，更赞誉他所谱的《义勇军进行曲》“闻其声者莫不油然而兴爱国之思，壮然而宏志之气，毅然而同趣于共同之鹄的”。新中国成立后，《义勇军进行曲》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一
聂耳1912年2月15日出生于昆明，原名聂守信，号子义（紫艺），祖籍云南省玉溪县。他的父亲聂鸿信是个中医，光绪末年由玉溪迁到省城昆明，在甬道街开了一个叫“成春堂”的小中药铺。聂耳有两个姐姐，三个哥哥，他最小。他四岁时父亲病逝，从此家境贫困，全家的生活重担落在他母亲一人身上。
聂耳的母亲彭寂宽，是一个勤劳而倔犟的傣族妇女。她原来就随丈夫学会了一些医药知识，帮助丈夫配方制药。丈夫去世后，她一面继续经营“成春堂”药铺，行医卖药，一面帮人做针线、洗衣服，依靠微薄的收入来养活全家。她把自己的欢乐和幸福寄托在孩子身上，用全部的心血来教育他们成长。
1918年，聂耳进入昆明师范附小读书。初小毕业后，因为家里拿不出10多元钱来做当时学校规定的“童子军”制服，只好转到私立的求实小学继续念高小。
童年时代的聂耳，就受到云南丰富而优美的民间音乐和地方戏曲的熏陶。他的母亲是他的第一个民间音乐启蒙老师。母亲会唱许多民歌，在给孩子们讲故事时，有时就情不自禁地唱起一些优美动听的曲调。这些民间曲调好像种子，深深地播种在聂耳幼小的心灵里。幼年的聂耳，也常去茶馆听滇剧清唱，逢年过节又跑到近郊去观看农民表演花灯，还常常一个人到郊外听农民“对歌”。他的记忆力特别好，白天听了别人唱的调子，晚上能原原本本地唱给家里人听。聂耳10岁时，跟邻居一位姓邱的木匠师傅学会了吹笛子。后来又学会了拉二胡、弹三弦和月琴。求实小学组织了一个学生音乐团，聂耳在音乐团里除了演奏乐器，还担任过指挥。
1925年，聂耳小学毕业了。当时昆明一般的中学都要学生在学校搭伙住宿，收费较高，只有联合中学招收走读生。聂耳和一些较为贫寒的学生都争着报考联合中学，他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为该校插班生。
聂耳进入中学的时候，正是全国学生运动高涨、工人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革命大风暴即将到来的信号传遍各地，也冲击着偏僻的云南。上海掀起的五卅运动，以及接踵而来的各地工人的罢工斗争，深深地触动着聂耳。他在一篇作文中写道：“自‘五卅’惨案发生以后，国内罢工之风潮纷纷四起。始有上海之纱厂，次则商务、中华二书局，而最近有电报局及汉阳铁厂之罢工。……此为何也？盖受资本家之压迫，生计之日高，工资之不敷故也。”“吾人欲免除罢工之患，非打破资产阶级不可”。少年时期的聂耳，已朦胧地受到了革命风潮的影响。
1927年聂耳初中毕业，同年秋季报考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这是当时昆明唯一的公费学校，因此报考的人很多，而录取的比例只有1/10，但聂耳仍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该校高级部（相当于现在的中等师范）英文组。他非常珍惜这一难得的学习机会，除了认真读书外，对音乐、戏剧、文学、美术、体育都有着广泛的兴趣。在学校里，他是文艺活动最活跃的分子，演剧时经常扮演女角（因当时实行男女分校）。因为他曾在《克拉维歌》一剧中扮演过女主角“马莉亚”，后来“马莉亚”竟一度成了他的外号。
当时云南已建立了中共云南省临时工委和共青团省委。省师是党团组织秘密活动的重要据点。党团员通过阅读进步书籍、交朋友等活动，在学生中传播革命思想，发展组织。聂耳阅读了《东方杂志》的“李宁专号”（李宁即列宁）、《创造月刊》，以及鲁迅的《呐喊》、《彷徨》等多种书刊，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启发与教育。在党团组织的帮助下，后来还直接阅读过一些马列主义的著作。他在1927年11月30日的寒假日记中写道：“今天早晨我读了几页马克思的文件。”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云南新上台的军阀忙于内部混战，还未来得及对付革命群众运动。1928年初，龙云在与其他军阀的争斗中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后，即步“四· 一二”、“七· 一五”的后尘，开始执行蒋介石的“清共”政策。3月30日，共产党人赵琴仙、陈祖武、罗采惨遭杀害。聂耳亲眼目睹了赵琴仙等烈士宁死不屈，英勇牺牲的壮烈情景。在新军阀制造的白色恐怖下，聂耳没有退缩，而是更勇敢地为追求革命真理而斗争。1928年秋，在革命处于低潮的形势下，他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积极参加秘密印刷和散发传单等革命活动。
1928年，中共云南省临时工委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将工作重点逐步转移到农村和工矿区。聂耳当时一方面为革命事业不能迅速推进而苦闷，一方面感到云南社会风气闭塞，一心想到外省开拓眼界、增长见识。因此，他在1928年11月，瞒着家里报考了驻所在湖南的云南十六军的学生军。离昆明前，他以为学生军就是军官学校。但到了湖南，却一律被编入新兵队。后来得到同学的帮助，才脱离新兵队，当了一个上士文书。次年3月被编入“军官团”，4月被遣散。几个月的士兵生活，使他有机会接触那些朴实的青年农民，对他了解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思想，起了一定的作用。
1929年5月初，聂耳由广州回到昆明，仍到省立第一师范原班读书，同时继续参加党团组织领导的各种革命活动。这以后，他特别加强了对马列主义著作的学习。在5月23日和24日两天的日记中，他曾写下了自己的学习心得笔记：唯物史观；经济条件绝对律：人类意志的决定是绝对受经济条件之支配。马克思说，物质是历史的重心。唯物史观认为生产方法的变动为一切制度变动的标准。马克思说，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进化的原因。要有阶级斗争，社会才有进步，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进化〔的〕直接动力。马克思说，资本家所得的利益是剥夺劳动者的过剩劳动力创造的价值；资本集中是资本主义自己造坟墓。聂耳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和观点，有了一些初步的认识。
聂耳在参加革命活动的同时，还经常参加各种音乐演奏活动。他有时在一些“同乐会”、“恳亲会”上演奏小提琴；有时在一些晚会上表演口技、双簧、魔术等节目。还经常与一些朋友在一起演奏中外名曲。
1929年7月11日，由于云南军阀内部的混战，在昆明引起了一场空前的火药爆炸事件，3000余家居民的房屋被炸毁，死伤人数在4000以上。昆明街头无家可归、无米可炊的灾民不计其数。中共云南省临时工委成立了“互济会”的群众组织，发动募捐救灾；在昆明学生中也成立了“七一一青年救济团”，聂耳是青年救济团的主要成员。他在协助灾民解决衣物、住宿、卫生、教育和开展宣传工作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还发动灾民到军阀政府请愿，要求严惩祸首，赔偿损失。反动派对此大为恐慌，派军警四处逮捕学生。聂耳在群众的掩护下侥幸走脱，到乡下去躲避了一段时间。
1930年年初，云南新军阀的混战基本结束，龙云的独裁统治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又回过头来镇压革命人民，许多共产党人被捕被杀，也有少数不坚定的分子当了可耻的叛徒。这年5月，叛徒供出了聂耳参加共青团的情况。抓人的黑名单已经摆在法院院长的桌子上了。这个院长的儿子与聂耳的三哥是同事，他看到黑名单上有聂耳的名字，马上偷偷跑到聂耳家里报信。家里很快去学校把聂耳喊回来，让他躲藏起来。但这终不是长久之计，一家人都为他的安全担心。刚好这时有个商人邀约聂耳的三哥去上海的一家名为“云丰申庄”的商号帮忙，经征得这个商人的同意，家里决定让聂耳顶替他三哥去上海。7月10日，聂耳告别了亲人，取道越南前往上海。
二
1930年7月18日，聂耳只身到了上海，在“云丰申庄”当伙计。
上海是帝国主义、封建买办阶级和一切反动腐朽势力的大本营，同时又是一个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是左翼文化运动的中心。聂耳一到上海，就进入到这样一个复杂的环境中。但良好的家庭教育和革命斗争的锻炼，使他把握住了正确的方向。他在给二哥的信中说：“繁华的上海，藏污纳垢，您的弟弟早深深地感到。请您象以前一样地相信他，他决不会误入歧途的。”
“云丰申庄”的经营业务只有一桩，就是从上海采购香烟邮寄昆明销售。他们靠一个在邮局工作的股东瞒过高额的特种消费税，从中牟利赚钱。聂耳负责采办、包装和发放香烟回云南，每天劳动达10小时以上。开始没有工薪，只供食宿，后来每月发15元钱，除吃饭外，也仅够添些衣服和零用。这个商号在虹口公平路的一条弄堂里，居住条件很差，周围环境杂乱不堪。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聂耳仍坚持学习英文、日文，学习革命文艺理论。1930年10月19日，他在日记中写道：“看了几篇革命文学论文，指示给我现在艺术运动的主要任务是要大众化。”“今后我们研究和创作文艺的方针将改变”，要“向着新的艺术运动的路上跑去”。工作之余，他还经常练习口琴、二胡。他最喜爱的乐器是小提琴，可是靠那几个仅能糊口的薪俸是买不起的。直到1931年2月，他替云南戏剧院租了几部上海影片，因而得了100元的酬劳。他把这笔钱一半寄给母亲，另一半买了一把廉价的小提琴和几本乐谱，才使多年的心愿得以实现。
在极端困难的环境里，聂耳仍然没有忘记昆明的斗争生活。每逢“八一”南昌起义纪念日和苏联十月革命节，他总是兴奋地注视着街头，希望能看到革命群众迎接节日的纪念活动。可是每次都使他失望。他在1930年8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上海的‘八一’，料想中不会这样，因为租界已经先期严密防犯。今天的报纸开始便是‘今天八一华租界严密防犯’。”到上海两个多月后，聂耳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上海反帝大同盟和一些群众性的示威游行。
1931年3月，“云丰申庄”因漏税的事情败露，受到巨额罚款后倒闭。聂耳随之失业。正当他徘徊街头、为寻找工作而四处奔波的时候，突然从报上看到了明月歌剧社招考乐队练习生的广告，待遇除供给食宿外，每月还津贴10元零用钱。这对聂耳是个多么难得的机会呀! 它不仅可以解决眼前的温饱问题，更重要的，这是一个专门从事音乐的地方。
4月，聂耳考入了明月歌剧社。从此，正式开始了他的艺术生涯。他一心钻入艺术之宫，勤奋刻苦地学习他最喜爱的小提琴演奏，每天练习的时间都在六个小时以上。那时候，他的日记中经常出现“一天的小提琴生活”这样的字样，外界的一切仿佛都被他忘却了。功夫不负苦心人，经过半年多的勤学苦练，聂耳的小提琴演奏技巧有了很大提高，成了乐队的主要小提琴手。
聂耳到明月歌剧社时，用的是“聂紫艺”的名字。因为他有一副天生的十分敏锐的耳朵，擅长模仿别人说话的声音和腔调，又因为他姓聂，因此很多人就叫他“耳朵先生”。后来他索性在自己的姓下面加一个“耳”字作名。因为这个名字叫起来很顺口，很快便被大家传开了。
在明月歌剧社里，聂耳除了伴奏，还经常登台演出。1931年7月初，他参加了明月歌剧社在北京大戏院的演出。这是聂耳第一次在上海登台表演。那几天天气很热，每天要连续演出三场，非常吃力。但他一连演了4天，总共才得到6块钱的报酬。为此，他在7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资本家的剥削，着实是无微不至啊!”“细想一下，这种残酷的生活，也不亚于那些工人们大汗淋漓地在那高热的机械下苦作”。聂耳愿将自己比作劳苦的工人，这在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中是很难得的。
聂耳在繁忙的演出和专心学习小提琴之余，还通过看电影、听唱片、听音乐会等等活动，来提高自己的音乐鉴赏能力，并刻苦自学各种音乐知识和作曲理论，研究和声和钻研民族音乐。
在紧张而艰苦的工作和学习中，聂耳经常进行自我反省，严格要求自己。1931年7月10日，即聂耳离开家乡到上海刚满一年的时候，他在日记中对自己作了这样的反省：“在这一年中，我的生活虽有小小的变迁，但仍不如我计划中的一年应有的进步。”他感到自己“背驰了原定的路线”，“放松了某一种思想的发展”，认为头等重要的事情应该是学习革命理论，用马列著作来武装自己。因而他开始制订学习计划。当学习计划订出来的时候，他感到了“从来没有过的愉快”，兴奋地在日记中用英语写道：“现在的聂耳，不是过去的聂守信!”这以后，聂耳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反杜林论》等马列著作，并取得了很大的收获。他在8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不论你从哪条路跑，你对于哲学的基础不稳定，终于是难得走通的。”“新的脑子的培养，不是用一个模型一套，便一次铸成永不会腐破的。它正如一棵幼小的植物，随时都要合理的灌溉”。否则，“它的一生总是枯萎不振的”。
继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1932年上海又发生了“一· 二八”事变，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热潮汹涌澎湃。上海爱国军民不顾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阻挠和破坏，自动奋起抵抗日本侵略军的进攻。急风暴雨的斗争，更加唤起了聂耳的战斗激情。他对自己过去一度脱离革命斗争，单纯追求音乐艺术的倾向，进一步作了无情的批判。就在“—· 二八”事变后的第十天，即1932年2月7日，他向自己提出了“怎样去做革命的音乐”的问题。他在日记中质问自己：“像过去这样，一天几个钟头刻苦做基本练习，练了几年，几十年，成为一个小提琴名家又怎么样？你能兴奋起、鼓动起劳苦群众的情绪吗？”他对这个问题，作了断然否定的回答：“不对，此路不通，早些醒悟吧!”
就在这时，党组织向他伸出了热情关怀的手。1932年4月，聂耳与革命戏剧家、诗人田汉发生了联系。据田汉后来回忆，在他们初步会晤中，聂耳谈了他的政治见解和艺术见解，倾吐了他对共产党的渴望、仰慕和寻求，表示要好好学习，把自己的一切才能都献给党。
党组织的培养和教育，使聂耳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在外敌入侵，民族危亡的严重时刻，明月歌剧社仍然演出一些与时代的脉搏和人民大众的需要格格不入的轻歌曼舞，聂耳对这种状况深为不满。1932年7月，他在左翼刊物《电影艺术》上，用“黑天使”的笔名，发表了题为《中国歌舞短论》的文章，以鲜明的观点，尖锐地指出了明月歌剧社和中国歌舞界所存在的问题，批判了为歌舞而歌舞的观点，主张歌舞必须为大众服务，指出了今后发展的方向。可是这些正确意见，却引起了明月歌剧社一些人的忌恨。这年8月，聂耳以叛逆者的姿态，愤然离开了明月歌剧社。
8月11日，聂耳由上海到了北平。9月，他报考北平艺术学院未被录取，只好花钱去找一个叫托诺夫的俄国私人教师，继续学习小提琴。聂耳刻苦学习的精神和优秀的成绩，受到了托诺夫的称赞。
聂耳通过上海左翼戏剧家联盟，很快与北平剧联取得了联系，参加了他们的演出活动，曾在高尔基的独幕剧《血衣》中扮演角色。10月28日，清华大学邀请北平剧联去演出。当时的斗争很激烈，空气很紧张。在演唱《国际歌》时，台下的右派学生起哄捣乱，有的还往台上扔石头，担任钢琴伴奏的人被吓跑了，聂耳不畏强暴，仍坚持用小提琴把这首无产阶级的战歌演奏完。
聂耳参加了北平左翼音乐家联盟的组建工作，协助他们草拟组织大纲，召开成立大会，使北平音乐家联盟很快组织了起来。
聂耳在北平期间，还经常深入贫民区天桥等地，收集北方民族和民间音乐素材，体验劳苦人民发自内心的呼声。在9月11日的日记中，他写道：我“攒入了一个低级的社会。在这儿，充满了工人们、车夫、流氓无产阶级的汗臭。……有的在卖嗓子，有的在卖武功，这些吼声，这些真刀真枪的对打声、锣鼓声……是他们生命的挣扎，是他们向敌人进攻时的冲锋号。”
11月初，北平的天气已经很寒冷，而聂耳的棉衣还在上海的当铺里。他没有考上学校，工作也无着落，不得不决定重返上海，另外寻找工作。
三
1932年11月8日，聂耳由北平回到上海，先后在联华影业公司一厂、百代唱片公司、联华影业二厂做事。
1933年初，经田汉介绍，聂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不断侵占我国领土，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年代；也是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人民实行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最疯狂的时候。在此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交织，白色恐怖严重的时刻，聂耳毅然以一个民族战士和阶级战士的姿态站在斗争的前列，决心为党的事业献出自己的一切。
入党后，在党组织的帮助下，聂耳清楚地认识到：“音乐与其他艺术、诗、小说、戏剧一样，它是代替大众在呐喊，大众必然会要求音乐的新内容和演奏，并作曲家的新态度。”（1933年6月3日日记）他鞭策自己，加倍地刻苦学习，决心拿起音乐这个战斗武器，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服务。于是，他开始了艰苦的音乐创作活动。
由于有正确思想作指导和自己的刻苦努力，在入党后两年多的时间，聂耳的艺术才华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以饱满的革命热情，成功地创作了30多首充满战斗激情和富于劳动人民感情的乐曲。这两年多的时间，是他一生中最光辉灿烂的时期。
从北平回到上海后，聂耳先在联华影业公司一厂担任场记。1933年夏天，该厂拍摄《母性之光》的影片时，聂耳除了担任场记外，还为该片创作了一首电影插曲《开矿歌》，这是聂耳写的第一首电影歌曲。联华影业公司规定，公司的职员除了担负自己的本职工作外，还要根据需要，随时准备担任各种群众角色。《母性之光》中有一个黑矿工的群众角色，化装时必须全身涂黑，当时没有一个演员肯干，聂耳主动承担了这个角色，并且成功地塑造了这个工人阶级的形象。以后，聂耳还在电影《小玩意》、《渔光曲》等影片中扮演过各种角色。
当时聂耳的工作相当繁重。在厂内，除了担任电影场记和各种角色外，还担任了音乐股主任、俱乐部执行委员兼秘书、剧本起草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在厂外，聂耳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他是中国电影文化协会的常委兼组织部秘书，还参加了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和任光等一起发起组织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共同研究音乐理论和创作问题。此外，他还经常随左翼剧联到工厂、学校开展演出活动。有一次，他随左翼剧联的剧团到上海郊区用上海话向农民和学生演出反帝话剧，受到热烈欢迎。
在党的领导下，左翼电影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文化”围剿。敌人恼羞成怒，于1933年11月派遣特务砸毁了曾经拍摄过进步影片的艺华影业公司，同时发出通告，禁止各影业公司及电影院拍摄和上映进步影片。聂耳在联华公司老板的眼里，早就被视为左倾分子。1934年1月，老板以请聂耳“休养身体”为借口，将他辞退。
1934年4月1日，聂耳根据党组织的安排，进入了英国人经营的百代唱片公司工作。尽管当时反动政府对报刊、杂志、电影进行着严格的审查与控制，但由于百代唱片公司是外国人办的，因此他们也不敢进行干涉。而外国老板则只顾赚钱，别的事情很少过问。聂耳在百代公司，主要协助原已进入该公司的革命音乐家任光做收音工作。他们利用自己掌握的方便条件，在发行电影歌曲、流行歌曲的同时，发行了大量革命歌曲，仅聂耳的歌曲就有20余首灌制了唱片，民间器乐曲《金蛇狂舞》、《翠湖春晓》、《山国情侣》等，都是由聂耳改编并灌制成唱片的。这是聂耳对继承和发展我国民族民间音乐的一个贡献。在百代公司，聂耳还组织了一个“百代国乐队”，虽然只有5个人，但也公开演奏，很受欢迎。
6月30日，左翼剧联在上海演出了由田汉编剧的《扬子江暴风雨》。聂耳除为这个歌剧创作了插曲《码头工人歌》、《打砖歌》、《打桩歌》、《苦力歌》之外，还扮演了剧中的主角——打砖工人老王。他那卓越的表演技巧，曾得到当时报纸和舆论的好评。
1934年，党直接领导下的电通影片公司成立了。电通公司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是《桃李劫》，聂耳著名的《毕业歌》就是为这部电影创作的主题歌。12月，他又为影片《大路》配乐。《大路歌》和《开路先锋》，就是他为这部影片配的两首歌曲。
1935年1月，聂耳重新进入联华影业公司，担任二厂音乐部主任，为影片《新女性》创作了《新女性》组歌。为了演唱好这首充满革命思想和战斗激情的组歌，聂耳专门发起组织了一个联华声乐团，并亲自担任辅导和指挥。这个声乐团的成员很多都是当时沪东公司的女工。春节期间，影片《新女性》尚未放映，聂耳指挥身着工装的联华声乐团的姐妹们，公开演唱了《新女性》组歌，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
聂耳的歌曲为什么这样受到人们的欢迎？这是因为他们的创作源泉来自人民大众，特别是工人群众的生活和斗争。他创作《码头工人歌》时，经常到上海码头去观察与体验码头工人的生活，与工人一起谈心，一起劳动，一起哼着劳动的号子，因此才谱写出了反映工人心声的旋律。在创作《新女性》这首歌曲时，他多次踏着晨霜夜露到纺织工厂去体验女工的劳动生活，倾听她们的呼声，了解她们的疾苦，学习她们的语言。为着创作《卖报歌》这样一个音乐小品，聂耳与一个小报童交上了朋友。在一段时间里，他们几乎天天见面，问寒问暖，亲切交谈。《卖报歌》写成后，这个被人们称作“小毛头”的女报童，又是他的第一个听众和教唱的对象。
1935年3月，党领导的电通影业公司决定拍摄《风云儿女》。聂耳听说这部影片有一个主题歌需要作曲，便主动跑去找担任编剧的夏衍。夏衍后来回忆说：“我给他看了电影剧本，这个剧本的故事是他早已知道的，所以一拿到手就找最后的那一首歌，他看了两遍，很快地说：‘作曲交给我，我干!’等不及我开口，他已经伸出手来和我握手了。‘我干，交给我!’他重复了一遍，‘田先生（即词作者田汉）一定会同意的’。”这个主题歌就是后来震撼中华大地的、世界闻名的《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杰出的革命战歌，表达了亿万人民共同的心愿，喊出了中国人民要求奋起抗战的呼声，发出了中华民族的怒吼，因此深受人民喜爱，很快传遍全国，而且经久不衰。全国解放后，又被正式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随着《桃李劫》、《大路》、《新女性》等影片的放映和影片主题歌唱片的发行，聂耳创作的《大路歌》、《开路先锋》、《码头工人歌》、《毕业歌》、《新女性》、《卖报歌》、《铁蹄下的歌女》等优秀歌曲（《义勇军进行曲》是到日本定稿后寄回来的），很快不胫而走，传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成为鼓舞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也正因为这样，聂耳的名字引起了反动派的恐惧和仇恨。1935年4月1日，突然得到反动派要逮捕聂耳的消息，党组织为了保护这个奋发有为的青年革命战士，同时考虑到他渴望得到进一步深造的要求，决定让他取道日本，然后去苏联和欧洲其他国家学习、考察。
4月18日，聂耳到达日本东京。一落脚，他就马上开始了对日本音乐的观摩、考察和研究工作，整天忙于参观学习，观看演出。他打算在日本多停留一段时间，专门给自己制定了一份四个“三月计划”。第一个“三月计划”的重点是突破语言关，同时进行大量的社会调查。
6月2日，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中华青年会馆内举行第五次艺术聚餐会。聂耳在会上作了题为《最近中国音乐界的总检讨》的报告，还演唱了他创作的《大路歌》、《开路先锋》、《码头工人歌》和《义勇军进行曲》等歌曲。他的演说和演唱，深深地打动了与会的中国留学生，不少人评论说，聂耳不仅是一个进步的音乐家，还是一个演说家和社会活动家。
在短短的时间里，聂耳结识了秋田雨雀、滨田实弘等日本文学艺术界进步人士，并通过他们与新协剧团、新筑地剧团等文艺团体建立了联系，观看了他们的排练和演出。
为了更直接地了解日本剧团的演出情况，聂耳应邀参加了新协剧团去大阪、神户、京都等地的旅行公演。为此，他没有和绝大部分中国留学生一起去房州海滨避暑度假，而是通过新协剧团一个朝鲜朋友的介绍，到神奈川县藤泽市鹄沼海滨去洗海水浴，还准备登临富士山，然后赶到大阪与新协剧团的大队人马会合，参加演出。
聂耳到藤泽市后，住在日本友人家里，几乎每天都去鹄沼海滨游泳。
7月16日，聂耳总结了他到达日本后的第一个“三月计划”执行的情况。他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日语会话和看书能力的确是进步了，听了很多音乐演出，练小提琴的时间也比在国内多，提前实现了第一个“三月计划”。7月17日，正当他开始实行第二个“三月计划”的时候，他与友人去鹄沼海滨游泳，被无情的海水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
聂耳不幸逝世的消息传开后，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及国内文艺界都沉痛地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深深怀念这位杰出的人民音乐家。
1935年夏末，聂耳的骨灰和遗物，由他的生前好友张天虚、郑子平护送回上海，于1937年10月1日，安葬在风景优美的昆明西山。解放后，1954年人民政府在原地重建了聂耳墓，郭沫若亲笔题写了碑文。同年，日本的友好人士和团体，也在聂耳遇难的鹄沼海滨修建了聂耳纪念碑；1962年成立了聂耳纪念碑保存会；1965年又重建了被海啸冲毁的聂耳纪念碑，并规定每年的7月17日为“聂耳祭”的日子。1980年，昆明市政府又在西山扩大、重修了聂耳墓，前往吊唁的人民群众和中外人士络绎不绝。1981年，聂耳出生地中国昆明市与遇难地日本藤泽市结成了友好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