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底，党中央布置在香港的民主人士秘密离开香港赴解放区。茅盾遂于12月动身经大连到达沈阳。北平和平解放后，他于1949年2月中旬进入北平。

7月2日至19日，第一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这次盛会，是解放区的和坚持在国统区进行斗争的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的大会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莅临会场并讲了话。茅盾在会上作了题为《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的发展的革命文艺》的报告，对抗日战争爆发以来国统区的文艺运动作了总结。茅盾在会上当选为全国文联副主席和全国文协主席，担负起全国文化和文学艺术部门的领导工作。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茅盾出席会议，被选为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担任过政务院文化部部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并历任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此外，他还担任《人民文学》和《译文》主编。

作为中国人民的文化使者和政府代表，茅盾参加了一系列国际会议和友好交往，为世界和平文化交流作了不懈的努力。1954年6月，他率中国代表团赴瑞典，参加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缓和国际局势大会。1956年12月，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赴印度新德里，出席亚洲作家代表大会。1958年7月，率中国作家代表团出席在印度塔什干举行的亚非作家代表大会。1962年2月，率中国作家代表团出席在埃及开罗召开的第二届亚非作家会议，作了《为风云变色时代的亚非文学的灿烂前景而祝福》的报告，指出亚非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一定能够创造出比过去更加光辉灿烂的文化。

1960年7月，茅盾参加第三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作了题为《反映社会主义跃进的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的报告，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所取得的光辉成就。报告也指出了1958年“大跃进”中存在着文艺浮夸的弊端，要求在文艺工作中坚持如实反映社会现实，正确分析社会现象。

茅盾高度重视并亲自过问文学方面的编辑出版工作。他先后主编过《人民文学》、《中国文学》（英文版）、《译文》等刊物和《新文学选集》等书籍，还写了《漫谈编辑工作》、《在编辑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等文章，就当时编辑工作中的一些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茅盾还一如既往地奖掖广大青年作家，指导初学者和群众性的文学活动。他在1953年9月作的《新的现实和新的任务》报告中，明确提出必须“以最大努力培养青年作家，加强对于青年和初学写作者的指导，传播成熟的经验。特别要注意从工农干部中培养出新作家”，并以此作为作协的主要任务之一。此外，茅盾还不遗余力地通过评论文章，热情推荐新人新作。1959年1月出版的《鼓吹集》和1962年10月出版的《鼓吹续集》，留下了他为新人新作鼓吹的辛勤劳绩。如青年作家谷峪的《新事新办》、茹志鹃的《百合花》、王愿坚的《七根火柴》、杨沫的《青春之歌》等等。

茅盾对一些老作家的创作也进行了鼓励和支持。1974年他和历史小说作家姚雪垠恢复通信后，对他在冷漠和孤独环境中坚持写作《李自成》深为赞赏。他在阅读该小说第二卷后，写下了一万多字的读后感和意见。茅盾十分欣赏这部著作，他说：“这种横云断峰的布局，书中屡见，这构成了全书一弛一张的节奏”、“人物描写，……是结合事变来表现，而不是作抽象的叙述，这是主要的成功的一点。”^[1] 他后来在《关于长篇小说〈李自成〉》一文中，谈了如何写历史小说的问题，认为应做到“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完全一致”。

“文化大革命”期间，茅盾和许多老作家一样，遭到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种种污蔑和迫害。1976年茅盾80岁时，著名诗人臧克家特地为他写了一首祝寿诗：著书岂只为稻粱？遵命前驱笔作枪。

携手迅翁张左翼，并肩郭老战文场。

光焰炯炯灼子夜，野火星星燎大荒。

雨露时时花竞放，清风晚节老梅香。

全诗生动地反映了革命文学家茅盾的光辉一生。

“文革”后，1978年3月，他继续当选为政协副主席，这时的茅盾重新焕发了青春。虽然身体衰弱，精力不济，但他仍勉力工作：整理和编排旧作，为数十种刊物和书籍题字，为两百多本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题签并作序，热情赞扬编者的劳绩。5月，全国文联召开扩大会议，茅盾致开幕词，并继续当选为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从这月开始，84岁高龄的茅盾为《新文学史料》撰写回忆录。1980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我走过的道路》。该书如实地记叙了茅盾的一生，为现代文学史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新中国成立后，茅盾没有进行创作活动。但他写了许多有指导意义的文艺论著，宣传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总结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经验，培养新生力量，为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作出了贡献。他的主要著作有《夜读偶记》、《关于历史和历史剧》、《茅盾选集》、《读书杂记》等。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茅盾文集》（十卷本）。

1981年3月14日，茅盾病危之际，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要求追认他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3月27日，茅盾病情恶化，在北京逝世。3月31日，中共中央决定恢复他的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

[1]　韦韬、陈小曼：《父亲茅盾的晚年》，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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